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汀·贝尔·弗吉尼《伍尔夫传》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作品提要】

　　1882年1月25日，阿德琳·弗吉尼亚出生在英国海德公园门22号。童年时代的弗吉尼亚逐渐展露出语言天赋，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是她的文学启蒙老师。在经历了父母兄长的辞世后，弗吉尼亚与姐姐瓦奈萨感情更为深厚，一生往来甚密。1904年起，弗吉尼亚开始陆续在《卫报》上发表评论，为她后期的写作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成年的弗吉尼亚美丽聪慧，敏锐的谈吐、犀利的见解与偶尔大胆的举止逐渐使她成为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的“皇后”。1912年弗吉尼亚嫁给伦纳德·伍尔夫，伍尔夫夫妇在出版事业上相互扶持，伦纳德深爱着弗吉尼亚，为照顾体弱多病的弗吉尼亚倾注心力。1913年弗吉尼亚的处女作《出航》发表，受到好评，此后伍尔夫创作了一系列著名的小说和文学评论集。写作在调节并支撑弗吉尼亚精神的同时，也侵害着她的健康。1941年3月28日，弗吉尼亚不堪自少女时代起就一直困扰自己的疯病的再度侵袭，溺水自尽。

　　【作品选录】

　　弗吉尼亚和大多数较年轻的社会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她直率、毫不含糊地认可了阶级结构在文学中的重要性。别人试图跨越阶级的障碍甚至否认它们的存在，她坦率地承认这些，而且在这么做的时候，知道自己在一个分裂的社会里是地位孤独的。就像她在《斜塔》中解释的那样，她认为这事态是不值得想望的;可她也认为，假装这种事不存在是不可能改变这事态的。就是在这一点上，她不但和左派，还和右派也产生了分歧。

　　这个观点在一篇较早的文章里讲得很清楚。在《一位伯爵的侄甥女》中她写道：

　　……和我们对工人阶级的无知相比，我们对贵族的无知就不值一提了。英国和法国的高贵家族们一向乐于在他们的餐桌前招待著名人士，所以萨克雷们、迪斯累里们和普鲁斯特们对贵族生活的款式和风尚已经熟悉到了能以权威的态度来描述它们。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生活是这么局限化，乃至在文学上获得成功总是意味着一种社会地位的上升，从不会是一种下降，而且很少(这一点要更值得想望得多)意味着在社会地位上可以上下通融。地位上升中的小说家从不会受到纠缠，要去和水管工人还有他的妻子共食杜松子酒和玉黍螺。他的书使他不会有机会和吃下等肉的人打交道，或和一个在大英博物馆门口卖火柴、鞋带的老妇人通信。

　　就像一个有同感的批评家所说的那样：

　　她的写作题材是像她那样的人的小世界，一个小阶层，一个行将灭亡的阶层……一个有着继承来的特权、私人收入、受庇护的生活、受保护的敏感性以及敏锐品味的阶层。她对这个阶层之外的事情知道得很少。

　　这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无疑是一种局限，不过知道自己的局限也是有好处的。

　　雅克-埃米尔·布朗什在评论《一位伯爵的侄甥女》时写道：

　　……我冒昧地向您承认，您在这篇文章里另有一个句子让我感到吃惊，它被你说成了确定的事实，就是我们阶层的人不了解属于“在大英博物馆门口卖火柴、鞋带的老妇人”的那类人的想法。我和“水管工人还有他的妻子”有很多交流——和一切类型的工人都有很多交流，无论是城市里的还是乡下的——和他们打成一片或保持更好的关系，这是件容易事;在过去是容易的。在莫斯科的鼓动下，这儿所盛行的阶级战争把最和蔼的人转变成了可怕的流氓。(原文为法文)

　　这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位作家，自以为了解下层社会，知道该怎样“和他们打成一片”，只要他们扮演他寄望于他们的角色，就颇为真诚地喜爱着他们，可一旦那种角色发生了变化，他的爱就转变成了恨。

