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德《致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作品提要】

　　在这封长信中，王尔德追溯了他与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交往的细节，毫不留情地向道格拉斯(也向世人)揭示了被当时的流行观念歪曲遮蔽了的事实真相：　不是年长的作家本人引诱了年少的勋爵，而是暴烈、偏执的道格拉斯以其强劲的性格力量一度主导了王尔德，并最终使王尔德成为道格拉斯与其父亲昆斯伯里侯爵之间斗争和仇恨的牺牲品。然而，也正是雷丁监狱痛苦的铁窗生涯为王尔德反思自己的人生与艺术提供了绝好的机缘。“受苦”使他的人生体验、美学思考乃至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都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在此信中，王尔德基本上否定了自己前期的形式主义文艺思想和耽迷于审美享乐的生活态度，开始意识到：　美的背后还藏匿着某种精神，而悲怆、同情等则是这一精神中特别重要的元素。正是同情，使真正的基督生命和真正的艺术家生命联系起来。在信的末尾，王尔德希望朋友道格拉斯勋爵也能够诚恳悔过，并与他一起来分享这一新的领悟。

　　【作品选录】

　　刚进监狱时，有些人劝我忘掉自己是谁。要听了这话就完了。只有领悟了自己是什么人，我心中才有安宁可言。现在又有些人劝我一出狱就忘掉自己曾经坐过牢。我知道要听了这话也会同样要命的。这意味着一种不可容忍的耻辱之感将永远紧追我不舍，这意味着那些我跟旁人一样钟爱的事物——日月之美、四季之盛、黎明的音乐、长夜的静谧、绿叶间滴落的雨点、悄悄爬上草地把它缀成银光一片的露珠——这一切在我眼里都将蒙上污渍，失去它们疗治心灵的能力，失去它们传达欢乐的能力。抵制自己的经验就是遏止自己的发展。抵赖自己的经验就是让自己的生命口吐谎言。这无异于排斥灵魂。因为就像我们的肉体什么都吸收，既吸收经牧师或圣灵的显现净化过的东西，也吸收世俗不洁的东西，林林总总，都化为力气和速度，化为肌肉优美的动作，化为悦目的皮肤，化为头发、嘴唇、眼睛的线条与色泽;灵魂同样地也有它摄取营养的功能，能把本来是下作的、残忍的、堕落的东西，化为高尚的思想和高雅的情怀。不止如此，灵魂还能在这些东西中找到最尊严的方式来伸张自己，也能经常通过本来意在亵渎、毁灭的东西来最完美地彰显自己。

　　我不过是一所普通监狱里的一名普通囚犯，这一点我必须老老实实地接受;尽管你也许会觉得奇怪，我要教会自己的事有一件就是，别因此而羞愧。我必须接受这是一个惩罚;假如因为受到惩罚而羞愧，那惩罚受了就跟从来没受过一样。当然，有许多事我没干却被定罪，但也有许多事是我干的因而获罪，还有更多的事我干了却从未被告发过。我在这封信中说了，神是奇怪的，他们不但因为我们的恶行和堕落变态、也因为我们的美好与善良而惩罚我们。就这一点，我必须接受的事实是，一个人做好事同做坏事一样受惩罚。我不怀疑，人这样受罚很有道理。这有助于、或者说应该是有助于一个人对善与恶的领悟，不会因为其中的哪一样而自满自负。假使我这样，就能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不会对受惩罚感到羞愧，那我就能自由地思考、行走、生活了。

　　不少人出狱后还带着他们的囚牢踏入外面的天地，当作耻辱秘密地藏在心底，最终就像一头什么东西中了毒似的，可怜兮兮地爬进哪个洞里死了。他们落到这步田地真是可悲，而社会把他们逼成这样，很不应该，太不应该了。社会自认有权对个人施以令人发指的惩罚，可它也表现了浮浅这一最大的恶，领悟不到自己干下了什么事。当那个人受过惩罚之后，社会就撇下他不管了，也就是说，就在对那个人所负的最责无旁贷的义务刚开始之际，社会却把他抛弃了。社会真的是愧对自己的行为，避而不敢面对它惩罚过的人，就像有人欠了债还不起就躲起来，或者给人造成了不可挽回、无可补救的损害后就逃之夭夭。我从我这方面要求，如果我领悟了自己所受的苦，那社会也该领悟它对我所施的惩罚，于是双方就不得再胸怀芥蒂、心存仇恨了。

