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凭夫妇相思树》人物形象及性格特点分析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金代元好问《迈陂塘》)人类懂得爱情后，爱情便在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爱情或者赐人以幸福，或者给人以痛苦，但无论它给人的是苦还是乐，总是弄得人如痴如醉，使人生死相许，因此中外古今无数人都想弄清情为何物。流传久远的韩凭夫妇系列爱情故事，从一个角度揭示了使人生死相许的爱情的秘密，使人看到爱情的可贵，爱情的力量。

　　一、维护人的尊严的爱情悲剧

　　韩凭夫妇的爱情悲剧故事，是流传于民间的故事，它产生于何时，现在不可考知。最早记载这个民间故事的是魏代曹丕的《列异传》。《列异传》多记汉代以来的事，可知韩凭夫妇的爱情故事于汉代在民间就广为流传。《列异传》原书已佚，韩凭夫妇故事见《艺文类聚》卷九二所引，文如下：“宋康王埋韩冯(凭为憑的简化字。冯、凭，古音同，通用)夫妇，宿夕，文梓生，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交颈，声音感人。”《艺文类聚》所引，记叙简略，缺乏头尾，当是《列异传》中韩冯夫妇故事片断。

　　韩凭夫妇的生死不渝的爱情悲剧故事的完整记载，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是晋代干宝《搜神记》中的《韩凭夫妇》。据此文最后一句“其歌谣至今犹存”，可知干宝所记即据民间流传的韩凭夫妇的歌谣。《韩凭夫妇》文不长，抄录于下，以窥全豹。

　　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怨，论为城旦。妻密遣凭书，缪其辞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既而王得其书，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苏贺对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来也;日出当心，心有死志也。”俄而凭乃自杀。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下;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遗书于带曰：“王利其生，妻利其死，愿以尸骨，赐凭合葬。”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尔夫妇相爱不已，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宿夕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呜，声音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相思之名，起于此也。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妇之精魂。今睢阳有韩凭城。其歌谣至今犹存。

　　“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搜神记》记载的这个故事，一开始就说明宋康王是韩凭夫妇爱情悲剧的制造者。宋康王是战国时宋国有名的荒淫残暴之君，他终于因为荒淫残暴而落得身死国灭的下场。这个故事中的宋康王是以历史上的宋康王为原型而创造出来的封建统治者的形象，是历史上荒淫残暴的统治者的代表。利用历史人物作为原型创造人物形象是民间文学常用的手法。“康王夺之”，一个夺字凝聚着统治者的多少罪恶和妇女的多少血泪。在封建社会，女人和玉帛—样，都是统治者的享用取乐之物。翻开封建王朝的正史，帝王的掖庭殆万人，后宫美女数千的记载并不少见。统治者为了享乐，掠夺了多少妇女，无数的家庭随之而被拆散，众多的爱情悲剧也随之而产生。这个故事—开始就通过对韩凭夫妇爱情悲剧根源的揭示，表明人民群众对妇女悲剧命运根源的认识深刻，流露出人民群众对封建统治者的罪恶的强烈憎恨。

　　故事在揭示了韩凭夫妇爱情悲剧根源后，就将迫害者宋康王与被迫害者韩凭夫妇双方，围绕着韩凭夫妇的爱情是否会因何氏被夺而改易展开斗争。

　　深挚的爱情是不能被扼杀的，维护深挚爱情的斗争也不会因暴力相加而停止。韩凭的怨恨和他的自杀，是他在当时的条件所作的斗争，他虽然没有力量保护他的妻子，但在妻子被夺之后，并不卖妻求荣，以深挚的爱情去换取统治者的欢心。他以他的怨恨他的死对统治者抗争，使他心中爱情不被玷污，使他的人格不受侮辱。故事对韩凭的描绘简略，但写出了他的特点，有对爱情忠贞，有不为暴力所侮所屈的心灵。

