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兰兑斯《尼采》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作品提要】

　　《尼采》由四个章节组成，分别写于不同的时期，其体裁也各不相同：第一章是一篇学术论文，写于1889年前后，主要介绍了勃兰兑斯当时所理解的尼采(FriedrichNietzsche，1844—1900)及其思想，勃兰兑斯把尼采的主要精神特质归纳总结为“贵族激进主义”，并以此作为这一章的标题;第二章是勃兰兑斯与成名前的尼采之间的通信集，共有22封信函，时间是1887年底至1888年底，正当尼采精神失常前的最后一年;第三章是一篇简短的纪念性文章，写于尼采去世之际;第四章写于大约十年之后，主要点评了其时刚刚出版的尼采自传《看哪这人!》(EcceHomo)。

　　【作品选录】

　　尼采是一位好战的神秘主义者、诗人和思想家，一位不倦地宣传自己主张的非道德论者。当刚从英国哲学家那里来到他身边时，人们会感到，仿佛是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那些英国人都是一些耐心的精灵，他们习惯于对众多微小的事实做出积累和调查，并竭力从中揭示出某种规律。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人物都是一些亚里士多德式的思想家。这些人很少以其人格的力量激动过我们的心;或者说，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什么人具有十分复杂的人格。他们的影响大多在于他们做了什么，而不在于他们是什么。尼采则完全是另一种人，像叔本华一样，他是一位猜测者、探寻者和艺术家。他是什么远比他做了什么更令人感兴趣。

　　尽管他自认为很少德国人的气质，然而，他还是继承了德国哲学的形而上学和直觉主义传统，并且表现出了一个德国哲学家对于功利主义观点的深深厌恶。他的激情澎湃的格言体著作方式无疑是独创性的。但是，他的思想本质却使人经常联想起当代许多其他的德国和法国作家。他并不觉得应当感谢哪一位同时代人，并且明确地把这种看法斥为荒谬绝伦的呓语。他像彻头彻尾的德国人那样，狂暴地攻击那些与他持有相似见解的作家。

　　我曾经提到，他的文化概念，他对于一个统治世界的知识贵族阶级的期待等，多么显明地反映出了瑞南的影响。然而，对于瑞南，他却没有一句赞语。

　　我也暗示过，在反对叔本华的怜悯的道德的战斗中，哈特曼是尼采的前驱。这位作家的重要性可能并不符合于他那显赫的声名。然而，他的才智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尼采却带着一位德国大学教授的非批判的不公正态度，仅仅将其视为一个江湖骗子。哈特曼的天性比尼采更为沉抑，他笨拙而又自满，是一个十足的条顿人。与尼采相反，他完全没有受过法国思想的熏染，没有享受过南欧阳光的照射。然而，他们之间还是有着许多共同点。这是因为，他们生存于同样的德国历史条件下，都是这些条件的合法的产儿。

　　首先，他们都曾受过同样的炮兵训练，并因而对于生活有着某些类似的看法。其次，就文化背景而言，他们都出发自叔本华，而同时，却保留了对于黑格尔的巨大敬意。这样，这两位彼此敌对的兄弟便有了一条联系的纽带，即共同的敬重对象。再次，他们同样不满于基督教的怜悯和道德，同样表现出了近代德国人的鲜明特征，即蔑视各种类型的民主主义。

　　像哈特曼一样，尼采也热衷于抨击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但不同的是，哈特曼的观点更具学者气，而尼采则更喜欢使用例似“无政府主义的狗”这样的粗鲁词句，来表达自己对于某些学派以及国家本身的厌恶。也如哈特曼一样，尼采乐意不厌其烦地述说所谓平等与和平理想之不可能性。他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就是战争。“什么是善，善就是勇敢。我并不是说，善是神圣战争的原因，而是说，善的战争圣化了每一个原因。”最后，还是同哈特曼一样，尼采也详细论证了权力斗争的必要性，以及战争对于文化可能具有的价值。