　　当然，我知道以某个观点看，事情对我要比对其他人更困难;从案情的性质看，肯定要更困难的。同我关在一起的那些个苦命的盗贼流浪汉，在好多方面都要比我幸运。不管是在灰色的城市还是在绿色的乡村，他们犯罪毕竟是在小街小巷小地方;要找个人们对他们干下的事毫不知情的去处，简直用不着走出小鸟在破晓与黎明之间能飞过的距离。但是对于我，“世界缩得只有巴掌大”，不管去哪儿，都看到铅铸石雕般地写着我的名字。因为我不是从藉藉无名跃入一时的罪名昭彰，而是从一种永恒的荣耀跌进一种永恒的耻辱。我自己有时觉得这似乎说明了，如果真还用得着说明，名闻遐迩与臭名昭著不过是一步之遥，要是真还有一步远的话。

　　就我的名字传播所及，到哪儿人们都认得出我来，就我干的蠢事传扬所及，谁都对我的生平了如指掌。但即使这样，我仍然能从中看到对我好的一面。这将迫使我需要再次彰显我的艺术家身份，而且是越快越好。只消再出哪怕是一部好作品，我就能挡掉恶意攻击者的明枪，胆小鬼嘲讽的暗箭，把侮蔑的舌头连根拔掉。如果生活还要令我为难，目前肯定是这样，那我同样要叫生活为难。人们必须对我采取某种态度，因此既对他们自己也对我作出判断。不用说我指的不是特定的个人。我有心与之相处的人现在只有艺术家以及受过苦的人：　那些知道美是什么的人，那些知道悲怆是什么的人。其他人我一概不感兴趣。我也不会对生活提出任何要求。说的这一切，谈的无非是关于自己对整个生活的心理态度;而我觉得，不因为受过惩罚而羞愧，是必须首先达到的境界之一，为了我自己能臻于完美，也因为我是如此的不完美。

　　接着我必须学会快乐。我一度凭直觉懂得快乐，或者以为自己懂得快乐。心中曾一直春意盎然。我的气质与快乐是如鱼得水，生活满满当当的尽是欢娱，就像把酒斟到了杯沿。而今我是从一个全新的立足点来考虑生活，即使是想象一下快乐是什么，常常都极为困难。记得第一个学期在牛津读佩特的《文艺复兴史研究》，那本书对我的生活有着奇特的影响;看到但丁把那些动辄悲悲戚戚的人放在了地狱的下层，就到学院图书馆翻到《神曲》中的那一段，只见在可怕的沼泽地下躺着那些“在甜美的空气中愁眉苦脸”的人，永远是一声一叹地念叨着：

　　那时我们愁眉苦脸

　　而阳光中甜美的空气喜气洋洋。

　　我知道教会谴责精神上的懒散忧郁，但那时觉得这整个想法似乎很有点古怪，就这个罪，我猜想，也是哪个对真实生活一点也不了解的牧师编出来的。我也不明白但丁，为什么既然说了“悲哀让我们与上帝重新结合”，又对那些沉迷于忧伤的人那么狠心，如果真有那样的人的话。当时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忧伤竟会成为我生活中一个最大的诱惑。

　　在万兹沃斯监狱时我真想死。一心想死。在医院里呆了两个月后便转到这里，发现自己身体渐渐好转，气得不得了，下决心出狱当天就自杀。过了一阵，心中的这股恶气消了，我决心活下去，但要像君王坐在宝座上那样，坐定愁城，永不再微笑。不管进哪家房子都要让那一家变得像刚死了人似的，不管哪个朋友跟我走在一起都要愁冗冗的举步维艰。要让他们知道悲愁乃生活的真正秘密，要让他们的心因为一份与己无干的悲怆而凋零，要让他们的日子因为我的痛苦而残缺。现在我的感受就大不一样了。我看到，要是自己整天郁郁寡欢地拉长脸，弄得朋友探访时得把脸拉得更长以示同情;或者一招待朋友，就请他们坐下来默默地品尝苦涩的药草、火葬场烤出的肉块——要是那样就太忘恩负义、太对不住人家了。我必须学会欢乐，学会快乐。

