张爱玲《秧歌》读后感

　　张爱玲《秧歌》读后感一

　　再不想到，停留在大都市的、爱情故事里的张爱玲，竟能够写出这样的，悲戚苍凉的农民的故事。

　　——题记

　　我想，但凡读张爱玲的人都会觉得她笔下的故事是属於大都市的，就好像她在一篇《写什麽》的文章里开头就这样写：‘有个朋友问我：“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麽?”我想了一想，说：“不会。要末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

　　後来从别处打听到，原来阿妈不能算无产阶级。幸而我并没有改变作风的计划，否则是要大为失望了。’说这样话的张爱玲只有二十三四岁的年纪罢?还生活在孤岛的上海，又是租借区，自然离得‘无产阶级’太过遥远，也绝不想到要写无产阶级的故事。她的笔下，从来写的都是她知道的人跟事，当然，这也让很多她的熟人、朋友、亲戚对她不满的原因，——没有哪一个人会欢喜自己的故事被世人看进眼睛里去，又不是什麽光彩的事。

　　终究这些人是大都市里的人，读他们的故事会让人，城市里的人容易就有了一种共鸣，好像看了自己身边的人跟事似的。人，总免不了生出来窥探旁的人的生活的好奇心，人性的弱点?

　　当然，张爱玲的那些对爱情的深刻见骨的话语亦是人们喜爱她的原因，虽说那些话总是芒刺一般，到底又插进到了人心最深的地方去了，让人无法不喜欢。深入到读者心里的张爱玲是属於都市的，绝不会有人生出来丝毫的异议。可是，都市里的、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张爱玲终究又写了一个完完全全的农民的故事，——《秧歌》。

　　《秧歌》，很多年以前我就知道了这一部小说，但直到近日才真正读到了它，也了却了我的一桩多年的心愿。只是，这一部张爱玲的小说却让我读得那样沉重，又隐隐约约的有了一种了然：怪道当年中国政府要封杀张爱玲，原来是这样呀。

　　《秧歌》，一部让人落泪的故事。

　　《秧歌》的故事发生在50年代初期的中国。那是激烈动荡的年代。荣获了劳动模范的金根，每日记挂在心的事情，除了自己跟女儿的温饱，就是在上海帮佣的、即将要回家团圆的妻子月香了。

　　月香回到了家里，但是她却并没有多少喜悦，毕竟不是心甘情愿的。只是月香不想到，家里竟是那样的贫穷!甚至每日只能够以只见水不见米的米汤配青草果腹。村子里的村民都在饥馑中煎熬着。饶大家如何的想尽办法藏牲畜、藏米粮，仍躲不过去!政府将村民搜刮的精光!要过年了，忍无可忍的村民终於发生了暴动，却遭到了民兵的开枪镇压。

　　金根和月香的女儿在暴动中被活活踩死了，夫妻两个也成了‘反革命分子’遭到追捕。——毕竟，村子里的干部王同志要为自己找一个开脱的合理藉口，这样的暴动实在是需要有替罪羊来封堵上头的人的嘴的。……新年终於到了，村子里的男男女女都抹上了胭脂，跳着‘秧歌舞’庆祝丰收，只是，因为年底抢粮很多人被打死了，王同志只能命令他的警卫员小张同志将村子里的老年人动员了起来。参差不齐的秧歌队伍，大锣小锣的‘呛呛嘁呛呛!’，庞大的天空底下，非但不给人多少欢愉，倒反透着无尽的苍凉与无奈……

　　张爱玲将这悲凉、哀伤又无奈的故事讲得很是平淡，叫人不由得想起来余华的《活着》跟《许三观卖血记》了。(余华可是读过张爱玲的这一部《秧歌》?)或许，有时候，愈是平淡却愈是震撼人?——淡淡的字里行间弥漫出来的饥饿、恐惧的痛苦更让人不忍读。

　　当然，又惊讶於张爱玲的天才，农村题材的故事竟也讲得那麽活生生的。果然她曾经跟着文艺工作组下去过农村体验生活?为了歌颂土改的伟大成果?我不知道。张爱玲到底在农村看见了什麽、听见了什麽，但是小说後边的《跋》却让我对张爱玲又生出来一份敬意。

　　即便不是一个作家，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她亦是有一份悲悯的情怀的罢?不然她怎麽会在《跋》的最後写上一句‘这些片段的故事，都是使我无法忘记的，放在心里带东带西的，已经有好几年了。现在总算写了出来，或者可以让许多人来分担这沉重的心情。’对於中国农民的逆来顺受的悲惨的命运，张爱玲是悲悯的，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她能够做到的亦只能够是将它写出来，平淡的写出来，却依旧遭遇到了被封杀的命运。

