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秧歌》背景故事：与胡适先生的神交

　　张爱玲与胡适之间的故事介绍

　　1952年，张爱玲离开内地来到香港，被人疑为“共产党的女特务”，根本找不到工作。最后还是“女作家”的名气帮了她的忙，应聘在“美国驻港领事馆新闻处”任翻译，并出版了长篇小说《秧歌》。

　　小说出版后影响很大，《纽约时报》书评专栏连续两次发表评论。张爱玲认为可以拿得出手了，当即寄了一本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先生——这是她与胡适正式交往的开始。

　　要说神交，那就久远了，很小的时候她就开始阅读父亲桌上的《胡适文存》和胡适注了标点符号的《海上花列传》。母亲和姑姑常在家念叨胡适，她们和胡适打过麻将;看到报上胡适的照片，还取笑他：“适之这样年轻，像个猫脸小男孩。”也可以这样说，打小开始，胡适就在张爱玲心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不久，收到《秧歌》的胡适给张爱玲回了一封信：

　　爱玲女士：

　　谢谢你10月25日的信和你的小说《秧歌》，请你恕我这许久没给你写信。

　　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的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工夫。

　　……

　　胡适的信很长。看到寄回来的书上圈圈点点，张爱玲又吃惊又兴奋，很快给胡适回了一封信。因为对胡适太过尊重，她的朋友竟然帮她保存了这封信的底稿。几番书信来往，张爱玲与胡适之间又多了一份亲近。

　　表面上看，张爱玲出书后给师长胡适寄一本，是人之常情。但是对于一向孤芳自赏、不屑见人的张爱玲来说，此事并非如此简单。她一反常态，在与胡适从未谋面，也没有任何书信往来的情况下主动寄书寄信，其实是有着她的用意——一来，想借此试探胡适文学上的眼光;二来，想试试胡适是不是世故之人。因为接下来她要有一个重大行动：前往美国。

　　其时张爱玲在香港已经待了三年，三年里她始终心不在焉，一直把香港当成一块跳板。她的目标是美国，只是一直没有机会。

　　1953年，美国颁布了难民法令，这让张爱玲看到了希望。当时的难民法令规定：允许学有所长的外国人迁居美国，并可以逐步过渡为美国公民，其中远东地区指标为两千人，主要给居住在香港地区的大陆人。张爱玲符合这两种最主要的条件，她马上向美国方面提出了入境申请，并且由“美国驻港领事馆新闻处”负责人麦卡锡做入境担保人。张爱玲就在这段时间与胡适频频通信，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不久以后在美国的发展铺平道路。

　　胡适在中国作家眼里是一个标高，张爱玲自然是仰望的。但是在她最当红的那几年里，曾对胡大师说过不怎么恭敬的话。在《诗与胡说》里，她写道：“中国的新诗，经过胡适，经过刘半农、徐志摩，就连后来的朱湘，走得都像是绝路，用唐朝人的方式来说我们的心事，仿佛好的都已经给人说完了，用自己的话呢，不知怎么总说得不像话。”

　　那时候，她盛名之下红得发紫，胡说些轻狂话自然也可以原谅。现在呢，繁华散落，千帆过尽，她的人生捉襟见肘地窘迫，在香港又饱受挫折，希望另觅生机。她给胡适寄书、写信，并非一时雅兴或以文会友，她没有这个兴趣，这不符合她此时此地的心境。她与胡适联系，实在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她打小就知道胡适，却在此时表露她的仰慕之情。

　　她敏感、自尊，当然也脆弱，她给胡适写的几封信看似普通、随意，却也圆巧、谨慎，如何起头，如何叙说，如何暗藏机锋，如何点到为止又暗露心迹，处处都有她的无奈和女人隐藏得很深的心机——这也是一个被生活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女人想从头再来的一种渴望。

　　在简陋的小公寓里第一次见面

　　1955年秋天，张爱玲如愿以偿地到达美国，刚刚安顿下来，便和好朋友炎樱一同去见胡适。那时，胡适住在纽约东八十一街一四号五楼H号，是他当年驻美大使卸任后租赁的旧居，被江冬秀称为“简陋的小公寓”，老夫老妻在这里过得清贫而落寞，没有职业，没有收入，靠着过去不多的一点儿积蓄过日子。

　　张爱玲在生人面前一向萧索，纵然心有千言万语，表面上却一片冷淡。和胡适大师面对面坐着，不免有些尴尬。倒是炎樱显得活泼些，胡适和江冬秀都很喜欢炎樱，江冬秀一个劲地问：“你是哪里人?老家在哪里?”也许怕张爱玲坐着受冷落，江冬秀给她们端来两杯茶。喝着江冬秀泡在玻璃杯中的绿茶，张爱玲就有了一种“时空交叠的感觉”，觉得眼前的一切都不真实。

　　这次见面只是见面，张爱玲和炎樱略略坐了一会儿，和胡适并没有多少交流。但张爱玲算是向胡适表明：我到美国来了。炎樱对这次见面倒很兴奋，过了几天，她跑来告诉张爱玲：“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

　　林语堂在美国出名一点儿不假，张爱玲来美国的一个心愿，就是做一个女版的“林语堂”。大概她认为林语堂那些《京华烟云》之类的小说她也能写得出来，而胡适的学问她是断断做不出的。

　　张爱玲不知道，其实此时胡适在美国异常艰难，基本上是诗中描写的“门前冷落鞍马稀”，与昔日在美国做大使时的前呼后拥简直无法比。胡适多次说过，他在纽约做寓公期间，租住的是一间非常“简陋的小公寓”，那间张爱玲去过的小公寓确实简陋得有点寒酸。当时胡适、江冬秀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在异国他乡没有亲朋走动，又没有儿孙在身边，更不会开车。这是胡适一生最暗淡的岁月，他的心情灰暗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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