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装在套子里的人》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作品提要】

　　教师别里科夫终日里惶惶不安，怀疑这个防备那个，在自己为自己设置的套子中挣扎生活。极端保守的他在新生事物面前感到无所适从。看到同事柯瓦连科和妹妹华连卡骑自行车，他简直吓坏了;而华连卡肆无忌惮的放声大笑更使他无比恐惧，最终在一片哈哈哈的大笑声中，别里科夫走完了自己暗淡无光的一生。而他人在参加完他的葬礼之后，仍旧过着往常的生活。

　　【作品选录】

　　在密洛诺西兹果叶村的村郊，有两个误了时辰的猎人在村长普洛柯菲的谷仓里过夜。一个是兽医伊凡·伊凡尼奇，一个是高等学校的教师布尔金。伊凡·伊凡尼奇有一个相当古怪的双姓——契木夏-喜马拉伊斯基——这姓跟他是一点也不配称的;在全省中大家简简单单地叫他一声伊凡·伊凡尼奇。他住在城市附近的一个养马场上，这回出来打猎，是为了透一透新鲜空气。至于高等学校教师布尔金，他每年是在P伯爵的家里消夏的，他对这一带地方早已就熟极了。

　　他们没睡觉。伊凡·伊凡尼奇是一个又高又瘦的老头子，留着挺长的唇髭，这时候坐在门外，在月光里吸烟斗。布尔金躺在仓里的干草上;在黑暗里，谁也看不见他长的什么模样。

　　他们正在闲聊天。除了别的话以外，他们还谈到村长的老婆玛尔娃，一个健康而且绝不愚蠢的女人，说是她从没走出过她的家乡的村子，一辈子也没见过城市或者铁路，近十年来一直依偎着炉子，只有到了晚上才到街上走一走。

　　“这没什么奇怪!”布尔金说，“这世界上有不少人性情孤僻，跟隐居的龙虾或者蜗牛那样极力缩进壳里去。也许这是隔世遗传的事例，这是重又退回从前人类祖先还不是群居的动物，却孤零零地住在自己洞穴里的时代的事例吧;要不然，也许这只不过是人的丰富而多样的性格中的一种罢了——谁知道呢?我不是博物学家，解决这种问题不关我的事;我的意思只不过是要说明像玛尔娃那样的人绝不稀少罢了。是啊，不必往远里说，就拿别里科夫来说好了，他是我的同事，希腊文教师，两个月前才在我们城里去世。没问题，您一定听说过他。他也真怪，即使在顶晴朗的天气，他也穿上雨鞋和衬了夹里的、温暖的大衣，甚至带着雨伞。平时他把雨伞用套子包好，把表放在一个灰色的、羊角做的盒子里;遇到他拿出铅笔刀来削铅笔的时候，他的铅笔刀也是放在一个小套子里的。他的脸也好像装在套子里，因为那张脸老是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厚绒线衫，用棉花塞在耳朵眼里;他一坐上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来。总之，这人表现了一种经常的、难忍难熬的倾向，一心要把自己蒙在一层外壳里，仿佛一心要把自己装在一个套子里一样，好让自己跟外界隔绝，免得受外界的影响。现实，刺激他，吓坏他，使他的心绪不断地激动。也许为了替自己的胆怯辩护，替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辩护吧，他老是歌颂过去，赞美那些从没存在过的事情;实际上他所教的死语言，对他来说，也就是雨鞋和雨伞，使他藉此逃避了现实生活。

　　“‘啊，希腊文是多么响亮，多么美啊!’他常说，现出甜蜜蜜的表情;他仿佛要证明他的话似的，眯起眼睛，举起手指头，念道： Anthropos!

