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拉巽格尔·邦多帕代《群神》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作者简介 达拉巽格尔·邦多帕代 (1898—1971),于1898年7月25日生在西孟加拉邦比尔普姆县拉波普尔村的一个日渐败落的地主家庭。他父亲赫利达斯·邦多帕代所受的教育不多,但他博览群书,知识丰富;母亲伯勒帕沃蒂·黛维出身书香门第,受过高等英语教育,是位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刚毅而善良的女性。达拉巽格尔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他们家拥有一份祖传的地产,每年大约有四、五千卢比的收入,维持一家小康生活。8岁时,父亲病故。家境每况愈下,母亲决计携带4个不成年的孩子迁往巴特纳娘家去住,但达拉巽格尔的姑母不同意,说:“嫂子! 你要是走了,在我父兄的这个家里,晚上就再也不会燃起灯火。”这位勇敢而聪慧的寡妇,保护了嫂子一家及其财产。母亲思想开放,鼓励孩子接受西方教育,又经常讲述伟人的故事,教育他们成为祖国有用的人材。母亲的开放和姑母的保守以及她们的爱,给达拉巽格尔幼小心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家乡的民间歌舞,宗教习俗,传说故事等古朴的原始文化传统以及广柔田野,奔流河水,多变气候等自然风貌都是构成他创作个性的重要因子。他少年时代,铁路已伸进穷乡僻壤。采煤业兴起,工厂矗立。于是,这里既有守旧地主与新暴发户,又有地主与企业主,既有地主与农民,又有资本与工人的矛盾斗争,随着新生产力的勃起,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风俗撞击着原有的旧思想、旧观念、旧风俗。这一切形成了达拉巽格尔的特有思维方式,塑造了他的双重性格,给他的创作带来了巨大影响。1916年他进入拉波普尔的高等英语学校。这期间,他与本村的一位富商的外孙女乌玛绍希成婚,结识了革命恐怖组织的人,激起为祖国献身的政治热情。不久,他去加尔各答,先后进圣特·杰维斯学院和绍特·苏巴罗班学院学习,但由于他参与了当时的革命恐怖活动,被警方勒令离校,加上染上疟疾,不得不缀学回乡。在乡村期间他担任县农村联盟主席,骑车奔波于乡间,广泛接触农村生活,熟悉各类人物,为后来的创作打下扎实的基础。他或许受山歌和民间音乐的影响,最早是写诗,1926年发表了第一部诗集《三页》,他又受民间歌舞的影响,创作剧本。后来又与人合编《望日》杂志,1926年在杂志上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涓涓溪流》,但真正使他走上文学道路的是1928年所发表的《罗什卡利》 (吉祥志),并开始与孟加拉文坛接触。廿世纪三十年代,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又掀起高潮,甘地的不合作运动的烈火燃遍印度大地。达拉巽格尔积极投身运动。1930年初遭殖民当局逮捕,该年十二月被释放。在监牢里他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三月旋风》和《石头城》。出狱后,他声称自己“不是叛逆者”,他认为祖国的自由解放,不等于个人的自由解放。只有从贫穷、剥削、疾病、愚昧中解放出来,个人才能获得自由解放。因此,他出狱后从事实业性工作,组织出版社,经商煤炭,但均告失败。最终回到家乡,一面照管田产,一面潜心创作,并为农村发展工作服务。1940年全家迁往加尔各答,从此他的创作与大城市生活紧密相连,1942年起先后担任孟加拉邦各地区的文学会主席。1932年他发表了第一部成功长篇小说《三月的旋风》,开始了他长达廿年的创作黄金时期。