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路第十三》原文及解读

【导语】:

(共三十章) 13.1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1)。请益。曰:无倦。 译文 子路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自己先带头做,然后让老百姓勤劳地工作。子路请求多说一些。孔子说:不懈怠。 注释

  (共三十章)

  13.1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1)。”请益。曰:“无倦。”

  译文

  子路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自己先带头做,然后让老百姓勤劳地工作。”子路请求多说一些。孔子说:“不懈怠。”

  注释

  (1)先之劳之:俞樾《群经平议》:“谓先民而任其劳也。天子亲耕,后亲蚕,皆其事矣。……下文子路‘请益’,而告之以‘无倦’,盖先任其劳则易倦,故戒之也。”

  感悟

  请参见《论语·颜渊》12.14章感悟。

  13.2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1),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译文

  仲弓担任季氏采邑的总管,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先责成下属各司其职,不计较他们的小过错,提拔贤才。”仲弓说:“怎么了解贤才并提拔他们呢?”孔子说:“提拔你所了解的;你所不了解的,难道别人会埋没他们吗?”

  注释

  (1)先有司:邢昺《论语注疏》:“言为政当先委任属吏各有所司,而后责成其事。”有司:属吏;掌管某方面事务的小吏。

  感悟

  无论是诸侯之宰还是卿大夫之宰,皆总管一切政务,若事必躬亲,则往往顾此失彼而不胜其劳。善为政者,宜将各种具体事务交付有关部门的官员,让他们各司其职。据《史记·陈丞相世家》载:孝文皇帝既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曰:“不知。”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于是上亦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谓谁?”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孝文帝乃称善。

  面对皇上关于“全国一年中判决的案件有多少?”“全国一年中钱粮的开支收入有多少?”的提问,右丞相周勃因不知详情而急得汗流浃背,只好谢罪说“不知道”。而左丞相陈平也不知详情却处之泰然,只回答一句“有主管的人”。因为在他看来,“陛下若问判决案件的情况,可询问廷尉;问钱粮收支的情况,可询问治粟内史”。在皇上看来,陈平或许是在狡辩,于是问道:“如果各自有主管的人,那么您所主管的是些什么事呢?”陈平回答:“主管各位大臣。陛下不知我才智低劣,使我勉强担任宰相的职位。所谓宰相,就是对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顺应四时,对下养育万物适时生长,对外镇抚四夷和诸侯,对内爱护团结百姓,使卿大夫各担负其职责。”孝文帝于是称赞他回答得好。这个故事,似乎可以成为孔子所谓“先有司”的注脚。

  有司各司其职,由于各种原因所致,难免出现一些小过错,在上位者需要有一颗包容之心,允许下属犯点小过错,并且不予计较。如此,则惩罚不滥施而人乐于谋事。如果有过必罚,则将使得人人自危,一切皆将以避过远罚为处世原则,而不再积极谋事与做事。如此,则怎么能够治理好政事呢?

  有司各司其职,关键是要选拔好人才,让德才兼备的人才充当有司,因为只有贤才才有能力“司其职”。如何选拔人才呢?关键是知人善任。只有先知人,然后才能善任之。把自己了解的贤才提拔上来,其他在上位者也把自己了解的贤才提拔上来,如此,则人才济济矣。人才济济,各司其职,何愁不能治理好政事呢?

  13.3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1)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2)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3);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4);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5)而已矣。”

  译文

  子路说:“如果卫君等待您去治理政事,您将先做什么事?”孔子说:“如果要我治理政事的话,那就先订正名分吧!”子路说:“您竟然迂腐到了这种地步啊!怎么订正?”孔子说:“仲由你真粗野啊!君子对于他所不懂的,采取存疑的态度。名分不正确,言语就不会顺当合理;言语不顺当合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之教就不会通行;礼乐之教不通行,刑罚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老百姓就会手足无措。所以君子给某个事物命名,一定可以说出理由,说出的理由一定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所说的话,是不马虎的。”