　　“别里科夫把他的思想也极力藏在一个套子里。只有政府的法令和报纸上的通告，其中规定着禁止什么事情，他才觉得一清二楚。看到有个法令禁止高等学校学生在晚上九点钟以后到街上去，或者看到一篇文章批评性爱，他就觉着又清楚又明白： 这种事是禁止的;好，这就行了。他觉着在官方所批准或者大家所默许的事情里面，老是包藏着使人起疑的成分，包藏着隐隐约约、没充分表现出来的成分。每逢经当局批准，城里开了一个戏剧俱乐部，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他总要摇摇头，低声说：

　　“‘当然，好是很好的，可是谁也说不定会弄到什么下场哟。’

　　“凡是不合规矩的事，凡是脱离常轨、逸出常情的事，虽然依别人看来，跟他毫不相干，却使他闷闷不乐。要是他的一个同事到教堂参加谢恩式的时候去迟了，或者要是他听到流言，说是高等学校的学生闹出了乱子，再不然要是一个女教师傍晚陪着军官玩得很迟才回来，他总是激动得很，一股劲儿地说： 谁也说不定会弄到什么下场。在教务会议上，他那种慎重、他那种多疑，他那种特有的论调，简直弄得我们难受极了，他说什么不管男子高等学校里也好，女子高等学校里也好，年青人的行为都不安分，教室里闹闹吵吵——唉，只求这种事别传到当局的耳朵里去才好，只求不出什么乱子才好;他认为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洛夫和四年级的叶果洛夫开除，那才是好事。你猜怎么着，他那种唉声叹气，他那种闷闷不乐，他那臭猫样的小脸，他那苍白的小脸上的黑眼镜，总之，你知道，他降服了我们，我们只好让步，减少彼得洛夫和叶果洛夫的品行分数，把他们禁闭起来，到后来把他俩开除了事。

　　“他有一种特别的习惯： 常来访问我们的宿舍。他去拜望一位教师，总是坐下来，就此一声不响地瞪起眼睛，仿佛在仔细地察看什么东西似的。他照这样一言不发地坐上一两个钟头，然后就走了。他管这个叫做‘跟同事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事情是明明白白的： 这类的拜访，这样的呆坐，在他是很难受的;他所以来看我们，只不过因为他认为这是他对同事们应尽的责任罢了。我们教师们都怕他。就连校长也怕他。信不信由您，我们这些教师都是有思想的正派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陶冶;可是这个老穿着雨鞋、拿着雨伞的小人物，却把整个高等学校辖制了足足十五年!光是高等学校吗?全城都受他辖制哟!我们这儿的太太们在礼拜天不组织私人演戏，因为怕他听见;教士们到了斋期不敢当他的面吃肉，也不敢打牌。在别里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全城的人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十年到十五年。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赒济穷人，不敢教人认字和写字……”

　　伊凡·伊凡尼奇嗽了嗽喉咙，那意思是就要开口说话了，可是他先点燃烟斗，瞧了瞧月亮，然后才一板一眼地讲起来：

　　“是啊，有思想的正派人讲过屠格涅夫、谢德林、巴克尔 等等，可是他们却低声下气，忍受这种事——事情就是这样的。”

　　“别里科夫跟我住在一所房子里，”布尔金接着说，“住在一层楼上，他的房门对着我的房门;我们常常见面，我知道他在家里怎样生活。也还是那一套： 睡衣啦、睡帽啦、百叶窗啦、门扣啦，各式各样的禁条和忌讳，还有：‘唉，谁也说不清这会弄到什么下场哟!’大斋的饮食不合他的胃口，可是他又不能吃肉，因为怕人家说别里科夫不持斋;他就吃用牛油炸的鲈鱼——这东西固然不是大斋的吃食，可也不能叫做肉。他不用女佣人，因为怕人家说他坏话，于是雇了个六十岁的老头子，名叫阿发纳西，傻头傻脑，爱喝酒，从前做过勤务兵，总算马马虎虎的也会烧一点菜。这个阿发纳西经常站在门口，两个胳膊交叉在胸前;他常常长叹一声，老是嘟哝那么一句话：

　　“‘眼下啊，像他们那样的人可真是多得不行哟!’

　　“别里科夫的卧室挺小，跟盒子一样;床上挂着帐子。他一上床，就拉过被子来蒙上脑袋;房里又热又闷，风推着关紧的门;炉子里嗡嗡的叫，厨房里传来叹息声——不祥的叹息声……他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他深怕会出什么事，深怕阿发纳西来谋害他，深怕小贼溜进来;他就通宵做恶梦，到早晨我们一块儿到学校去的时候，他没精打采，脸色苍白;他所去的那个挤满了人的地方，分明使得他满心地害怕和憎恶;跟我并排走路，在他那么一个性情孤僻的人，显然也是不痛快的。

　　“‘课堂里闹得好凶哟，’他常说，仿佛要找一个理由说明他的愁闷似的。‘真叫人受不了。’

　　“您猜怎么着，这个希腊文教师——这个装在套子里的人——差点结了婚。”

　　伊凡·伊凡尼奇很快地瞟一眼谷仓，说：“您在开玩笑啦!”