　　当然，相对说来，这两位作家都是独立的。他们一个是神秘主义的自然哲学家，另一个是神秘主义的非道德论者。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都反映着新德意志帝国的统一的军国主义精神。哈特曼在许多地方都曾批评过德国人避强凌弱的民族感;尼采也出于自己的原则，抨击过同一种感情。他甚至写过这样的文字：政治家们“为德国人建造了一座新的巴比伦之塔，这些耗尽国土和人力的怪物，竟由于这一点而称作是伟大的”。然而，尽管如此，俾斯麦(Bismarck)精神的某些方面仍旧是他们两人著作的抚育者。在战争问题上，他们的唯一区别只是，尼采并不异想天开地期待着以战争改善世界，他仅仅担心，如果没有战争，世界上的男子气将会荡然无存。

　　同样地，尼采也赞同哈特曼对于妇女的轻蔑，以及对于她们寻求解放的努力的尽情责骂。他们的做法使人想起了叔本华。但是，在这一问题上，哈特曼只是扮演了一个道德说教者的角色，他的充满学究气的自我炫耀只能使人讨厌。相反地，人们倒可以细想一下尼采对女性敏锐的危机感(它标明了她们的痛苦经历)的攻击。他认识的女人似乎并不多，对这些人，他有过爱或恨，但最根本的却是一种鄙视的情感。他一次又一次地叙说着婚姻对于自由精神的束缚。这些叙述，有的——特别是有关思想家必须特立独行的见解等——显示出了他的特性。有的则不过表明，他和哈特曼一样，仅仅做了老派德国人的传声筒。在许多世纪里，与英、法两国妇女相比，德国妇女一直被局限于家庭事务和严格的私人生活中。我们应该承认，一般地讲，德国作家们对于两性之间的冲突和永恒战争是有着深刻洞察力的。而这一点恰恰是斯图亚特·穆勒既没有看到，也始终不能理解的。穆勒关于妇女解放的要求无疑应该受到赞誉，但是，它也偶然不公正地对待了男人，并且给了女人过分的温情。他的观点恰好与尼采的残忍的不公正态度形成鲜明对照。按照后者的看法，在有关女人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恢复并坚执着“古代亚洲那意义深远的常识”。

　　最后，在对悲观主义的斗争中，欧根·杜林(特别是他的《生活的价值》(WerthdesLebens)一书)又走到了尼采的前面。这一事实可能使他恼怒，甚至还激起了他某种褊狭的意识，因之，在一次公开的、令人厌恶的论争中，他竟将杜林称作是他的模仿者。作为一个平民思想家，一个反犹太主义者，一个狂热鼓吹复仇的宣传家，一个英国人和孔德的信徒等，杜林使尼采感到恐怖;但是，对于杜林那些与上述称号无关的、十分杰出的品质，尼采却从未有过微词。只要考虑到尼采本人的命运，这一点就十分易于理解了。杜林是一位盲人;一位蔑视官方学者，同时又受到忽视的思想家;一位执教于大学之外的哲学家;一位深受生活苛待，却又勇敢地宣传他对生活的热爱的强者。对尼采来说，所有这一切简直就像是他本人的肖像画。他没有理由以谩骂的口吻对待杜林。毋庸置疑，尼采很想成为一个波兰的贵族，一个属于世界的欧洲人，一个世界主义的思想家，然而，至少在习惯于粗野的谩骂这一点上，他始终是一个德国教授。在谩骂中，他对于竞争者的无法控制的仇恨找到了发泄孔道。而作为一个近代德国哲学家，他仅有的竞争者便是哈特曼和杜林。