　　弗吉尼亚的态度正好相反。她不指望比她社会地位低的人爱她，或得不到爱时就恼羞成怒。她对无产阶级能体会到的爱是那么少，以致她想废除这个阶级，在此过程中废除整个阶级社会。她的态度(因为她基于她对自己所处社会的特性的正确估价)使她能在《斜塔》中做出非常敏锐的分析。然而，从政治上来说，它是无效的，因为它忽视了那些政治行为通常所依赖的社会热情。对于因为她那一代人所犯的政治谬误而受罪的人来说，这一点是非常让人气愤的。维塔的儿子本尼迪克特·尼科尔森这时正在服役，在压力很大、极其危险的情形下，他读了她的罗杰传。他写信给弗吉尼亚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在他看来，布鲁姆斯伯里曾经陶醉在虚幻的仙境中，享受着高雅的乐趣，而它却忽视了知识分子的首要义务，就是把世界从它的愚行中解救出来。那让人不快的任务落到了他和他这代人身上。

　　显然，弗吉尼亚对他的辩论既恼火又感动。她心存小心地写了回信，信写完时其实和他的那封一样激烈。在随后的交流中，他们都恢复了冷静，这场通信如果不说是达成了一致的话，也是结束于一种宽容的精神的。除了刻薄劲儿和只跟罗杰·弗赖作为批评家的成就有关的几点之外，这场争论转而谈到了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那些年里，布鲁姆斯伯里有没有社会责任的问题上来。弗吉尼亚没有像自己可能会做的那样，通过以下的方式为布鲁姆斯伯里辩护，即，质问那个词在这种上下文中的有效性，并指出如果伦纳德和梅纳德·凯恩斯也属于布鲁姆斯伯里的话，谴责那个团伙对社会事件毫不关心就说不通了。她的辩护理由是，艺术家其实没有能力影响社会，甚至对于最伟大的作家来说也是如此，比如济慈、雪莱、华兹华斯或柯勒律治。这是对她最适用的辩护。正如我们所知，她曾尝试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她缺乏的不是意向，而是能力。她只在《一间自己的房子》中尽量展示了自己可观的说服力，在政治上，相比于比哈丽特·比彻·斯托，她是一个影响小得多的作家。

　　这番通信发生于1940年8月，英国保卫战到那时正接近了它的高潮，弗吉尼亚的情绪从一种担忧转变为一种安静的沉着。

　　她的安详可能是那场风暴的必然前奏——我这么说的意思是，弗吉尼亚的心智运转可能是这样的，以致从1940年6月的恐惧情形过渡到1941年3月的垂死挣扎，她得有这么一段心情愉快的时期，可能跟其余事情一样，这只是她精神疾病的一部分。不过，我们恐怕会注意到，那个秋季的较愉快时期(但并不是随后的旧病复发)和公众事件会有着直接联系。8月和9月，入侵的威胁仍旧存在;可显然这个岛国是有抵抗能力的，不经过一番恶斗的话，敌人赢不了制空权;很快，事情开始让人觉得好像他压根就赢不了制空权。入侵的时间一周接一周地推后，直到它明显会被推迟到春天去了。伦敦可能遭到了轰炸，还在燃烧之中，可伦纳德还没有被迫戴上犹太人必须佩带的黄星布。还有，这一年年底，一颗微弱的胜利之星闪耀在非洲上空了。

　　梅布尔去和姐妹同住了，这是好事。梅布尔是伦敦的女佣;在弗吉尼亚的生活中，她从没有扮演过内莉曾扮演的那种重要角色;她是个更温和、更安静，较少因制造灾难而受关注的人。尽管如此，伍尔夫夫妻对她的离去感到高兴;她之所以待在罗德麦尔，只是因为他们不可能在那个时候要她待在伦敦。伍尔夫夫妻在僧侣屋需要人做的事儿都能让路易来做，她住在村子里，和他俩都相处得非常好(实际上在伦纳德的余生里，路易将一直随伺在他身边)。这样一来，佣人的大问题就被彻底解决了。

