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书》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导语】:

《明书》是明代纪传体的断代史,清代傅维鳞编撰。康熙时其子傅燮诇在汀州知府任内初刻。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是以浙江孙仰曾家藏本为底本誊录,兹后又有畿辅丛书本排印。解放前商务

  《明书》是明代纪传体的断代史,清代傅维鳞编撰。康熙时其子傅燮诇在汀州知府任内初刻。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是以浙江孙仰曾家藏本为底本誊录,兹后又有畿辅丛书本排印。解放前商务印书馆据畿辅本重排,作为丛书集成刊行,解放后至今没有重版。本书前有自序,卷末有叙传,余皆正文。

  傅维鳞 (? —1666),初名维祯,灵寿人 (今属河北),清初史学家。顺治三年进士,改庶吉士,入内翰林国史院,次年授编修,后官至工部尚书。本书初纂始于顺治初,时敕撰明史,他分工辑录 《明实录》,有机会得以博览明档。另又搜求明兴以来行藏印钞诸本以及家乘、文集、碑志,得3百余部,9千余卷,参互明实录,考订异同,费时二十余年,于康熙初年编纂成书。由于顺治时官修明史未能撰成,故康熙十八年(1679)再次诏修明史时,就征其书入明史馆作为修史参考。著作除本书外,还有 《四思堂文集》。

  《明书》起元天历元年戊辰(1328),迄明崇祯十七年甲申 (1644)。由于明末离乱,泰昌、天启、崇祯三朝未修实录,故本书于万历以前,厘然详备;泰昌而后,多有缺略。全书171卷,本纪19卷(除高皇帝3卷,世宗肃皇帝2卷外,余14君,皆1卷)。宫闱纪2卷。表16卷 (祖系故王表1卷,同姓诸王表3卷,公侯伯表1卷,恩泽公侯伯表1卷,圣贤圣裔表1卷,追封及赠王公侯伯子男表6卷,辅臣部院正卿年表2卷,柱国公孤表1卷,学士祭酒表1卷)。志48卷 (司天、郊祀、学校、土田、赋役、河漕、刑法、边防、舆卫、营建、��祥各志皆1卷,选举、职官、服玺各志皆2卷,礼仪、乐律、戎马、经籍、食货各志皆3卷,方域、纶涣二志各5卷,历法志6卷)。记5卷(皇子诸王宗室记3卷,起兵诸国记2卷)。世家3卷。列传76卷(计有勋臣、忠节、儒林、名臣、孝义、循良、武臣、隐逸、杂传、文学、权臣、艺术、列女、外戚、佞幸、残酷、奸回、宦官、异教、乱贼、四国、补元臣传)。最后2卷为叙传,上卷叙傅氏祖先、下卷叙撰作《明书》的经过与甘苦,并有传赞,仿班固《汉书》叙传体例。本书志、表都比 《明史》详细,但流于琐碎。

  本书修史态度严肃认真。傅氏在自序中对修史艰苦深有体会,他说: “史亦难言矣,或生不同时,年久则事实多舛;或生与并世,地远而传闻未真。凭空结撰,无本易乖,依样葫芦。”他认为实录虽为国家传信之书,但或为溢美或为曲隐,须加辨正。而野史之弊更甚,不顾传疑,是非混淆,真假混杂。家传则多颂扬之辞,碑铭则谀词连篇,都不能作为信史。又官私史乘所载年月亦有不同,或姓名互异,龃龉违错,比比皆是,著史时须予划一。凡此等等都要依据确凿证据,加以订正。所以他在下笔之前,“恪宗文献”考证典章。征是非之互异,却忘讳之顾忌,表彰精铨,削删疵文。至于传赞斟酌,褒贬进退,也是煞费苦心。傅氏以一人成此长篇宏著,所花的精力是十分艰巨的。

  本书是较为早出的一部明史。海宁谈迁的《国榷》比 《明书》成书更早,但 《国榷》是编年体明史,而《明书》是纪传体明史。就此纪传体明史而言,它比鄞县万斯同的《明史稿》、山阴张岱的《石匮藏书》,海宁查继佐的《罪惟录》均早。修史时,他也没有看过《国榷》,故所撰《明书》具有开创一代断代史之功。傅维鳞最终修成本书,除了掌握正史、野史等浩繁芜杂的史料外;颇多阅历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他成年随父宦游,多历山川,览名胜古迹,后久居京师,访求故老,采摭掌故,增加了许多口碑材料。又兼出身书香门第具有家学渊源。这些都是本书得以修成的重要条件。

  乾隆时《四库全书总目》指出:“诏修明史,征其书入史馆。”又谓此书“考订异同,可谓博矣,”这说明《明书》的材料丰赡,为明史修撰,提供了条件,并省却了考订的功夫。但四库馆臣对本书的体例颇多微辞:“诸如学士祭酒表已病其繁矣,乃又有制科取士年表,上列考官,下列会试第一人,殿试一甲三人,此以志乘之例施之国史也。”志中既有司天志载象纬之变,又另立��祥志。纶涣志惟载诏令,史家未有用之。土田、赋役、食货分三志,服玺、舆卫分二志,乃《通典》、《通考》类书之体,非史法也。记则沿袭《东观汉记》里的载记之名,世家仅列王公,侯伯以下别入勋臣,也非《史记》体例。列传分勋臣至四国等二十一门,既不符古体,又欠允当,如忠节传列逊国诸臣多至4卷,而梁良玉、雪庵和尚、补锅匠则不该列入隐逸传中。不知忠节、隐逸入传的标志出于何例。又说刘基不入勋臣,宋濂不入文学,若以他们有过仕元的经历,应与危素一样列入杂传,但又非是,此外入传错乱的例子也很多,如纳哈出是元之色目人,却入勋臣传;张玉、谭渊因其为靖难佐命之臣,却入乱贼传,和唐赛儿联列,不伦不类。其他如不为温体仁、周延儒、薛国观三阁臣立传,仇鸞则与马昂、钱宁同入佞幸,陆炳有保全善类之举,却入残酷列传,而田尔耕、许显纯则不与。总之,四库馆臣对表、志、记、列传的体例不纯指责颇多,他们认为其原因是“节节叶叶,凑合成编,动辄矛盾”,“非综括始终,不能得其条理”造成的。但作为历史资料来看,《明书》仍不失为研究明代史的一部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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