　　令人奇怪的是，尽管这个人已经从拉罗斯福哥(LaRochefoucauld)、查姆弗特(Chamfort)和司汤达(Stendhal)等法国道德和心理学家那里学到了无数的东西，但却几乎完全未能理解他们的自我克制的行为方式。在提及和描述自己时，他从未服从过这些法国人为所有作家规定好的叙述口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他好像一直在致力于发现自己，努力变为自己。为了实现这一点，他像扎拉斯图拉钻进洞穴一样，躲入孤独之中。在他成功地实现了充分的独立发展，并体味到自己心中那汹涌澎湃的思想激流之前，他摧毁了一切联结周围世界的桥梁，抛弃了所有测量自身价值的外部标准。事实上，没有哪一种外来的重视不加强了他的自满情绪，而第一抹从人们的尊崇中闪现出来的微光则更进一步鼓励了他的这种情绪。最后，这种情绪封闭了他的头脑，并且窒息了他那稀有的、卓绝的才智。

　　当他还没有封闭自身，他的生活——著作还处于未完成状态时，他是一位十分值得研究的作家。

　　我之所以提醒大家注意尼采，首先是由于下述的原因：在我看来，斯堪的那维亚文学在一些观念里生活得太久了，而这些观念都是在上一个十年里为人们所提出和讨论过的。似乎那种构想伟大观念的力量正在减弱，甚至对这些观念的接受力也在迅速消失。人们依旧忙碌于旧有的信条：某些传统理论，一点达尔文主义，一点妇女解放学说，一点有关幸福的道德观念，一点自由思想，一点对于民主主义的信仰等等。同时，我也看到了这样一种危险：我们的“有教养的”人(《两世界杂志》(RevuedesDeuxMondes)代表了他们的一般水平)的文化正在到处蔓延，并且有可能成为所谓高水平的审美情趣。然而，就连我们当中最出色的人好像也没有意识到，更好的书，真正的文化恰恰是在远离《两世界杂志》的地方开始的，它包含着伟大的人格、丰富的思想。

　　在斯堪的那维亚地区的知识发展过程中，文学比其他学科走得更快。可以看到，尽管我们的伟大作家们起初还完全是一些头脑简单的信奉者，但是，他们不久便超越了所有的正统观念。这无疑是十分值得庆贺的。然而，对那些不能使自己的思想继续升华的人来说，这种超越反而意味着更加贫乏。在七十年代里，几乎所有的斯堪的那维亚作家都看清了这一点，即决不能在《奥古斯伯格忏悔录》(AugsburgConfession)的基础上继续写作下去了。一些人揶揄它，另一些人或多或少吵吵嚷嚷地批评它;同时，大多数抛弃了它的人，却又在公众观点，并且于某种程度上在他们童年时代的负疚感中找到了立身之所。这种负疚感一直隐藏在既定的新教道德后面，有时也隐藏在一种能够带来好处的、日常的汤勺柄(soup-stock)道德后面(我之所以这样称呼它，那是因为它确实有用)。

　　但是，在今天，对现存偏见、现存机构的防御物的攻击可能正面临着一种威胁，即重新陷入一种同样平庸的泥淖之中。

　　因此，我相信，我们应该再次接受一种活生生的思想。它将告诉我们，艺术不能以一般庸众的观念和理想为满足，更不能去迎合旧的教义问答的残余;相反地，伟大的艺术需要一种知识，这知识应该与当代思想中最具个性的一切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并且包含着特殊性、独立性、战斗性和贵族主义的自我至上性。

　　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位伟大人物的逝世反倒使人们头脑中那快要被忘却了的名字得以复苏，然后，我们便会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拼命寻找那些足以给这个名字带来荣誉的事实、事件、著述和成就。虽然弗里德里希·尼采又在疯狂中默默苟活了十一年半，但是，他已经不需要用自己的死来恢复其著作的价值和他本人的声誉了。因为，就在他深陷于精神的黑夜之中的那些年代里，他的名字已经获得了一种任何当代的荣誉都无法与其匹敌的光彩，他的著作也已被译成各种文字，并传遍了整个世界。