　　炸弹继续落下来，9月29日，有一个炸弹落得离僧侣屋非常近。弗吉尼亚责骂伦纳德把窗户关得太响了，随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她跑到草坪上，看袭击机在纽黑文上空被赶了回去;不过这样的事情不再让她感到担忧了。她反省后意识到自己正过着一种懒散的生活。伦纳德把她的早餐送到床上，就像许多年来他一直做的那样，她在那儿读书;她洗个澡，然后和路易见面，吩咐家务工作;接着，她到花园的小屋里去写《鲍恩茨府》。她从没有这么迅疾、这么毫不费力地写过小说，没有停顿、迟疑、绝望、挣扎或修改。还有另一本书。第一章留下了几份草稿，已经写完了两章。它被叫作《无名氏》，将会是一种文学史;这书是写给邓肯的，为了向他解释英国文学是怎么一回事儿。她说，困难在于她已经写到了不得不阐述莎士比亚的段落，他是个全才，所以她的书恐怕会相当厚。写作之余，她以观赏风景为乐。为了从一个新角度观看她和卡本山之间的那片极美的平坦地区，她移了一下书桌的位置。11月份，它变得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美好;一个炸弹炸裂了河堤，欧斯河水汹涌地漫过浸水草甸，正好一直冲进了她的花园，形成了一个有许多水禽光顾的可爱的内陆海。它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乐趣。视察过那片景色，再抽上一根烟——照她的说法是“调音”——她会一直写到中午为止。然后停下来看看报纸，接着打字到1点。他们的午餐是俭朴的，食品短缺如今变得严重起来;不过就以那种挑剔的食欲，无论有什么吃的，她吃得都比以前任何时候更津津有味了;在这个时期，她甚至承认在有机会暴饮暴食时，她曾偶尔干过这么一次。维塔有个农场，能提供慷慨的礼物，1940年11月，她收到了措辞如下的感谢：

　　我但愿自己是维多利亚女王。那样的话，我就能对你表示感谢了，自我那颗破碎的寡居之心的深处。我们从未，从未，从未有过这样让人狂喜的、令人震惊的、值得称颂的——不，我没法掌握那种风格的用法。我所能说的一切就是，当我们发现了信箱里的黄油，我们叫全家人——也就是说路易——都来看。我说，那是一整磅黄油。边说边掰下一小块，就这样干吃了它。于是，在踌躇满志之下，我把我们整周的配给黄油——它大概有我大拇指甲的大小——都送给了路易——赢得了永生的感激，然后我们坐下来吃面包和黄油。加上果酱本会是亵渎神圣的事儿。你已经忘掉了黄油尝起来是什么味道。那么让我来告诉你吧——它是介于露水和蜂蜜之间的一种东西。天啊，维塔!——你那破便盆，你的羊毛，加之你的黄油!!!请代我向奶牛们致意，还有挤奶女工，我想建议那只牛犊将来该被(如果它是男的)叫做伦纳德，如果是女的，就叫弗吉尼亚。

　　想想我们明天的午餐!伯尼·加奈特和安吉莉卡要来，我将把整块黄油放在餐桌中央。然后我会说：　尽量吃吧。我不能中断这份狂喜(因为我已经一年没见过整磅的黄油了)，来跟你讲别的事。我觉得其他事似乎没什么重要的。的确，明天，我们所有的书籍就要从炸毁的房子里被运过来了;都破损了，还生了霉。的确，我已经成了女性协会的财务员。还有，我想问你波斯幻灯片的事儿，你愿意来谈谈吗?不过这只是小事。炸弹在我附近落下——小事而已;一架飞机被击落在沼泽上了——小事;洪水被水坝截住了——不，似乎找不到啥东西能编成一个花环，搁在和你那块黄油相配的基座上了。

　　他们一直没从出版社把你的书寄给我，该死的。

　　伦纳德这时插了句嘴：　如果我正在给你写信，他想要我添上他对你那块黄油的最深的感谢。

　　弗吉尼亚

　　午餐后，弗吉尼亚较认真地读会儿报纸，出去散圈步，可能还做点体力活，采集苹果，再把它们贮存起来，或做面包。然后是喝茶时间，茶后也许还有信要写，接着是再打一些字和读点东西，或写日记。然后是做晚饭和吃晚饭，听点留声机放的音乐，阅读，打瞌睡，或做点刺绣，直到该上床睡觉为止。

　　拿这种生活跟她伦敦生活中的混乱、失意、会见、电话、社交约会和社交推诿相比，她在这儿既快乐，又非常自由，无拘无束——“一种在简单旋律之间起伏的生活。是的，已经过了那些年不同的生活，为啥不享受一下这种生活呢”?

