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感笔记第七 礼 【原文】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
《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原文及翻译
原文: 仁宗嘉祐五年五月,召王安石为三司度支判官。安石,临川人,好读书,善属文。曾巩携其所撰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
2022-12-02
杂感笔记第七 礼 【原文】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
杂感笔记第七
礼
【原文】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女叔齐之所讥也。荀卿、张载兢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张尔歧氏作《中庸论》,凌廷堪氏作《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辑《五礼通考》,以天文、算学录入为观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录入为体国经野门。于着书之义例,则或驳而不精;其于古者经世之礼之无所不该,则未为失也。
【译文】
古代的君子为什么要竭尽全力地去修身养性,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每一步都是秉承礼仪而行的。对于自身而言,舍弃礼制去谈论道德毫无意义;对外而言,舍弃礼制去谈论政事也毫无意义。因此掌管六艺的官员制定了完备的礼仪制度,并用《周礼》命名此书。春秋时候,懂得礼仪、善说辞令的士大夫,常常凭借这个使他人信服使国家强大。战国以后,人们都把关于礼仪的知识视为礼制的要求,束缚自身,这就是女叔齐(春秋时人)讥笑的原因。荀卿、张载等人谨慎地以礼为事业,可以说是知本好古,不随波逐流。近代的张尔岐作了《中庸论》一书,凌廷堪作了《复礼论》一书,从书中的内容也可见古代先王圣贤关于礼制的痕迹。秦蕙田编写了《五礼通考》一书,把天文、算学辑录进去,列为“现象授时门”;把地理、州郡辑录进去,列为“体国经野门”。如果从着书的体例来说,这或许有些驳杂,不够精练,但从书的内容来看,它包括了古代礼仪应有的全部内容,这是值得肯定的。
赦
【原文】
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乱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诸葛武侯治蜀,有言公惜赦者。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蜀人称亮之贤。厥后费祎秉政,大赦。河南孟光责祎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国藩尝见家有不肖之子,其父曲宥其过,众子相率而日流于不肖。又见军士有失律者,主者鞭责不及数,又故轻贳子。厥后众士傲慢,常戏侮其管辖之官。故知小仁者,大仁之贼,多赦不可以治民,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的人治军。
【译文】
牧马人的任务,就是除去那些危害马群的马;牧羊人的任务,就是除去那些扰乱羊群的羊。统治天下百姓的道理,同样也是这样。诸葛亮治理蜀国时,有人进言说应该以宽松的政策治理蜀国。诸葛亮回答说:“统治天下应该施以大恩大德,不应倡导小恩小惠。这也就是匡衡、吴汉不愿施以宽松政策的原因。先帝也曾说:‘我经常听到陈元方、郑康成关于治理国家的言论,他们说的算是很详尽了,但都不曾提到用赦免的政策。你看刘表父子,年年实行大赦,可对辖地的治理又有什么好处呢?’”诸葛亮以严格的政策治理蜀国,被后人称为贤臣。此后费祎主持朝政,以宽松的政策治理蜀国。河南的孟光谴责费祎说:“赦免政策有枯败的气象,这不是昌明之世所应该有的。”我曾看见过家有不肖之子的,他的父亲曲意宽容他的过错,其他的儿子也便纷纷效仿,最终都成了不肖之人。还曾碰到过有士兵违反了军纪,主将鞭打不够规定的鞭数,就轻易赦免了违纪的士兵,此后更多士兵傲慢无礼,经常戏侮他的上司官员。由此可知,对他人的小恩小惠往往成为施行大恩大惠的祸患,政策过于宽松是管理不好百姓的,对孩子过分宠爱是管理不好家庭的,对士兵过于宽松、纵容是治理不好军队的。
世泽
【原文】
士大夫之志趣、学术果有异于人者,则修之于身,式之于家,必将有流风余韵传之子孙、化行乡里,所谓君子之泽也。就其最善者,约有三端,曰诗书之泽,礼让之泽,稼穑之泽。
诗书之泽,如韦玄成议礼,王吉传经,虞魏之昆,顾陆之裔,代有名家,不可殚述。我朝如桐城张氏,自文端公而下,巨卿硕学,世济其美。宣城梅氏,自定九徵君以下,世精算学,其六世孙梅伯言郎中曾亮,自谓莫绍先绪,而所为古文诗篇,一时推为祭酒。高邮王氏,自文肃公安国以下,世为名儒,而怀祖先生训诂之学,实集古今之大成。国藩于此三家者,常低徊叹仰,以为不可及。礼让之泽,如万石君之廉谨,富平侯之敬慎;唐之河东柳氏,宋之蓝田吕氏。门庭之内,彬彬焉有君子之风。余所见近时缙绅,未有崇礼法而不兴、习傲慢而不败者。稼穑之泽,推周家开国,豳风陈业,述生理之艰难,导民风于淳厚,有味乎其言之。近世张敦复之《恒产琐言》,张杨园之《农书》,用意至为深远。国藩窃以为稼穑之泽,视诗书礼让之泽,尤为可大可久。吾祖光禄大夫星冈公尝有言曰:“吾子孙虽至大官,家中不可废祖宗旧业。”懿哉至训!可为万世法已。
【译文】
凡是那些在志趣、学术上确实超过常人的人,他们在自身上的修养、家庭中的式范必定会有流风余韵传给子孙,影响乡里,这就是所说的君子之泽。君子之泽中大约有三个方面最值得称善,即诗书之泽、礼让之泽、稼穑之泽。
诗书之泽这方面,比如韦玄成评议礼制,王吉传颂经论,虞家、魏家的子孙,顾家、陆家的后裔,代代都有名人出现,无法尽述。我们这个朝代比如桐城张氏,自张英之后,高官学者,世代增添张英的美名。宣城梅氏,自梅文鼎之后,世代精研算学,他的六世孙郎中梅曾亮,自称没有继承贤人的功业,但他所写的古文诗篇,深受当时人推崇。高邮王氏,自王安国以后,世代都是名儒,而王念祖的训诂学确实集古今之大成。我在张、梅、王三家面前,常常是低头徘徊或是仰头叹息,自愧不如。礼让之泽这方面,比如万石君的廉洁严谨,富平侯的庄敬慎重,唐朝河东柳氏,宋朝蓝田吕氏,一家之人都是彬彬有礼,带有君子风范。在我平时所见到的近代那些官宦贵族中,还没有遇到过尊崇礼法却没有使家族兴旺、习性傲慢却不导致败家的情况。稼穑之泽这方面,首先想到的是《豳风·七月》,讲述周朝以农事创立王业的艰苦,将民风导向淳厚,在诵读中可以体会出来。近代张敦复的《恒产琐言》、张杨园的《农书》,用意极其深远。我私下认为稼穑之泽比诗书、礼让之泽更加广阔持久。我的祖父光禄大夫星冈公曾经说过:“我的子孙即使将来做了大官,家中也不能废除祖宗旧业。”美好的家训啊,真是至理名言!可以作为万世法则。
悔吝
【原文】
吉、凶、悔、吝四者相为循环。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事措之咸宜,无有人非鬼责,是即谓之吉。过是则为吝矣。天道忌满,鬼神害盈,日中则仄,月盈则亏。《易》爻多言贞吝。《易》之道,当随时变易以处中,当变而守此不变,则贞而吝矣。凡行之而过,无论其非义也,即尽善之举,盛德之事,稍过则吝随之。余官京师,自名所居之室曰“求阙斋”,恐以满盈致吝也。人无贤愚,遇凶皆知自悔,悔则可免于灾戾,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动心忍性,斯大任之基;侧身修行,乃中兴之本。自古成大业者,未有不自困心横虑、觉悟知非而来者也。吝则驯致于凶,悔则渐趋于吉,故大易之道,莫善于悔,莫不善于吝。吾家子弟,将欲自修而免于愆尤,有二语焉,曰:“无好快意之事,常存省过之心。”