　　何氏被夺进入宋宫后，行动上失去自由，成为笼中之鸟，俎上之肉。故事表现何氏在迫害下的斗争时用了两段情节，两封书信，这就是密秘传书给韩凭和阴腐其衣，留下遗书，自投台下而死。这两段情节除了表现何氏的聪时机智外，还从不同方面揭示了何氏的内心之美。

　　她与韩凭的密书，是—个深情的妻子向热爱自己的丈夫倾诉被迫分离后的无尽的相思之苦，是一个刚烈的妻子向受迫害的丈夫表示她将用死来维护深挚爱情的决心。这封信是她和丈夫的心灵和弦，是爱情的悲歌。故事用这封信表现了何氏心中深挚的爱情，这是从爱情方面展示何氏内心之美。

　　何氏之死，是她，一个被迫害者，对宋康王这个封建统治者用生命进行的反击，她留下的遗书则是一个被迫害者的公开的抗争宣言。“王利其生，妾利其死”，这是迫害者与被害者在对待生死，利害方面的对立。“王利其生”，统治者迫害者以被统治者被迫害者活着为利，因为这样，他们才有统治、迫害的对象，才有恣情淫欲的对象，他们才能成为统治者迫害者。“妾利其死”，活着只是供统治者迫害者践踏侮辱，那么生还不如死。何氏之所以选择死，就是不甘愿活着让她的爱情、让她自己供统治者蹂躏。行动在封建统治者的迫害下失去自由，固然是可悲的，但仅此他还没有成为奴隶;意志在封建统治者的迫害下失去自由，则更可悲，才成为奴隶。宋王的暴力使何氏失去行动的自由，但这不能摧毁她的意志自由，她被夺进入宋宫后，并不以随之可得的荣华富贵为利，她在利害、生死的取舍上是自由的，她运用自己意志的自由选择了害，选择了死，用死对宋王的迫害进行了反抗，维护了她的深挚爱情不被蹂躏，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不沦为奴隶。她的不为强暴所摧残的意志自由，正是她的不可侮不可屈的尊严人格的产物。何氏之死，是她深挚爱情的升华，也是她不可侮不可屈的人格的显示。她的坚贞不渝的爱情就是在这不可侮不可屈的人格的沃土上滋生出来的美丽的花朵。故事用何氏的遗书，何氏之死，从爱情之美，人格之美展示了何氏的内心之美。

　　何氏遗书中的“愿以尸骨，赐凭合葬”，希望统治者能为人间深挚爱情所动，使她实现生不能同室，死而共穴的愿望。故事利用何氏这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何氏的生不能消，死不能灭的爱情作了一次有力的渲染。但宋王并不像何氏所想的那样，他偏偏把他们公开埋葬，让他们可望而不可接。故事在这里对宋王的残暴作了进一步揭露。故事运用何氏幻想的破灭，便故事的悲剧色彩更为浓烈。

　　到这里，故事可以说已完成了对韩凭夫妇爱情悲剧的描述，但深挚的爱情，美好的心灵在统治者的迫害下，真的就彩云易散，琉璃易碎吗?故事在最后，突出奇幻之笔，韩凭夫妇的精魂化为连理相思树，化为交颈鸳鸯鸟。这是爱的化身，也是恨的化身。这是爱，韩凭夫妇虽然化为异物，但终于击退封建统治者的迫害，用他们反抗的意志，实现了长期相聚、永不分离的愿望;这是恨，深挚的爱情应该给人带来幸福，使人间更加美好，但这深挚爱情竟在统治者迫害下成为悲剧，连理相思树上交颈鸳鸯鸟的声声悲啼正是对统治者的控诉。