　　或许，就是她藉着小说《十八春》里的张慕瑾的嘴巴说出来的：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50年代，《秧歌》是政治性的小说，是张爱玲的‘坏作品’。实际上呢?读过之後，我并不觉得她写得不好，倒反而觉得好，虽说很多农村的场景在她的《异乡记》里读到过。

　　不管怎样，《秧歌》让我看到了农民的苦难，上世纪50年代的农民的苦难。太苦难了，不由得人会感慨：中国的农民总是苦难的呀。就好像小说里的老农妇谭大娘这样说：‘我见过的事情就多了。一会儿这个来了，一会儿那个来了，兵来过了又是土匪。这回是比什麽土匪都厉害。地下埋着四两小米，他都有本事知道!嗳，不要想瞒得过他们!’——农民总是要遭受这样那样的盘剥，不论怎样的换了国家的主人。

　　《秧歌》，我想，还是值得读的罢?胡适先生这样评说此书：‘此书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书名大可题做「饿」字——写的细致，忠厚，可以说是写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众读的文艺作品，此书当然是最好的了。’当然，即便没有胡适先生这样说，只因为张爱玲，亦是要读的罢?

　　张爱玲《秧歌》读后感二

　　很久没有人谈起《秧歌》了。在推陈出新，五光十色的现代小说书中，这部著作似乎已被遗忘。可是，如果史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一九三九年初版)仍旧在大学的英文系里当作经典之作来讨论，这本薄薄的《秧歌》在我们的记忆中就应该有一个尊贵的地位。张爱玲的许多脍灸人口的作品——譬如《半生缘》——只是引人入胜的言情小说而已，没有什么深度可言。淡淡的《秧歌》，即绝封是一部“世界级”的艺术品。

　　轻描淡写的深情

　　以最谈的笔调来写最深最浓的感情是张爱玲一贯的特点。譬如说，夫妻之情。金根兴月香分离三年后重聚，作者不正面去写两人如何倾吐思念，却写金根如何写妻子杯热茶，猛然想起一屋子外人，又驻足不前。她不提做丈夫的如何渴想妻子温软的肉体，即写他如何发现妻子头后有颗痣——如果不足意念中妻子的体温优香，男人怎么会说得女人本来颈后无痣?

　　写兄妹之情。作者不说金根做哥的如何疼惜这个妹妹，她只偶然提起：在知道妈妈没有米下锅的那一天，做哥哥的一大早就把小妹带到田野里去疯了一天，天黑了才快乐的回家。农家的困乏、小孩心思的细密、感情的真挚，都在“不言”中流露出来。

　　贫贱夫妻的爱与恨也从侧面点出。第十章写夫妻吵架。各自上了床，金根想翻身抱住妻了，求一点慰籍，但是不敢;月香也等到他睡著了，“方才把棉被分一半给他盖十，又在黑暗中摸索着，给他把被窝塞紧。于是他在睡梦中伸过手臂去拥抱着她，由于习惯。(皇冠，七十三年出版，页一二三)。

　　张爱玲好像一个画家，以云的深来写山的高，而她的云只是一大片留白。中国人的感情又是含蓄隐藏的，作者以“虚”来写“实”，因此很入骨的刻画出中国人的心灵。

　　写悲痛的时候，作者又像个冷血的外科医生，把病体剖开，挑出埋伏在鲜血中悲痛的器官。微笑着一刀切下，不经意的随手一抛，清洁溜溜。可是愈是不经意，中间透出来的恐怖愈是令人不寒而粟。

　　第十二章里，谭老大被迫把心爱的猪奉献出去，杀猪之后，“去了毛的猪脸在人前出现，竟是笑嘻嘻的，两只小眼弯弯的，眯成一丝，极度愉快的。”(页一三五)

　　肚子俄得头昏的金根夫妇一大早起来做年糕——献给伟大的军属。做完之后，月香索性把点年糕的胭脂水粉在自己母女脸上;“那天晚上她们母子俩走来走去，都是两类红体异常……似乎喜气洋洋的。”(页一三一)。

　　月香的孩子被踩死之后，她告诉金花：“……死了!早已死了。”她继续用那种销带惊异的明亮愉快的眼光望着金花。(页一六一)

　　张爱玲的人物在伤心至极的时候，非但不哭天抢地，反而露出欢喜的神气。在这个格格不入的封照之下，读者所感受的不只是书中人物的痛苦，还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恐怖。

　　非常“现代”的技巧

　　在淡淡的笔触下，《秧歌》里得非常档案，没有什么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也不见什么意识流成文字的革命。但很意外的，在朴素的外表之下，这本小说有挖不完的宝藏，而且是非常合乎“现代”价值观的宝藏。

　　譬如现代小说中最常见的“反讽”(irony)，《秧歌》中到处都是。第五章写长时饥饿时月香偷吃一、两片咸菜;镜头一转，看见：白粉墙高处画着小小的几幅墨笔画，一幅扇面形的，书著一簇兰花;一幅六角形的，画着琴襄宝剑……(页六三)