【译文】
吉、凶、悔、吝四者是相辅相成的。所谓“吉”,并非只有祥瑞之兆才能称之为吉,只要行事恰当,举措合适,没有世人非议,也不触犯神鬼,就可称之为吉。但如果上述做得过头,就是吝了。天道妒忌溢满,鬼神谋害盈余,太阳过了正午就会开始偏斜,月亮达到满月就会开始亏缺。《易经》上的爻辞经常说“占卜为吝”,揭示的就是这个道理。《易经》上所阐述的道理就是:应当随着变化而改变,以达到最佳状态;如果想永久保持最佳状态而不改变,其结果势必带来遗憾和惋惜。凡是行事过了头,不管是好事坏事,即使是十分完善的美好之举和相当宏大的德行之事,稍微过了,那么因过分而产生的不利之事将随之而来。我在京师为官,为自己的居室命名为“求阙斋”,就是唯恐追求盈满而带来悔吝,以此来警戒自己。人无论贤愚,遭遇凶险都知道后悔,如果早日悔过便可逃过灾祸,故而说:“不会有大的罪过,是因为心中存有悔意。”震动心意,坚忍心性,是担当大任的基础;倾侧身体,修养行为,是中兴之道的根本。自古以来能够成就大业的,没有不遭受过心意困苦、忧虑满胸的,也没有不经历过痛改前非、悔过自新的。困患会慢慢招致灾祸,而悔改则使其渐渐趋向吉顺,故而变化的最大法则,没有比悔改更好的了,没有比过分更坏的了。我家的子孙后代,若要自修而免于过错,有两句话要牢记,即:“不要沉溺于享乐之中,要时常保持反省过失的心态。”
儒缓
【原文】
《论语》两称“敏则有功”。敏有得之天事者,才艺赡给,裁决如流,此不数数觏也;有得之人事者,人十己千,习勤不辍,中材以下,皆可勉焉而几。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友人阳湖周弢甫腾虎尝谓余儒缓不及事。余亦深以舒缓自愧。
《左传》:齐人责鲁君不答稽首,因歌之曰:“鲁人之皋,数年不觉,使我高蹈,惟其儒书,以为二国忧。”言鲁人好儒术而失之皋缓,故二国兴师来问也。《汉书·朱博传》:齐部舒缓养名,博奋髯抵几曰,观齐儿欲以此为俗耶?皆斥罢诸吏。门下掾赣遂,耆老大儒,拜起舒迟。博谓赣老生不习吏礼,令主簿教之,拜起闲习。又以功曹官属,多褒衣大祒,不中节度,敕令掾史衣皆去地二尺。此亦恶儒术之舒缓不足了事也。《通鉴》:凉骠骑大将军宋混曰:“臣弟澄,政事愈于巨,但恐儒缓,机事不称耳。”胡三省注曰:“凡儒者多务为舒缓,而不能应机以趋事赴功。”大抵儒术非病,儒而失之疏缓,则从政多积滞之事,治军少可趁之功。
【译文】
《论语》两次说到“聪敏而有功效”。聪敏有先天就有的,如才艺丰富,裁决果断如同流水,这不是能经常遇到的;有后天努力而具备的,别人付出十分我付出千分,习惯勤奋从不中断,长期坚持即使中等才智的人都能达到聪敏的程度。我生性愚钝,别人读书一目二三行,我有时快读甚至都不能看完一行;别人片刻就能立即办好的事情,我有时沉吟几个小时都不能终了。阳湖一个名周腾虎字弢甫的朋友曾经说过我儒缓不能及时办好事情,我自己也深以舒缓而惭愧。
《左传》中齐国人责备鲁国国君不回应稽首之礼,因而作歌唱道:“鲁人的迂缓,多少年都不明白,可以让我们远图,因为他们只读儒书,深以二国的行动忧虑。”这首歌说的是鲁国人喜好儒术而有皋缓的缺失,因此二国前来兴师问罪。《汉书·朱博传》记载:齐部借舒缓来培育名望。朱博捋起胡须靠近几案说,看来齐国人是想以此作为地方风俗啊?于是全部罢斥所有的随员。门下随员赣遂是个年岁高的大儒,跪拜起来舒缓迟慢。朱博说赣老先生不谙习吏员礼节,命令主簿教他,闲时练习跪拜起身。又认为各部官员多穿宽袍大裤,不合节度,下令所有随员的衣服都离地面二尺。这也是厌恶儒学礼仪的舒缓不足以成事。《通鉴》中记载凉骠骑大将军宋混曰:“臣的弟弟宋澄,处理政事的能力超过臣,但唯恐他办事儒缓,临机处决之事不能称职。”胡三省注释说:“大凡儒者多习于舒缓,而不能抓住时机去迅速办事而致成功。”大致说来,儒术不是毛病,遵从儒术而导致疏缓,从政则大多会积聚滞留公事,治军则缺少可以乘机获取的功劳。
名望
【原文】
知识愈高,则天之所以责之者愈厚;名望愈重,则鬼神之所以伺察者愈严。故君子之自处,不肯与众人量长短。以为己之素所自期者大,不肯自欺其知识以欺天也;己之名望素尊,不肯更以鄙小之见贻讥于神明也。
【译文】
知识越高,那么上天让他肩负的责任就越重;名望越重,那么鬼神对他行为的监察就越严。所以君子对于自己的要求很高,不肯与众人比较长短。反之,君子如果与普通人比长论短,就是欺辱自己的知识,欺辱上天了。君子的名声向来尊贵,更不肯以鄙陋浅薄的言论而招致神明的讥笑和责怪。
居业
【原文】
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高祖之关中,光武之河内,魏之衮州,唐之晋阳,皆先据此为基,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君子之学道也,亦必有所谓基业者。大抵以规模宏大、言辞诚信为本。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址甚固,结构甚牢。《易》曰:“宽以居之。”调宏大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谓诚信也。大程子曰:“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诚便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若口不择言,逢事便说,则忠信亦被汩没,动荡立不住了”。国藩按:立得住,即所谓居业也。今世俗言“兴家立业”是也。子张曰:“执德不宏,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亦谓苟不能宏大诚信,则在我之知识浮泛动荡,指为我之所有也不可,指为我之所无也亦不可。是则终身无可居之业,程子所谓立不住者耳。
【译文】
古代英雄成就一番事业,一定要有根基。比如汉高祖占据关中,光武依据河内,魏国凭借衮州,唐朝依仗晋阳,都是先占据一地作为基地,然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君子修道,也一定要有所说的根基作为基础。一般要以规模宏大、言辞诚信为本。这就像居住的房子,宏大表明居住的人多,庇护的人多;诚信能使根基更加稳固,结构更加牢实。《易经》上说:“在宽敞的环境中居住。”这就是所说的根基宏大。“言行要以诚信为本,才能建立功业”,这就是所说的诚信。大程子曾说:“大道浩瀚无边,应从何处入手呢?唯有坚守诚信才能找到建功立业的地方。”诚就是忠信;修身反省自己的言辞,为的就是守住诚信。倘若口不择言,逢事就说,那么忠信也就全被淹没了,因此人也就难以立足了”。我认为:立得住,就是所说的建功立业。如今的人常说“兴家立业”就是这个道理。子张曾说:“拥有德行却不发扬,信奉道义却不笃诚,那么这是拥有呢?还是没有呢?”也就是说倘若不能使德业发扬,并坚守诚信,那么学识和见地就会显得肤浅没有根基,说这些知识是我的,全无道理,说这些知识不是我的,也全无道理。这样的人最终必将没有任何功业可建。程子所说的“立不住”之理就在这里了。
英雄诫子弟
【原文】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规模宏远,而其训诫子弟,恒有恭谨敛退之象。
刘先主临终敕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西凉李暠手令戒诸子,以为“从政者,当审慎赏罚,勿任爱憎,近忠正,远佞谀,勿使左右窃弄威福。毁誉之来,当研核真伪;听讼折狱,必和颜任理,慎勿逆诈亿必,轻加声色,务广咨询,勿自专用。吾莅事五年,虽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为寇仇,夕委心膂,粗无负于新旧。事任公平,坦然无类,初不容怀有所损益。计近则如不足,经远乃为有余。庶亦无愧前人也。”