这时期的主要作品有被人称为反叛作品《三月的旋风》、《石头城》 (1933)、《青颈》 (1933)、《饥荒》 (1944)、《风暴和落叶》(1946) ;被人称为史诗作品有《娘神》 (1939)、《迦楞迪河》 (1940)、《群神》(1943)、《五个村落》(1944)和《月亮湾里的故事》 (1951);被人称为浪漫主义作品有《拉依格姆尔》 (1935)、《阿贡》 (1938)、《诗人》 (1944),还有现实主义小说《圣地学校》 (1946)等著名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主要有《晚会厅》 (1938)、《符志》 (1939)、《圣洁花环》 (1945)和《大厦》 (1947)等。这时期的创作题材主要取自农村生活,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风格质朴。1947年印度独立后,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51年访问苏联,1952年至1960年担任西孟加拉邦立宪议会议员,1960年至1968年成为印度议会议员。1956年印度政府派他来中国参加鲁迅纪念活动,中途因病未成。1957年他正式访问中国,1958年他率领印度作家代表团参加塔什克的亚非作家会议。1964年起担任印度文学院执行委员并担任孟加拉文学委员会主席。他先后获加尔各答大学,国际大学,贾多博布大学所授予的博士学位。1956年因长篇小说《诊疗所》获印度文学院奖,1967年因长篇小说《群神》获印度最大知识讲座奖。1971年9月14日病故。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他的创作风格有了显著的变化,吸收了西方现代派的手法,取材于城市生活,但成功的作品不多。主要作品有《蛇女的故事》 (1952) 、《诊疗所》 (1953)、《思想家》 (1957)、《婚礼》 (1958)、《瑜伽中断》 (1961)、《门吉莉的歌剧》 (1964)和《世纪的死亡》 (1971) 等长篇小说。还有《时间》 (1956)、《灾难》 (1962)、《女人的奥妙》 (1967) 等短篇小说集等。他从事写作44个春秋,为人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文学遗产。他一生共创作短篇小说130篇左右,中长篇57部,还写过不少剧本、诗歌、回忆录、游记和论文。他不仅以创作数量,还以丰富的主题结构,特殊的历史文化意识和民族心态,成为印度文坛上独树一帜的作家。可以说,他小说的立体框架结构和文化意识的新视角,开创了印度地域文化小说流派,丰富了现实主义创作传统。达拉巽格尔对印度文坛的主要贡献表现在几部史诗小说的创作上,如自传体小说《娘神》,区域小说《群神》、《五个村落》 (这两部小说合并为《群神》获1951年印度最高文学奖——智慧奖),《项链湾的故事》、《伽楞迪河》(该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出版),以及获1955年文学院奖的《诊疗所》和《世纪的末日》等。

　　内容概要 小说一开始描写铁匠阿尼鲁特和木匠基利什得不到合理报酬,拒绝为本村农民打铁做农具,他们不服长老会的规定,到河对岸小镇设摊揽活。这样,一石激起千层浪,农村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结构被打破,他们的举动遭到众人的非难。农村新暴发户斯利深夜偷割阿尼鲁特的几亩熟稻,又放火烧掉支持阿尼鲁特的皮匠巴杜的房间,酿成大火,烧毁整个贱民住宅区。阿尼鲁特告状,斯利与警察局长勾结,调查不了了之。乡村教师代布等人不仅支持告状,而且组织救济贱民活动。此时,斯利也鱼掉泪,解开钱囊,救济灾民,笼络人心。然而,又通过贷款等方式,盘剥农民,掠夺他们的土地为己有。他还经常强奸诱骗贱民妇女,长期霸占皮匠巴杜之妹杜尔伽。而杜尔伽被生活所迫,靠卖身养家。但斯利的不义举动引起杜尔伽的反感,脱离斯利,接近代布。斯利却觊觎铁匠老婆巴特朗。县政府要丈量土地,造册征税,但正逢收割季节,代布等人上书要求延期,税务局不同意。