　　上两次允许在这里会朋友时，我就尽可能地显得快乐。我显得快乐，以此作为对他们大老远从伦敦来看我的一个小小的回报。我知道，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回报，但我感到，这肯定是最让他们高兴的回报。我一周前的星期六同罗比会面了一个钟头，努力把相见时的真心欢乐尽情表达出来。这么做，以我在这里为自己酝酿的思想观点看，还是很对的，而入狱以来第一次真心想活下去，对我便是明证。

　　摆在面前的有这么多事情要做，无论如何也得让我完成一些，否则就此死去，真会是天大的悲剧。我看到了艺术与生活新的发展，而每个发展都是一个新的完美的方式。我渴望活下去，探索这一于我简直就是新世界的领域。你想知道这新世界是什么吗?我想你也猜得出。就是我一直以来生活的这个世界。

　　如此说来，悲怆，以及它所教给人的一切，便是我的新世界。我过去曾经只为享乐痛快而活，对种种伤心痛苦避而远之。我讨厌这些，下决心可能不去理睬，也就是说，把它们当做不完美的方式，不属于我生活架构的一部分，不在我的哲学中有一席之地。我母亲生前能全面理解生活，常常给我引歌德的几句诗——那是卡莱尔在多年前送给她的一本书中写的——我猜也是卡莱尔自己翻译的：

　　从未就着悲哀吃过面包，

　　从未在夜半时分饮泣

　　痛哭着苦等明朝，

　　就不懂得啊，你在天的神力。

　　这些诗句，尊贵的普鲁士王后，就是被拿破仑百般的苛待的普鲁士王后，在羞辱与流放中曾常常引用。这些诗句，我母亲在晚年的烦恼中常常引用;我却决绝地不承认、不接受其中蕴含的巨大真理。那时还明白不了。记得很清楚我常常对她说，我不想就着悲哀吃面包，也不想有哪个夜里痛哭着苦等一个更苦的黎明。我根本不知道，那就是命运之神等着我的一个特别安排;的确，我生命中将会有整整一年，过的日子与这没什么两样。但命运就是这么一点一点派给我的;最近几个月来，经历了可怕的挣扎与磨难，才读得懂隐含在痛心疾首之后的一些功课。教士们，还有那些用警句却不带智慧的人们，有时把受苦说得很神秘。受苦其实是一种启示，让人明白以前从未明白的事理，让人从一个新的立足点去思考整个历史。关于艺术，过去凭直觉隐隐约约感到的东西，现在以心智和感情领悟了，再清晰不过地洞察了，刻骨铭心地体味了。

　　我现在看到了，悲怆，这人类所能达致的最高情感，既是一切伟大艺术所归的类型，也是一切伟大艺术必经的考验。艺术家一直在寻找的，就是这种灵肉合一而不可分的存在方式：　外在为内在表达，形式为内容的揭示。这种存在的方式为数不少：　有一阵，青春和专注于青春的那些艺术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模式;换个时候，我们也许会想到现代的风景画艺术，它印象的微妙与敏感，所暗示的一个寓于外在事物中的精神，大地与天空、雾霭与城市皆为其外衣的精神，以及它的种种情调、气氛和色彩的不同常态的交汇感应，通过绘画的形象，为我们展现了希腊人如此完美地用雕塑展现的内涵。音乐呢，因为全部主题都吸收在表达之中而不能与之分离，是个复杂的例子;一朵花或一个小孩，则是说明我的意思的简单例子。但是，悲怆乃生活与艺术的终极类型。

　　欢乐与欢笑背后可能藏着一种性情，一种粗俗、刻薄、冷酷的性情。但悲怆的背后却永远是悲怆。痛苦，不像痛快，是不戴面具的。艺术的真实，不在于本质的意念和偶然的存在之间的任何对应;不是形与影的相似，或者说形式本身同映在水晶中的那个形式的相似;也不是空山回音，或者幽谷中的一汪清水，把月亮倒映给月亮，把水仙倒映给水仙。艺术的真实是事物同其本身的整合，达成的外形表达着内涵，使灵魂获得肉身，使肉体充满精神。基于这个理由，就不存在能与悲怆相提并论的真实。有些时候悲怆似乎是我唯一的真实。其他的可能是眼睛或口腹的幻觉，变出来蒙蔽一个撑坏另一个。但天地万象，是以悲怆建造的，一个孩子、一颗星星的诞生，都伴随着疼痛。