宋文帝以弟江夏王义恭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为书诫之曰:“天下艰难,国家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岂可不感寻王业,大惧负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存,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卫青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任偏同弊。行已举事,深宜鉴此!若事异今日,嗣子幼蒙,司徒当周公之事,汝不可不尽袛顺之理。尔时天下安危,决汝二人耳。汝一月用钱,不可过三十万,皆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谙究,计当不须改作,日求新异。凡讯狱多决,当时难可逆虑,此实为难。至讯日,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已,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蒱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史,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
数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之志,而其教诫子弟,则约旨卑思,敛抑已甚。伏波将军马援,亦旷代英杰,而其诫兄子书曰:“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子孙有此行也!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此亦谦谨自将,敛其高远之怀,即于卑迩之道。盖不如是,则不足以自致于久大。藏之不密,则放之不准。苏轼诗“始知真放本精微”,即此义也。
【译文】
古代的英雄心胸恢宏,胸怀豁达,规模远大,高瞻远瞩,但在训诫子弟方面,却始终保持着谦恭谨慎、俭朴退让的态度。
刘备临终时训诫太子刘禅说:“注意啊注意!不要因为错恶小就去做,也不要因为良善小就不去做。只有贤与德,才可以让人信服。你的父亲德行浅薄,不值得效法。你与丞相共事,待他要如同父亲一样。”西凉国李暠亲手写下训诫诸子之语,认为“管理政事的人,应当慎重对待赏罚,不要听凭自己的心随意爱憎,亲近忠诚正直之人,远离奸佞阿谀之人,切勿让身边之人私自凭借权力作威作福。面对诋毁和荣誉,应当仔细审核,辨明真伪。断案结案,一定要和颜悦色,依从事理,切不要猜测、恐诈、揣意、固执。说话要轻声慢语,不能倚势凌人;审判要集思广益,不能自我专断。我临政五年,虽然未能使百姓安宁,但能做到宽宏大度,早晨还是仇敌,晚上就可委以心腹,无论新朋还是旧友都不辜负。处置事情公平坦荡,一视同仁。刚开始觉得眼前利益似乎有所损失,但经略远图还是很有好处的。我这样处理国事,大概可以无愧于前人了。”
宋文帝委派弟弟江夏王义恭统领荆、湘等八州军务时,写信告诫他说:“如今天下正处于艰难时期,国家事业重大,虽说只要坚守就可以了,但实际做起来却是困难的。兴衰安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担着,怎么可以不以王业为念而深感责任重大呢?你的性情过于急躁,志向拘泥古法,想法一旦无法兑现,意念便不复存在,转而盲目听从别人,随意改变,这些对事情的处理害处最大,应该想着克服抑制。卫青以礼节对待士大夫,以恩德对待小人。西门、安于因改变心性而受到人们的一致称赞。关羽、张飞处事偏于私情,主观臆断,也是不好。自己的行为,所做的事情,都应深深以此为鉴。倘若日后政局有变,太子年幼懵懂,司徒一定要承当周公的职责,你不可对新主不恭顺。到那时天下的安危,取决于你们两个人了。你个人一月所用资财,不能超过三十万,若能少于此数更好。西楚的府邸,可以稍微布置一下,应当无须求取新异而改造。凡审讯狱案要多做考虑,不能妄加揣测,当时决断确实很难,到审讯之日,要虚心咨询,博采众议,切忌以个人之喜怒加于别人。如能做到择善而从,必会使自己受益匪浅,不能任意专断,借以夸耀独断的英明。封官授爵要慎重从事,不可随便授予,尤其对亲近之人的封赏,更应仔细考虑。我对于身边的人,虽然缺少恩德,但当听到他人议论,却不认为是评议我的过失。以高贵之身凌驾于他人之上,对方是不会甘愿屈服的;以威武之势强加于他人之身,对方是不会甘心顺从的,这些都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声色歌舞、嬉戏玩乐,不宜过头;赌博酗酒、打鱼狩猎一概不做;供给自用,都要有所节制;奇装异服、奇异宝器,不宜提倡。还当常常和臣下见面,见面不多,就彼此不亲近。不亲不近,就无法尽知人的性情;不能尽知人的性情,又如何来得知所有的事情呢!”
这几位君主,都是雄才伟略,有经营四海的志气,但他们训诫子弟,则主旨不多,思虑平易,收敛抑制很突出。伏波将军马援,也是一位旷世豪杰,但他在告诫侄儿的信上说:“我希望你们听到别人的过失,就像听说自己父母的名字一样,耳朵可以听,但嘴里却不要议论。喜好评议别人的长短,妄自评说政法的是非,这是我最深恶痛绝的事情,宁可去死也不愿子孙有这样的行径!龙伯高为人敦厚老实,办事严谨周到,说话合乎礼仪,没有不适当的,待人谦虚俭约而生活节俭,廉洁奉公且有威望,我爱戴他敬重他,希望你们效法他。杜季良性格豪爽仗义勇为,以人之忧为忧,以人之乐为乐,他父亲去世时请客吊丧,几个郡的人都来了,我爱戴他敬重他,但不希望你们效法他。学习龙伯高不像,还可以成为一个严谨之人,正如人们所说的雕刻鸿鹄不像还能像只鸭子;学习杜季良不像,则会堕落成一个轻薄之人,正如人们所说的画虎不成反倒像只狗了。”这也是谦虚谨慎地要求自己,收敛他的高远情怀,靠近于平实的道理。这是因为不这样,则不足以靠自己努力达到远大。隐藏得不严密,投放出来就不会准确。苏轼的诗“于是才知道真正的宽大本出于精微”,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气节·傲
【原文】
自好之士,多讲气节,讲之不精,则流于傲而不自觉。风节,守于己者也;傲,则加于人者也。汉萧望之初见霍大将军光,不肯露索挟持,王仲翁讥之。望之曰:“各从其志。”魏孙资、刘放用事,辛毗不与往来,子敞谏之。毗正色曰:“吾立身自有本末,就与孙、刘不平,不过令吾不作三公而已。”宋顾恺之不屑降意于戴法兴等,蔡兴宗嫌其风节太峻。恺之曰:“辛毗有言,‘孙、刘不过使我不作三公耳’。人禀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因命弟子原着《定命论》以释之。此三事者,皆风节之守于己者也。若汲黯不下张汤,宋璟不礼王毛仲,此自位高望尊,得行其志,已不得以风节目之矣,然犹不可谓之傲也。
以傲加人者,若盖宽饶之于许伯,孔融之于曹操,此傲在言词者也;稽康之于钟会,谢灵运之于孟觊,此傲在神理者也;殷仲文之于何无忌,王僧达之于路琼之,此傲在仪节者也;息夫躬历诋诸公,暨艳弹射百寮,此傲在奏议者也。此数人者,皆不得令终。大抵人道害盈,鬼神福谦,傲者内恃其才,外溢其气,其心已不固矣。如盖、孔、稽、谢、殷、王等,仅以加诸一二人,犹且无德不报,有毒必发,若息夫躬、暨艳之褊忤同列,安有幸全之理哉?