　　韩凭夫妇的爱情之所以能在统治者的迫害下，历尽劫难，生死不渝，永存人间，在于这爱情是在有着共同特点的心灵土壤上滋生出来的，在于他们用了全部力量，甚至生命来维护这爱情。韩凭妻何氏被宋康王所夺后，他们夫妇的确处于利害、生死选择的关键时刻，韩凭可以卖妻求荣，何氏可以以色事人，然而这样他们就沦为奴隶，爱情花落水流，人的尊严荡然无存。他们运用意志的自由，选择了害，选取了死，这样他们在迫害下，保卫了他们的爱情的纯洁，保卫了他们的人格的尊严，使他们不成为“王利其生”的供统治者践踏的奴隶。正因为他们夫妇都有不为权势所侮，不为强暴所屈的人格，所以才在他们心灵中产生出生死不渝的爱情。爱情之花是心灵之花。爱情品位的高低决定于心灵品位的高低。贫瘠的心灵土地是生长不出绚丽动人的爱情之花的。韩凭夫妇生死不渝的爱情悲剧，是深挚爱情的一曲赞歌，又何尝不是不可侮不可屈的人格尊严的一首颂歌?

　　二、爱情对迫害者是复仇的利剑

　　《太平御览》卷—七八《台部》引六朝人袁山松的《郡国志》：“郓州须昌县有犀丘城青陵台，宋王令韩凭筑者。”这条记载说明韩凭夫妇的爱情故事赢得无数人的喜爱，在流传中得到丰富。郓州须昌县(故地在今山东省)的青陵台是郓州地区人们依附韩凭夫妇故事制造出来又一个青陵台。

　　在唐代韩凭夫妇坚贞爱情故事在流传中又得到丰富和发展，青陵台是韩凭妻自投台下而死的那个台，因而成为忠贞爱情的象征。(见李白《白头吟》：“古来得意不相负，只今唯有青陵台。”);韩凭夫妇所化的鸳鸯鸟又叫做韩朋(凭、朋一声之转)鸟(见《岭表录异》);又增加韩凭夫妇化蝶的异事(见李商隐《青陵台》：“莫讶韩凭为蛱蝶”，《蝇蜨鸡麝凤等成篇》：“韩蜨翻罗幙”。)在敦煌发现的唐代俗赋《韩朋赋》 (有人民文学出版《敦煌变文集》本)是这个故事在流传中得到人民群众不断丰富和提高的产物，它使这个故事以新的面目出现。

　　唐代俗赋属赋中杂赋一类，“在唐代民间文学中是独特的一种体裁”，“是铺陈了一个故事来向听众讲说的”。(周绍良《唐代变文及其它》)《韩朋赋》当是民间说唱艺人以讲说形式铺陈韩朋夫妇爱情故事向听众演出的底本。

　　《韩朋赋》无论人物形象，还是故事情节，都比《搜神记》中的《韩凭夫妇》丰富、生动、复杂，富于变化。故事梗概是：

　　韩朋幼年丧父，独养老母，奉母命远游求仕，忆母独居，乃娶贞夫。贞夫年方十七，形容窈窕，明解诗书。二人相爱共誓，男不再娶女不改嫁。

　　韩朋仕于宋国，六年不返。贞夫寄书与朋诉说婆母盼子之苦，自己思夫之痛。韩朋得书，意感心想，但不能归。怀书不谨，遗失殿前。宋王得之，甚爱其言，乃遗梁伯，往取朋妻。

　　梁伯出发，疾如风雨，三日三夜，往到朋家。梁伯诈言：“宋国使者，韩朋之友。朋为功曹，我为主簿。朋有私书，寄与其妻。”朋母心喜，乃语贞夫，令出见客。贞夫启母：“昨夜一梦，大为不祥;客从远来，终不可信，巧言利语，诈作朋书。阿婆报客，贞夫不见。”韩母语客，使者对曰：“妇闻夫书，何故不喜?必有他情，在于邻里。”朋母年老，不能察意。贞夫无奈，乃出见客，遂为梁伯，挟持而去。