代布冲撞丈量官员,被监禁一年零两个月。杜尔伽等人照料代布眷属。代布被释放,遇上政治流放者耶丁,耶丁开导代布出任民众委员会主任,组织农民与斯利等势力作斗争。阿尼鲁特受斯利等人的盘剥,加上工业品涌进农村,打铁无人问津,只得拍卖田地糊口抵债。阿尼鲁特整天酗酒,其妻巴特姆不时疯癫,唯杜尔伽接济他。当农民打叶盖房时,斯利又想陷害代布,阿尼鲁特砍掉斯利大树,自供投狱。乡间传播霍乱病,代布和耶丁等人出面抢救,但代布妻儿没能躲过这场劫难,死于霍乱之中。斯利又乘虚而入,并吞土地,成为二地主。耶丁组织民众委员会议,斯利密告,杜尔伽通风报信,耶丁等人免遭毒手。不久,警察带走耶丁,转移监禁处。斯利又放出谣传说,代布与铁匠老婆巴特姆和杜尔伽有越轨之举,鼓动长老会开除代布的种姓。代布求教于本地区德高望重的婆罗门尼亚耶勒德,尼亚要代布保持心灵纯洁,不怕别人栽脏陷害。尼亚是传统婆罗门社会的支持者,但如今世风日下和社会急剧变化,他惶恐不安。其子接受西方思想,由于尼亚不容而自戕。他孙子维希瓦纳特支持独立运动,接受共产主义,尼亚鉴于儿子之死,容忍了孙子的“越轨言行”。巴特姆失去丈夫,失去生活来源,被饥火和欲火煎熬,一天夜里她投奔自己日夜相思的代布脚下,但代布拒之门外。巴特姆一气之下委身于斯利。斯利与穆斯林高利贷者道勒德串通大地主慕克吉,联合5个村的大小地主增加田税,维希瓦纳特支持代布串联穆斯林教师伊尔沙德,组织5个村子的农民抗增税运动。道勒德挑拨印度教与穆斯林不和,诬蔑代布,加上斯利等人降低增税额,收买一些人,使轰轰烈烈的抗增税运动遭到失败。在运动期间,镇上工厂主支持农民斗争,借款给他们,目的要农民把稻谷卖给他们,进而迫使农民破产,流入城市,为他们做工。斯利为了打击代布,一面大办慈善事业,树立威信,一面让长老会革除代布的种姓。环绕5个乡村的河水泛滥,代布与伊尔沙德等人组织抢险活动。河坝决裂,大水淹没农田和房舍,成万上千人无家可归。维希瓦纳特在加尔各答从事募捐活动,帮助代布等人的救灾活动,斯利也开仓救济。眼看着自己梦想的世界日益崩溃,尼亚耶勒德出家修行!而维希瓦纳持参加共产党,以身殉职; 巴特姆出走,进城谋生,阿尼鲁特回乡,带领无地农民进城当工人;代布参加国大党,1930年被捕入狱,1933年被释放,仍从事乡村教育; 伊尔沙德一面执教,一面进修考法律,梦想成为农民的法官……

　　作品鉴赏 这部小说是全景式的小说,它把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画面,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它不注重情节,只注重主题的平行展示或对立法的揭示。这里,既有农民与地主的阶级斗争,经济斗争,又有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这两个主题互为渗透,互为陪衬,从而勾勒了三、四十年代印度农村的整个生活面貌。本书的两个主题尽管互相辉映,但仍有侧重。《群神》尽管不注重情节,人物纷杂,但中心人物还是有的,小说基本上是环绕两个中心人物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斗争而展开故事的。一方以代布为代表,一方以斯利为代表,前者代表民主、自由,后者代表专制、压迫。代布是农村小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既生活在贫困农民之中,面对残酷的现实,又受象尼亚耶纳德那样人的教育,恪守传统习俗,他仗义执言,嫉恶如仇,又笃信宗教礼仪,中庸之道。他过分超脱,过分理想化,他可以不顾家庭,全身投入民众服务事业,他可以不顾血肉之躯的情欲,拒巴特姆于门外。斯利是农村暴发户的典型,通过偷盗、盘剥、掠夺,升为二地主,一面烧香念佛,一面肆无忌弹地追求声色犬马的生活。凶残、毒辣、贪婪、欺诈、好色,仿佛世上暴发户的一切劣迹都集于斯利一身。有趣的是,暴发户写得如此残忍,毫无人性。而真正地主在达拉巽格尔笔下往往是文质彬彬,富有人性。由于缺乏内心世界的开掘,由于只局限他们的外在活动的粗略勾勒,代布和斯利两个人物缺乏立体感,缺乏深度和力度,两个人物仿佛代表两种符号。