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傻子出国记》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导语】:

【作品提要】 1867年6月至11月,我以记者身份参加了租用教友城号轮船漫游欧洲和基督教圣地的旅行团的旅行。旅行团的游踪跨欧亚非三洲,北抵俄国港口城市敖德萨,南到埃及首都开罗,东至

  【作品提要】

  1867年6月至11月,我以记者身份参加了租用“教友城号”轮船漫游欧洲和基督教圣地的旅行团的旅行。旅行团的游踪跨欧亚非三洲,北抵俄国港口城市敖德萨,南到埃及首都开罗,东至小亚细亚腹地,其中以法国、意大利、土耳其、叙利亚、巴勒斯坦诸国历时最久,游历最广。我们途中见到的人,从亚速尔岛的葡萄牙农民,到俄国沙皇,再到耶路撒冷的乞丐,可说千奇百怪;所见的事物,从民族民俗到艺术古迹再到宗教胜迹,更是五花八门。旅途中我们这些从美国来的“傻子”动辄装傻充愣,叫导游们大伤脑筋,也干了不少寻开心的恶作剧。朝圣结束了,但这一经历,将在我的心头留下甜蜜的回忆。

  【作品选录】

  在法国,一切都有板有眼,一切都有条有理。从不出错,三个人里头必有一个穿制服的,不管是帝国的陆军元帅,还是扳道员,总是随时随地,心甘情愿,毫不腻烦,文质彬彬地回答你提的一切问题,随时告诉你乘坐哪辆车,不但如此,而且还随时带你到那节车去,免得你迷路。你要没车票,就不能走进车站的候车室,火车要没停在候车室门口接你上去,你就不能踏出唯一的出口。一上了车,你要没验过票,乘客的票子要没个个查过,火车就不开。这主要是为你着想。万一你乘错了车,就把你交给一个礼貌到家的车务员,他会把你领到该乘的那列火车上去,还一味向你殷勤地鞠躬。一路上动不动就要查票,到该换车了,你自会知道。你是在热心关怀你利害关系的列车员手里,不是在那些把全副本领用在想出些新花招,处处存心怠慢你的人手里,美国铁路上的列车员都是些过于自负的专制大王,就经常这样出新花招。

  不过法国铁路当局最好的德政是——半个钟头吃顿饭!不是五分钟内就要你囫囵吞下干干巴巴的面包卷,浑若泥浆的咖啡,令人起疑的鸡蛋,橡胶般的牛肉,还有谁都不知道如何设计、如何完工的馅饼,只有做饼的厨师一个人知道这血淋淋的黑幕!不是这样。我们从容坐下——那一顿饭是在古老的第戎吃的,这个字拼起来很容易,念起来可费事,除非把这字文明化一下,叫成迭米强——斟出浓醇的勃艮地葡萄酒,照着长长一张客饭菜单,一道道细细咀嚼,什么蜗牛饼啊,鲜美可口的水果啊等等,吃完付了账,价钱实在便宜,高高兴兴地重新上车,对铁路公司骂也不骂。这真是难得经历的事,叫人终生难忘。

  我们一路掠过里昂和梭恩河(我们在当地看到里昂小姐,一点都没想到她有什么美);掠过维拉·法朗卡,当奈尔,古老的桑城,梅伦,枫丹白露,还有其他不少美丽的城市,沿途始终看不到猪坑、牛场、泥浆、破围墙和没粉刷的房子,沿途看到的始终是干净、优美、讲究修饰和美化的趣味,甚至对一棵树的排列,一行树屏的曲折都大有讲究,还有叹为观止的道路,修得尽善尽美,不见车轮印子,连一点路面不平的毛病都挑不出——在那个明朗的夏天里,我们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地飞驶过去,快近黄昏,火车开进一大片香花和灌木丛中,又飞奔而过,于是,人人都高兴起来,个个心花怒放,半信半疑地还以为只是在做美梦,瞧,居然到了繁华的巴黎啦!