　　贞夫入宫，宋王大喜，即拜贞夫，以为皇后。贞夫不乐，病卧不起。宋王劝曰：“卿是庶人之妻，今为一国之母，有何不乐，亦不欢喜?”贞夫答曰：“妾是庶人之妻，不乐宋王之妇。”宋王疾害朋身，以为囚徒，使着故破之衣，令筑清陵之台。贞夫闻之，痛切肝肠。贞夫谘宋王曰：“既筑清陵之台，乞愿暂往观看。”宋王许之，贞夫往到台下，韩朋见女，以草遮面。贞夫曰：“宋王有衣，妾亦不着;王若有食，妾亦不尝。妾念思君，如渴思浆。见君苦痛，割妾心肠。形容憔悴，决报宋王。何以羞耻，避妾隐藏?”韩朋答曰：“盖闻东流之水，西海之鱼，去贱就贵，于意何如?”贞夫闻语低头却行，泪下如雨。即裂裙前三寸之帛，击齿取血，且作私书。韩朋得书。即便自死。宋王得书，不解其意。梁伯乃言：“臣能辨之。‘天雨霖霖’，是其泪，‘鱼游池中’是其意，‘大鼓无声’是其气， ‘小鼓无气’是其思。天下是其言，其义大矣哉。”贞夫曰：“韩朋已死唯愿大王，以礼葬之，得利后人”宋王许之，即遣人城东掘百大墓穴，以三公礼葬之。贞夫乞往观看。往到墓所，绕墓三匝，号啼悲哭，声入云中。遂入墓穴，苦酒浸衣，遂脆如葱，左揽右揽，随手而无。

　　宋王闻之，乃临墓穴。道人掘之，不见贞夫，唯得两石，一青一白。宋王使人埋青石于道东，白石于道西。道东生桂树，道西生梧桐。枝枝相当，叶叶相笼。根下相连，下有流泉，绝道不通。宋王出游见之，问曰：“此是何树?”梁伯对曰：“此是韩朋之树。”!宋王即遣人伐之。三日三夜，血流汪汪，二札落水，变成鸳鸯，举翅高飞，还归本乡。唯有一毛羽，甚好端正。宋王得之，遂即摩拂其身，大好光彩。唯有项上未好，即将摩拂项上，其头即落。

　　贞夫是《韩朋赋》着力描绘的中心人物，作品在表现她的忠贞不渝的深笃爱情时把笔墨伸进她的内心深处。

　　韩朋远游求仕，六年不返，作品在贞夫寄书与韩朋这一情节中利用贞夫的相思之情表现他的爱情。相思之情是爱情的一种表现，相思的同心而离居的痛苦产生于两心相印的甜蜜，爱得多深才能想得多苦。贞夫把书信写好后，“意欲寄书与人恐人多言;意欲寄书与鸟，鸟恒高飞;意欲寄书与风，风在虚空。书若有感，直到朋前;书若无感，零落草间。”呆然，“其书有感，直到朋前。”贞夫寄书的方式奇幻而独特。作品利用这奇特的寄书方式写出了贞夫相思之深，表现出她的深笃的爱情可以创造出奇迹的特色。

　　贞夫的寄书方式以奇特显示深情，书信的内容却以真实而显示深情。

　　贞夫的这封信情深意切，缠绵动人，诗意浓郁，这是一个多情的妻子对远游的丈夫的相思的表露，是她对爱情的幸福生活的渴求的表现。这封信的前半部从相思之情来看，没有超出古代作品中的思妇之情的范围，但书信的后半部分却显现出贞夫的特色。“海水荡荡，无风自波。成人者少，破人者多。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自高飞，罗当奈何。君但平安，妾亦无他。”这一段贞夫用隐语向韩朋暗示，上层社会风波险恶，要及早挣脱罗网归来。这不仅是她对丈夫的深挚的爱的表示，也是她对上层社会特点的清醒认识。作品在这里写出了贞夫的不同于上层社会的思想感情，同时又将贞夫的爱情置于社会环境之中。人不是孤立于社会之外的，爱情虽然是男女两人之间的事，但不能不受到社会的制约和影响。爱情的幸不不幸，在相当的程度上决定于社会的特征。作品利用书信的后半部分为情节的发展作了有力的暗示。