  注释

  (1)必:如果;果真。必也:单独为一分句,假设的内容往往承前而省略。“必也”承前面的“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而来。正名,订正名分、名称,使名实相符。(2)阙如:缺而不言;存疑。(3)兴:举办;通行。皇侃《论语义疏》:“兴,犹行也。若国事多失,则礼乐之教不通行也。”(4)中:得当;中肯。(5)苟:苟且;马虎。

  感悟

  一 必也,正名乎

  孔子倡导“以礼治国”,各种礼仪制度的设立,皆以序尊卑、明贵贱、别亲疏为准则,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数”即差等。礼仪制度能够使人各安其位,各尽其职。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名与实已不相符,孔子认为,若要以礼治国,就得给各种礼乐制度“正名”。孔子的“正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循其名而责其实,以纠正那种名不副实的现象,二是准确区分不同概念的内涵,以纠正那些混淆概念的错误认识。

  第一,循其名而责其实,以纠正那种名不副实的现象。觚是酒器,原本为上圆下方,有四条棱角,后来改为圆筒形,没有棱角了,但仍然叫做觚。这就是名不副实了,如果要正名,那么这种圆筒形的酒器就不应该叫做觚。所以孔子感叹道:“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6.25)意思是“觚不像觚了,这不是觚啊!这不是觚啊!”

  诸侯的礼服是朱色即大红色的,朱是正色,紫是杂色。孔子之时,有的诸侯却用紫色做礼服。《韶》、《武》、《雅》、《颂》皆为正乐,“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3.25)意思是孔子评论《韶》乐说:“音乐美极了,并且内容好极了。”评论《武》乐说:“音乐美极了,内容没有达到完美。”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9.15)意思是“我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才把《诗经》的音律校正好,使《雅》、《颂》各归各类”。孔子之时,郑国流行淫靡之音,所以孔子“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阳货》17.18)。意思是“我憎恶紫色替代了大红色,憎恶郑国的音乐扰乱了典雅的正乐”。

  君当行君之道,臣当尽臣之职,如果君而失其君之道,则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职,则为虚位。这也是名不副实,或者说是名存实亡。春秋时期,子弑父,臣弑君,权臣僭越,国君无道,诸侯争战,天下大乱。孔子认为,这一切皆源于礼崩乐坏,因此要重整礼乐次序,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正名”。正名不仅可以使事物名实相副,还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如果名与实错乱,则势必导致国家的动乱;如果正名,就可以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各守其道。例如:“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12.11)所谓君君,就是君要像君,意思是君的所作所为要合于君道。所谓“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其所作所为皆应合于臣之道、父之道、子之道。齐景公奢侈无度,穷兵黩武,实行严刑峻法,已经不像君了,或者说他已经背离了君之道。所以孔子提醒齐景公要注重为君之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以说是孔子倡导正名的核心内容。

  第二,准确区分不同概念的内涵,以纠正那些混淆概念的错误认识。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论语·子路》12.20)“闻”与“达”有相似之处,即都具有一定的名声,所以子张把“达”理解成“在邦必闻,在家必闻”。意思是“在朝廷做官一定有名声,在卿大夫采邑做官一定有名声”。孔子以定义的方式来给二者正名,其步骤是:第一步明确指出子张的“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只是“闻”而非“达”;第二步阐述“达”的内涵,达应该是“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意思是“所谓通达,是品质正直而崇尚道义,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论并观察别人的脸色,一心想着对人谦让”。强调正直、好义、察言观色、下人。朱熹《论语集注》云:这些都是“内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审于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于内,不求人知之事”。第三步阐述“达”与“闻”在结果方面的区别:“达”的结果是“在邦必达,在家必达”。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在卿大夫采邑做官,都遇事行得通。这正如朱熹所说:“德修于己而人信之,则所行自无窒碍矣。”“闻”的结果是“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表面上装作仁德而行动上违反,以仁人自居而不怀疑。这样的人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在卿大夫采邑做官,都一定会骗取名声。朱熹《论语集注》云:这是“善其颜色以取于仁,而行实背之,又自以为是而无所忌惮。此不务实而专务求名者,故虚誉虽隆而实德则病矣”。由此可见,“达”与“闻”虽一字之差,却相隔千里。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论语·子路》13.14)冉有为季康子的宰臣,从季氏的私朝回来。孔子问他说:“为什么回得这么晚呢?”在冉有看来,季氏为鲁国执政上卿,国君之事与季氏之事皆为政事,所以他回答说:“有政事。”意思是政事太忙,所以回得这么晚。然而在孔子看来,国君之事与季氏之事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国君之事才可以叫做政事,至于季氏之事,那只能叫做私事、家事。你所说的“有政”,只不过季氏的私事、家事罢了。由此可见,冉有错误地把“事”当成“政”,混淆了二者之间的界限;孔子则加以纠正,国政为政,家事为事,从而以正“政”与“事”之名。