  那个规模宏大的车站,秩序多好呵!没人争先恐后,拼命乱挤,也没人大叫小嚷,咒天骂地,更没有穷凶极恶的马车夫纷纷跑来花言巧语地抢生意。这些老爷站在车站外边——悄悄站在一长排马车旁边,一言不发。看来有个马车夫总管似的人独揽了全部运输事务。他殷勤地接待乘客,领乘客到要坐的马车上,把乘客的目的地告诉车夫。马车夫也从不“顶嘴”,从不贪得无厌地漫天讨价,也不唠唠叨叨地大发牢骚。片刻之间,我们便坐着马车,飞驰过巴黎大街,兴高采烈地认着早在书本上熟悉的街名和地方。我们在街角上一看到丽伏利路的路牌,就像见到了老朋友;我们认识卢浮宫的画片,也认识雄伟的卢浮宫真迹;我们路过七月纪念柱,用不着谁告诉我们这是什么,也用不着谁提醒我们纪念柱的台基上一度是阴森森的巴士底狱,那座埋葬人类希望和幸福的坟墓,那座暗无天日的牢房,地牢里有多少年轻的脸庞添上岁月的烙印,有多少骄傲的人物给摧残得忍声吞气,多少勇敢的心灵给折磨得意志消沉。

  我们在旅馆里定好几间房间,说得确切些,是一间房里摆三张床,这样大家就可以住在一起了,定好房间,趁华灯初上,到饭馆去,舒舒服服吃了一顿,吃得心满意足,足足吃了老半天。样样都是那么整洁,菜做得那么出色,招待那么客气,来来去去的客人都蓄着那么一撮小胡子、那么活跃、那么和蔼、那么十足道地的法国化,在这么个地方吃饭真是一大乐事!周围一切都是喜气洋洋,生气勃勃。两百个人坐在人行道上的小桌旁,喝着酒,呷着咖啡;街上满是轻便车辆,还有寻欢作乐的快活人;只听得空中飘着丝弦音乐,只看见四下生气盎然,一片热闹,到处亮着煤气灯,如同白昼!

  饭后,我们都想见识见识巴黎的特色,这倒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见识到,因此大家在灯火辉煌的大街上溜达,看看百货店和珠宝铺陈列的漂亮玩意儿。有时,我们存心恶作剧,用莫名其妙的法国土话提些问题,害得那些一向不得罪人的法国人有苦难言,看到他们愁眉苦脸,我们就用法国字中的下流动词和形动词来刺激他们,嘲骂他们,折磨他们。

  我们看到珠宝店里有的东西注明“真金”,有的却标着“人造金”。大家对这种过分诚实的态度不胜惊讶,就打听一下。这才知道当地多半人都分不清真金假金,因此官家勒令珠宝店把所有的金首饰分别试验,然后根据金子成色正式标明,人造金的首饰就得正式标明假金。据说珠宝商都不敢违抗这项法令,外邦人在他们店里不管买了什么,都可以相信包管货真价实,决不有虚。说真个的,法国确是个妙不可言的地方!

  后来我们便去找理发馆了。打小时候起,我心里就怀着股奢望,但愿有朝一日在巴黎一家富丽堂皇的理发馆里刮脸。但愿直挺挺躺在一张软垫的躺椅上,四面是画,还有豪华的家具高头是满墙的壁画和贴金的拱顶,眼前是几排哥林斯式柱子伸展开去;满室阿拉伯香水,闻得我心神荡漾;远处嗡嗡声催人欲眠,把我送进了黑甜乡。过了一个钟头,我依依不舍地醒了过来,只见一张脸刮得又光又嫩,活像小娃娃。临走,我在理发师头上举起手说:“上帝保佑你,孩子!”

  我们东找西找地找了两个钟头光景,连一家理发馆都没看见。只看见假发店,玻璃橱窗里陈列着涂脂抹粉的蜡制强盗人头,头上扎着没有生气的蓬乱毛发,真令人作呕,一对直楞楞的眼睛,盯着橱窗外的过路人,脸色死白,活像幽灵,把过路人都吓跑了。我们开头一直不敢看这种商标,后来终于认定做假发的势必也是理发师,因为我们找来找去也找不到这一行业的合法代表。我们进去;一问,果然是理发馆。

  我说我要刮脸。理发师问我住哪儿。我说,别管我住哪儿,我只要刮脸——当场就刮。医生说他也要刮。那两个理发师一听顿时手忙脚乱!他们先是拼命讨论,接着就匆匆忙忙地跑来跑去,在什么偏僻角落里一阵乱搜,找寻剃刀,再翻箱倒箧地找肥皂。然后带我们到一间狭小、简陋、肮脏的后房;端来两把普通的靠背椅子,让我们和衣坐在上面。我那向往已久的幸福美梦顿时化为泡影!