裴子野曰:“夫有逸群之才,必思冲天之据,盖俗之量,则偾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将之以礼,殆为鲜乎?”大抵怀材负奇,恒冀人以异眼相看,若一概以平等视之,非所愿也。韩信含羞于哙等,彭宠积望于无异,彼其素所挟持者高,诚不欲与庸庸者齐耳。君子之道,莫善于能下人,莫不善于矜。以齐桓公之盛业,葵丘之会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国。以关公之忠勇,一念之矜,则身败于徐晃,地丧于吕蒙。以大禹之圣,而伯益赞之以“满招损,谦受益”。以郑伯之弱,而楚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不自恃者,虽危而得安;自恃者,虽安而易危。自古国家,往往然也。故挟贵,挟长,挟贤,挟故勋劳,皆孟子之所不答;而怙宠,怙侈,怙非,怙乱,皆春秋士大夫之所深讥耳。
【译文】
洁身自好的士人,大多讲究气节,但若讲究不妥当,就会流于傲慢而自己并未察觉。风骨气度是自己把握的;傲慢则是加在别人身上的。汉代萧望之初次见到大将军霍光,不愿意露出身体放下佩刀被人搜查,王仲翁讥笑他。萧望之说:“人各有志。”魏时孙资、刘放主事,辛毗不与他们二人往来,子敞规劝他。辛毗严肃地说:“我立身处世自有我的本末,就与孙、刘二人不同,大不了不让我做三公罢了。”宋时顾恺之不屑于在戴法兴等人面前降低身份。蔡兴宗嫌他的风骨气度太峻刻。顾恺之说:“辛毗说过,孙、刘只不过不让我做三公罢了。人的命运体性自有定数,不是智力所能改变的。”因而命令弟子原撰写《定命论》来解释。这三件事,都属于风骨气度把守自身的。若汲黯不愿屈居张汤之下,宋璟不礼遇王毛仲,这是因为他们位高望尊,随志行事,不能看做是风骨气度的表现,但也不能说他们傲。
以傲加于别人身上的,如盖宽饶对许伯,孔融对曹操。这种傲表现在言词上;稽康对钟会,谢灵运对孟觊,这种傲表现在神态上;殷仲文对何无忌,王僧达对路琼之,这种傲表现在礼节上;息夫躬历次诋毁朝中大臣,暨艳弹劾百官,这种傲体现在奏议上。这几个人,最后都没有尽天年而寿终。一般说来,人间忌恨盈满,鬼神庇佑谦抑,傲者内心自恃有才,流露在外则气势张扬,他心已经不坚定了。如盖、孔、稽、谢、殷、王等人,仅仅将傲加在一两个人身上,尚且遭到报复,至于息夫躬、暨艳的广为得罪同朝之人,岂有能够侥幸保全的道理?
裴子野说:“倘若拥有超出一般的才智,就一定想有出人头地的地位。倘若拥有盖过世俗的志量,就必定不愿处在一般人的下面。这类人中能以道相守,以礼待人的恐怕很少?”一般说来,凡是心怀才智而背负奇巧之人,都希望别人异眼相看,倘若都一以概之,平等对待,不是他们所愿意的。韩信以与樊哙等人同列为羞耻,彭宠以得到的赏赐与别人无异而累计怨恨。他们向来自己期许很高,实在不愿和平庸之人平齐。君子处世的怨责,莫好过能安处于人的下面,莫不好过自以为骄傲自大。以齐桓公那样的盛大基业,葵丘之会上稍微有些倨傲矜持,而招致九国背叛;以关公那样的忠诚勇武,一个念头地矜持,则招来自身败于徐晃之下,城池丧于吕蒙之手;以大禹那样的圣贤操守,而伯益还用“满招损,谦受益”的话来勉励他;以郑伯那样的弱国君主,而楚庄王还说“郑国之君能居人之下,将来必能取信于民”。不自我矜持的,即使遭到危险也会转为安全;自我矜持的,即使身处安全也容易招致危险。自古以来,无论是国还是家,往往都是这样。故而依凭尊贵,依凭年长,依凭贤能,依凭原有功劳,都是孟子所不容许的;而有所凭恃而娇宠,有所凭恃而奢侈,有所凭恃而为非,有所凭恃而作乱,都是春秋时期士大夫所深为讥笑的。
成败无定
【原文】
汉晁错建议削藩,厥后吴楚七国反,景帝诛错而事以成;明齐泰、黄子澄建议削藩,厥后燕王南犯,建文诛齐、黄而事以败。我朝米思翰等议削藩,厥后吴、耿三叛并起,圣祖不诛米思翰而事以成。此三案最相类,或诛或宥,或成或败,咸参差不一。士大夫处大事决大疑,但当熟思是非,不必泥于往事之成败,以迁就一时之利害也。
唐昭宗以王室日卑,发愤欲讨李茂贞,责宰相杜让能专主兵事。杜让能再三辞谢,言他日臣徒受晁错之诛,不能弭七国之祸。厥后李茂贞进逼兴平,禁军败溃,京师大震。茂贞表请诛让能。让能曰:“臣固先言之矣。”上涕下不能禁,曰:“与卿诀矣。”是日贬让能梧州刺史,寻赐自尽。斯则无故受诛,其冤有甚于晁错、齐泰、黄子澄。昭宗既强之于前,复诛之于后,此其所以为亡国之君也。国藩在军时,有一时与人定议,厥后挫败,或少归咎于人,不能无稍露于辞谢者,亦以见理未明之故耳。
后唐潞王虑石敬瑭之将反,李崧、吕琦劝帝与契丹和亲,薛文遇沮之。帝欲移石敬瑭镇郡州,文遇力赞成之。厥后敬瑭果反,引契丹大破唐兵,唐王见薛文遇曰:“我见此物肉颤,几欲抽佩刀刺之。”大抵事败而归咎于谋主者,庸人之恒情也。
【译文】
西汉晁错建议削减诸侯王国的封地,此后吴楚七国叛乱,景帝以诛杀晁错而平定叛乱;明代齐泰、黄子澄建议削减藩王封地,此后燕王南攻,建文帝诛杀齐泰、黄子澄,但最后失败。我朝米思翰等建议削减藩王封地,此后吴三桂、耿精忠等三个藩王一起反叛,圣祖康熙不诛米思翰而最终平息叛乱。这三个案子最相似,或诛杀或宽宥,或成功或失败,都不一样。士大夫处置大事,决释大疑,只应当深思熟虑,探究是非,不必拘泥于往事的成功与失败,从而迁就一时的利害。
唐昭宗鉴于王室日益卑弱,发愤想要讨伐李茂贞,责令宰相杜让能专门主持军事。杜让能再三拒绝,说:“他日臣白白遭受晁错那样的诛杀,而不能消除吴楚七国的祸乱。”此后李茂贞进逼兴平,禁军败溃,京师大为震动。李茂贞上书请求皇上诛杀杜让能。杜让能说:“我确实早就说了。”皇上泪流不止,不能自禁,说:“与您永诀了。”这一天贬杜让能为梧州刺史,不久便赐他自尽。这是无故受到诛杀,他的冤屈更甚于晁错、齐泰、黄子澄。唐昭宗既逞强于前,又诛杀于后。这就是他成为亡国之君的缘故。我在军中时,有时与人商定的决议,此后石受挫或者失败,或许稍稍会归咎于别人,不能做到一点都不在辞色上表露出来,也是因为见理未明的缘故。
后唐潞王考虑石敬瑭将要反叛,李崧、吕琦劝皇上与契丹进行和亲,薛文遇阻止。皇上想将石敬瑭调到郡州,薛文遇极力赞成。此后敬瑭果然造反,引来契丹兵大败唐兵。唐王见到薛文遇时说:“我见到此人肉发颤,几乎想抽出佩刀刺杀他。”大抵事情失败后而归咎于主谋者,是平庸人的常情。
君子小人
【原文】