  二 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请参见《论语·为政》2.18章感悟。

  13.4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1)。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2)。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3)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译文

  樊迟请求学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请求学种蔬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退出去了。孔子说:“樊迟真是个小人啊!统治者好礼仪,老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恭敬;统治者好道义,老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服从;统治者好诚信,老百姓就没有谁敢不说真话。如果做到这些,四方之民就会背负着幼儿来归附了,哪里用得着自己种庄稼呢?”

  注释

  (1)为圃:种菜。圃:菜园子。(2)用情:说真话;说出实情。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情,情实也。言民化于上,各以实应。”(3)襁:背小孩用的宽带子。

  感悟

  此章长期为人所诟病,甚至被看成孔子鄙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铁证”。余以为不能这么简单地去理解孔子的意旨。孔子并不鄙视劳动,他自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9.6)。意思是“我小时候贫贱,所以学会了很多卑贱的事”。“吾不试,故艺。”(《论语·子罕》9.7)意思是“我没有被任用,所以学了一些技艺”。虽然这些“鄙事”和“艺”为乘田、委吏以及其他一些小技艺等,并不是种庄稼、种菜之类的劳动,但已经不是“君子”所为了,因此孔子说:“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论语·子罕》9.6)意思是“在上位的人有这么多技艺吗?当然是不多的”。那么孔子为什么因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而说樊迟是小人呢?我们认为:孔子是以一个教育家的身份来看待樊迟的请教的。

  作为教育家,“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7.25)。意思是“孔子以四项内容教育学生:古代文献、社会实践、忠于职守、诚实守信”。这“四教”实际上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学习古代文献,即“文”,如《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二是社会实践,学习各种技能,即“行”,如礼、乐、射、御、书、数等;三是学习做人与品德修养,即“忠信”,又例如:“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1.7)意思是“尊敬贤人不重美色;侍奉父母,能竭尽自己的能力;侍奉君主,能献出自己的身躯;与朋友交往,言而有信。(这种人)虽然没有学习过,我一定说他学习过了”。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才。什么是人才?第一,必须具备和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第二,光有书本知识还不够,还得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把书本知识“文”转化为实践技能;第三,必须培养和具备良好的品德。孔子所行“四教”就是为了培养既具有文化知识,又具有实践技能和良好品德的人才。这样的人才是“修身、齐家和治国平天下”的贤才。孔子辛辛苦苦把学生教育出来,把他们培养成人,本希望他们去求仕治国而造福百姓,譬如子路;或去推行其学说,譬如曾参;或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譬如颜渊。若要治国,学生学成之后,当然就必须就业。孔子时代,所谓就业,主要是指士在诸侯那里谋得一官半职,或在卿大夫那里做家臣。只有这样才能把平时所学发挥出来,从而实现其治国安邦的理想,造福于民。

  《论语》里两次记载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答曰:“爱人。”又问什么是知(智),孔子答曰:“知人。”樊迟不理解什么是“知人”,孔子又告诉他“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12.22)。“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13.19)樊迟所问“仁”与“知”,实乃为政之学问,能够治国安邦,造福于民,是大学问,故孔子耐心为之解答,可谓诲人不倦。