  我坐得笔直,一声不响,心里有苦难言,脸上却故作正经。一个做假发的恶棍竟在我脸上吓人地涂了足足十分钟肥皂沫,临了还把一大堆肥皂水塞到我嘴里。我用粗鲁的英国话骂了一句,趁势把那口臭水吐了出来,还说:“外国佬,当心!”转眼工夫,这个强盗便亮出剃刀,在靴筒上磨了一通,就不安好心地在我脸上打量了足足六秒钟,然后一副凶神恶煞模样,饿虎扑羊似地向我直扑下来。剃刀刮处,脸皮顿时拉开了口,痛得我从椅上直跳起来。我大发雷霆,怒不可遏,那两位仁兄可乐了。他们的胡子都不硬,也不密呢。咱们还是一语带过,别欣赏这幕惨剧吧。单表我忍受法国理发师这分惨无人道的折磨,好容易才刮完脸;我时时痛得说不出口,脸上热泪纵横,可总算熬过来了。然后这个杀人未遂的凶手拿了盆水,凑在我颏下,泼得我满头满脸都是水,胸口也是水,颈背也是水。他存心不良地借此洗去肥皂和血水。他拿条毛巾,替我抹干脸,正要动手给我梳头,可我求饶了。我用句反话吓退了他,我说剥脸皮已经够受了——我不愿再给剥头皮啦。

  我对米开朗琪罗的非凡天才一向钦佩——举凡诗歌、绘画、雕塑、建筑,那人门门精通——他干一行,精一行。可是我不愿拿米开朗琪罗当早点,当便餐,当午饭,当茶点,当晚餐,当餐间小吃。我不时喜欢换换口味。在热那亚,什么都是他设计的;在米兰,什么都是他或他门生设计的;科莫湖是他设计的;无论在帕多瓦、维罗纳、威尼斯、波仑亚,向导嘴里净挂着米开朗琪罗这名字。在佛罗伦萨,几乎无一不是他画的,无一不是他设计的。他就经常坐在一块心爱的石头上观赏他人设计的东西。他们把那石头指给我们看了。在比萨,除了古老的制弹塔,什么都是他设计的,这塔要不倾斜得那么厉害,他们也会算在他账上。他设计了里窝那的码头和契维塔韦基亚的海关税则。可是在这里——这里才叫惊人呢。他设计了圣彼得堂;他设计了教皇;他设计了万神庙、教皇圣军的军装、台伯河、梵蒂冈、大剧场、喀比塔神堂、塔比安岩、巴勃里尼宫、罗马天主教堂、大平原、阿匹安大道、七山、卡哈卡拉浴场、克劳提安水道、大下水道——这个不朽的讨厌鬼设计了这座不朽的城市,要不是所有的人和书本全在胡说八道,那么城里的画都是他的大作!有一天,谭对向导说,“行了,行了,行了!别说啦!千句并一句说吧!就说造物主是根据米开朗琪罗的设计,创造意大利的吧!”

  我昨天听到原来米开朗琪罗已经故世了,不由谢天谢地,大大安心,心平气和,落得个耳目清净,生平还是头一回感到这样呢。

  可我们拿这向导出了一顿气。他带领我们在梵蒂冈好些大走廊上,穿过好几英里长的名画和雕塑;还在其他好多宫殿里,穿过好几英里长的名画和雕塑;他指给我们看西斯丁礼拜堂中那幅巨画,还有不少壁画,多得可以把天堂都绘满了——差不多全是米开朗琪罗的大作。所以我们就跟这向导假装糊涂,专发愚问,凭这一下花招,我们难倒过不少向导呢。这帮家伙从不起疑,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挖苦。

  他指给我们看一座人像,说:“相筒。”(铜像)

  我们冷冷地看看这像,医生问道:“米开朗琪罗的作品?”