陈容有言曰:“仁义岂有常?蹈之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大哉言乎!仁者物我无间之谓也。一有自私之心,则小人矣。义者无所为而为之谓也。一有自利之心,则小人矣。同一日也,朝而公正,则为君子;夕而私利,则为小人。同一事也,初念公正,则为君子;转念私利,则为小人。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所争只在几微。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如是,颠沛必如是,一不如是,则流入小人而不自觉矣。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井底之蛙,所窥几何,而自以为绝伦之学;辽东之豕,所异几何,而自以为盖世之勋。推之以孑孑为义,以硁硁为信,以龊龊为廉,此皆识浅而易以自足者也。君臣之知,须积诚以相感,而动疑主恩之过薄;朋友之交,贵积渐以相孚,而动怨知己之罕觏,其或兄弟不相容,夫妇不相信,父子不相亮,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屣;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乌有所谓自私自利者哉?不此之求,而诩诩然号于众曰:“吾君子也!”当其自诩君子,深信不疑之时,识者已嗤其为小人矣。
【译文】
陈容曾经说过:“仁义对于人来说岂能是固定不变的,实行仁义的人就是君子,违逆仁义的人就是小人。”伟大啊这句话!所谓仁,是指物与我之间没有距离,一旦有了自私之心,就是小人了。所谓义,是指所作所为不是为了自己,一旦有了为自己牟私利的心,就是小人了。同一天,如果早上处事公正就是君子,晚上存有私欲就是小人。同一件事,最初的想法公正,就是君子;但转念产生私欲就是小人。圣人一旦有了坏念头就成了狂人,狂人一旦克服了坏念头就成了圣人,两者之间只差几微。君子没有一顿饭长的时间违背仁义,仓促匆忙的时候是这样,颠沛流离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旦不这样,就会不知不觉地沦落为小人了。所谓小人,指的是见识少,度量小,目光短浅的人,就如同井底之蛙,看到的天空能有多大,然而却自以为有绝伦的学识;比如辽东的猪,与其他的猪能有多大差别,然而却自以为有盖世的功勋。推而广之,将孤独当作义,将执拗当作信,将拘谨当作廉,这些都是见识浅薄而又自我满足的表现。君臣之间的相知,须要累积诚信而相互感动,切不可动辄就怀疑君主对自己过于刻薄;朋友之间的交情,贵在日益了解而相互信任,切不可动辄就埋怨知己难以遇到。还有兄弟不相容忍,夫妇不相信任,父子不相谅解,这些都是因为度量狭小而容易滋生疑心的缘故。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见识广博,视天下江山如同破旧的草鞋那样,可以随意扔掉;视尧舜那样的功业如同浮云,可以看得很淡。度量宏大,所做之事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不会怨天尤人,而是反过来审察自身的原因。他本人不想做的,从来不强加给别人。怎么会有所谓的自私自利之心呢?不追求这些,却在众人面前夸耀说:“我是君子!”当他自诩为君子的时候,有识之士已经讥笑他是小人了。
越寨攻敌
【原文】
行军之道,有依次而进者,有越敌人所守之寨而先攻他处者,姑以《通鉴》所纪兵事言之。
宋明帝泰始二年,晋安王子勋之乱,诸军与子勋将袁觊相拒于浓湖,久未决。龙骧将军张兴世建议曰:“贼据上流,兵强地胜,我虽持之有余,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数千潜出其上,因险而壁,见利而动,使其首尾周遑,进退疑阻。中流既梗,粮运自艰,此制贼之奇也。钱溪江岸最狭,去大军不远,下临洄洑,船下必来泊岸,又有横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险,万夫不能过,冲要之地莫出于此。”沈攸之、吴喜并赞其策,乃选战士七千、轻舸二百配与兴世。兴世率其众,溯流稍上,寻复退归。如是者屡日。贼将刘胡闻之,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扬州,张兴世何人,欲轻据我上!”不为之备。一夕四更,值便风。兴世举帆直前,渡湖白,过鹊尾。胡既觉,乃遣其将胡灵秀将兵于东岸,翼之而进。戊戌夕,兴世宿景洪浦,灵秀亦留。兴世潜遣其将黄道标帅七十舸径趋钱溪立营寨。乙亥,兴世引兵进据之,灵秀不能禁。庚子,刘胡自将水步二十六军,来攻钱溪,将士欲迎击之,兴世禁之曰:“贼来尚远,气盛而矢骤。骤既易尽,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将士治城如故。俄而胡来转近,船入洄洑,兴世命寿寂之、任农夫帅壮士数百击之,众军相继并进,胡收兵而下,兴世遂于钱溪立城。国藩按:是时官军在下游赭圻,贼军袁觊等在上游之浓湖,刘胡等又在上游之鹊尾,更上乃为钱溪。越浓湖、鹊尾两寨而上,立城于钱溪,此险途也。厥后贼屡攻钱溪不胜,粮运中梗,而鹊尾、浓湖并以溃降。此越寨进攻而得胜者也。
泰始三年,魏尉元上表言:“贼向彭城,必由清泗过宿豫,历下邳;趋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经东安。此数者,皆为贼用兵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镇淮扬,戍东安,则青、冀诸镇可不攻而克。若四城不服,青、冀虽拔,百姓狼顾,犹怀侥幸之心。臣愚以为宜释青、冀之师,先定东南之地,断刘彧北顾之意,绝愚民南望之心。如此,则淮北自举,暂劳永逸。”国藩按:宋与魏历世兵争,宋有青州、历城、徐州诸镇,远在海岱,与魏接畛,而下邳、宿豫、沂水、东安四城,乃在淮南,去魏尚远。魏越青州诸镇,而进攻四城,此险途也。厥后四城破,而青州、历城、徐州诸镇相继没于魏。此越镇进攻而胜者也。
梁简文帝二年,侯景之变,郢州刺史萧方诸以徐文盛军在西阳,不设备(西阳即今黄州)。侯景以江夏空虚,使宋子仙、任约帅精骑四百,由淮内袭郢州。丙午,大风疾雨,天色晦冥,子仙等入城,方诸迎拜,遂擒鲍泉、虞豫,送于景所。景因便风,中江举帆,遂越徐文盛等军直上入江夏。文盛众惧而溃。国藩按:侯景与徐文盛皆在黄州,夹江筑垒,乃越徐军而上入江夏,此险途也。而江夏以无备而破,徐军以失势而溃。此越寨进攻之胜者也。