　　“是啊，看起来虽然奇怪，可是他的确差点结了婚。有一个新的史地教员，一个名叫密哈益·沙维奇·柯瓦连科的人，一个乌克兰人，给派到我们的学校里来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而是带着他妹妹华连卡一路来的。他是个高高的、皮肤发黑的青年，手挺大，从他的脸就看得出来他的嗓子是洪亮的低音，事实上他的声调好像是从桶子里发出来的一样：‘嘭，嘭，嘭!’她呢，不怎么年青了，年纪在三十岁上下，可是她也高，身材匀称，黑眉毛，红脸蛋——一句话，她不是姑娘，而是桃子，那么生龙活虎，那么闹闹哄哄;她老是唱小俄罗斯的歌，老是笑。只要人家稍稍的一逗，她就发出清脆的笑声：‘哈哈哈!’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认识柯瓦连科兄妹是在校长的命名日宴会上。在那些死板板的、特别沉闷的甚至把参加命名日宴会也看作应公差的教师中间，我们忽然看见了一个新的艾芙柔黛特 从浪花里钻出来;她走起路来把两只手叉在腰上，笑啊唱的，跳跳蹦蹦。她带着感情唱《风在吹》，然后又唱一支乌克兰的歌，随后又一支;她把我们，连别里科夫也在内，都迷住了。他在她身旁坐下，露出甜甜蜜蜜的笑容，说：

　　“‘小俄罗斯的语言叫人联想到古希腊文的柔和和清脆好听。’

　　“这话中了她的意，她就开始动情地、热心地对他讲他们在葛嘉契斯基县有一片田地，她的妈就住在那儿，他们有那么好的梨，那么好的西瓜，那么好的kabak，小俄罗斯人管南瓜叫做kabak，管酒馆叫做shinki，他们用番茄和茄子做浓汤：‘那汤可好吃啦——好吃极了!’

　　“我们听啊听的，忽然我们大家都想起了同一件事。

　　“‘把他们配成夫妇，那倒是一桩好事呢。’校长的妻子悄悄对我说。

　　“不知什么缘故，我们这才全都想起来： 原来我们的朋友别里科夫还没结婚;现在我们才觉着奇怪： 他生活里这么要紧的一件事，我们以前从没理会过，事实上压根儿也没注意过。他对女人的态度是怎样的呢?他怎样替他自己解决了这要紧问题?这以前，我们一点也不关心这件事;也许我们甚至不承认： 一个不问什么天气总是穿着雨鞋、睡觉总要挂上帐子的人能够有爱情吧。

　　“‘他已经四十岁出头了，她呢，三十岁了，’校长的太太接着说，进一步说明她的思想，‘我相信她肯嫁给他的。’

　　“在内地，由于烦闷无聊的缘故，什么事没做过!做过多少无益的蠢事啊!这是因为应该做的事却根本没有做。比方说，这个别里科夫，既然大家甚至不能把他想象成一个结婚的人，那么我们有什么必要给他做媒呢?校长的太太啦，训育主任的太太啦，所有我们高等学校的太太们，都变得活泼起来，甚至好看多了，仿佛忽然找到了生活目标似的。校长太太在戏院里订了一个包厢;嘿，瞧啊!华连卡坐在那里面，扇着扇子，满脸放光，高高兴兴;她旁边坐着别里科夫，一个伛偻着的矮子，看上去好像刚用钳子把他从他的住处夹出来一样。要是我开晚会，太太们就坚持着要我请别里科夫和华连卡。总之，机器开动啦。原来华连卡也并不反对结婚呢。她在她哥哥那儿的生活并不很快活;他们不干别的，却一连几天的争论，吵架。这儿是一个典型的场面： 柯瓦连科顺了大街大踏步走着，他是又高又壮的汉子，穿一件绣了花的衬衫，一绺头发从帽子底下钻出来搭拉在他的额头上，一只手拿着一捆书，一只手拿着一根有节疤的粗手杖;他的身后是他妹妹，也拿着书。

　　“‘可是你没看过这本书，密哈益里克!’她大声争辩道，‘我告诉你，我敢赌咒： 你压根儿没看过!’