  “不——不知道谁。”

  后来他指给我们看古老的罗马公所。医生问道:“米开朗琪罗?”

  向导瞪一眼。“不——在他出生前一千年。”

  后来看见一座埃及方尖石碑。又问:“米开朗琪罗?”

  “唉,天哪,各位宪生!则是他出生前两千年的!”

  有时他对我们这样老问个没完,感到腻透了,就不敢再指给我们看什么。这坏蛋千方百计地想要我们弄明白,米开朗琪罗只是负责创造一部分世界而已,无奈说来说去总不得结果。一味研究、观光,眼睛都看花了,脑子都吃力了,歇一歇倒也有必要,否则我们势必变成白痴了。因此,这向导就得继续受罪。他要不高兴,那反而大吃苦头。我们可高兴呢。

  我还在此用一章篇幅,谈谈那帮必不可缺的讨厌坯——欧洲的向导吧。许多人心底里都巴不得不用向导;可是明知少了向导又不行,就巴不得拿向导开开心,来补偿向导作陪受的罪。这目的我们倒达到了,如果我们这番经验对其他人有用,欢迎采用。

  向导都懂得点英国话,刚好能把一切搅得乱七八糟,弄得人家摸不到头脑。那套故事——那套用来指点人家参观雕像、绘画、大教堂等类名胜奇迹的掌故,他们都背熟了。什么都晓得,就像鹦哥一样学说出来——如果给人家一打岔,把话岔到题外,他们就得回过头来,重新说起。他们一生专门给外国人雇来向导参观奇珍异宝,听客人赞美几句。好听上劲儿的赞美是人之常情。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孩子才会当着人面说些“俏皮”话,干些荒唐事,才会想其他法子“卖弄”一下。正是因为这个道理,碎嘴子才会冒着狂风暴雨出去,抢先说件耸人听闻的消息。向导的特权就是天天指点外邦人看看名胜古迹,博得人家欣喜若狂的大事赞美,那么,请想一想,他怎会不渴望人家这么赞美几声呵!他听惯了赞美,所以碰到人家稍为冷淡,他就绝对受不了。我们发现这点以后,每当向导领我们到什么伟大壮丽的名胜面前,我们就再也不欣喜若狂,对什么再也不加赞美,只装出一副无动于衷的脸色,傻里傻气地漠不关心。我们找到他们的弱点了。就此大大利用。时时惹得有些向导火冒三丈,可我们倒始终心平气和。

  通常都由医生提问题,因为他能不动声色,看来比天下任何人都像个通灵白痴,说话的声调也比任何人都透着傻气。这在他身上倒是浑然天生。

  热那亚的向导专爱招揽美国人的旅行团,因为美国人面对哥伦布的遗迹,总是惊讶万分,总是感慨多端,热情奔放。我们那个向导可坐不定,立不安,活像吞了个弹簧垫子。他浑身是劲——满心焦急。他说:

  “跟我来,各位宪生——来!我给你们看克利斯朵夫·哥郎波写得信!——亲自写得!——亲手写得!——来!”

  他把我们带到市政厅。拼命掏了那么多回钥匙,开了那么多道锁,那封污秽的古老文件终于摊在我们面前。向导眼睛闪闪发光。他在我们身边跳来蹦去,手指弹弹那张羊皮纸:

  “瞧我说的,各位宪生!可不是?瞧!克利斯朵夫·哥郎波亲笔——亲自写得!”

  我们脸色冷峻,漠不关心。在这段令人难熬的冷场中,医生不慌不忙地把这文件研究了一番。看后丝毫不表示兴趣地说:

  “啊——福开森——你——你——你刚说写这玩艺的家伙叫什么名字来的?”

  “克利斯朵夫·哥郎波!伟大的克利斯朵夫·哥郎波!”

  又不慌不忙地研究了一通。

  “啊——是他亲自写的,还是——还是怎么的?”

