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桑《红字》的写作背景是什么介绍

　　《红字》的写作背景是什么?

　　霍桑的先祖威廉·霍桑1630年来到美洲大陆，曾经担任过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官员，当众驱逐鞭打过一位教友派的妇女，而霍桑的曾曾祖父约翰·霍桑则是臭名昭著的1692年塞莱姆女巫审判中的三位法官之一，根据他的裁决，数名女巫被送上了绞架。霍桑创作《红字》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写作，“替他们(祖先)蒙受耻辱，并祈求从今以后洗刷掉他们招致的任何诅咒。”

　　在霍桑撰写《红字》的同时，第一次妇女大会正好在纽约召开(1848)。在这次大会上，女权主义者们提出了女性和男性拥有平等财产权的问题，指出女性“一旦结婚，在法律的角度看如同死亡。他(丈夫)拿走了她所有的财产权，甚至是她所赚取的工资。”她们提出女性应该和男性一样平等地工作，以便从经济的角度摆脱对男性的依附。事实上，在父权社会中，男性拒绝给予女性平等的经济权利，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想要占有全部的财富，拒绝让女性来分一杯羹，更因为男性们早已意识到，女性在获得经济独立的同时，将不再满足雌伏于他们的羽翼之下，会努力寻求独立的思想和更为广阔的天地。

　　《红字》的主题内容是什么

　　小说以两百多年前的殖民地时代的美洲为题材，但揭露的却是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时代美利坚合众国社会典法的残酷、宗教的欺骗和道德的虚伪。主人公海丝特被写成了崇高道德的化身。她不但感化了表里不一的丁梅斯代尔，同时也在感化着充满罪恶的社会。

　　至于她的丈夫奇林渥斯，小说则把他写成了一个一心只想窥秘复仇的影子式的人物。他在小说中只起情节铺垫的作用。

　　海丝特与丁梅斯代尔之间的爱充满了一种飞蛾扑火的牺牲精神，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他们既是为更高层次的真理而献身的义无反顾的殉道士，又是摆在清教祭坛上献给上帝的牺牲品。正是由于有了这种五彩班澜的象征意义;红色才能十分巧妙地反映了作者丰富的思想和认识的同时，又取得了一种深沉含蓄的艺术效果。与红色相比，全书的中心即字母“A”的象征意义就更是多姿多彩，且层出不穷。它的内涵随着情节和人物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因观察者立足点的不同而各异，展现出游移和飘忽的特性。“A”是字母表中的第一个字母，意味着开始，而披基督教的教义来说，开始即是堕落，是无人得以幸免的原罪。世界之原初即是堕落;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是因为偷吃禁果犯了罪，才被逐出伊甸园，开始了苦难的尘世生活的;生命之初始也是堕落，亚当和夏娃的子子孙孙都承袭了原罪，人人生而有罪。

　　丁梅斯代尔的名字亚瑟(Arthur)与亚当(Adam)一样都以“A”开头，这绝非偶然。小说从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二人犯了通奸罪开始，并以让海丝特佩戴“A”字上刑台为开场戏，正是暗示了“开始即是堕落”这一具有普通意义的命题。在清教徒看来，海丝特生性淫荡，是个不洁之妇，把代表通奸罪(Adultery)的“A”字戴在她胸前，是要折磨、羞辱、惩罚这个上帝的罪民。他们自认为这样做便是忠实捍卫了上帝的戒律，却未曾想到，自己同时也犯一个更严重的罪，即自认为上帝。他们假借上帝的权力对同类进行了终极审判，以人的权威亵渎了真正的神权。“A”字究竞象征着谁之罪过、谁之堕落，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霍桑在这部小说中，不止肯定了那“可能从来不曾，将来也永远不会讨人喜欢……却是基督教神学中唯一能真正得到验证的”原罪观念，而且预示了救赎的可能，以及从罪的奴役走向赦罪的自由的高昂代价，并充分表现了对受制于“人性脆弱”的凡人的悲悯情怀。这一切无不反映着基督教伦理思想的印迹，就这个意义上而言，说“霍桑的作品鲜明地体现出福音派教义的内容”也并不为过。但同时，霍桑在作品中又确实表现了对清教传统的矛盾心理和站在这一传统主流上的审慎反思。对于这样—位作家，倘若能损弃前见，对他背后这一复杂的基督教—清教背景采取从文化上“理解它，体悟它，把握其真精神”的态度，那么理应能从《红字》中读出比“宗教压抑下的变态心理、思想矛盾””更丰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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