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东周列国时各国史官撰写的编年史的通称,有如今日的历史。如《国语晋语七》说:羊舌肸习于《春秋》,即羊舌肸(又名叔向)熟悉各国史书。《墨子明鬼篇》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
《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原文及翻译
原文： 仁宗嘉祐五年五月，召王安石为三司度支判官。安石，临川人，好读书，善属文。曾巩携其所撰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
2022-12-02
“春秋”是东周列国时各国史官撰写的编年史的通称,有如今日的历史。如《国语·晋语七》说:“羊舌肸习于《春秋》”,即羊舌肸(又名叔向)熟悉各国史书。《墨子·明鬼篇》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即周朝、燕、宋、齐诸国的史书。但也有例外,如晋称《乘》、楚称《梼杌》等。杜预在解释《春秋》书名说:“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记远近,别异同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春秋经传集解序》)春秋时代以后仍然有许多编年体史书沿用这一古老的名称,如《吴越春秋》、《楚汉春秋》等。
《春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一万八千多字。相传为孔子撰。大致成书于春秋末期。
关于《春秋》的作者,《左传》、《公羊传》都说是孔子所修,《孟子·滕文公篇》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杀其君者有之,子杀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但在《公羊传》和《谷梁传》中都记载了孔子的出生年月,如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载“庚子,孔子生”;《左传》于哀公十六年载“夏四月乙丑,孔丘卒”,孔子不可能记载自己的生卒年月。从笔法上考证,其前后笔法不一致,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如在僖公以前,《春秋》多称某国君为某人,隐公十年:“翚(公子翚,鲁卿大夫)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从传文看,经文所谓“齐人”就是指齐僖公:“郑人”实质郑庄公。到僖公以后,齐、郑等国国君写成了“齐侯”“郑伯”,只有秦、楚两国之君有时称“秦人”“楚人”。宣公五年后,秦、楚两国国君也称为“秦伯”、“楚子”了。因此有人认为:“《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总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石韫玉《独学初稿·春秋论》)由于时间的推移,记事太史各有师承,因而前后笔法不一致。前人认为此乃所谓的“春秋笔法”,说孔子删修《春秋》,意在“寓褒贬,别善恶”;还说,孔子要做到“微而显,”“志如晦”,“婉而成章”,因而后世学者便从字里行间寻找微言大义,可认为是推测之词。《春秋》本是鲁国官书,孔子可能以之传授弟子,由此传到民间,再由某弟子传述下来,为纪念孔子,在书中加上了孔子的生年和卒年。
《春秋》采用的是编年体。它“记事者以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即按年月的次序来论事。
《春秋》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间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按鲁国国君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等十二公的顺序写成了编年史,它是我国第一部编年断代史。
《春秋》虽是鲁国官修史书,但它记载的不仅仅是鲁国一国之事,而是将春秋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演变及发展作了全面记载。其中记载最多的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政治活动,战争也是本书的重点。此外还记载了会盟、朝聘、婚丧、祭祀以及经济政策的变化等大事,并加以简单的评论。如隐公元年载,周平王向鲁惠公之妾仲子赠賵,作者认为这是为君的不守君道,不成体统。又如《春秋》宣公十五年载有“初税亩”,即在这一年开始实行履亩而税,取代了传统的“藉田以力”的徭役租,导致了领主经济走向崩溃,为地主经济的兴起开辟了道路。这一记载反映了春秋末期赋税和土地制度的重大变革。《春秋》还记载了日月食、星变、虫灾、地震、山崩、雨霜、雹、水旱等自然情况的变异。如隐公八年,有“螟”的记载,由此可知这一年发生了螟虫灾害,可惜记事过于简单。《春秋》对经济、文化的记载比较少。
《春秋》成书年代较早,因此存在不少缺点。尤其是笔墨过于简单。这部书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中的历史,但全书不过一万七千余字,每条文字不过几十个字,最少的仅一个字,还有很多大事漏记了。因此,仅凭此书难以了解历史发展的全貌。
《春秋》是鲁国史官所记的当朝大事,当时人记当时事,必然是可信的。古本《竹书纪年》同《春秋》记事可以相互印证。从出土的不少青铜器铭文和若干古物中,也足以证明《春秋》之可信。如文公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今传世青铜器有楚王頵钟,其铭文是:“楚王頵自作铃钟”,由此可证明楚成王名頵。
《春秋》采用了编年体,初步将人物、地点、时间、事件四个因素结合起来叙述历史。它具有明确的时间顺序,将事件系统地按年代先后加以编排,上下连贯,从中可以看出历史发展的过程。《春秋》提出了一整套历史编撰方法,创立了编年体史书的雏形,为以后编年体史书体例的更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
《春秋》是春秋时期各国史书中仅存的一部,其余的“百国春秋”都已亡佚了。在春秋以前的夏、商、周也都没有史书流传下来,《尚书》仅仅能反映古史的某些片断。后来晋朝初年出土的《竹书纪年》,也只是一个拼凑起来的残本。因此《春秋》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几千年来一直受到重视。
《春秋》原有单行本,后来和各种传文按年合并,先经后传,即《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左氏传》。三种《传》的《春秋经》文字基本上相同,也有一些差异。
唐代曾将《春秋》刻成石经。五代后唐长兴三年(公元632年)国子监根据唐石经刻印九经。宋太宗淳化年间国子监刻印了《春秋左传正义》。此后明代有许多翻刻本,如南宋讲习堂翻印的《春秋》和《左传》合刻本,非常精致;还有明刻相台本;明嘉靖年间官刻《十三经注疏》合刻《春秋》、《左传》三十卷,明万历年间翻刻。清嘉庆年间阮元重刻《十三经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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