陈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屯西岸之栅口,侯瑱屯东岸之芜湖,相持百余日,旋均出江外,隔洲而泊。二月丙申,西南风急,琳引兵直驱建康,瑱等徐出芜湖,蹑其后,西南风翻为瑱用。琳掷火炬以烧陈船,皆反烧其船。瑱发拍以击琳舰,又以蒙冲小船击其槛,琳军大败,军士溺死什二三,余皆弃舟登岸。国藩按:王琳与侯瑱同屯芜湖之上,琳乃越瑱军而直下金陵,此险途也。而瑱军自后蹑之,反为所破。此越寨进攻之败者也。
唐贞观十九年,太宗亲征高丽,即拔辽东、盖牟诸城,至安市,将决战,高丽、靺鞨合兵为陈,长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上不应。后攻安市,竟不能拔。降将请先攻乌骨城,众议不从,遂自安市班师。国藩按:道宗请越安市而进攻平壤,此虽险途,而实制胜之奇兵也,太宗不从,无功而返。此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安史之乱,李泌请命建宁王倓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寨北出,与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阳(胡三省注曰:泌欲使建宁自灵夏并丰胜、云朔之塞直捣妫檀,攻范阳之北,光弼自太原取恒定,以攻范阳之南),覆其巢穴,贼退则无所归,留则不获安,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悦,已而不果行。国藩按:是时大军在扶风,郭子仪在冯翊,李光弼在太原,势宜先取两京,李泌欲先捣范阳贼巢,此亦制胜之奇兵也。事不果行,致史思明再为关洛之患。此亦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元和十二年,淮蔡之役,李祐言于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虚直抵其城。比贼将闻之,元济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辛未,李愬、李佑、李忠义、李进诚军出,东行六十里,夜至张柴村,尽杀其戍卒及烽子,据其栅,命士少休,食干粮,整羁靮,留义成军五百人镇之,以断洄曲及诸道桥梁。复夜引兵出门,时大风雪,旌旗裂,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四鼓愬至蔡州城下,无一人知者。李祐、李忠义其城为坎,以先登。愬入居元济外宅,以槛车送元济诣京师。国藩按:元济精兵尽在洄曲,董重质麾下,李愬越之而直入蔡州。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
朱梁均王四年,楚岳州刺史许德勋将水军巡边。夜分南风暴起,都指挥使王环乘风趋黄州,以绳梯登城,径趋州署,执吴刺史马邺,大掠而还。德勋曰:“鄂州将邀我,宜备之。”环曰:“我军入黄州,鄂人不知,奄过其城,彼自救不暇,安能邀我?”乃展旗鸣鼓而行,鄂人不敢逼。国藩按:楚之岳州,东北与吴为邻,嘉鱼、陆口等处,吴必立寨设备,乃王环越之而直趋黄州。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
后唐同光元年,后唐与朱梁相据于杨刘、德胜之间,时梁将段凝军临河之南(即澶渊,今开州),王彦章进逼郓州(今东平府)。唐臣李绍宏等请弃郓州,与梁约合,帝独召郭崇韬问之。对曰:“降者皆言大梁无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杨刘,自以精兵长驱入汴,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苟伪主授首,则诸将自降矣。”帝曰:“此正合朕意。”冬十月壬申,帝大军自杨刘济河。癸酉至郓州。甲戌围中都城,破之,擒王彦章。帝召诸将问进退之计,诸将请先下东方诸镇城,然后观衅而动,康延孝、李嗣源请亟取大梁,从之。乙亥帝发郓州中都。丁丑至曹州。乙卯至大梁,灭梁。壬午段凝将其众五万,自滑州济河入援,解甲请降。国藩按:郭嵩韬之初议直取大梁也,时梁将王彦章军在郓州,段凝军在河上,越两寨而进攻,此险途也。厥后破中都,擒王彦章,而段凝犹在河北,越一寨而进攻,亦险机也。然段凝隔于河北,若自白马南济,则阻于大河,若自下游直济,一阻于大河,再阻于新决之护驾水,势难入援,遂得直取汴梁以成大功。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
以上九事:张兴世之据钱溪,宋子仙之取郢州,许德勋之下黄州,皆水路越攻而胜。王琳之下金陵,以水路越攻而败。尉元之取下邳四城,李愬之入蔡州,郭嵩韬之策汴梁,以陆路越攻而得之。李道宗之策平壤,李泌之策范阳,以陆路不越攻而失之。成败得失,固无一定之轨辙也。
咸丰四年十月十一日,贼目陈玉成据蓟州,秦日纲据田家镇,我舟师越蓟州而直下。十三日,攻破田家镇。十四日,蓟州之贼亦溃。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十一月十五日,水陆各军会于九江。时贼目林启荣据九江,黄文金据湖口,石达开、罗大纲等同在湖口,我舟师彭玉麟等十六日越九江而下攻湖口,陆军罗泽南等十二月初五日下攻湖口。十二日水师败挫,二十四日陆军亦无利而归。此越寨进攻而败者也。咸丰六年五月初二日,武汉、黄州未破,杨载福以舟师驶下,直至九江。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九江、安庆未破,杨载福以舟师驶下,直至旧县,往来如飞。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故知胜败无常,视将才为转移耳。当时越九江而下攻湖口之策,发于国藩,定于罗君罗山、刘君孟容,事败之后,或深咎此策之失,且专归罪于刘君者,非事实也。
【译文】
用兵的法则,有依次推进的,有越过敌人所守之寨而先进攻他处的,姑且以《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兵事来说说这一点。
