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主要内容及赏析

　　【作品提要】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是一个伟大而令人迷惑的人物。他在艺术与科学的双重气质之间摇摆不定，留下了很多没有完成的作品;他表现出对性欲的冷淡和拒绝，似乎本性的暴风雨般的热情并没有触及他;他具有某种女性的柔弱情感，但同时又表现出对道德的漠不关心。达·芬奇在笔记中留下了一个关于“秃鹫”的童年记忆，而这是一个幻想，在其背后隐藏着理解他人格之谜的核心线索。

　　【作品选录】

　　二

　　就我所知，在列奥纳多的科学笔记本上只有一处记载了一条关于他童年的情况。在一段描绘秃鹫飞行的文字中，他突然中断了叙述，转而对出现在脑海中的一个很早时期的回忆作了描述：

　　“看来我是注定了与秃鹫有着如此深的关系;因为我想起了一段很久以前的往事，那时我还在摇篮里，一只秃鹫向我飞了下来，它用翘起的尾巴撞开我的嘴，还用它的尾巴一次次地撞我的嘴唇。”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段童年时代的记忆;也确是一段十分奇怪的记忆。因为它的内容，也因为它被认定的年龄都是很奇怪的。一个人也许不是不可能保留他吃奶时期的记忆，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它看作是确凿无疑的。列奥纳多的这段记忆所宣称的事情——即秃鹫用尾巴撞开孩子的嘴——似乎太不可能，太神奇了;因此另外一种观点——一个一下子可以解决两个难点的观点——在我们的判断中看来是更可取的。根据这个观点，秃鹫的场面不是列奥纳多的记忆，而是一个幻想，是他在以后的日子里形成的，又转换到了他的童年时代去的一个幻想。

　　童年记忆经常是这样出现的。同成年时期的有意识的记忆完全不同，它们并不固定在被经验的时刻，又在以后得到重复，而是在以后的年月，即童年已经逝去了的时候才被引发出来;在它们被改变和被伪造的过程中，它们是要服务于以后的趋势的，所以，一般说来，它们与幻想并不能被明确地区别开来。如果我们把它们的本质与那种发源于古人中的历史写作加以比较，也许就能最清楚地阐明这一点。只要一个国家又小又弱，它就想不到要去写历史。人们耕种土地，为了生存同邻国争斗，试图从他们那里夺得领土和财富。这是英雄们的时代，不是历史家的时代。接着出现了另一个时代，思考的时代： 人们感到自己是富裕和强大的，现在，他们感到有必要知道他们来自何处，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历史最初开始时是对现在作出不断记录，接着回顾过去，并且搜集传统和传奇，解释在风俗和习惯中幸存下来的古代的痕迹，这样就创造了过去的历史。这种早年历史不可避免地会是当前信仰和愿望的表达，而不是过去的一幅真实图画;因为许多事情从民族记忆中被漏掉了，另一些事被歪曲了，其他一些过去的情况为了适应现时的思想被错误地解释了，此外，人们写历史的动机不是客观的求知欲望，而是想影响他们的同时代人，想鼓动和激励他们，或者想在他们面前放一面镜子。一个人对他成年期事件的有意识记忆完全可以类比于第一类历史(即当时事件的编年史);而他对于童年的记忆——就它们的起源和可靠性而言——与民族最初年代的历史是相似的。这是后来汇编的，并且是为了有倾向性的理由而汇编的。

　　那么，如果列奥纳多关于在摇篮里秃鹫来访的故事只是后来一个时期的幻想，人们也许会认为花这么多时间在这上面太不值得了。人们也许会满足于在他的爱好的基础上对这个故事作出解释——他从不隐瞒他的爱好——他把对于飞鸟的兴趣看作命运的预先安排。但要低估了这个故事，一个人也许会犯下很大的错误，就像一个人粗心地抛弃了民族早期的历史中发现的传奇、传统和所作解释的主要部分一样。尽管有歪曲和误解，它们还是代表了过去的现实;它们是人们根据早期经验，并在曾经很强大、今天仍起作用的动机的支配下形成的;如果用上所有的知识的力量能使这些歪曲了的事物恢复过来，那么揭开传奇性材料背后的历史真相是没有问题的。这同样适用于一个人的童年记忆或幻想。一个人思考他在童年时代留下的印象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一般说来，残留的记忆——这些东西他自己也不理解——掩盖着他的心理发展中最重要特征的无法估价的证据。今天，当我们在精神分析的技术中拥有了卓越的方法，能帮助我们认识隐藏着的材料时，我们就可以通过分析列奥纳多关于童年幻想来试图填补他生活故事中的空白。如果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仍不满意我们所取得的确实性程度，我们就不得不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了： 对这位伟大的、谜一样的人物，其他的许多研究也没有遇到更好的命运。