　　这样的生活几乎没提供什么值得记载的事情。一直住在这儿，再加上战争的需要，伍尔夫夫妻参与了更多的乡村生活，总的来说，弗吉尼亚喜欢这些，虽然她渐渐对村子里的几个讨厌鬼感到畏惧。不过，在这个头不痛，没有恼火事外加工作顺利的时期，她看起来几乎是泰然自若的。当摩根写信邀请她加入伦敦图书馆委员会(就像她过去断言他有一天会做的那样)，她感到满意，她拒绝成为对公众舆论的“小贿赂”，从而能为自己和自己的性别报点仇了。牛津夫人寄给她一座伏尔泰的小雕像，还在伦敦空袭战中从萨沃伊旅馆(Savoy　Hotel)写来了一些有点荒唐的信件，她乐于收到这些。新年里，她乐于去拜访查尔斯顿和剑桥，显然，她也喜欢伊丽莎白·鲍恩的来访。

　　1941年2月13日和14日，鲍恩小姐住在罗德麦尔，她记录了自己对那次拜访的回忆。她描述了弗吉尼亚跪在地板上——她们正在缝补一幅被撕破的窗帘——

　　她身子往后挪了一点儿，重心搁在脚跟处，在一缕阳光(早春的阳光)中仰起头来，以这种沉浸其中、透不过气来、愉快且高声的风格笑着……它已经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所以当我发现人们把她完全看成是一个被黑暗据有的人，属于那种饱受折磨、明显富有悲剧性的类型，我感到一种不同寻常的震撼。

　　笑声是什么时候结束的，黑暗是什么时候降临的呢?很难说。11月23日，她写完了《幕间》，对她来说，小说的收尾始终是一段危险时期;可整个12月份她似乎一直很高兴。事后想起来，1月份、2月份和3月份的日记里有些段落可能会被认为是不祥的。从1月中旬起，伦纳德开始非常担心她;不过，直到3月18日他的日记里才提到她的健康状况，当时他写道，“V。n。w。”(弗吉尼亚身体不适)。六天后，在3月24日，她写信给约翰·莱曼说她不想出版《幕间》。到了那时，伦纳德显然明白，她的状况已经变得危急起来。

　　弗吉尼亚的疯癫有一个症状就是，她不肯承认自己有精神疾病;强迫她承认这一点本身就是有危险的。可是到了3月26日，伦纳德已经确信，他得冒这个险，得说服她去看医生。为此，要是让她去看的医生是一个她认识并喜欢的人，那就好得多了。碰巧，伍尔夫夫妻有个朋友也是医生，在布莱顿有一家诊所。奥克塔韦亚·威尔伯福斯和女演员伊丽莎白·罗宾斯住在一起，后者是弗吉尼亚母亲的朋友。两位女士显然都被弗吉尼亚迷住了。1940年，罗宾斯小姐回美国去了，不过奥克塔韦亚常给僧侣屋送来黄油和奶酪这样的礼物，她拥有一家农场，而且已经留意到弗吉尼亚越来越瘦削、苍白了。弗吉尼亚声称她要为奥克塔韦亚写一篇人物写照，看来似乎已经动笔在写那样的东西了，奥克塔韦亚偶尔来坐坐——也就是说，和她聊聊。

　　3月21日，她来喝茶，伦纳德把目前的情形告诉了她。

　　随后五天，奥克塔韦亚自己就卧病在床。27日，伦纳德打电话给她。他已经说服弗吉尼亚来看望奥克塔韦亚，既当她是朋友又当她是医生。他听起来是孤注一掷的。奥克塔韦亚也是孤注一掷的。她刚刚才能下床，但是她富有英雄气概地向伦纳德隐瞒了这件事儿，他俩商定那个下午他就带弗吉尼亚来布莱顿。

　　那次会面是不好对付的。弗吉尼亚当即声称她啥毛病都没有，完全没必要对她进行会诊，她肯定不会回答任何问题。

　　“你得做的一切就是，”奥克塔韦亚说，“让伦纳德安下心来。”接着她补充说，她知道弗吉尼亚感觉到了什么样的症状，要求为她做检查。弗吉尼亚跟梦游似的开始脱衣服，然后停下来。

　　“你保证，如果我这么做的话，别让我去做静养疗法?”

　　“我保证不会让你去做任何你认为没道理做的事。公平吗?”