　　“‘我跟你说;我看过嘛!’柯瓦连科大叫一声，把手杖在人行道上顿着。

　　“‘唉，我的天，密哈益里克，你为什么这么别扭?要知道，我们谈的是原则问题啊。’

　　“‘我跟你说我看过嘛!’柯瓦连科嚷道，声音更响了。

　　“在家里，要是有外人在座，那就一定会闹到开火。她一定过够了这种生活，巴望着有自己的家了。况且，她的年纪也不小，没有工夫来挑啊拣的了;跟什么人结婚都行，即使对象是希腊文教师也不碍。是啊，只要细细一想，就可以明白： 我们的小姐们大多数都不管跟谁结婚，只要嫁出去了就算。不管怎样吧，总之，华连卡对别里科夫开始表现明明白白的好感了。

　　“别里科夫呢?他常去拜望柯瓦连科，就跟他来拜望我们这些人一样。他去了就坐下，一直那么闷声不响地坐着。他安静地坐着，华连卡对他唱《风在吹》，或者用她那黑眼睛默默地瞧着他，再不然就扬声大笑——‘哈哈哈!’

　　“在恋爱方面，在婚姻方面，怂恿总要起很大作用的。人人——他的同事和同事的太太们—— 开始向别里科夫坚决游说： 他应当结婚了，他的生活没有别的缺憾，只差结婚了。我们全都向他道喜，而且做出一本正经的脸色发表各种俗套头，例如，‘婚姻是终身大事。’ 况且，华连卡又好看又动人;她是五等文官的女儿，她有田产;尤其要紧的是她是第一个待他诚恳亲切的女人。于是他昏了头，决定真的应当结婚了。”

　　“哦，到了这一步，”伊凡·伊凡尼奇说，“您就应该拿掉他的雨鞋和雨伞了。”

　　“您只要一想就明白： 这可是再怎么样也办不到的。他把华连卡的照片放在桌子上，不断地来找我，谈华连卡、谈家庭生活、谈婚姻是终身大事。他常到柯瓦连科家去，可是他一点也没改变他的生活方式。刚好相反，他那结婚的决定好像对他起了有害的影响。他变得更瘦更白，好像越发缩进他的套子里去了。

　　“‘我喜欢华尔华拉·沙维希娜，’他对我说，露出淡淡的苦笑，‘我知道人人应当结婚，可是——您知道，这件事发生得这么突然——总得细细想一想才成。’

　　“‘有什么可想的?’我对他说，‘一结婚——就万事大吉了。’

　　“‘不成，婚姻是终身大事;人先得估量一下日后的义务和责任——免得日后出什么毛病。这件事弄得我烦死了，我好几夜睡不着觉。我得承认我害怕： 她和她哥哥有一种特别的思想方法;您知道，他们对事情的看法是很古怪的;她的性子很野。结婚倒不要紧，说不定可就要惹出麻烦来了。’

　　“他没求婚;他一个劲儿地拖延，弄得校长太太和我们所有的太太都烦恼极了;同时，他又差不多天天跟华连卡出去散步——也许他认为这是在这种情形下照理该做的事吧——而且常来看我，谈到家庭生活。要不是因为闹出了一场kolossalischer skandal ，他临了多半会求婚，因而造成一种不必要的、愚蠢的婚姻吧： 在我们这儿，由于纯粹的烦闷和没事可做，照那样结了婚的，正有千千万万的先例呢。

　　“我得告诉您： 华连卡的哥哥从认识别里科夫的第一天起就讨厌他，受不了他。

　　“‘我不懂，’他常对我们说，耸一耸肩膀，‘我不懂你们怎么能够跟那个爱进谗言的家伙，那副叫人恶心的嘴脸处得下去。唉!你们在这儿怎么住得下去呢?你们呼吸的空气是闷闷的，不干净的!你们是导师，教员?不，你们是芝麻大的小官儿;你们这地方不是学府，而是警察局，而且有警察局里那股腐败的酸臭。不行啊，诸位老兄，我在你们这儿住一阵，就要到我的农庄上，在那儿捉捉龙虾，教教乌克兰的小孩子念书去了。我反正是要走的，你们呢，尽可以跟你们的犹大在这儿住下去——那个该死的东西!’