　　如果我们用精神分析学家的目光来看待列奥纳多关于秃鹫的幻想，这个幻想很快就会显得不奇怪了。我们似乎会回忆起在许多地方都遇到了同样类型的事情，例如在梦里;因此，我们才不厌其烦地把幻想从它自己特殊的语言中翻译成普遍理解的文字。这种翻译可以看作是指向一种性的内容。一个尾巴——“Coda”——在意大利语中和在其他语言中一样，都是男性生殖器的最为人所熟悉的象征和起到代用作用的表达;幻想中的情况——秃鹫用翘起的尾巴撞开孩子的嘴，在嘴里面强有力地撞着——与舐淫(fellatio)行为，即把阴茎放入有关系的人嘴巴里的性行为是相一致的。很奇怪，这个幻想在性质上是完全被动的;而且它很像在女人或被动的男同性恋者身上发现的某些梦和幻想(所谓被动的男同性恋者是在性关系中扮演女人的角色的人)。

　　我希望读者能克制一下，不要因为精神分析学刚运用到伟大而又纯洁的人身上时，似乎是对他的记忆的不可饶恕的诽谤，就让愤怒的冲动使他不能跟随精神分析学一起向前走去。很清楚，这样的愤怒永远不能告诉我们列奥纳多童年幻想的重要性;同时，列奥纳多用最清楚的方式承认了这个幻想，而我们也不能放弃我们的期望(设想)——或者，如果听上去谦虚一些，也可说不能放弃我们的偏见——即这种幻想一定有某些意思，就像另外一些同类的心理创造： 一个梦，一个幻想或一句胡话。所以，我们暂时最好还是心平气和地听听分析工作所讲的内容，它确实还没有讲出它最后的话呢。

　　把男人的性器官放入口中加以吮吸，这种爱好在体面的社会里被认为是令人作呕的性变态，然而在今天的妇女中间却屡见不鲜——在古时候也是如此，例如一尊古代雕塑所显示出来的那样——在恋爱状态中，它仿佛完全失去了令人厌恶的特性。医生们发现，甚至在那些没有从克兰夫特·艾宾的《病态性心理》或从其他的知识来源中懂得这种口淫方法有可能获得性满足的妇女身上，也会产生与这种爱好有关的幻想，她们自发地产生这种想入非非的幻想，好像没有什么困难。进一步的研究告诉我们，受到道德如此严厉谴责的这种情形可以溯源于一种最纯洁的本质。它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重复了我们都曾一度感到了欢乐的一种情形，即当我们还在吃奶的时期(“那时我还在摇篮里”)，把我们母亲的(或奶妈的)乳头放进我们的嘴里吮吸。这一经历的器官印象——我们生命中第一个快乐的源泉——无疑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上;在以后的日子里，当孩子熟悉了牛的乳房——它的功能与人的乳房一样，但它的形状与它在腹下的位置使它与阴茎相似——性认识的初级阶段就被达到了，以后这个初级阶段会使他形成令人反感的性狂想。

　　现在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列奥纳多把他想象中的与秃鹫的经历看作他吃奶时期的记忆。幻想所掩盖的只是在母亲怀中吮吸乳头，或者得到哺育的回忆，这是人类之美的一个场景。他像许多艺术家一样，在圣母和她的孩子的幌子下用他的画笔加以描绘了。确实，另外一点我们还不了解，而这一点我们不能忽略： 这种对两性同样重要的回忆被列奥纳多这个人改变成了被动的同性恋幻想。暂时，我们先把什么是与同性恋和吮吸母乳有关的问题搁在一边，仅仅记住，传统观点确实把列奥纳多作为一个具有同性恋感情的人来表现的。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目的与那对年轻的列奥纳多的指责公正与否并不相干。使我们决定说某人是否是一个性倒错者的，不是他的实际行为，而是他的情感态度。

　　接着激起我们兴趣的是列奥纳多童年幻想的另一个难以理解的特征。我们把幻想解释为得到母亲哺育的幻想，我们发现他的母亲被秃鹫所代替。秃鹫来自何处?又怎样在它现在的地方碰巧被发现了呢?