　　弗吉尼亚同意了，检查继续进行，不过并不是没有很多抗议的。她就像个被迫上床的孩子。最后，她确实坦白了自己的一些顾虑，担心过去的事会重现，担心她将不能再写作了。奥克塔韦亚回答说，她过去得过这种病而且它已经被治好了，仅仅这一事实就该是一个自信的理由。如果你的阑尾被割掉了，她说，除了伤疤之外就啥都没留下了;也能用同样的方法去除精神疾病，如果你不是老想着伤口，搞得它发起炎来。

　　最后，她抓住弗吉尼亚的手(她发现那是一只冰冷、细瘦的手)，说：“如果你肯合作的话，我知道我能帮助你，在英国我没有更愿意帮助的人了。”弗吉尼亚听了这话，看起来较开心了一点——“淡漠地表示了高兴”，照奥克塔韦亚的说法。

　　然后，奥克塔韦亚和伦纳德之间进行了一场私下会诊。他们要做什么，应该找个受过专门训练的护士来监视弗吉尼亚吗?它很可能是个灾难性的措施。伦纳德和奥克塔韦亚都觉得这次会诊已经带来了好处。伍尔夫夫妻回罗德麦尔去了，奥克塔韦亚重新爬上了床。她给弗吉尼亚写了个短信，尽可能做到温和、安慰人心，第二天晚上她打了电话，可那时已经太迟了。

　　3月28日，星期五上午，一个晴朗、明净、寒冷的日子，弗吉尼亚照常去了花园里的工作室。她在那儿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伦纳德，另一封给瓦奈萨——两个她最爱的人。在两封信里，她解释自己听到了幻音，认为自己永远不可能康复了;她不能继续毁掉伦纳德的生活。然后她回到屋子里，再次给伦纳德写信：

　　最亲爱的：

　　我肯定自己就要再次发疯了。我觉得我们没法再经历一次那些可怕时期。而且这一次我不会康复了。我开始听到幻音，没法集中精神。所以我将选择看来似乎是最好的办法。你已经给了我可能的最大幸福。已经没人能像你这样了，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这样。我想，两个人不可能更开心了，直到这可怕的疾病降临。我没法再搏斗下去了。我知道我正在毁掉你的生活，没有我你能工作。你会的，我知道。你看我甚至不能妥帖地写这话。我不能阅读。我想说的就是，我生命中所有的幸福都归功于你。你一直对我十分耐心，难以置信地好。我想说——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如果有人原本能救我，那就是你了。所有的一切都已离开了我，除了你确实无疑的仁慈。我不能再继续毁掉你的生活了。

　　我想，两个人不可能比我们一向以来更开心了。

　　弗吉尼亚

　　她把这信放在起居室的壁炉台上，然后，大约11点半，她不知不觉地溜走了，带着手杖，穿越浸水草甸来到河边。伦纳德认为她可能已尝试过一次溺水;如果是那样的话，她已经从失败中汲取了教训，决心这一次设法确保成功。将手杖留在了河堤上，她把一块大石头硬塞进了外套的口袋，然后走向死亡，“一种我将永远不会描述的经历”，就像她曾对维塔说过的那样。

　　(萧易译)

　　【赏析】

　　一部传记怎样才能写尽一个人的一生?“20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女作家、意识流小说大师、西方女性主义的先驱……”作为这样一串荣誉名号的享有者，弗吉尼亚·伍尔夫有诸多值得为之立传的地方。在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里成长起来的昆汀·贝尔凭借翔实的资料与独特的视角叙述了弗吉尼亚的一生，尽管有时有局部的变形。昆汀始终以一种从容的冷静姿态叙述自己的姨母，并尝试还原弗吉尼亚客观真实的生活图景——对长辈们提起过的甚至他自己亲历过的事实的还原，从而使这部传记具备了新的认知角度和认知价值。

　　此部传记将重点置于对弗吉尼亚日常生活的记录与展示之上，昆汀并不着意于剖析弗吉尼亚的作品，即使对弗吉尼亚思维方式的理性概述也只是蜻蜓点水似的寥寥数言。传记分两卷，在第一卷中作者放开手脚对弗吉尼亚的生活场景予以详尽细致的描绘，昆汀按照时间顺序以年为阶段依次拨开弗吉尼亚生命岁月中的迷雾，使她成长的点滴得以清晰呈现。“弗吉尼亚·伍尔夫曾是斯蒂芬家的小姐”，这个连自己独自上街买件衣服都会打哆嗦的神经质女人，却是个脾气阴郁的“山羊”。对弗吉尼亚有最近了解距离的昆汀·贝尔用自信的态度妥帖处理着颇受争议的关于她乱伦与双性恋话题：　这朵“英格兰百合”飘洒着“精神之爱”的芬芳，她醉心于与她相匹配的智性，从不关心对方是否有肉体美，或者性别。第二卷以弗吉尼亚嫁给伦纳德开篇，从此斯蒂芬家的小姐成了伍尔夫的夫人。伍尔夫夫人做饭时把婚戒丢在猪油里，参加舞会时把衬裙穿反……伦纳德悉心而谨慎地呵护着这个生活低能的文学天才，在日记中用“V。n。w。”的字母记录着弗吉尼亚的健康状况。昆汀·贝尔几乎很少介入性地去评价传记里出现的某个人的某个行为，偶尔有些小心翼翼的探询与揣测，大多数时候只是一个冷眼的旁观者与忠实的记录者，展示着生活与艺术之间平行的、隐约相似的、曲折反映的关系。