  “他亲自写得——克利斯朵夫·哥郎波!他亲笔字,亲自写得!”

  于是医生放下那文件说:

  “唉,在美国我看到过,十四岁小孩写的字,也比这高明得多呢。”

  “可则是伟大的克利斯朵——”

  “我不管他是谁!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糟的书法呢。你可别想哄我们外邦人。我们绝对不是傻瓜。你要有什么货真价实的墨宝,就拿出来看看!——要没有,那就赶车吧!”

  我们就赶车走了。向导给大大奚落了一顿,可他还是豁着再试一下。他有套法宝,自以为能说服我们。他说:

  “啊,各位宪生!肯我来吧!我给你们看看漂亮的,喔,壮严的克利斯朵夫·哥郎波胸像!——又雄伟,又神气,又壮严!”

  他把我们带到那座漂亮的胸像跟前——因为这确是漂亮——就一箭步跳开,装模作样的:

  “啊,瞧,各位宪生!——真漂亮,真神气,——克利斯朵夫·哥郎波胸像!——多漂亮的胸像,多漂亮的座子!”

  医生戴上了单眼镜——是特地为派这用场才买的:

  “啊——你刚说这位先生叫什么来的?”

  “克利斯朵夫·哥郎波!——伟大的克利斯朵夫·哥郎波!”

  “克利斯朵夫·哥郎波!——伟大的克利斯朵夫·哥郎波。呃,他是干什么的?”

  “发见美洲!——发见美洲,喔,滑见鬼!”

  “发见美洲。不——那话简直靠不住。我们就是刚从美洲来的。我们可没听说过。克利斯朵夫·哥郎波——名字倒好听——他——他死了吗?”

  “喔,活见鬼!——三百年啦!”

  “他怎么死的?”

  “我不知道!——我说不上。”

  “想来是出天花吧?”

  “我不知道,各位宪生!——我不知道他怎么死得!”

  “大概出痧子吧?”

  “恐怕是的——恐怕是的——我不知道——我看他总是得什么病死得。”

  “父母还活着吗?”

  “不——苦能!”

  “啊——哪是胸像,哪是座子?”

  “天呐!——则系胸像!——则系座子!”

  “啊,有数了,有数了——配得妙——实在配得妙透。这——这位先生是不是头一回在胸像上?”

  外国人可不懂那种笑话——向导对美国式笑话的妙处可领会不了。

  我们弄得这罗马向导啼笑皆非。昨天我们又到梵蒂冈,在那座稀世珍品的宝库中消磨了三四个钟头。我们往往忍不住流露出感兴趣的神情,甚至流露出欣赏的眼光,这可很难熬住。但到底熬住了。在梵蒂冈博物馆里,可没人不感兴趣的。向导真弄糊涂了——不知怎么办是好。他到处猎取奇珍异宝,差点跑断了腿,全副聪明都用在我们身上了,可就是无济于事;我们对任何东西都不流露任何兴趣。直到最后,他才把自以为最神奇的东西搬出来——一具埃及皇族的木乃伊,也许是世界上保存得最好的一具吧。他把我们带到那儿。这回,他信心十足,原来那副热情多少又恢复了:

  “瞧,各位宪生!——木乃伊!木乃伊!”

  医生照旧平心静气,不慌不忙地戴上单眼镜。

  “啊,——福开森——我刚听说这位先生叫什么名字来的?”

  “名字?——他没名字!——木乃伊!——阿及木乃伊!”

  “对,对。本地人?”

  “不!阿及木乃伊!”

  “啊,原来这样。大概是法国人吧!”

  “不!——不是法国人,不是罗马人!——生在埃及塔!”

  “生在埃及塔。从没听说过埃及塔这地方。恐怕是外国地方吧。木乃伊。他多镇静——他多沉着。他,呃——他死了吗?”

  “唉,真见鬼,死三千年啦!”

  医生恶狠狠地对他回过头来:

  “喂,喂,你这样做算什么意思!见我们是外邦人,想长长见识,就当我们土老儿耍弄吗!想拿陈年臭尸体骗我们!——真正是岂有此理,我晓得—晓—你要是有好看的新鲜活死人,就拿出来!——不然的话,哼哼,我们就叫你脑袋开花!”