　　不止于此，关于悲怆，还有一个严酷的、非同一般的现实。我说过我曾是我这个时代艺术与文化的象征。而同我一起待在这不幸的地方的每一个不幸的人，无不象征着生活的真谛。因为生活的真谛即是受苦。藏在万事万物背后的就是这个。涉世之初，甜美的是如此甜美，苦涩的是如此苦涩，我们必然会一心向往欢娱和快乐，追求的不止是“一两个月蜜糖般的生活”，而是一辈子不尝别的，不知道这么一来，我们可真的让灵魂挨饿了。

　　记得曾经同我所认识的一个心灵最美好的人谈过这事：　是一位女士，在我遭难坐牢的前前后后，她对我的同情和崇高的善心好意非笔墨所能书，非一般人所能及。她真正地帮助了我，虽然她自己并不知道，帮我忍受磨难的重负。天底下再没有谁对我的帮助有她大。而这帮助，凭借的不过是她的存在而已;凭借着她之为她：　既是个理想又是个影响，既暗示了人可能达到的境界，又真的扶持你去达到这个境界。她的心灵使空气飘香，能把属于精神的东西变得简单又自然，一如阳光和大海;对于她，美与悲相携而行，传递着同一个信息。眼下我心中所想的这次谈话中，记得清清楚楚我跟她说了，就伦敦一条小巷里的苦，便足以说明上帝不爱世人，只要什么地方有人悲伤，哪怕不过是一个小孩，在某个小花园里，为自己犯的或不是自己犯的过错而哭泣，造化脸上就整个儿黯然无光了。我那是大错特错。她说了，可我无法相信。我那时还没达到那个境界，能有这样的信仰。现在我似乎看到了，世界之所以悲深苦重，惟一可能的解释是因为某种爱。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解释。我信了，没有别的解释。而如果真的像我所说万象是用悲怆建造的，那造出这一切的是爱的双手。因为没有别的什么途径，能让万象为之而设的人的灵魂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痛快享乐，是为了美好的肉体;而痛苦伤心，则是为了美好的灵魂。

　　当我说我信了这些道理时，口气太大了。远远的，犹如一粒美轮美奂的珍珠，看得见那是上帝的城池。那城是如此美妙，好像一个小孩子在夏日里一天便可以到达似的。小孩子可以。但是我，像我现在这样，就不同了。一个道理，人可以片刻间顿然领悟，但又在沉甸甸地跟在后头的深更半夜里失去。要守住“灵魂所能登上的高峰”，谈何容易。我们思想着的是永恒，但慢慢通过的却是时间。而铁窗内的我们时间过得有多慢，就不用再说了;也不用再说那爬回监狱牢房、爬进心底牢房的疲惫与绝望。那疲惫与绝望如此奇怪，驱不散，抹不掉，好像只能装点洒扫房屋让它们进来，就像接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一个厉害的主子，或者一个奴隶，我们是阴差阳错或咎由自取地成了奴下之奴。虽然一时间你可能觉得难以相信，但对于你这依然是千真万确的：　自由自在、无所事事、舒舒服服地过着日子，学会谦卑的功课要比我容易，我每天一早就得双膝跪地，擦洗牢房的地板。因为监狱生活那道不尽的艰辛、数不完的条规，使人产生叛逆心理。最可怕的不在于这令人心碎——心生来就是要碎的——而在于这使人心变成石头。有时人会觉得，如果不绷着铁板一样的脸皮，翘着不屑的嘴角，这一天就挨不到黑。而心怀叛逆的人，借用教堂里很喜欢用的一句话说，受不到神的恩典——我敢说，教堂喜欢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生活同艺术一样，叛逆的心境使灵魂闭塞，将灵气堵住。然而这功课我要学的话，就必须在这个地方学，而且要是脚踏在正道上，脸朝定那“名叫美的门”，心中就必会充满喜乐，尽管常常也会在泥淖中失足跌倒，在迷雾中失去方向。