　　代表贵族文化的兰花宝剑墨书挂在俄俘的头上，这是很有力的讽剌。

　　年幼的阿招，曾经坐在父亲挑的篮子里“日光灼灼地望着这世界”(页一六八);“目光灼灼”表示这个初到的生命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与期盼;她所得到的，即是饥饿的煎熬与狂暴的死亡。

　　第十四章写金根夫妇的逃亡与金根的自沉。一开始，读者注意到在天黑之后“只有那溪水是苍白而明亮的，一条宽阔的水面是苍白的。”接着金花见死不救，金根写了不拖累妻子妹妹，带伤跳水自杀。家破人亡之后：那苍白的明亮的溪水在她脚底下潺潺流著……(页一七三)

　　这个重复的意象并不是作者不够。人已经死去又活来，溪水却依旧“苍白明亮”;永恒不变的自然对人的悲剧无动于衷。一张爱玲的悲惨世界里，草木天地并不与人同悲，使“人”觉得更渺小无助。

　　作者还有一种本事，能够“杀人不眨眼”似的把骇人的意象刻画出来。杀猪的一幕很有现代自然主义冷酷的写实作风：金有嫂挑了两桶滚水来，倒在一只大木桶里。他们让那猪坐了进去把它的头极力捺到水里去。那颗头再度出现的时候，毛发蓬松，像个洗澡的小孩子。谭老大拿出一支挖耳来，替它挖耳朵，这想必是他平生第一次的经验。

　　然后他用一个两头向里卷的大剃刀，在他身上刮着，一大圈一大圈地刮下毛来。毛剃光了，他把一支小簪子戳到猪蹄里面去剔指甲，一剔就是一个。那雪白的腿腕，红红的攒聚的脚心，很像从前的女人的小脚。……浑身都剃光了，最后才剃并且砂。他们让那猪拱翻在桶边上，这时候它脸朝下，身上雪白滚壮的，只剩下头顶心与脑后的一摊黑毛，看上去真有点像个人，很有一种恐怖的意味。(页一三四—三五)

　　读者当然也不会错过猪的隐喻意义：被宰割的猪就是被宰割的农民。猪被宰割了，眼睛还笑眯眯的;农民快逼死了，还在打锣打鼓唱秧歌——同样的命运，无尽的讽刺。

　　《秧歌》也是一部极端视觉化的小说。徒弟一章那个灰败破落的小镇开始，读者基本上是用心灵的“眼睛”跟著作者从一幕景到另一幕景。杀猪的一场战是放大的特写镜头，开始对月香的遐思就是窥视的长镜头：他看见月香洗的衣服晾在橱上：……常青树，密密生着暗缘的叶子。有两种小孩的衣，桃红色的古老花布改制的，排在最高枝上……就像在隆冬的季节开了红花一样……(页九二)

　　把男人对女人的那种抽象飘缈的情思用这样简单的具象表达出来，而且用颜色季节生动的表达出来，这是一流的手法。

　　《秧歌》人物的塑形，看似轻描淡写，其实前后呼应，相当一致。老实的金根在第十四章中关起“革命”，其实早在第四章中就已有伏笔：他曾经当着干部的面愤怒的把一袋麻丢进河里。他老实，但也有叛逆性。月香单身在上海做工，赚钱养家，本来就比金根坚强能干。故事结尾，是她扶持受伤的丈夫;家破之后，是她放了一把火，为丈夫报仇。这些人物塑造在不经营中有经营。

　　就整体结构而言，故事的安排发展也井然有序，一点不散漫。开始的几章写夫妻之情、兄妹之爱、父母子女之亲，与亲戚间之热络。但是贫困饥饿的煎熬渐渐加剧，于是在第八章，月香凶狠的打女儿，写母女的冲突;第九章，写亲戚间的龌龊;第十章，金花借钱不还，兄妹间起了嫌隙;第十一章，月香耐不住逼迫，把私房钱交给了共干，被丈夫毒打，是夫妻的反目。这种种冲突到十四章汇聚——金花见死不救，月香全家毁灭。这个结构的整体当然不是意外，是作者用心的成就。

　　宣传品还是艺术品?