　　我们当中的一些年长者，曾追随过尼采，并亲眼看到他是怎样与读书界的全然冷漠的态度进行着艰苦的、殊死的搏斗，因此，他们不能不感到，在这种如此迅速降临的无可争辩的世界性荣誉中，包含着某些令人极感惊奇的东西。在我们的时代，没有人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在短短的五六年里，尼采的思想倾向(它或者多少得到了理解，或者遭到了曲解，或者被不自觉地漫画化了)在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挪威、瑞典和俄国的大部分文学作品中成了一种主导性的倾向。例如，可以看一下这种思想对伽博利尔·德·阿农齐奥(Gabrieled'Annunzio)的影响。这种变化在尼采的既有的悲剧性因素中，又添加了一种新的内容：他曾经渴望获得人们的承认，甚至为此而陷入疯狂，然而，当那辉煌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降临时，他却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在那里，尽管他还活着，但生活的大门却永远向他关闭了。

　　但是，可以肯定，在1890—1900年这十年里，没有谁能像这位北德牧师的儿子那样，对他的同时代人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影响。这个人一直试图使人们相信，他是一位波兰贵族。同时，他也为自己的独特写作方式而骄傲：他用德文写作，却以法语进行构思。他赋予自己的生命和作品以一种恢宏阔大的风格，在它的荫蔽下，他本人性格中的小小弱点也渐渐被人们遗忘了。

　　为了对尼采那迅速的、压倒一切的胜利做出解释，我们必须揭开这一时代心理生活的秘密。尼采似乎是在反对这一时代的一切时尚，但同时，他又鬼使神差般使这个时代为之倾倒。这个时代崇尚极端民主主义，而他却以一种贵族主义的态度赢得了它的喜爱。这个时代诞生于宗教反动的蓬勃浪潮中，而他却用他的鲜明的反宗教态度取得了胜利。这个时代正与最困难、最广泛的社会问题进行着搏斗，而他，这个时代的思想家，却把所有这一切当作次要问题置诸脑后。他是当今时代的人道主义及其关于幸福的学说的敌人;他满怀激情地证明，在怜悯、邻人爱和无私的伪装下，可能隐藏着多少卑鄙龌龊的东西;他攻击悲观主义，同时也嘲弄乐观主义;他像十八世纪思想家们抨击神学教条一样，激烈地抨击了哲学家们的伦理学;他是一位宗教无神论者，因而，也是一位道德观念上的非道德论者。但是，这个时代的伏尔泰们并不承认他，因为他是一位神秘主义者;而当今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又不得不拒斥他，因为他是统治和等级思想的热情宣传家。

　　根据上述的一切，我们可以断言，他一定是与那些正在我们的时代中不断发酵着的因素有着许多暗合，否则，时代决不会像现在这样对其听之任之。今天，认识尼采，或者通过什么途径与其有过联系等，都足以使一位作家出名——有时，这甚至是一种倾其所有作品也无法换来的名声。

　　从青年时代起，尼采就有这样一种看法：叔本华和理查德·瓦格纳之所以值得钦敬，首先在于，“他们有一种不屈不挠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支撑起了他们的自信心，使他们得以在整个文化界充满敌意和喧嚣的叫喊声中岿然不动。”尼采使这种自信心成为自己人格的一部分，而且，毫无疑义，这也是他之所以感人的首要原因。

　　其次，他又是一位艺术家，一位充满睿智的抒情诗人。由于这一点，他可以将那些惧怕思想家的格言，认为它们晦涩难解的人吸引到自己身边。1888年，他就海涅写道：“他是怎样纯熟地掌握着德语啊!总有一天，人们将会知道，在驾驭德语方面，只有海涅和我才是最无与伦比的艺术家。”一个非德国人是难以确切判断尼采处理语言的能力的，但是，我们总应该相信这样一个事实：在我们的时代，所有的德语行家们都无一例外地同意，应该将尼采称为德国散文中最伟大的文体学家。

　　尼采的心理活动广阔而又深奥，这一点进一步打动了他的同时代人。他的精神世界有着自己的深渊和迷宫。自我沉思为他提供了可资研究的众多材料。然而，他并不满足于自我沉思。对知识的渴望像恋情一样占据着他的心，他将这种渴望称作是“贪婪”：“在这个灵魂里，并未居住着‘无私’;相反地，这里有一种渴望获得一切的自我;它用自己的双眼去看，用自己的双手去抓;这个属于我的灵魂甚至想要无一漏外地捉住过去的一切。这种贪婪是一种怎样的火焰啊!”