　　关于这一点，我想起一个来自遥远的地方的思想，这个思想吸引着我的注意力。在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中，母亲是由秃鹫的画像来代表的。埃及人还崇拜女神，这个女神被表现为有一个秃鹫的头，或者有几个头，但其中至少有一个是秃鹫的头。女神的名字读作摩特。它与我们的德语单词“Mutter”〔“母亲”〕发音相近，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那么在秃鹫和母亲之间是有一些真正的联系的，但是这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有什么权力期望列奥纳多知道这一点?因为第一个成功地阅读了象形文字的人是晚得多的弗朗索·查波伦(1790—1832)。

　　了解一下古埃及人是如何选择秃鹫作为母亲的象征一定很有意思。甚至对希腊人和罗马人来说： 埃及人的宗教和文明也是科学的好奇心的对象，在我们能看懂埃及的遗迹很久之前，我们便从尚存的古典著作中获得了关于这方面的一些为我们所用得着的知识。其中一些著作出自名家之手，例如： 斯特拉博、普鲁塔克和阿密安·马赛林斯;另一些著作为人们所不熟悉的作家所著，著作的资料来源及成书日期也不确定。例如赫拉波洛·尼里的《象形文字》和那本关于东方教士的智慧的著作，传下来的作者的名字是赫姆斯·特里斯麦吉斯托斯这个神的名字。我们从这些来源中知道，只是由于人们只相信雌秃鹫的存在，秃鹫才被看作母亲的象征;人们认为这一物种是没有雄性的。关于单性生殖的对应例子可以在古代自然史中看到： 埃及人把圣甲虫崇拜得五体投地，认为它是有神性的，因为他们以为只有雄性的圣甲虫。

　　如果所有的秃鹫都是雌性的，人们如何想象它们的妊娠呢?这一点在赫拉波洛的著作中有充分的说明： 在某一时刻，这些鸟停留在空中，张开它们的生殖器，风使它们受精。

　　现在，我们意外地来到了一个地方，这里，我们可以把一些不久前还认为荒谬而加以拒绝的事情看作是很有可能的了。列奥纳多极有可能熟悉一则科学寓言，这则寓言阐明了为什么埃及人用秃鹫作为母亲这一概念的形象化代表。他的阅读面是很广的，他的兴趣包括了文学和知识的一切科目。在《阿特兰特抄本》中我们发现了一份他在某一特定时期里所拥有全部图书的目录，另外还有他从朋友那里借来的其他图书中做下的大量笔记;如果我们能够根据里希特所记述的列奥纳多笔记摘录(1883)来下判断，他的阅读范围几乎怎么估计也不会太高。除了同时代的书籍外，关于自然历史的早期著作在其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所有这些书籍在当时已被印行了。米兰实际上是意大利新印刷技术的领头城市。

　　再研究下去，我们得悉一个情况，它能把列奥纳多知道秃鹫寓言的可能性转变成肯定性。赫拉波洛的博学著作的编辑者和评论家就上面已经引用过的原文作了如下的笔记：“但是，这个关于秃鹫的故事已经被教会的神父们热切地接受了下来，靠着从自然秩序中获得的证据，他们企图驳斥那些否认圣灵感孕的人。所以，这个话题几乎在他们所有的人中间流传着。”(见李曼斯的著作，1835年)

　　因此，单性秃鹫的寓言和它们的概念模式就像圣甲虫的类似传说一样，远非不重要的轶事;教会的神父们利用这个取自自然历史的证据作为为他们服务的工具，来对付那些怀疑《圣经》中记载的历史的人。如果在关于古代最好的一些记载中秃鹫被描写成是靠风受孕的，那么，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在某种场合不能发生在女人身上呢?既然秃鹫的寓言能够成为“几乎所有的”教会神父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事，那么，我们就很难怀疑列奥纳多也知道这则寓言，因为这则寓言受到了如此广泛的庇护和偏爱。