　　这新生，由于热爱但丁，我有时喜欢这么叫它，当然，绝不是新的生活，它不过是我以往的生活通过发展和进化的延续罢了。记得在牛津时同一个朋友说过——那是个6月的早晨，在我拿到学位之前我们正沿着莫德林学院那些莺歌燕舞的小路散着步——说我要尝遍世界这个园子里每棵树结的果，说我要心怀这份激情走出校门踏进世界。的的确确，我是这样地走出校门，这样地生活了。我犯的惟一错误，是把自己局限在那些以为是长在园子向阳一面的树当中，避开另一边的幽幽暗影。失败、羞辱、穷困、悲哀、绝望、艰难，甚至眼泪、从痛苦的嘴唇断断续续冒出来的话语、令人如坐针毡的悔恨、良心的谴责、最终要受惩罚的自轻自贱、头上顶着柴灰的悲愁、披麻布饮苦胆的悲情——这一切都是我所害怕的。正因为决心不过问这些，后来才被迫一样一样轮番将它们尝遍，被迫以它们为食，真的，有几个月别的什么也没吃。我一点也不后悔曾经为享乐而活过。我尽情活了个痛快，就像人不管什么都要做个痛快。什么快乐都经历过了。我把灵魂的明珠投进杯中的美液。我沿着铺满鲜花的小路寻找长笛的乐音。我过着蜜糖般的日子。但如果继续过着同样的生活就不对了，因为这会限制心性的发展。我只有往前走，园子的另一半同样也有它的秘密留给我。

　　当然这一切在我的作品中已有预示。有的在《快乐王子》中;有的在《少年国王》中，特别是主教对跪着的男孩说的那一句：“难道制造不幸的神，不比你聪明吗?”这话写的时候我以为不过是普通一句话罢了;有很多则隐藏在《道连·葛雷》中那像紫线缝金衣般穿过整篇的厄运这一主旨中;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中，这预示又以多种色调呈现;在《人的灵魂》中则写得直截了当、一目了然;在《莎乐美》中，又像首歌的叠句一样，其多次重现的主题使剧本变得像一部音乐作品，把它串成了一首叙事曲;在那篇散文诗里，就是那个人必须用铸“一时的欢乐”的青铜铸出“永恒的悲哀”的塑像的那首，这预示铸成了具象。不可能是别的了。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每时每刻的做人，不但取决于他曾经怎样，也同样取决于他即将怎样。艺术是一个象征，因为人是一个象征。

　　倘若我能完全达致这一境界，那就是艺术生命的终极感悟。因为艺术生命是简单的自我发展。艺术家的谦卑在于他对所有经验的坦诚接受，正如艺术家的爱无非是那份对美的感受，那份把它的灵与肉向世界揭示的美感。佩特在他的小说《伊壁鸠鲁信徒马利乌斯》中，想在该词深层、美好、严肃的意义上，求得艺术生命与宗教生命的一致。但马利乌斯简直同一个旁观者相差无几，的确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旁观者了，要他“以合适的情感观照生活之奇景”，华兹华斯把这点定义为诗人的真正目的。然而他这个旁观者只不过、或者太过于注重神殿的器皿是否好看得体，因而未能注意到他所注目的乃是悲怆之神殿。

　　我看到了，直正的基督生命和直正的艺术家生命之间，有一个亲密直接得多的联系;令我大为高兴的是，回想起在悲怆占据我的日日夜夜、使我身心俱裂之前，我早就在《人的灵魂》中写道，一个人必须完全是、绝对是他自己，才会过基督那样的生活，而我引为典型的，不但有山坡上的牧羊人、牢里的囚徒，还有画家，对于他们世界是一幅美景，还有诗人，对于他们世界是一首歌。记得有一次跟安德烈·纪德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我对他说过，对形而上学我少有兴趣，对道德伦理一点也没有，这样不管是柏拉图还是耶稣基督，他们所说的无不能直接移植到艺术领域，并在此获得圆满的实现。这一条概括既新颖又深刻。

　　在基督身上看得到个性与完美那种紧密的结合，这结合形成了古典和浪漫艺术的真正区别，也使得基督成为生活中浪漫运动的真正先驱;还看得到基督天性的根本基础与艺术家的完全一样，是一种热烈奔放、火一样的想象力。他在人类关系的整个领域中实现了那种由想象引发的同情，而这在艺术领域中又是创作的惟一秘密。他理解麻风病人的痛苦，失明之人的黑暗，为享乐而活者的巨大悲哀，富人不可思议的贫乏。现在你明白了吧——难道还不明白吗?——在我病痛之中你写信给我说，“你像尊偶像，没了底座就没意思了。下次你要是病了我马上走开”，这样做距离真正艺术家的气质，同距离马修·阿诺德所称的“耶稣的真谛”一样遥远。无论艺术家的气质还是耶稣的真谛，都会教你怎样对别人的遭遇感同身受。你如果需要一句座右铭好晨昏温习，好读着痛快或痛苦，那就把这一句日沐阳光夜被月华的挂在你家墙壁上吧：“对别人的遭遇感同身受。”要是有人问起这样一句座右铭意味着什么，你就回答说，它意味着“主耶稣的心肠和莎士比亚的头脑”。