　　“要不然他就笑得流出眼泪，他的笑声时而洪亮，时而尖细，他扬起手来问我：‘他干么上这儿来?他要干么?他坐在那儿发呆。’

　　“他甚至给别里科夫起了一个绰号‘蜘蛛’。当然，关于他妹妹打算跟‘蜘蛛’结婚的事，我们回避不谈。有一回校长太太向他暗示到，要是他妹妹跟别里科夫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为大家所敬重的人结婚，那倒是一件好事;他却皱起眉头，嘟哝道：

　　“‘这不干我的事;只要她乐意， 那就跟大蟒结婚也行。我才不爱管别人的事呢。’

　　“现在，您听一听后来发生的事吧。有个促狭鬼画了一张漫画，画着别里科夫打着雨伞，穿了雨鞋，卷起裤腿，正在走路，臂弯里挽着华连卡;下面缀着一个题名：‘恋爱中的anthropos。’您知道，这位艺术家画得像极了。他一定画了不止一夜，因为男子高等学校和女子高等学校里的教师们、神学校里的教师们、衙门里的官儿，全接到一份。别里科夫也接到一份。这幅漫画弄得他很痛苦。

　　“我们一块儿走出了宿舍;那天是五月一日，礼拜天，学生和教师事先约定在高等学校会齐，然后走到城郊的一个树林子里去。我们动身了，他脸色发青，比乌云还要阴沉。

　　“‘天下有多么歹毒的坏人啊!’他说，他的嘴唇发抖了。

　　“我忍不住为他难过。我们走啊走的，忽然间——信不信由您!——柯瓦连科骑着自行车来了，他的后面，华连卡也骑着自行车来了，涨红了脸，筋疲力尽，可是快活，兴高采烈。

　　“‘我们先走一步!’她嚷道，‘多可爱的天气!太可爱了!’

　　“他俩都走远，不见了。别里科夫的脸色从发青变成发白，他好像化成了石头。他站住，呆望着我。

　　“‘天呐，这是怎么回事?’他问，‘我的眼睛会骗了我?高等学校的教师和小姐骑自行车，这种事合规矩吗?’

　　“‘这有什么不合规矩的?’我问，‘让他们尽管骑他们的自行车，快快活活地玩一阵好了。’

　　“‘可是这怎么行?’他叫起来，看见我平心静气，觉得奇怪，‘您在说什么呀?’

　　“他心里乱得很，不肯再往前走，就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仍旧绞他的手，心不定地搓他的手;从他的脸色分明看得出来他病了，还没到下学的时候，他就走了，这还是他生平第一回呢。他没吃午饭。将近傍晚，虽然实际上已经是夏天，他却穿得暖暖和和的，到柯瓦连科家里去了。华连卡不在家，他发现只有他哥哥在家。

　　“‘请坐，’柯瓦连科冷冷地说，皱起眉头。 他的脸上带着睡意;饭后他打了个盹儿，刚刚醒来，心绪很坏。

　　“别里科夫沉默地坐了十分钟光景，然后开口了：‘我上您这儿来，是为要了却我的一桩心事。我烦恼得很，烦恼得很。有个不怀好意的家伙画了一张荒唐的漫画，画的是我和另一个跟您和我的关系都密切的人。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您保证我跟这事没一点关系……我没有做出什么事来该得到这样的攻击——刚好相反，我的举动素来在各方面都称得起是正人君子。’

　　“柯瓦连科坐在那儿闷闷不乐，一句话也不说。别里科夫等了一会儿，然后压低喉咙，用悲凉的声调接着说：‘另外我有件事情要跟您谈一谈。我在这儿做了多年的事，您最近才来;既然我是一个比您年纪大的同事，我就认为我有责任给您进一个忠告： 您骑自行车，这种消遣，对青年的教育者来说，是绝对不合宜的!’