　　昆汀的这种叙述姿态构成了传记叙事客观从容的基调。传记大量援引了弗吉尼亚的日记、信件、言论，注重细节和事实陈述，让传主自我展示，文笔若行云流水而又底气十足。“当摩根写信邀请她加入伦敦图书馆委员会(就像她过去断言他有一天会做的那样)，她感到满意，她拒绝成为对公众舆论的‘小贿赂’，从而能为自己和自己的性别报点仇了”——联想到弗吉尼亚始终对自己遭受性别歧视的不满，读者心领神会地与昆汀相视而笑。僧侣屋“简单旋律之间起伏”的生活在战争中暂时庇护了弗吉尼亚，给维塔的信里，洋溢着因写作顺畅而雀跃不已的心情，弗吉尼亚甚至要给小牛犊取名“弗吉尼亚”——幽默轻松而带些神经质的谈吐，这是快乐的弗吉尼亚。伴随着《幕间》的完成，疯病来势汹汹，弗吉尼亚歇斯底里地要求：“你保证，如果我这么做的话，别让我去做静养疗法?”——病痛中的弗吉尼亚仿佛一个祈求大人保证打针不疼的孩子。昆汀如实地记录着这一切，斜倚在时间的门柱上沉静地看弗吉尼亚欢笑痛苦，偶尔带点儿布鲁姆斯伯里式的揶揄——毕竟，长辈们对他的影响是那样深刻。

　　对于3岁才学会正确地说话、而一旦学会便能用语言作为武器的弗吉尼亚来说，文字从各个方向以各种形式与自己血肉相连。它们是她的伤口，也是她的安慰;是她的生路，也是她的死穴。“当她发现自己要行进的方向，她会和作品非常亲近地生活在一起。任何创作过艺术作品的人都不必说就明白，一旦开始，这样一种过程会怎样完全控制人的精神。它成了一个人醒着时的生活本质，比其他一切事物都更真实，是一种喜悦也是一种折磨。”　视创作为生命的弗吉尼亚倾尽全力在自己的思想世界里驰骋，疯癫却阶段性地摧毁着这位天才因敏锐而脆弱的神经。弗吉尼亚“不肯承认自己有精神疾病”，但却能清醒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的狂乱幻觉。一个热爱阅读的女人，能阅读的只剩下自己的疯狂，选择静养治疗必须放弃读写。放弃思想，虽生尤死。对于弗吉尼亚的自杀，传记没有任何赘述，一如既往罗列了一封弗吉尼亚写给伦纳德的遗书，信里充满着感激与爱。在自己意志完好、内心完整的时刻死去，弗吉尼亚做了自己笔下的达洛卫夫人想做而没有做的事，这是她为自己做的最后一次充满勇气的选择。对内心执著的守护，正是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最骄傲绝尘之处。

　　作为布鲁姆斯伯里第二代的当然发言人，昆汀一样秉持自己内心的立场，他不给弗吉尼亚下一个权威式的定论，只是尽力还原那个真实的语境。传记叙事中挥之不散的罗列事实的味道，使得熟悉弗吉尼亚作品的人得以凭此而不断地寻获作家经历与作品的暗合与呼应，知晓弗吉尼亚自身的经验与生活，不再是戏剧化地表现或主观性地虚构。在这种客观不干涉的语调里，读者看到这样的一个弗吉尼亚：　她是一个女儿、一个妹妹、一个双性恋者、一个乱伦的受害者、一个病人、一个妻子、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作家，多重的身份并行不悖地被展示着，“英格兰百合”静静盛放。昆汀显然达到了他想要的目的，他让读者清晰地意识到，这就是弗吉尼亚的一生，这只能是弗吉尼亚的一生，独一无二，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的。

　　(蔡丽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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