宋明帝泰始二年,晋安王刘子勋作乱,各军与刘子勋部将袁觊相持于浓湖,很长时间都没决出胜负。龙骧将军张兴世建议说:“敌人占据上游,兵力强大、地势优越,我虽然与他相持有余,但制胜力量不足。倘若以数千奇兵潜伏而行出现在他的上游,利用险要的地势作为壁垒,遇到有利的机会就出动,使敌人首尾彷徨不定,进退都怀疑受阻。中流水路既然梗阻,粮食的运输自然艰难,这是制服敌人的奇招。钱溪江岸最是狭窄,距离大军不远,向下面临湍急回旋的流水,船行下来必然停泊靠岸,又有横浦可以藏船。一千个人守住险要,一万个人也不能过去。冲要之地,莫过于此处。”沈攸之、吴喜都赞成这个计策。于是挑选七千战士、二百轻便小船配合张兴世。张兴世率领部卒溯江稍稍而上,很快又退回,像这样的一连几天。敌将刘胡听说后,笑着说:“我尚且不敢越过他们而下取扬州,张兴世是什么人,想轻易占据我的上面!”于是不因此而作防备。一天夜里四更时,正好遇到便利的风向,张兴世升上船帆直接前行,渡过湖白、鹊尾。刘胡发觉后,便派遣部将胡灵秀带兵在东岸跟着前进。戊戌夜,张兴世宿营景洪浦,胡灵秀也留宿。张兴世暗中派遣部将黄道标率领七十条战船直驱钱溪,扎下营寨。乙亥日,张兴世带兵进驻此地,胡灵秀无法禁止。庚子日,刘胡亲自率领水陆二十六军来攻钱溪,将士想要迎面攻击他们,张兴世制止他们说:“敌人刚来,隔得还远,士气旺盛而军锋凌厉。凌厉容易消失,旺盛容易衰败,不如等待一下。”于是命令将士依旧像往常一样修缮城池。不久刘胡的军队转向靠近,战船进入湍急回旋的水流。张兴世命令寿寂之、任农夫率领数百壮士攻击,众军相继并进。刘胡收兵退向下游。张兴世于是在钱溪立下城池。国藩按:当时官军在下游赭圻,敌军袁觊等在上游的浓湖,刘胡等又在上游的鹊尾,更上才为钱溪。越过浓湖、鹊尾两寨而上,立城池于钱溪。这是一条险途。此后敌军屡次攻打钱溪而不胜,粮运中途受阻,而鹊尾、浓湖都因此而溃降。这是越寨进攻而获得胜利的一个战例。
泰始三年,北魏尉元上书说:“敌军趋向彭城,必由清泗过宿豫,经下邳;趋向青州,也由下邳、沂水,经东安。这几点,都是敌军用兵的要点。如今若先平定下邳、宿豫,镇守淮扬、东安,那么青州、冀州各镇就可不攻而克。若这四城不服,青州、冀州即使攻克,百姓担惊受怕,会心怀侥幸。臣认为应放弃青州、冀州的用兵,先平定东南之地,断绝刘彧的北顾之念,断绝百姓南望之心。这样,淮北将自动出击,一时辛劳换来永久的安逸。”国藩按:宋与北魏历代以兵相争,宋有青州、历城、徐州各镇,远在海岱,与北魏接壤,而下邳、宿豫、沂水、东安四城却在淮南,离北魏还远。北魏越过青州各镇而进攻四城。这是一条险路。此后四城被攻破,而青州、历城、徐州各镇相继被北魏吞没。这是越镇进攻而获胜的战例。
梁简文帝二年,侯景叛乱,郢州刺史萧方诸因为徐文盛的军队驻在西阳,不加防备(西阳即现在的黄州)。侯景鉴于江夏空虚,派宋子仙、任约率领四百精锐骑兵,由淮内袭击郢州。丙午日,狂风骤雨,天色阴沉,宋子仙等进城,萧方诸跪拜迎接,于是擒获鲍泉、虞豫,送到侯景所在地。侯景趁着有利的风向,到江中心升起船帆,于是越过徐文盛等军直上,进入江夏。徐文盛的部队惊惧而溃逃。国藩按:侯景与徐文盛都在黄州,沿江构筑堡垒,越过徐文盛的军队而向上进入江夏,这是一条险路。但江夏因无防备而被攻破,徐军因为失势而溃败。这是越寨进攻而获胜的战例。
陈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屯驻西岸的栅口,侯瑱屯住东岸的芜湖,相持一百多天,接着都离开河岸而出船江外,隔着水洲停泊。二月丙申日,西南风骤起,王琳带兵直奔建康,侯瑱等慢慢从芜湖走出,暗中跟在王琳的后面,西南风反而为侯瑱所用。王琳投掷火炬来烧陈的战船,都反过来烧了自己的船。侯瑱下令攻击王琳的战船,又用蒙冲小船攻击王琳的大船。王琳的军队大败,军士淹死了十分之二三,其余的都弃船登岸逃走。国藩按:王琳与侯瑱同屯驻在芜湖,王琳越过侯瑱的军而直下金陵,这是一条险路。而侯瑱的军队从他们后面跟着,反而为侯瑱所破。这是越寨进攻而失败的战例。
唐贞观十九年,太宗亲自征讨高丽,在攻拔辽东、盖牟各城后,到了安市,将要决战。高丽和靺鞨联合兵士组成一个阵势,长达四十里。江夏王道宗说:“高丽倾全国之力来抗拒王师,平壤的防守必然虚弱,请借给我五千精兵,颠覆它的根本,那么数十万的敌众就可不战而降。”皇上不答应。后来攻打安市,竟然攻不下。投降的高丽将领请求先攻打乌骨城,众人商议不同意,于是从安市班师回朝。国藩按:李道宗请求越过安市而进攻平壤,这虽然是险路,其实是制胜的奇兵,太宗不听从,以至于无功而返。这是不能越城进攻而导致失败的战例。
安史之乱时,李泌请求任命建宁王李倓为范阳节度大使,合并众军从北面出兵,与李光弼构成南北犄角,以攻取范阳(胡三省注释:李泌想使建宁王从灵夏合并丰胜、云朔的军队,直捣妫檀,攻打范阳的北面;李光弼从太原进取恒定,来攻打范阳的南面),倾覆敌军的巢穴,敌军退兵则没有归宿,留下则不得安宁,然后大军四面包围而进攻,必定擒获。皇上大悦,但后来却没能达到目的。国藩按:当时大军在扶风,郭子仪在冯翊,李光弼在太原,从形势上来说应先夺取长安、洛阳。李泌想先捣毁范阳敌军的窝点,这也是制胜的奇兵。事情没有达到目的,致使史思明再次成为关洛的祸患。这也是不能越地进攻而失败的战例。
唐元和十二年淮蔡之役时,李祐对李愬说:“蔡州的精兵都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的都是老弱之兵,可以乘虚直接开进蔡州城,等到敌将知道,吴元济已经抓到了。”李愬赞同。十月辛未,李愬、李佑、李忠义、李进诚的军队出发,向东行进六十里,夜里到达张柴村,全部杀掉这里的守兵及点燃烽火报信的人,占据那里的栅栏,命令士兵稍稍休息,吃干粮,整马队,留下义成军五百人镇守这里,借以截断洄曲及各条路上的桥梁,然后在夜里发兵出门。正赶上大风雪,旌旗被刮裂,半夜时雪更大。走了七十里,四更天时李愬到达蔡州城下,城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李祐、李忠义用大锄头挖城墙为坎,借以先登。李愬进城后住在吴元济的外宅,以槛车押送吴元济到京师。国藩按:蔡州的精兵全在洄曲董重质麾下,李愬超越董军而直驱蔡州。这是越寨进攻而获胜的战例。
朱氏后梁均王四年,楚地岳州刺史许德勋率领水军巡边。夜间南风骤起,都指挥使王环乘着风势到达黄州,用绳梯登城,直接奔向州衙门,捉住吴地刺史马邺,大肆抢掠而回。许德勋说:“鄂州将会拦击我,应防备。”王环说:“我军进入黄州,鄂州人不知道,很快通过鄂州城,他们自救尚且来不及,怎么会拦击我?”于是举旗鸣鼓而行,鄂州人不敢逼近。国藩按:楚地的岳州,东北面与吴地毗邻,嘉鱼、陆口等处,吴地必然立寨防备,而王环越过而直抵黄州。这是越寨进攻而获胜的战例。