　　“‘怎么见得?’柯瓦连科用他那洪亮的声调问。

　　“‘这当然是用不着解释的，密哈益·沙维奇——这道理当然是不说就很明白的!如果教师骑自行车，那还能希望学生做出什么好事来?他们所能做的就只有倒过来，用脑袋走路啦!既然这种事还没得到明白的批准，那就不该做。昨天我可吓坏啦!我一看见您的妹妹，我的眼前就变得一片漆黑。一位小姐，或者一个姑娘，却骑自行车——这真可怕!’

　　“‘您到底要怎么样?’

　　“‘我所要做的，只不过是忠告您，密哈益·沙维奇。您是年青人，您前途远大，您的举动得十分十分小心才成，您却这么马马虎虎，唉，这么马马虎虎!您穿着绣花的衬衫出门，人家经常看见您在大街上拿着书走来走去;现在呢，又骑什么自行车。校长会听说您和您妹妹骑自行车的，然后，这事又会传到督学的耳朵里。这是没好下场的。’

　　“‘要是我妹妹和我骑自行车，这可不干别人的事，’柯瓦连科说，涨红了脸，‘谁要是来管我的私事，就叫鬼逮了他去!’

　　“别里科夫脸色苍白，站起来。

　　“‘要是您用这种口吻跟我讲话，那我不能再讲下去了。’他说。‘我请求您在我面前谈到我们的上司的时候不要这样说话，您应当尊重上司才对。’

　　“‘难道我说了什么冒犯上司的话?’科瓦连科问，生气地瞧着他，‘请您躲开我。我是正大光明的人，不愿意跟您这类的先生讲话。我憎恶那些背地里进谗言的人!’

　　“别里科夫心慌意乱，匆匆忙忙地穿大衣，脸上带着恐怖的神情。这还是他生平第一回遇到有人对他说话这么不客气。

　　“‘随您怎么说，都由您好了，’他一面走出门道，到楼梯口去，一面声明，‘只是我得跟您说一声： 说不定有人偷听了我们的话，为了我们的谈话不致被人家误解，以致弄出坏下场起见，我得把我们的谈话内容去报告校长——把大意说明一下。我不能不这样做。’

　　“‘报告他?去，尽管去报告吧，该死的东西!’

　　“柯瓦连科从后面一把抓住他的衣领，使劲一推，别里科夫就连同他的雨鞋一类的东西一齐乒乒乓乓地滚下楼去了。楼梯又高又陡，可是他滚到楼下却安然无恙，站起来，摸了摸鼻子，看他的眼镜碎了没有。可是，他滚下楼的时候，偏巧华连卡回来了，带着两位女士，她们站在楼下，怔住了，这在别里科夫却比任什么事情都可怕。我相信他情愿摔断脖子或者摔断两条腿，也不愿意成为取笑的对象。 是啊，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会听说这件事了，这事会传到校长耳朵里去，还会传到督学耳朵里去。哎呀，谁也说不定会闹出什么下场来!说不定又会有一张漫画，到头来说不定他会奉命退休吧……

　　“等到他站起来，华连卡才认出是他;她瞧着他那滑稽的脸相、他那揉皱的大衣、他那雨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他是一不小心摔下来的，就忍不住了，扬声大笑，笑声在整个房子里响着：

　　“‘哈哈哈!’

　　“这响亮而清脆的‘哈哈哈’结束了一切事情： 结束了预料中的婚姻，结束了别里科夫的人间生活。他没听见华连卡说了什么话;他什么也没看见。一到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桌子上撤去华连卡的照片，然后他上了床，从此再也没起过床了。

　　“两三天以后，阿发纳西来找我，问我要不要去请医生来，因为他的主人不大对劲。我走进屋去看别里科夫。他躺在帐子里一声不响，盖着被子，不管问他什么话，他总是回答‘是’或者‘不’，别的话却没有。他躺在那儿，同时阿发纳西满脸愁容，皱着眉头，在他四周打转儿，深深地叹气，冒出伏特卡的气味，像酒馆一样。