　　(常绍民、沈弘等译)

　　【赏析】

　　“我会为了一种感情走上火刑柱，最后成为一位怀疑论者!”这是奥斯卡·王尔德在1886年致友人的信中所发的感慨，后来发生在他与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之间的友谊，正是这样一段最终将其送上“火刑柱”的毁灭性的感情。在《致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这封写自雷丁监狱的长信中，王尔德对两人之间“坎坷不幸、最可悲可叹的友谊”进行了沉痛的反省。

　　王尔德与道格拉斯相识于1891年夏天。当时道格拉斯21岁，是一位白肤金发、富于魅力但极为傲慢任性的牛津大学学生。在此之前，王尔德与道格拉斯分别都有过各自的同性爱经历，两人相识约半年后即成为同性爱人。王尔德对这位比他年少16岁的、清俊的密友投入了极大的激情，然而他们的友谊很快即暴露出其破坏性的一面。道格拉斯遗传了昆斯伯里家族暴烈、偏执、神经质的气质，母亲的娇宠又惯养了他的狂傲、虚荣与挥霍无度。他的性格上的种种缺陷使王尔德遭受了很多折磨和痛苦;更为严重的是，他还与伦敦的同性爱黑社会保持着联系。正是在道格拉斯的诱引下，王尔德逐渐沦为与男娼为伍的境地而声名受损。1895年，又因道格拉斯之父昆斯伯里侯爵的指控被判入狱，终致身败名裂。

　　从1895年5月至1897年1月，在近两年的牢狱生活中，王尔德没有收到来自道格拉斯勋爵的一行书信，更没有看到或听到他这位同性爱密友对其陷狱事件的任何诚恳的认识和反思。于是，作家决定亲自给道格拉斯写信，一吐胸中块垒。这封长信的写作，经历了3个月的时间，作家在其中倾注的感情也是极为复杂的。一方面，他对给自己带来巨大伤害的道格拉斯及其家族是不无怨恨的：　信中追溯了两人交往的种种细节，毫不容情地向道格拉斯本人——后来也向世人——揭示了被种种传言遮蔽了的事实真相：　不是年长的作家引诱了年少的勋爵，而是道格拉斯以其强劲的性格力量一度主导了王尔德，并最终使作家成为他们父子之间斗争和仇恨的牺牲品。王尔德服刑期间，不仅失去了自由和尊严，而且经历了深重的灾难：　破产、丧母、妻儿离去、转狱途中任人嘲弄、狱中从早到晚奴隶般的劳作……而在铸成所有这些苦难的过程中，道格拉斯与其暴戾的父亲、懦弱的母亲以及整个昆斯伯里一家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王尔德又感到：“一个人，不能永远在胸中养着一条毒蛇;不能夜夜起身，在灵魂的园子里栽种荆棘。”所以他又希望将爱留在心间，尽力把对方的过错想成是无意之过，并随时准备着宽恕自己的朋友。而且在经历了漫长、痛苦、深刻的反省之后，王尔德已能清醒地认识到：“是我自己毁了自己——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如果不是自己毁自己，别人谁也毁不了的。”实际上，在这封信中，王尔德对自己前期的处世态度、美学观念、文艺思想以及对基督的认识等做了一个相当系统的反省和清算，也因而实现了灵魂的新的升华。这部分内容，才是长信的精华之所在。

