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社会》主要内容简介及鉴赏

　　《苦社会》简介|鉴赏

　　原题“苦社会初集”，未见续集。政治小说，四十八回，双回目。佚名著。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图书集成局印行。书前有光绪乙巳年(1905)七月漱石生《叙》云：“是书作于旅美华工，以旅美之人，述旅美之事，……书既成，航海递华。”不过从书的内容看，似乎并非在美华工之为，当是国内的知识分子借诸书面资料和传闻、采访等而作。其地点既最后落脚于国内，景物复不详于异域，所叙多是落魄书匠的流浪，感慨亦不脱旧式文人穷途末路的哀叹。念天地茫茫，只身无着，枵腹避债，复何以养家，越海求生，又遭异族欺凌，天涯涕泪，流离无告。“思归则游子无从，欲留则楚囚饮泣”(《叙》)，那“憔悴的神情，忧愁的面目，真觉生之可哀，死之可乐”(第十三、十四回)。故书名谓之“苦社会”，盖天地生人，欲养其成，而人间社会，直令人走投无路。

　　此书前二十回写国内情形，极叙下层社会之穷苦。阮通甫携家回苏州探亲，无钱遭白眼，空腹典衣，大年夜流落街头，一门受饿，而思出海求生。李心纯教读蒙馆，入不敷出，出门逃债而妻儿被殴，卖画过年又被敲尽竹杠，后来只身奔上海以图生计。滕筑卿做生意总是亏本，复遭骗局，家产赔尽，身又被扣，幸得友人庄明卿救出，从此流落异乡，思归无日。农村里遭旱灾，一片凋敝，严税重赋，逼迫乡民动乱，庄明卿、滕筑卿走投无路，乃至广东，应秘鲁洋人之招而遂成出海华工。

　　此后便写到海外的华工华商了。《叙》云：“自二十回以后，几于有字皆泪，有泪皆血”，诚非夸张。明卿、筑卿在广东碰到鲁吉园，三人同登赴秘鲁的华工之船。三人先被关在一黑屋子中，后又被赶至大舱，恰碰上一样出海求生的阮通甫一家，阮遭工头毒打，惨死船上，被洋人抛入海中，其妻女亦投海自杀。鲁吉园在船上发病，幸水手华阿大招为船上帮手，而免厕华工之列。船到秘鲁，清舱时发现七八十个死尸，洋人以大竹篓装着抛入海中，又把病得不起的也生抛入海。上了岸，又是铁镣系颈，十二个一串拉了走，如押犯人。鲁吉园留在船上，望着友人此去，不知再会何时，只是以泪洗面而已。此后他随船到处奔波，忽遇李心纯。心纯此时已是一个商人，与王伯符、顾子丰到美国去做生意。正值华工禁约，华商在美国被异族欺凌，稍不小心，就遭驱逐。饭店老板何锦棠，妻子自广东回美，说岔了一句话，便不准上岸，原船载回，锦棠只得抛弃苦心经营的产业，一道回国。接着纸烟公司汪老板家眷被押进“木屋”，也只得贱卖产业回国。又有中国领事馆的谭随员无端被巡捕殴打、关押，愤而自缢。禁例越来越多，条文奇出无穷，华商整日小心翼翼，稍有风吹草动便心惊胆战。心纯、伯符、子丰想想不如归去，遂趁早变卖而归。至香港，忽然碰着两人，“前面那个呵呵大笑道：‘多年远别，面目都非，不怪心纯要对面不相识了。仆为鲁吉园，这便是万劫余生的滕筑卿。’心纯且悲且喜……”小说到此便告中止，也不知滕筑卿是如何的“万劫余生”， 想来当更是不忍卒读之事。华商尚如丧家之犬，华工则更是草芥刍狗了，此中悲苦，何忍复述?

　　小说自国内写到国外，自大陆写到海洋， 自苏州的穷闾僻巷写到秘鲁的利马城、旧金山的唐人街，凡华人生活之处，都逃不出“苦社会”三字所概括。请看国内的江南农村：

　　可晓得这时乡下人是什么景象呵! 田呢，没一处不开坼，跌落的稻叶，早吃下肚。树哩，没留一张叶，连根砍下， 当柴卖。家里呢，只有几只破台破凳，三脚的床架，不好拆了生吞。干久了人的躯壳，抵不住热度，瘟疫就跟过来……(第十九、二十回)

　　再看太平洋上轮船内的惨景：

　　叫水手动手，把上面的拉开。不拉时，万事全休;一拉时，真叫铁石的心肠，都要下泪。原来下面七八十个横躺着，满面都是血污，身上也辨不出是衣裳，是皮肉，只见脓血堆里，手上脚上锁的链子，全然卸下。洋人俯身一看，才晓得死的了，手脚的皮是脱了，骨是折了，不觉也泛出唾液，呕个不住……(第二十九、三十回)

　　再看唐人街上的华商过着怎样提心吊胆的生活，那正是美国巡捕一场收税抓人之后：

　　心纯在门缝张看，不见有人，对伯符招招手，轻轻地把门离了缝，四下一瞧，侧身走出，去敲饭铺的门。那掌柜恰待走出，蓦地一照面，两下都吃一吓。心纯低声问道：“伙计们都好么?”掌柜也低低回答道：“只捉去一个人。”……(第四十一、四十二回)

　　这真叫做惊弓之鸟，苟且偷生了，哪里还象个堂堂正正的商人呢?从以上所引三节，可以看到这是怎样的一个“苦社会”!阿英《晚清小说史》称之为“华工血泪生活史”，实不足以尽之，但阿英又说“所有小说写得最深刻，最惨痛的，殆无有过于此的”，则诚非虚语。

　　小说的艺术性也较高。漱石生《叙》云：“小说之作，不难于详叙事实，难于感发人心;不难于感发人心，难于使感发之人读其书不啻身历其境，亲见夫抑郁不平之事，流离无告之人，而为之掩卷长思，废书浩叹者也。”这里说了小说艺术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详叙事实”，在《苦社会》中呈现为历历困苦饥饿之状态，件件艰难残酷的遭遇，即阿英所谓“血泪生活史”也;第二层次是“感发人心”，即其所写悲惨事件的怵目惊心，而笔调且又感慨万端，“令人不忍卒读，而又不可不读”(《叙》)，作品有为而发，“以为后来之华工告，而更为欲来之华工警”(《叙》);第三个层次便是漱石生以为《苦社会》所达到的艺术境界，“使感发之人读其书不啻身历其境，亲见于抑郁不平之事，流离无告之人”，有境有人，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小说“真实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致玛·哈克奈斯》)。这对于晚清小说来说，是很不容易的高度。这当然是由于作者“情真语切”，所以才能“纸上跃然，非凭空结撰者比”(《叙》)。可惜作者所最注意要在小说中传达的，还是华人社会是一个“苦社会”这样一种思想，因而于人物形象的刻划上便显得分散而不够凝聚，缺少具体、深入、细致的个性塑造，这也是晚清小说的一种历史性的局限。

　　不过毕竟犹能“为之掩卷长思，废书浩叹”，诚见此书的感人至深。其价值是远过于胡适之所谓的“社会史料”(《官场现形记·序》)， 而正如漱石生所说，“《苦社会》一书可以传矣”!(《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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