　　贞夫为宋王使者所迫离家，她“遂下金机，谢其玉梭，千秋万岁，不复织汝。井水湛湛，何时取汝?釜灶尪尪，何时炊汝?床席闺房，何时卧汝?庭前荡荡，何昌扫汝?园菜青青，何时拾汝?”这一段看起来好像是闲笔，实际上是表现贞夫特点的不可少的神来之笔。它以诗的语言表现出贞夫对劳动的朴素生活难分难舍之情，这是她对劳动的朴素生活的热爱的不可遏止的流露。如果说贞夫与韩朋的书信以对险恶的上层社会的憎恶表现她和上层社会的思情感情上的差别，那么这一段则以对劳动的朴素生活的热爱反映她思想感情及生活的特征。贞夫是一个厌恶上层社会热爱劳动的朴素生活的女性。贞夫的深笃的爱情就是在热爱劳动的朴素生活的心灵中滋生出来的。

　　作品在情节发展中对贞夫的特征作了必要的描绘后，就转入她与宋王的尖锐矛盾。

　　贞夫被迫进入宋宫，拜为皇后，但她憔悴不乐，病卧不起，于是宋王对她进劝说：“卿是庶人之妻，今为一国之母，有何不乐?衣即绫罗;食即恣口。黄门侍郎，恒在左右。有何不乐，亦不欢喜?”作品对宋王没有作简单的脸谱式的描绘，只停留在表面残暴上。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告诉我们，在一切统治阶级中间，婚姻是权衡利益的行为，并无爱情可言。宋王认为，贞夫舍弃韩朋，再嫁宋王，以庶人之妻换得一国之母，权势地位，荣华富贵就从这场婚变得到，从权衡利益来说，贞夫有何不乐?宋王这段话既是他内心的裸裎，也是一切统治者在婚姻上所信奉之理，所遵循之情。宋王这段话包含着整个统治阶级的压力。正因为如此，宋王在这时并不粗暴，而是温情脉脉，但这温情脉脉所掩盖的，正是在婚姻问题上统治阶级对人们意志的摧残。摧残的是美好的爱情。

　　贞夫在这时面对着统治阶级对她的爱情摧残，她必须以全部心灵来进行反抗。她回答宋王：“辞家别亲，出事韩朋，生死有处，贵贱有殊。芦苇有地，荆棘有丛，豺狼有伴，雉兔有双，鱼鳖有水，不乐高堂。燕雀群飞，不乐凤凰。妾是庶人之妻，不乐宋王之妇。”贞夫用她所熟悉的庶民生活说明，如同世间万物各有其特性一样，庶民和统治者的本性也各有不同，她，庶民之妻和统治者贵贱有殊，她甘于贫贱，不乐宋王之妇。贞夫特别强调她的庶民特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说：“现代意义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有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贞夫以庶民自乐自傲是她爱情奥秘的展示，她的爱情是滋生于庶民生活的土壤上的，是她和韩朋两意相合的结晶，是不以权衡利益为前提的，这种爱情是统治者所没有的，也是统治者所不能理解的。

　　贞夫和宋王的对话是一场内容极其深刻的斗争，这是贱贵有殊的庶民和统治阶级在婚姻爱情上的对立斗争。

　　贞夫在宋宫面临的不是赤裸裸的暴力的逼迫，而是富贵荣华对她意志的毒害。对此，她以“宋王有衣，妾亦不着;王若有食，妾赤不尝”来抗争。尽管她抗争，宋王仍不断强加给她荣华富贵。在她借口参观清陵台而去看望韩朋时，宋王赐她“八轮之车、䯄骝之马、前后侍从，三千馀人”。当她这样出现在韩朋面前时，深爱着她的韩朋向她发出“盖闻东流之水，西海之鱼，去贱就贵，于意何如”?的疑问，担心她经不住富贵荣华的侵蚀而改具心志。韩朋出自爱的疑虑说明贞夫在荣华富贵集中的人间帝王府这个特殊环境中。维护深挚爱情的斗争必然要与不为富贵污其志的道德行为合在一起。千古艰难唯一死，贞夫选择了死，以死显示了她对爱情的忠贞，显示了她的不为富贵改其志的品德。