　　“过了一个月，别里科夫死了。我们都去送葬——那就是说，所有跟高等学校和神学校有关的人都去了。这时候他躺在棺材里，神情温和、愉快甚至高兴，仿佛暗自庆幸终于装在一个套子里，从此再也不必出来了似的。是啊，他实现了他的理想!老天爷也仿佛在对他表示敬意似的，他下葬的那天天色阴沉，下着雨;我们大家都穿了雨鞋，打了雨伞。华连卡也去送葬，等到棺材下了墓穴，她掉眼泪了。我发现乌克兰的女人总是不笑就哭——对她们来说，中间的路子是没有的。

　　“我老实说： 埋葬别里科夫那样的人是一件很大的快活事。我们从墓园回去的时候，露出大斋期间那种正正经经的脸相;谁也不肯露出快活的感情——像那样的感情，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做小孩子的时候，遇到大人不在家，我们到花园里去跑一两个钟头，享受完全的自由的时候，是经历过的。啊，自由啊，自由!只要有一点点自由的影子，只要有可以享受自由的一线希望，人的灵魂就会长出翅膀来。难道这不是实实在在的吗?

　　“我们高高兴兴地从墓园回来。可是一个礼拜还没过完，生活却又落进旧辙，跟先前一样的郁闷、无聊、愚蠢了——这样的生活固然没奉到明令禁止，不过从另一方面说，也没得到充分的许可啊。局面并没有好一点。实在，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却还留得有许多，而且将来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哟!”

　　“事情就是这样的。”伊凡·伊凡尼奇说，点上了他的烟斗。

　　“那样的人，将来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哟!”布尔金又说一遍。

　　这个高等学校教师从谷仓里走出来。他是一个矮胖的男子，头顶全秃了，留着一把黑胡子，差不多齐到腰上;两条狗跟他一块儿走出来。

　　“多好的月色!”他抬头看，说道。

　　时候已经是午夜。向右边瞧，可以看见整个村子，一条长街直伸出去，大约有十里路远。一切都落在深沉静寂的睡乡里，没有一点动静，没有一点声音，谁都不容易相信大自然能够这么静。在月夜看着整个村子和村里的茅屋、草堆、睡熟的杨柳，就有一种宁静的感觉来到灵魂里;村子照这样安息了，给夜色包得严严紧紧，躲开了劳动、烦恼、忧愁： 它显得那么文静、哀伤、美丽，看上去仿佛星星在亲切而温柔地照着它，大地上仿佛再也没有罪恶，一切都挺好似的。左边，在村子到了尽头的地方，展开空旷的乡野;可以看见田野远远地一直伸展到天边，在这一大片浸透了月光的旷野上也是没有动静，没有声音。

　　“是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伊凡·伊凡尼奇又说一遍，“我们住在缺乏空气、十分拥挤的城市里，我们写些无益的文章，我们玩‘文特’ ——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岂不也就是套子?至于在渺小的、懒惰的男子和愚蠢的、没事可做的女人中间消磨我们的生涯，自己说而且听人家说各式各样的废话——这在我们不也是套子吗?要是您乐意，那我就给您讲一个很有教育意义的故事。”

　　“不，现在也该睡了，”布尔金说。“明天再讲吧。”

　　他们走进谷仓，在干草上睡下来。他俩盖好被子，刚要昏昏睡去，忽然听见轻轻的脚步声——吧嗒，吧嗒……有人在谷仓附近走着，走了一忽儿站住了，过一分钟又是吧嗒，吧嗒……狗汪汪地叫起来。

　　“这是玛尔娃。”布尔金说。

　　脚步声消散了。

　　“你看着他们作假，听着他们说谎，”伊凡·伊凡尼奇说，翻了个身，“他们呢，因为你容忍他们的虚伪而骂你傻瓜。你忍受侮辱和委屈，不敢公开说你站在正直和自由的一边，于是你自己也作假，还微微地笑;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混一口饭吃，为了得到一个温暖的角落，为了当一名卑贱的、没价值的小官儿罢了。不成，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

　　“唉，算了吧，您扯到别的题目上去啦，伊凡·伊凡尼奇，”教师说，“咱们睡吧!”