　　或许有人把《秧歌》当作反共的政治小说、宣传作品来看;我认为那是完全看走了眼。

　　《秧歌》所描绘的当然是五十年代共产主义下的暴行，但它并不是一本“反共”小说，因为它批判的重点是一个政治制度对人民的剥削压迫;剥削帮压迫并非共产制度所独有，法西斯和暴君统治下的封建制度，甚至于资本主义，都一样能鱼肉农民。把《秧歌》中的“人民政府”改成“衙门”，“同志”改成“老爷”，再换个年代，金根一家还是逃不过家破人亡的悲剧。

　　把《秧歌》标为反共小说是很肤浅的说法。书中农民的遭遇不是一个断代的、独立的事件，好像共产主义是因，祸国殃民是果，一加一等于二。作者其实一再的把五十年代这个悲剧放在人类历史的尺度上观看：第二天他们天一亮就起来，磨米粉做年糕。古老的石磨“咕呀，咕呀”乡著，缓慢重拙地，几乎是痛苦地。那是地球在它轴心上转动的声音……悠长岁月的推移。……金根……唇上带着一种奇异的微笑，全神贯注在那上面，仿佛他所做的是一种最艰辛的石工，带有秘意味的——女娲练石，或是原始民族祀神的彤刻。(页一三O)

　　这一段文字有极深的暗示：这个“艰辛的石工”从女娲时代就已开始，人类的悲剧与地球转动的历史一样绵长。在共产执政之前，大地的子民已经沧桑历尽;共产消失之后，别的制度取而代之，人的苦难仍旧与“悠长的岁月推移”。

　　而作者，只是在这绵长的哀史中，截取她所有幸见证的一段记忆下来。与其说《秧歌》反共，不如说《秧歌》反迫害，任何一种制度的迫害。

　　而一本政治小说是宣传或是艺术，就看伤口的技巧与深度了。技巧已经谈过，《秧歌》的深度如何?

　　“王同志”是一个很好的试金石。在一个粗劣的政治小说或头脑简单的电视剧里，这个监管农民的共党爪牙多半会被处理为一个“坏蛋”——阴险、残忍、贪婪。在张爱玲的笔下，王南习一方面是个会榨财的干部，一方面却是个有血有肉，能哀伤能温柔的男人。整个第六间追溯王褪色的回忆，失落的爱情，看起来似乎离题，其实极端重要，因为这一间使读者理会原来“坏人”也可以是好人、情人;人性的复杂不是二分法可以涵盖的。

　　作者特意把王同志温情化，使读者不能轻松愉快的抓着一个“坏人”说：我找到了症结。因为问题的症结比上眼所能见的要复杂得多。应该是坏人的王同志不是坏人，那么部问题的症结就不在这个渺小的个人或甚至于他所代表的政党——因为那个党也是由像王同志这样的人所组成的。在这里，《秧歌》的反面就从对一个政权的批评，提升到对制度的批评，更提升到对基本人性的批评。

　　《秧歌》的题材是典型的宣传资料，但是作者对人性的成熟的了解给了它深度，作者的技巧赋予它独立自主的艺术生命。

　　唯一的缺陷

　　顾问是个下乡来“体险生活”的编剧人，住在农家，开始观察乡村生活。这个小知识份子的加入，我觉得，非常多余碍事。顾以外的人物，不管农民或干部，因为知识水准低，都在没有什么自觉的情况中让行为动作自然的门类出戏来。顾是个较能自省、疑问、观察的知识份子，所以话多。许多应该由读者自己去体会的意思，却由顾的口中说出来：顾问告诉自己说，他正在面对着一个严重的考验，他需要克服他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页一八O)

　　这是讽刺，但是由顾说出来就太明显了。顾在书中的作用是个在一边加旁白的观察者(虽然他也有许多迷惑)，而事实上，《秧歌》这场戏演得那么好，根本不需要旁白的人来带。

　　语言上的小瑕疵;有时候，作者淡淡的笔也有溢出墨水的失误。当月香在旷野中幕然憧悟到丈夫已经投水而去，“那一刹那的时间仿佛近在眼前，然而已经水远无法掌握了”(页一七四);两句话，悲怆失落之情已然极致，作者却偏偏再添一句“使她简直难受得要发狂。”好像在万丈空谷中投石。破坏了无声的悲感、美感。

　　不能遗忘的一支歌

　　在千山万水，死去活来之后，饥饿的村民又挑着担子去给军属送礼了。

　　他们扁担上坠下来的负荷永远一纵一纵的，他们顺着那势子，也仍旧用细碎的步子扭扭捏捏走着，他们缓缓前进，沿着那弯弯曲曲的田径，穿过那棕黄色的平原，向天边走去大罐小罐继续大声敲着：

　　呛呛呛呛

　　呛呛呛呛

　　但是在那庞大的天空下，那锣声就像用布蒙着似的，声音发不出来。(页一八八)

　　天空庞大而冷漠，天边蚁般的人类重复他们的故事，重复他们的悲剧。《秧歌》，是每一个与土地共生死的人的一支哀歌，是张爱玲为中国农民立的一个小传。

　　如果你只听过《秧歌》却从来没读过，或者你已经很久很久没想过这本书，现在该对它再看一眼，深深看一眼。美国有“愤怒的葡萄”，我们有张爱玲的《秧歌》——不能遗忘，不容忽视的一支淡淡的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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