　　贞夫和韩朋死后化为异物，是他们生死不渝的爱情对宋王的迫害的一种反抗。作品对他们爱情的这种理想化的表现，体现出人们对忠贞不渝的爱情的赞颂。但作品并未停留在这里，而是进一步写他们化为异物和宋王的斗争。宋王用富贵荣华不能从意志上摧毁贞夫坚贞的爱情，便用暴力对贞夫夫妇爱情所化的坚石，连理树进行迫害，企图彻底扑灭真挚爱情所生的反抗之火。有了贞夫死后所受到的宋王暴力的赤裸裸的迫害的描绘，作品就把宋王的残酷全面而深刻地表现出来。在宋王的暴力迫害下，贞夫的反抗猛志仍在，继续和宋王进行反复斗争。这段情节表现出贞夫不为暴力所屈的品德，使贞夫的形象更为完整。迫害的加深必然要激起更激烈的反抗，在宋王暴力迫害的加深下使贞夫的反抗产生了飞跃。她和韩朋化为鸳鸯鸟，冲破罗网，展翅高飞，还归故乡，永存人间;鸳鸯鸟留下一根羽毛，这羽毛化为复仇利剑，诛杀了暴君。贞夫夫妇化为异物的斗争使贞夫的爱情悲剧有了新的发展。爱情有了新的含义，爱情对使天下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的暴君来说是复仇的利剑;贞夫由不为富贵所污不为暴力所屈忠于爱情的刚烈女性，成为复仇的斗士。贞夫化为异物的反抗斗争揭示了她的生死不渝的爱情的奥秘。

　　贞夫以庶民自傲。庶民这个概念，从广义来说，在古代是包含着劳动人民的。贞夫对上层社会的憎恶和对劳动的朴素生活的热爱，体现出她的劳动人民的特色。她，这个庶民之妻，不乐宋王之妇的维护爱情的斗争，反映了劳动人民和统治者在爱情观念上的对立和斗争，是尖锐而重大的冲突，具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她对爱情的忠贞与她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富贵所污的道德心理道德行为交融，使她的爱情具有劳动人民传统的道德色彩，因此使她对爱情的忠贞与封建统治者束缚妇女的贞节有别，也与所谓的爱情至上的观念不同。她的生死不渝的爱情在暴君的迫害下，发展为复仇的怒火，诛杀了暴君，又是劳动人民不甘忍受压迫的斗争精神和消灭暴君的愿望的体现。贞夫和贞夫的斗争的特点，使贞夫的爱情悲剧具有深刻的社会内涵。道德价值及强烈的反抗暴君的斗争精神，产生崇高悲壮之美。

　　“时日曷丧，余与汝偕亡”，这是劳动者消灭暴君的呐呼声，贞夫的爱情悲剧以理想的形式将劳动者的心声化为行动，这对后世具有巨大的启迪作用，使贞夫的爱情悲剧在韩凭夫妇系列爱情故事中居于顶峰。

　　韩凭夫妇的爱情故事在唐代后仍不断流传演化。宋代韩凭夫妇化蝶之事流传开了。《太平寰宇记》卷十四引《搜神记》：“宋大夫韩凭，娶妻美。宋康王夺之。凭怒王，自杀。妻阴腐其衣，与王登台，自投台下，左右揽之，著手化为蝶。”化蝶之事在明代流传就更广了。明人彭大翼《山堂肆考》羽集卷三四：“俗传大蝶必成双，乃梁山伯、祝英台之魂。又云韩凭夫妇之魂。”宋代又出现韩凭妻何氏所作的《乌鹊歌》。宋人路振《九国志》载，韩凭妻何氏在自缢而死之前作《乌鹊歌》以见志，辞为：

　　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乌自高飞，罗当奈何!乌鹊双飞，不乐凤凰，妾是庶人，不乐宋王。

　　这首《乌鹊歌》是根据《韩朋赋》演化而来的。这些情况说明，由于人民群众的创造，韩凭夫妇的爱情故事在流传中有不同的本子。韩凭夫妇的爱情故事又搬上舞台，以戏剧的形式流传，元人庾吉甫有《青陵台》杂剧，可惜今已不传;川剧中的《青陵台》，是以前经常演出的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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