  我们弄得这法国人实在啼笑皆非。谁知,他不知不觉中,多少给我们一报还一报。今天早晨他上旅馆里来打听我们起身了没有,接着尽力把我们的样子形容一通,好让旅馆老板弄懂他说的是谁。临了还信口说我们是疯子。这话说得那么天真,那么老实,真不愧是个向导说的。

  有一句话(上文已提到)用来对付这帮向导,总叫他们倒抽一口冷气,屡试不爽。碰到我们想不出什么话好说,我们就老用这一句话对付。他们满腔热忱都用在我们身上,一边指些古代铜像给我们看,一边大加赞美,我们就傻傻地看上一看,沉默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其实是能拖多久就拖多久——最后问道:

  “他—他死了吗?”

  (陈良廷、徐汝椿译)

  注释:

  指罗马。

  一位同行的游客。

  指《最后的审判》,此画花去米氏七年工夫。

  【赏析】

  《傻子出国记》是一部游记。1867年初,马克·吐温在圣路易斯看到报上刊登租用“教友城号”轮船游览地中海国家和朝拜圣地的广告,便写信给《上加利福尼亚报》,请他们派他随同出洋,报道此番盛举。6月8日,承载着66名乘客的“教友城号”启碇远航。在将近半年时间里,马克·吐温为《上加利福尼亚报》、《纽约先驱报》、《纽约论坛报》写了近60篇通讯。回国之后,马克·吐温到处发表演说,讲述此次旅行的见闻。后来他又接受出版公司的建议,将这些通讯编成一本游记书,即是1869年出版的《傻子出国记》。此书一出版,就非常畅销,从此马克·吐温成了美国和欧洲家喻户晓的人物。

  《傻子出国记》所记述的内容纵贯古今,横跨欧亚,可谓丰矣,但所有这些丰富多彩的事物,都不是以客观报道的形式,而是以主观感受呈现的。这种主观,与其说出自马克·吐温本人的个性,毋宁说出自美国旅行者的集体意识。进一步说,这种集体意识并非轮船上所有美国人的共同意识,而只是有活力的青年人的意识: 乘客中的老年人被视为无物;个性虚假、装腔作势的人,对欧洲文化盲目崇拜、人云亦云的人,则被当作讥刺的对象。叙事者的这种定位,固然与马克·吐温作为记者的社会身份有关,更主要的原因,非如此则不能展示马克·吐温的有力的幽默,也不能表达马克·吐温的社会和文化观点。

  《傻子出国记》中的美国青年(包括作者自己),是一群充满活力、无所顾忌、敢作敢当的年轻人,对他们说来,欧洲这个旧世界不是太过规矩而驯顺,就是太过陈旧而奸诈,因此他们忍不住要搞出一些恶作剧。作品中说,他们在巴黎的饭店里大吃大喝、心满意足后,在灯火辉煌的大街上蹓跶,看百货店和珠宝店的漂亮陈列,“有时,我们存心恶作剧,用莫名其妙的法国土话提些问题,害得那些一向不得罪人的法国人有苦难言,看到他们愁眉苦脸,我们就用法国字中的下流动词和形容词来刺激他们,嘲骂他们,折磨他们。”这是表现他们这种心态的例子。他们为自己的各种恶作剧感到开心——假装不知饭店的通行骗术,难为侍者,他们很开心;捉弄随行或当地的导游,不论导游向他们推销商品还是讲解风景名胜,都让导游感到挫败,他们很开心;肆无忌惮地盯着威尼斯广场上女人的脸庞看,声称“据说本市姑娘喜欢给人盯着看”,他们很开心;避开守卫夜里偷偷游览雅典巴特侬神庙,偷葡萄园里的葡萄,被当地警察捉住护送归来,依然很开心。在所有恶作剧中,捉弄导游也许是游记中最具幽默性的篇章了。当导游对名胜古迹做热情洋溢的介绍时,他们不是表现出惊奇,反而装傻充愣,提出愚蠢的问题,让导游毫无办法,十分泄气。例如,在意大利游览的时候,当向导热情地出示哥伦布的真迹时,游客中那个“比天下任何人都像个通灵白痴”的医生,会假装不懂导游的意思,说美国十四岁小孩写的字,也比这书法强得多,“你要有什么货真价实的墨宝,就拿出来看看!”当导游兴奋地出示埃及木乃伊时,医生会装模作样研究一番,而后假装愤怒地说,这是想拿陈年臭尸体骗他们,“你要是有好看的新鲜活死人,就拿出来!”