　　现在，我们可以重新构思列奥纳多关于秃鹫幻想的起源了。他曾经碰巧在一位神父那里或在一本自然历史的著作里获悉所有的秃鹫都是雌性的，它们的繁殖行为一点也不需要雄性的帮助： 在这一点上，某一个记忆跃入了他的脑海，而这个记忆就被改变成为我们在讨论着的这种幻想了，但是这个幻想意味着他也是这样一个小秃鹫——他有过母亲，但是没有父亲。记忆与这一点连在一起了，与如此重要的年代的印象——他在他母亲胸脯上吸乳时的欢乐的回声——在唯一可以表达出来的一种方法中连在一起了。教会的神父们所提到的圣母和她的孩子的思想——所有艺术家都珍爱的思想——一定促使他更加感到这个幻想的珍贵和重要。确实，在这种方法中他可以把自己与小基督视为一体，不仅仅是这一个女人的安慰者和救助者。

　　我们分析一个童年幻想的目的是要把它所包含的真正记忆与后来修饰、歪曲它的动机分开。在列奥纳多的情况中，我们相信我们得悉了幻想的真正内容： 秃鹫对母亲的代替表明孩子知道他缺少父亲，只有他和他的母亲相依为命。列奥纳多作为一个私生子的事实与他的秃鹫幻想是一致的;只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能把自己比作一个秃鹫的孩子。我们知道的关于他童年时代的另一个可靠事实是，在他五岁的时候，他被父亲的家庭收养了。我们不知道这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到底是在他出生后几个月呢，还是在土地登记簿注册之前几个星期。正是在这里，秃鹫幻想的解释起了作用： 它好像告诉我们，列奥纳多一生中关键的头几年不是在他父亲和继母身边度过的，而是和他可怜的、被遗弃的亲生母亲在一起，所以他才有一段时间感受到他父亲的缺乏。这似乎是经过我们的精神分析的努力而获得的一个不充分的，还有些大胆的结论，但随着我们的研究的深入，它的意义将会增加。当我们考虑到列奥纳多的童年时期的情形确实对他起了作用，这个结论的确实性就会得到加强。原始资料告诉我们，在列奥纳多诞生的那年，他的父亲塞·皮罗·达·芬奇与唐娜·阿尔贝拉结婚了，继母是一位出身高贵的小姐;因为他们婚后没有孩子，所以这孩子被他父亲的(毋宁说是他祖母的)家庭领养了——正如文件证实的那样，这件事情发生在他五岁那一年。在婚后不久就让一个年轻的新娘——她自己还希望有福气生儿育女呢——来照顾一个私生子，这种事是很少见的。在决定领养私生子之前，他们肯定度过了一段失望的岁月，这个私生子可能已长成一个挺讨人喜欢的小男孩了，这对期望中的合法的孩子的空缺也是一个补偿吧。如果在他能把他生母孤零零的一个人换成一对父母之前至少过去了三年，也许是五年，那么这个结论与秃鹫幻想的解释就最合拍不过了。可那时已太晚了。在生命的最初三四年，一些印象逐渐固定了，对外部世界的反应方式建立起来了，以后的经验永远也不会剥夺它们的重要性。

　　如果一个人童年时代的难以理解的记忆和建立在这些记忆上的幻想真是始终强调了他精神发展中的最重要的成分，那么，秃鹫幻想进一步证实的这个事实——即列奥纳多生命的头几年是和他的生母一起度过的——就会在他的内心生活的形成中给予决定性的影响。这一事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这个孩子——在早年生活中他比其他孩子多面临了一个问题——开始怀着特别强烈的感情来沉思这个谜，这样，在他弱小的时候就成了一个探索者，他苦苦思索着，被婴儿们来自何处、父亲为他们的出生做了些什么——这样的重大问题折磨着。这是一个含糊的猜测： 他的探索和他童年时代的历史之间的这种联系后来促使他声称，因为他在摇篮中的时候就有秃鹫来访，他注定了从一开始就要对鸟儿飞翔的问题进行研究。这样，下面要阐明他对于鸟儿飞翔的好奇心如何来自他童年时代关于性的思考，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六