　　在他的身上，抒情的风格与批判的风格不仅同样得到了强健的发展，而且，它们之间还形成了一种迷人的结合方式。然而，这一点同时造成了尼采性格的另一方面：他在私人关系上的某些作法损害了他的形象，也使他的生命历程(它在许多地方都与克尔凯郭尔的历程相似)失去了其本来应该具有的某些高贵性。当一个伟大的个体站在他的面前时，他调动起自己的全部抒情才干，伴随着刺刀和利剑的鸣响，不恰当地欢呼着，将这位伟人拥上半神或上帝的宝座(例如，叔本华和理查德·瓦格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久他便发现了他的英雄的局限性。此时，那种热狂便一变而为仇恨。他尽情地发泄着、叫骂着，而毫不顾及自己从前的信仰。这种令人讨厌的特征明显地表现在他对瓦格纳的态度上。但是，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缺乏高贵性的作法，尼采反而获得了更多的倾慕者。要知道，这是一个在这种问题上毫无高贵性可言的时代呵!

　　在生命的最后时期，尼采与其说像一位思想家，不如说，更像一位预言家。他预告了“超人”的诞生，但却从未想过要从逻辑上对此做出证明。他信赖自己的本能，认定它具有一种可靠性和确定性;他相信，他本人代表着一种推动生活的原则，而他的对手则是生活的敌人。

　　对他来说，存在的目的就在于到处创造出天才。在我们的时代，高等人就像是一具容器，它以无法测度的方式孕育着种族的未来。在这一过程中，不止一个容器要被摔碎或自行爆炸，但是，人类不会因为某一单独生物的失败而毁灭。人，正像我们所知道的，不过是一座桥梁，一个由动物达于超人的中转站。对于人来说，猿猴是什么呢?一种可笑或可耻的东西。而对于超人来说，人也不过如此。迄今为止，一切物种都创造出了某些超越自身的东西，人也将要而且必须如此行事。尼采从达尔文主义那里，引出了连达尔文本人也未曾想到过的结论。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里，尼采与托尔斯泰恰恰表现为对立的两极。尼采的道德观念是贵族主义、个人主义的，而托尔斯泰的道德观念则是平民的、合于宗教传统的;前者强调个人的自尊和至高无上性，后者则宣说着自我牺牲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在同一个十年里，尼采与易卜生有时倒十分相似。像尼采一样，易卜生也是一个好斗的精灵，同时，也完全脱离了政治和实际生活。他们两人都一致强调，自己不是出身于一个低微的家族。在一封信中，易卜生告诉我，他的祖上，无论父亲还是母亲都出身于挪威希恩(Skien)地方的最受人尊敬的家族，并与当时国家和地方上的所有贵族家庭有着亲属关系。希恩不是一座世界城市(world-city)，它的贵族制也很少为外人知晓。但是，易卜生有着自己的目的，他是要提醒人们，他对挪威上层阶级的仇恨，不是出于一个圈外人的怨愤和嫉妒。