  这些美国人在国外的纵情享受、敢作敢当,与他们的自命无知、装傻充愣,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在美国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人一直是欧洲人眼中的美国佬(Yankees),是缺少文化熏陶的天真汉。而美国人自己也自觉不自觉地认同这种形象,在文化的领域里,积极致力于模仿欧洲的文化。但是,到19世纪后期,形势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美国人越来越感到需要摆脱欧洲传统的制约,确立独立的文化身份。马克·吐温的文学生涯,是美国人构建文化身份的一个重要部分。他的《傻子出国记》中的生机勃勃的美国人形象,以及一种北美大陆式的自由奔放甚至有点儿粗野的文学风格,都是美国的崭新自塑,与欧洲文化划开了界限。如果说,精力充沛、乐观享受、举止随便、不耐繁文缛节是对美国人个性的强调,对他们智力上的说明则是所谓“傻子”(innocents)。马克·吐温借用欧洲人给美国人的头脑简单、未经世面的定型(stereotype),却颠覆了其中的文化含义,于是这种天真就具备了质朴有力、敢于直面真理的文化品性。这样,我们看到,无论对旧世界的欧洲,还是对基督教圣地的巴勒斯坦,作者都不愿接受既定的观点,宁愿以纯真、直率、无所忌惮的态度,求得自己的理解。例如,关于中世纪著名的阿倍拉尔和哀绿绮思的故事,传统上一直是作为高贵而凄婉的爱情的典型的,马克·吐温却说阿倍拉尔人品卑劣,同情雇佣打手袭击阿倍拉尔的傅尔伯。说到彼特拉克和萝拉的恋爱故事,他同情的不是两位当事人,而是那位可怜的不知姓名的“萝拉先生”。谈到《圣经》人物,他认为以扫的人格比约瑟要伟大。这些见解本身是否得当姑且不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所蕴含的独立的精神,以及平等、自由和尊严的观念,这正是地道的“美国精神”,是“傻子”文化性格的核心,也是叙述者自信之所在。正因如此,作者才敢于大胆宣称,拉斐尔描绘梅迪奇家族的坏蛋坐在天堂里跟圣母和天使亲切会谈,虽然艺术上是美的,但还是表现了卑躬屈节的奴性。

  从《傻子出国记》可以看出,一个民族追求积极的自我认证,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书中美国青年的种种胡闹、刻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焦虑的反映。马克·吐温的杰出之处,在于他用强有力的文字,将这种焦虑变为幽默和狂欢,令读者捧腹。马克·吐温是讲故事的能手,他能将旅途中不起眼儿的事件讲得趣味横生,活灵活现,令人忍俊不禁;同时在书中穿插了大量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模拟当时的场景,有声有色。但本书最主要的喜剧性还是来自“去魅”,即通过比照现实的真实情形与头脑中的模式化观念的反差,制造幽默的效果。例如在法国理发的经历,作者先描述一番对法国理发馆的美妙憧憬,而后叙述自己如何在肮脏丑陋的小屋里被“剥脸皮”的过程,读来非常滑稽。在威尼斯夜晚坐在小艇上听船夫唱船歌,不正是人人都向往的么?然而作者对船夫的歌唱听了一阵之后,终于忍不住了,“喂,喂,罗德里古·冈柴勒斯·麦哥·安基罗,我是个香客,人生地疏。可不许你这样猫叫春似的喊叫撕碎我的心。再这么号下去,我们就得有人求饶了。……话说到这里,我可赌下毒咒,决不准你瞎唱。再嚷一声,就送你下水。”也许只有马克·吐温,才能写出这样声情并茂、令人开怀的幽默文字。

  (尹德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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