　　今天的读者认为所有疾病的历史听来都是令人厌恶的，这一事实不容置疑。他们抱怨说一个伟人的病历审查永远不会导致理解他的重要性和他的成就，他们就这样来表达他们的厌恶，他们还抱怨说，研究伟人身上的这些事情只是一种毫无用处的鲁莽行为，因为这些事情在你碰到的任何一个人身上都可以找到。但是这个批评的不公正是如此明显，以致只有当它作为一个借口和伪装时才是可以理解的。审查病历的目的丝毫也不是为了使这个伟大人物的成就无法理解;肯定不会有人因为没有去做他从来没有想到去做的事情而受到责备。他们反对的真实动机不是这样。如果我们牢记传记作家们用非常特殊的方法观察他们的主人公，我们就能发现这些动机。在许多情况中，他们选择他们的主人公作为他们研究的题目，因为——由于他们个人的感情生活——从一开始，他们就感到对他特别喜爱。然后，他们把他们的精力奉献给一个理想化的任务，目的在于把这个伟人塞进他们所设想的婴儿的模式之中——也许目的还在于在他身上再现儿童对他父亲的理想。为了满足这个愿望，他们去掉他们主人公的生理学上的个人特征;他们抹掉他一生与内部和外部阻力的抗争的痕迹，他们在他身上不允许有人类弱点和缺陷的痕迹。这样，他们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实际上冷漠、陌生和理想的人物，从而代替了我们会感到与我们遥遥地有着关系的一个人。他们这样把真理奉献给了幻觉，为了他们的婴儿幻想而放弃了认识人类本性最迷人的秘密的机会，这样做是令人遗憾的。

　　列奥纳多热爱真理、渴求知识，他不会阻止人们把他本性中的不重要的特点和谜作为研究起点的企图，因为这是为了发现是什么决定着他的精神和智力的发展。我们用向他学习的方法来向他致敬。如果我们研究了他的发展从童年起就必须承受牺牲，如果我们把那些为他印上了失败的悲惨标志的因素集中起来，我们并没有贬低他的伟大。

　　(张唤民等译)

　　【赏析】

　　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无疑对20世纪的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就西方传记的发展而言，这种影响显得尤为明显和直接。究其原因，除了西方现代传记在追求对传主进行深度解释方面与精神分析的旨趣有着一拍即合的默契外，弗洛伊德本人在传记领域的实践，尤其是他的这部篇幅短小的《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下称《达·芬奇》)，在很大程度上也起到了某种示范的作用。弗洛伊德对达·芬奇的兴趣由来已久，早在1898年就曾在一封信中提及达·芬奇的感情生活：“也许最著名的左撇子就是列奥纳多，人们不知道他有过什么恋爱事件。”在1909年前后，伴随着对传记写作的关注，这一兴趣再度被激起。弗洛伊德在给荣格的信中说：“我们对传记也必须有所把握。”他不满意传统的“圣徒式传记”对传主进行理想化的处理，也不赞成当时正在兴起的对艺术家进行纯粹病理学意义上的研究，他要探索的是一种新型的传记形式。弗洛伊德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达·芬奇》算不上典型的传记作品，但它对后世的传记写作尤其是精神分析传记写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具有重要的传记史意义。

　　在这部作品中，弗洛伊德首先描绘了传主人格和行为中许多古怪和不易理解的特征，如艺术家与科学家双重气质的冲突，艺术创作常常半途而废，感情上具有某种女性的柔弱但同时又表现出对道德的漠不关心等等。他进而提出了用精神分析方法来解释达·芬奇之谜的设想。弗洛伊德的突破口是传主笔记中仅有的一段童年记忆。他在第二章中对达·芬奇的“秃鹫”记忆所涉及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总体性的分析和解释，为后文更进一步的解释奠定了基础。根据精神分析的“屏蔽记忆”理论，弗洛伊德断定： 达·芬奇所谓的记忆不是记忆，而是基于童年对性的探索而感到的困惑所引发、建构出来的“幻想”。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典型场景”，达·芬奇“秃鹫幻想”的背后隐含着通向达·芬奇性格之谜的核心线索。他援引古代宗教、神话传说，认为秃鹫是母亲的象征，而尾巴则是男性性器官的象征。这样，“秃鹫幻想”表达的就是在母亲怀中吮吸乳汁的记忆，同时表明列奥纳多有被动同性恋倾向。达·芬奇在无意识中还借这一幻想来理解自己的命运： 在埃及神话中秃鹫只有雌性，达·芬奇由此想象自己也没有父亲，母亲迎风受孕，生下自己，这一想象的深层是一个圣母—基督的幻想。而由于最初生活中没有父亲的影响，达·芬奇的幼儿性探索更为强有力，这一点导致了他极为发达的科学研究本能，也造成了其艺术气质与科学气质的冲突，而艺术创作的半途而废即是一个与之相关的近乎灾难性的后果。在之后的章节里，弗洛伊德结合他所掌握的资料进一步探讨了达·芬奇与父亲、母亲之间复杂的认同关系，他认为这种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传主的行为模式和世界观，也决定了他艺术创作的主题： 达·芬奇蔑视古人的权威，而乐于听命于大自然法则，在权威和自然法则的背后存在着父亲和母亲二元对立的隐喻;童年时母亲充满情欲快乐的亲吻和微笑曾被忘记，这一后来重现的记忆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达·芬奇绘画作品中常常出现的神秘微笑的背后所隐藏的就是这样一个关于母爱的秘密。最后部分则针对传统传记的缺陷为自己对传主的“类病理化”解释作了辩护。他对传统传记家的指责尖锐而又不无偏激：“他们这样把真理奉献给了幻觉，为了他们的婴儿幻想而放弃了认识人类本性最迷人的秘密的机会，这样做是令人遗憾的。”这部分内容，连同其他对精神分析方法在传记中的应用范围的阐述，被称为精神分析传记的宣言书。