　　过十分钟，布尔金睡着了。可是伊凡·伊凡尼奇不住地叹气，翻身;后来，他起来，又走出去，坐在门边，点上了他的烟斗。

　　(汝龙译)

　　注释：

　　希腊语，意为“人”。

　　一种小小的食肉的四足动物，形状似猫，身上有腺，分泌恶臭的液体，属伶鼬类。

　　Buckle(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

　　希腊的爱和美的女神，相当于罗马的维纳斯;她在海里诞生，从浪花里钻出来。

　　俄语，意为“酒馆”。

　　她哥哥密哈益的爱称。

　　原文是“婚姻是严肃的一步”。

　　德文，意为“大笑话”。

　　一种牌戏名。

　　【赏析】

　　在这篇小说里，契诃夫着重使用艺术夸张手法，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套子”，从外表、生活习惯、思想方式乃至婚事诸方面，突出刻画了别里科夫这个在沙皇专制制度下胆小怕事的庸人形象。契诃夫以细腻的手法描写了主人公的心理变化，揭示了精神上的奴性是多么害人，多么可怕，对人心灵的毒害是多么巨大，一个丧失了人格尊严的人是多么地猥琐。

　　与前人相比，契诃夫不仅在表现内容上有所不同，而且如俄罗斯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所言，他“创造了全新的书写形式”。这首先体现在他改变了文学形象的塑造方法本身，他的小说表现各种各样的人物，但是他却放弃了传统的、细腻的肖像描写，在他那里最详细的肖像描写也没有超过十几行的，因此他的作品总的风格是短小精悍、言简意赅。代替肖像描写的是比喻，是对服饰的典型细节的表现，如“套中人”别里科夫： 作家详细地描写了主人公的物件，像套鞋、伞、眼镜、帽子、各种小套子和房间的摆设，却唯独没有面部描写。但是在几乎没有涉及外貌的情况下契诃夫却细致而准确地展示了别里科夫的心理状态，即恐惧。别里科夫是一个尖酸刻薄、神经衰弱、精神极度紧张的人的形象。关于省略肖像描写或很少肖像描写，契诃夫本人说过这样的话：“描摹寻常的外貌恐怕多此一举;彼得堡不是西班牙……”言外之意是说： 在阳光灿烂的西班牙海滨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快乐和爱情的喜悦或者忧伤，那里的人面孔上的表情和形体动作丰富多变，值得一写。可是在彼得堡，在像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中那样的外省小城市里，受恐惧控制的人们千方百计地磨去自己的棱角，力求与别人保持一致，那样万人一面的外表又有什么必要去浪费笔墨呢?就像契诃夫研究专家分析的那样，契诃夫忽略肖像描写是因为他想要表现的不是个人，而是“一类人”，不是个体，而是群体。

　　针对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作者并没有灰心丧气，认为他们已经无药可救，反而从内心发出了强烈的呼唤：“不行，再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了。”这句发自肺腑的话应该是契诃夫写这篇小说的最终目的，是这篇小说的最强音，也是他写作同类小说的宗旨。如果说19世纪的俄罗斯古典大师，如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塑造了一系列“小人物”的形象(社会底层的小官吏、穷人等)，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怜悯，那么，到了契诃夫这里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也是“小人物”的别里科夫，作家笔端流露出的批判就多于同情，批判他本身的软弱无能，批判他不知自尊，在有权有势者面前卑躬屈膝。可以说契诃夫写“小人物”，本意是要揭示妨碍他们成为真正的人的东西，因为在契诃夫的心目中，一个人“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一个诚实的人“不可能是渺小和微不足道的”，一个人不能因为自己地位的卑微而贬低自己的尊严，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大写的人。在给友人的信中，契诃夫写道：“应该写这样一部小说，表现一个年轻人，一个农奴的儿子，一个从前的小商贩，一个受过官职尊卑教育、吻着神父的手、膜拜别人思想长大的中学生和大学生是如何一点一滴地摆脱掉自身的奴隶印记，表现他如何在一个明媚的早晨醒来，发现自己的血管里流着的已经不是奴隶的血，而是真正的人的血。”

　　因此，契诃夫的创作虽然是以俄国生活为背景，以夸张和讽刺的笔触表现俄国人的劣根性，但细细读来，他的作品对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人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他鼓励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自己的尊严，要消灭精神奴役，追求平等、自由、勇敢和心灵的纯洁。而这也就是契诃夫创作的真正意义和永恒价值。

　　(付传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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