　　王尔德重新估价了快乐与痛苦的意义，尤其是深切地领悟了苦难在人生与艺术中的价值，认识到自己以前只为享乐痛快而活的生活态度是片面的。“我要尝遍世界这个园子里每棵树的果”——当年，王尔德是怀着这样的激情和宏愿走出牛津大学、踏进世界的;而今，他沉痛地感到：“我犯的惟一错误，是把自己局限在那些以为是长在园子向阳一面的树当中，避开另一边的幽幽暗影。”失败、羞辱、穷困、悲哀、绝望、艰难，眼泪、悔恨、良心的谴责……正因为他早年决心避开这些人生的阴暗面而一味地追欢逐乐，后来才被迫一样一样轮番地将它们尝遍。刚进监狱时，王尔德痛苦万状，甚至因无法面对如此残酷、耻辱的现实而一心想死。有些人劝他忘掉自己是谁，但他明白，忘却并非拯救其灵魂的有效方式，他选择了诚恳地接受，不仅接受自己作为一个应当受罚的囚犯的事实，而且也不打算将这段坐牢的历史从记忆中抹去。这种接受，超越了一般意义上所谓的“认罪伏法”的范畴，它来自深沉的自我反省，它所企求的不是忘却的麻木和苟且的安宁，而是精神的升华、灵魂的得救。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王尔德发现：　受苦其实是一种启示，它使人涤除内心的虚荣、粗俗、自大、冷酷等一切虚浮不实的东西，重新发现潜藏在心性最深处的宝藏：　谦卑。正是谦卑，能够让一个受苦者从一个新的立足点去思考整个历史，从而明白以前从未明白的事理。王尔德还从广义上思考了世间存在的苦难。他原本以为，“就伦敦一条小巷里的苦，便足以说明上帝不爱世人”，但现在他却领悟到，世界之所以悲苦深重，惟一可能的解释是因为某种爱;因为除了悲怆，再没有什么别的途径能让人的灵魂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避开痛苦，就等于是让灵魂挨饿。

　　艺术与生活之于王尔德，始终是紧密联系着的，新的人生思考必然伴随着新的艺术感悟。一旦他领悟到悲怆之于人生的意义，那么这种情感在艺术领域里的价值也就自然而然地凸现在面前。王尔德感到，痛苦，不像快乐，是不戴面具的：“欢乐与欢笑背后可能藏着一种性情，一种粗俗、刻薄、冷酷的性情。但悲怆的背后永远是悲怆。”由于悲怆禀有这种“外在为内在表达，形式为内容的揭示”的本质，所以，它作为“人类所能达致的最高情感”，“既是一切伟大艺术所归的类型，也是一切伟大艺术必经的考验”。无论从创作还是从文艺思想来看，早年的王尔德都堪称一位形式主义者。然而，在此信中，当他将悲怆视为“生活与艺术的终极类型”时，就已经意识到，艺术的真谛并不仅仅是能够给人以审美快感的形式，而是在外形之中整合着深沉的内涵。此时，王尔德基本上否定了前期的形式主义文艺思想，而开始重视艺术中的精神和内容的层面。站在这种新的高度反观自己以前的作品，王尔德禁不住惊叹，他的生命的脉络走向如草蛇灰线，早已隐约埋伏在《道连·葛雷的画像》、《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以及《莎乐美》等作品中，这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极端的形式主义和张扬的审美态度，必然会导致今天这样的可悲境况。

　　在宗教问题上，前期的王尔德也是一位形式主义者。他对天主教的神往，与其说是因为其宗教崇高的感召力，不如说是出于对它那堂皇华美的仪式和装饰的欣赏。然而，真诚的谦卑和深巨的苦痛使狱中的王尔德洞见到，真正的基督生命和真正的艺术家生命之间，有一个比形式美亲密直接得多的联系，那就是“同情”，“无论艺术家气质还是耶稣的真谛，都会教你怎样对别人的遭遇感同身受。”在王尔德看来，基督不仅是诗人的同道，而且他的整个生命也是一首最美妙的诗，因为他的生命如此完满地将悲与美合而为一，具备了生活所有的色调：　神秘、奇特、悲情、暗示、狂喜以及爱。就“怜悯与恐惧”而言，倾所有古希腊悲剧也不可望其项背。在这里，尽管王尔德依然是从审美的角度去思考宗教问题，但他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其表面仪式和装饰的欣赏，而是更加侧重于领会基督教的拯救、信仰、爱、道成肉身等所蕴涵的深邃的审美意味。这种新的思想境界，使他从欣赏福楼拜转而赞赏俄国作家那种深沉博大的怜悯情怀了。

　　总之，《致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的思想内容早已超出密友间是非恩怨的纠缠，而成为王尔德在漫长的狱中思索后所取得的标志性精神成果。

　　(陈瑞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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