　　从20世纪的西方传记的发展历程来看，《达·芬奇》的确影响深远。首先，它将传统传记很少处理的人生阶段(童年)、人性领域(性欲、精神病态)与心理层面(无意识动机、幻想与梦)纳入研究视野之中，这极大地拓宽了传记的表现范围，增加了传记的透视深度。其次，《达·芬奇》一反传统传记中重事实轻解释的倾向，将解释置于传记写作的核心，这由此带来了传记写作的一个重大转向： 从关注外部行为的真实到追求心理真实、深度真实，《达·芬奇》“把深层心理学引入了传记写作”(杨正润语)。最后，它启示传记家对传记材料要有一种独特的敏感。在这方面，弗洛伊德指出两点，一是重视“小事”，任何微不足道的材料都或许隐藏着深刻的精神过程，隐藏着传主人格的深层秘密;二是重视“内部事件”，传记家应该将目光聚焦于传主心理的“原始动力”和无意识冲突。

　　在结构模式、叙述风格方面，《达·芬奇》更是开一代新风，为传记的艺术性呈现提供了宽广的空间。在这一作品中，弗洛伊德以对精神分析理论灵捷有力的运用将表面上似乎零乱不堪、风马牛不相及的传记材料纳入一种内在的秩序之中，实践了一种令人赞叹不已的叙述风格，讲述了一个精妙的关于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故事。弗洛伊德具有广博的文学、艺术、宗教、历史等领域的知识，富有文学才能，他以一种高超的技巧在清晰与复杂、细节与总体、世俗与高雅之间保持着平衡，堪与小说家媲美。全书六章打乱了传统传记作品以时间为线索编织传记材料的直线形式，而代之以“秃鹫幻想”这一中心图景组织全篇，形成一种放射状的结构模式，诚如有学者所说，这是一种“简洁的、结构性的、艺术性的灵感”;而对于传记材料的解释常常是多元线索相交织，相映成趣，比如对于秃鹫幻想象征意义的挖掘以及对达·芬奇常常中断艺术创作的解释即是如此。现代传记仍保持一种基本的编年顺序，但常常可以见到过去在未来的重现，未来在过去的预演，某些典型事件构成传主生命中的结构性场景，从中都可以见出弗洛伊德这一作品的影响。

　　作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分析传记，《达·芬奇》也提供了值得重视的教训。弗洛伊德在本书中的错误至今仍为他的批评者津津乐道： 他一再用来证明自己结论的那段关于达·芬奇“秃鹫幻想”的笔记，一个核心的词语被弄错了，其中意大利原文“nibio”(现在的拼写是“nibbio”，即“鸢”)在弗洛伊德所采用的德文译本中被误译为“Geier”(秃鹫)，弗洛伊德没有发现这个错误(或许这反而是传记发展史的一个幸运)，由此这一结构性场景便成为整部作品的“阿喀琉斯之踵”，而由这一场景所推论出来的所有结论都必须重新思考;还有人声称发现了新的资料，达·芬奇的祖父在家庭日记簿上对其出生、洗礼都有记载，将这一资料与达·芬奇五岁时生活在父亲家中的官方文件联系起来推断，达·芬奇一至五岁生活在父亲家中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也有学者认为，弗洛伊德在这部作品中实际上提出了精神分析传记的若干指导原则，而弗洛伊德的错误只是在于他有时违反了自己制定的这些规则。也就是说，比起偶然的错误，方法本身的有效性和启示性更为重要，《达·芬奇》的意义正在于提供了一种崭新的传记写作方式的范例。

　　(赵山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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