　　尼采也是一样，尽管拿不出自己的家谱，可他还是一直想让熟人们知道，他是一个波兰贵族家族的后裔。他的通信者们都把这一点看做是一种贵族主义的怪想。这首先是因为，他给出的姓氏Ni"ezky，本身就说明，这不是一个波兰姓氏。但是，事实却是另外一种样子。尼采的一位年轻的波兰崇拜者伯纳德·沙尔利特(BernardScharlitt)先生成功地作出了这样的证明，尼采姓氏的正确拼写应该是Nicki，他正是这一家族的后裔。在尼采的家里，人们找到了一枚几世纪来一直作为宝物代代相传的图章，在它上面，刻着Nicki家族的纹饰。沙尔利特由此得出结论，(也许它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尼采的主人道德，以及他的全部贵族主义世界观都表现着一种波兰贵族(Szlachcic)精神，而这种精神又是从其祖先那里继承来的。

　　像瑞南一样，尼采和易卜生都各自独立地选择了关于培育道德贵族主义者的思想。

　　易卜生的罗斯莫(Rosmer)喜爱这种思想，他的斯道克曼医生(Dr。Stockmann)也是这样。尼采则先把高等人说成是种族的准备性目标，继而又通过扎拉斯图拉之口宣布了超人的诞生。

　　他们在心理学领域也一次又一次相遇了。易卜生在《野鸭》(TheWildDuck)中曾谈及谬误对于生活的必要性。尼采则由于对生活的挚爱，而提出了另外一些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所谓真理，只有当其有助于保卫和推进生活时，才是有价值的。而谬误也只有当其使生活趋于枯萎时，才能被称作是一种有害的、破坏性的力量。当生活还离不开它时，它本身就不能算是一种惹人讨厌的东西。

　　令人奇怪的是，像尼采这样一位厌恶耶稣会教义的思想家，竟得出了这种直接导向耶稣会教义的看法。在这里，尼采甚至同意了他的许多对手们的观点。

　　由于其著作的原因，易卜生和尼采都没有受到忽视，然而，他们仍旧是两位孤独的人。斯道克曼医生说过，最孤立的人，才是最强有力的人。但是，在他们两人中间，谁最为孤立呢?易卜生到处避免与他人结盟，但却将自己的作品奉献给公共剧场中的庸众;尼采，作为思想家而言，是特立独行，无所傍依的，但作为个人，却又在不断地——即使通常总是徒劳地——寻觅自己的知音和思想传播者。但是，当其理智健全时，他的著作始终没有获得广大的读者，或者竟至受到了肆意的歪曲。

　　当然，要就上述问题做出抉择是不容易的。由于命运的摆布，他们都将对方看做是自己的盟友;此外，他们也都分别对其同时代人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并且还将长久地保持着自己的声誉。的确，这个问题已经用不着我们继续费心了。我们看到的是，尼采的学说传播到哪里，他的伟大的、稀有的人格在哪里为人们所理解，它们也就在哪里引起轩然大波，有力地吸引着一部分人，同时也受到另一部分人的同样有力的排斥。然而，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不能不承认的事实：在上述那些地方，他的学说将有助于促进个性的发展或者塑造出一种新的人格。

　　(安延明译)

　　【赏析】

　　勃兰兑斯的《尼采》并非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传记作品，因为它对传主并无细致周到的生活情节描写，且形式上也集论文、书信、纪念文章和书评为一体，不是传记所采用的记叙式文体。尽管如此，此书仍然被视为西方文化思想史上关于尼采的重要传记作品之一，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勃兰兑斯本人在文学领域拥有巨大的名气，他也是深刻地意识到尼采的重大意义并立即给予其充分肯定的开创者之一;勃兰兑斯曾经就尼采的思想观点开设了欧洲第一个专题讲座，写出了第一篇论述尼采思想的学术论文(即本书第一章)，在其中，他大力提倡人们去阅读和研究尼采的思想观念，认为他将给欧洲文学带来真正的自由气息。因此，他也可以说是向欧洲大力宣传尼采思想的第一人。此外，勃兰兑斯作为一名文学评论家，敏感地洞见了尼采哲学与文学的紧密关系并热情洋溢地肯定了尼采的相关论点，从而奠定了尼采在文学理论领域的地位。总而言之，勃兰兑斯的《尼采》无疑是关于尼采的重要历史文献之一，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关于尼采的第一幅“画像”，因此理所当然地拥有了特殊的开拓性地位，也在传记领域获得了应有的地位。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勃兰兑斯之于尼采类似于布罗德之于卡夫卡。他在收到尼采的赠书之后立即就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视之为一股可以为沉闷的欧洲思想带来新鲜空气的潮流。勃兰兑斯最擅长捕捉“新潮”，所以立即就尼采的思想开设了一系列讲座，从而使得尼采的“思想工厂”在北欧开张了，甚至变得“时髦”起来(这些词语是勃兰兑斯在信中对尼采汇报讲座效果时使用的)。但是，勃兰兑斯却没有信心向尼采细致地讲述自己讲座的具体内容和主要论点，而是坦言道：虽然自己很受感染，但是对于自己来说，尼采“内心世界的部分角落依旧是陌生的”。勃兰兑斯之所以无法理解尼采，可以从以下主、客观两方面寻找原因。