后唐同光元年,后唐与朱梁相持于杨刘、德胜之间,当时后梁将领段凝军兵临黄河的南岸(即澶渊,今开州),王彦章进逼郓州(今东平府),后唐大臣李绍宏等建议放弃郓州,与后梁讲和。皇帝单独召见郭崇韬询问。郭崇韬回答说:“投降的人都说开封城里无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杨刘,自然应当以精兵长驱直入开封,它的城中已经空虚,一定会望风逃跑,假若伪主被杀,则诸将自当投降了。”皇帝说:“这正合我意。”冬十月壬申日,皇帝率领大军从杨刘渡河,癸酉日到达郓州,甲戌日围中都城,攻破该城,擒获王彦章。皇帝召集各将询问进退方略,各将建议先拿下东方各镇城,然后伺机而动。康延孝、李嗣源建议立即攻取大梁,皇帝同意。乙亥日皇帝在郓州中都发兵,丁丑日到达曹州,乙卯日到达大梁,灭后梁。壬午日段凝率领部卒五万从滑州渡河增援,也放下武器请求投降。国藩按:郭嵩韬最初建议直接攻取开封的时候,后梁将领王彦章屯军在郓州,段凝屯军在河上,越过两寨而进攻,这是一条险路。此后攻破中都,擒获王彦章,而段凝还在河北,越一寨而进攻,这也是一个险招。然而段凝隔在河北,若从白马南渡,则被黄河所阻,若从下游直渡,则同样被黄河所阻,再被新决开的护驾水所阻,势必难以增援,于是得以直取开封,成就大业。这是越寨进攻而获胜的战例。
以上九个战事:张兴世的占据钱溪,宋子仙的攻取郢州,许德勋的拿下黄州,都是水路上越过敌军营寨进攻而获胜;王琳的直下金陵,从水路上越过敌军营寨而失败。尉元的攻取下邳四城,李愬的进入蔡州,郭嵩韬的谋取开封,都是从陆路越过敌军营寨进攻而得手;李道宗的谋取平壤,李泌的谋取范阳,都是从陆路上不敢越过敌军营寨而丢失战机。成败得失,的确没有一定的规律。
咸丰四年十月十一日,敌军头目陈玉成占据蓟州,秦日纲占据田家镇,我水师越过蓟州而直下,十三日攻破田家镇,十四日蓟州的敌军也溃败。这是越寨进攻而获胜的。十一月十五日,水陆各军会于九江。当时敌军头目林启荣占据九江,黄文金占据湖口,石达开、罗大纲等同在湖口,我水师彭玉麟等十六日越过九江而下攻打湖口,陆军罗泽南等十二月初五下攻湖口,十二日水师失败受挫,二十四日陆军也无利而回。这是越寨进攻而失败的。咸丰六年五月初二,武汉、黄州未攻破,杨载福率领水师直下九江。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九江、安庆未攻破,杨载福率领水师直下旧县,往来如飞。这是越寨进攻而获胜的战例。因此知道胜败无常,以将才为转移而已。当时越过九江而下攻湖口的谋划,出自我国藩,定于罗泽南先生、刘孟容先生二人,战事失败之后,有人深为指责这个谋划的失策,并且完全归罪于刘先生,这不是事实。
克勤小物
【原文】
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文王之圣,而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仲山甫夙夜匪懈。其勤若此,则无小无大,何事之敢慢哉?诸葛忠武为相,自杖罪以上皆亲自临决。杜慧度为政,纤密一如治家。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储为有用之物。朱子谓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
秦始皇衡石量书,魏明帝自案行尚书事,隋文帝卫士传餐,皆为后世所讥,以为天子不当亲理细事。余谓天子或不可亲细事,若为大臣者则断不可不亲。陈平之问钱谷不知,问刑狱不知,未可以为人臣之法也。凡程功立事,必以目所共见者为效。苟有车,必见其轼;苟有衣,必见其敝;苟为博物君子,必见其着述满家,抄撮累箧;苟为躬行君子,必见其容色之晬盎,徒党之感慕;苟善治民,必见其所居民说,所去见思;苟善治军,必见其有战则胜,有攻则取。若不以目所共见者为效,而但凭心所悬揣者为高,则将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以望空为贤而笑勤恪。何晏、邓飏之徒,流风相扇,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细事,皆堕坏于冥昧之中,亲者贤者,皆见拒于千里之外。以此而冀大业之成,不亦悖哉?孔子许仲弓南面之才,而雍以居敬为行简之本,盖必能敬乃无废事也。
【译文】
古时候成就大事业的人,大多都能从勤于做小事开始。高度为百尺的楼房,是从平地盖起的;长度为千尺的丝帛,是由一尺一寸织成的;重量为万石的大钟,是由一铢一两铸成的。圣明的文王,都是从清晨到午后忙碌得没有时间进食。周公是仰头思索,夜以继日,侥幸有所收获,便坐着等待天亮去实施。仲山甫早晚丝毫都不懈怠。这些人勤奋到这种地步,那么无论小事大事,都是不敢怠慢的。诸葛亮为丞相,从杖击以上的刑法都亲自裁决。杜慧度处理朝政,心思缜密慎微如同治家。陶侃办事谨慎精微,就算是竹头木屑都储存起来作为有用之物。朱熹说治学必须一铢一寸地积累,治政也没有不从一铢一寸积累而最终取得成就的。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和文字,魏明帝自己做着尚书应该做的事,隋文帝叫卫士送餐,都为后世所讥讽,认为天子不宜亲自处理小事。我认为天子或许可以不亲自处理小事,但作为大臣的就不能不亲自处理小事。陈平,问到钱粮的事不知道,问到刑狱的事不知道,不可以作为人臣的榜样。凡是考核事功,必定要亲眼所见才算成效。假如有车,就必须要见到车厢上的横木;假如有衣,就必须要见到前面的围裙;假如是博学的君子,就必须要见到他的着作堆满家中,所抄录所汇集的书册装满箱子;假如是言行一致的君子,就必然可见他脸上神色的温和纯粹,门徒对他的尊敬;假如是善于治理民事,就必然可见他在位时百姓的喜悦,离开后百姓的思念;假如是善于治理军队,就必然可见他一打仗就胜利,一攻城就成功。若不是大家都亲眼所见的为效,而只凭心里所揣测的为高,那么就会将虚薄拿来作为争辩的对象而看轻名实,以坐而空想为贤能而嘲笑勤奋认真。何晏、邓飏一类人的作风流传所造成的后果是,心高气傲而腹中空空,高估自己而轻视他人,大事小事,都毁坏在不知不觉中,亲信和贤能,都被拒之于千里之外。依照这样而想大业成功,不是与之相悖吗?孔子称赞许仲弓为南面之才,相关推荐 无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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