据印度评论家认为,婆罗门尼亚耶纳德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智慧过人,品行高尚,乐于助人,恪守传统一切礼仪,但随着小说的发展,生活把他淘汰出局,把他的作用和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写得最为生动的人物是阿尼鲁特夫妇和杜尔伽。阿尼鲁特有一付魁梧体格,一手好技艺,豪爽又重义,但在封建的压迫和剥削下,他走向破产的绝境; 其妻巴特姆怯于封建礼仪,满足不了阿尼鲁特的欲火,把自己深情埋在心底。杜尔伽伦为倡妓,放荡不羁,喜笑怒骂,但心地善良,不仅卖身养活其母,帮助哥嫂; 还卖身帮助代布、阿尼鲁特等人。她爱着代布,但深怕“沾污”代布名声而远离他。这里,作者似乎把服务、牺牲这种民族文化传统的优秀品质,不仅构成代布、耶丁,伊尔沙德的行动准则,也构成普通百姓如杜尔伽、阿尼鲁特、巴杜的深层意识。它再次显示作者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作者在这些作品里不仅有追缅往昔、向往未来的历史意识,而且总是从一个特殊视角——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抗衡、渗透、替换——观察社会变迁、人生沉浮和精神困惑的情态。村落象征着绵长的印度农业文明,给予人们以生存条件和观念。但进入现代工业文明时期,村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林立的工厂替代广柔的农田,喧闹的节奏代替宁静的旋律,竞争机制替换和谐关系,物质或感官享乐置换虔训的宗教信仰。这里,达拉巽格尔的创作倾向与美国福克纳十分相似,他们似乎都“向后看”,都把同情的泪洒在落后的庄园主或地主身上,但都无回天之术,挽救他们心爱的主人公必然失败的厄运;他们都寻求一种精神支撑点,从传统中寻找自己的精神依托,保持自己精神的纯洁性;他们都颂扬正义、仁慈、服务、牺牲的人格,又讥讽祖先沿袭下来的历史重负。福克纳创造了约克纳帕塌法体系的各类人物,同样达拉巽格尔创造了比尔普姆体系的各类人物; 他们又都描绘民俗遗风、歌舞节日、宗教信仰、人情世故、神话传说,作品渗透着民族文化意识。他们之间的歧异也与相似之处那么鲜明; 福克纳把原始民族的淳朴人性和野性当作高尚的人性,而达拉巽格尔则把具有传统文化教养的地主阶级的人性看作是模范人性。他揭示野性,只是为了披露现代人兽性的根源,这是他们的根本区别。倘若福克纳开创了美国南方文学流派,并影响世界文学;达拉巽格尔的影响也不局限于孟加拉地区,而遍及全印度文坛。他为印度的区域文学流派奠定了基础,自五十年代直至今日,这个流派已成为国内外引人瞩目的文学思潮和创作群体。因此,印度评论家认为,达拉巽格尔是当代继普列姆昌德、萨拉特之后的最重要现实主义作家。正因为他创造了比尔普姆体系的各类人物,后来的仿效者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体系的人物,不仅丰富了印度文坛的人物画廊,也向我们提供认识今日印度城乡生活的完整画面和完整心态的生动形象。艺术上,达拉巽格尔不是以情节取胜,也不以描写人物见长,而以透明的主题取胜。他的长篇小说没有中心情节,而是平行情节,这是平行主题所规定的,所制约的。没有一个中心人物,而是多中心人物。小说形象不是一个人或一个家族,而往往是一座城镇,一个乡村,一条河水,一则传说或一个剧团。小说不是通过一个透视点,一个层次,而是通过多透视点,多层次描绘历史风貌,社会变迁,人生沉浮。他前期作品的结构简单平直,后期作品由于运用时空颠倒,回忆倒叙等手法而呈网络状的立体框架结构。他的语言不是书面语言,而是地方语言,这种语言生动、形象,富有泥土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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