　　首先，从主观上看，勃兰兑斯是一名文学评论家，他自然不可能理解尼采的那些“纯粹哲学”的思想观点，而仅仅只能看到尼采思想中与文学相关联的那部分。令人吃惊的是，勃兰兑斯在最初的通信中居然向尼采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是一个哲学家吗?”尼采的回答是：“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又有什么意义呢?”简直难以想象尼采写下这个句子时的心情!当然，文学家与哲学家的区分并不真正地说明问题，勃兰兑斯与尼采之间的隔膜主要还是由两个人的思想观点、气质和理解力上的差别所决定的。例如，勃兰兑斯总喜欢把尼采与他自己所熟悉的一些哲学家或文学家进行类比论述，认为尼采的思想观念与哈特曼、杜林、易卜生等人相似，而与托尔斯泰则“恰恰相反”，这些比较的方法得自于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文学研究方式，但是用在尼采身上，不仅让人有隔靴搔痒之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误导作用。又如，勃兰兑斯把尼采称为“贵族激进主义者”，尼采回信说这一提法是所有关于他的称呼中“最聪明的”，显然不认可但又不得不敷衍对方，因为此时尼采对于勃兰兑斯这位“优秀的欧洲人”和著名的“文化传播者”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指望对方“大力宣传”自己的哲学思想。但是，勃兰兑斯的这一提法明显地说明，他不仅完全忽视了尼采思想的极端批判性特征，而且在宗教观、道德观和历史观等方面，基本上都误读了尼采的基本论点。从这个角度来看，勃兰兑斯的《尼采》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西方思想上关于尼采的种种误读之一例。

　　其次，从客观上看，勃兰兑斯误解尼采的原因也在于：两人处在同一个时代，因此缺少必要的时间距离和学术研究的积淀，而且尼采的许多重要资料(如《权力意志》等)还没有出版;另外，尼采思想本身具有极大的复杂性，不仅是勃兰兑斯，即使在百年之后的今天，人们也很难声称完全理解了尼采。例如，本书中译者在序言中把尼采的“超人”与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的人”进行类比，这是对勃兰兑斯的纠正还是另一种误读，读者自有判断。

　　此书的一大特色就在于穿插于书中的那些书信，它们(特别是尼采本人的那部分)折射出了尼采陷入疯狂之前最后一年的生活和思想，字里行间渗透了一个渴望为人们所了解和认可的哲学家的期盼和无奈。尼采的最后一封信不仅宣告了其作者的疯狂，同时也以极为特别的方式表达了尼采及其阐释者们的绝望：“您曾经发现我，找到我是容易的，但现在困难的是，如何摆脱我……”

　　勃兰兑斯对于尼采的阐释尽管在人们眼中可能如中译者所言，是“朦胧和狭隘”或“相当不如人意”的，但仍不失为一种可贵的努力;而且，他对于尼采的“伯乐”之恩，无论是尼采本人，还是我们当今的读者，都应该是心怀感激的。

　　(昂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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