  然而樊迟在受过孔子的“高等教育”之后,居然要去学习种庄稼和种菜,孔子怎能不生气?这在孔子看来,其不妥有四:第一,此非我所传授的内容,因此你得去问“老农”和“老圃”。正如本人是教古汉语的,若有学生问我如何擦皮鞋,此非我所传授的内容,我会以“你去问擦鞋匠吧”答之。第二,孔子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15.32)意思是“君子谋求学问不谋求衣食。耕种,难免挨饿;学习,俸禄就在其中。君子担忧学问不担忧贫困”。由此可见,耕种不如学习。耕种只能解决一时的温饱,甚至还难免挨饿;学习则能掌握治国安邦的才能,所以子夏云:“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19.13)意思是“学习而有余力就可去做官”。做官就会有俸禄,有俸禄则可衣食无忧。耕种与学习,孰轻孰重?不言自明。第三,作为教育家,孔子希望学生能够胸怀大志,造福更多的人。事有大小,有使统治者“好礼”、“好义”、“好信”之事,也有“稼穑”、“为圃”之事,孔子把前者看成君子之事,把后者看成小人之事,虽然有失偏颇,然而二者之间实在价值悬殊:前者能够治国安邦,能够使老百姓归附。这与儒家所倡导的以天下、国家、王道、历史为己任的价值取向和积极用世的进取精神是相符的。后者只能养家糊口,最大的贡献也只不过多缴点租税而已。樊迟为何要舍大就小呢?第四,樊迟向孔子“问仁”、“问知”之后,最终放弃此为政之学,而欲去从事简单劳动,岂不叫人感到悲哀?试想一想:如果现在一个本科生,在大学读了四年,所学专业是导弹技术,毕业之后他居然向老师请教怎么种庄稼,怎么种菜,或者怎么卖茶叶蛋,你不觉得有点让人哭笑不得吗?你不觉得是教育的失败吗?或许有人会端出大道理:大学生种庄稼怎么啦?种菜怎么啦?卖茶叶蛋又怎么啦?革命工作无高低贵贱之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也是转变就业观念,提高学校的就业率。然而,必定会有三种人为此而感到悲哀:大学老师为此感到悲哀,既然你要去种庄稼、种菜或卖茶叶蛋,为何还到我这里学习四年导弹技术啊?父母感到悲哀:我们含辛茹苦供你四年,指望你学有所成,成就一番大事业,没想到还是跟我们一样种庄稼、种菜和卖茶叶蛋!邻里乡亲感到悲哀:看看他吧,读了四年大学学习导弹技术,还是回家种庄稼、种菜和卖茶叶蛋!这大学还真没必要读啊!孔子当时的心境,或许跟此三种人类似。如果孔子在天有灵,他面对后人对他的责难,或许会这样感叹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鄙视劳动!

  13.5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1);使于四方,不能专对(2)。虽多,亦奚以为?”

  译文

  孔子说:“熟读《诗经》三百篇,把政事交给他,却办不好;出使外国,却不能独自应对。虽然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处呢?”

  注释

  (1)达:通达。这里指把政事办好。(2)专对:随机应变而独自应对。

  感悟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编成于春秋时代,所收集的是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公元前11~前5世纪)的民歌和朝庙乐章,共305篇,“三百”是取其整数而言之。从内容来看,《诗经》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有祭祀颂歌、周族史诗,有反映农事、战争、徭役、讽谏、宴飨、爱情等方面的诗歌。《毛诗大序》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正因为《诗经》具有如此巨大的社会功效,所以《诗经》几乎成了当时士大夫的必读书,成了人际交往和国与国之间交往的重要工具。

  据《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卫侯如晋,晋人执而囚于士弱氏。秋,七月,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兼享之。晋侯赋《嘉乐》。国景子相齐侯,赋《蓼萧》。子展相郑伯,赋《缁衣》。叔向命晋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齐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郑君之不贰也。’国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晋君宣其明德于诸侯,恤其患而补其阙,正其违而治其烦,所以为盟主也。今为臣执君,若之何?’叔向告赵文子,文子以告晋侯。晋侯言卫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国子赋《辔之柔矣》,子展赋《将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意思是卫献公到达晋国,晋国人把他抓起来关在主管刑狱的大夫士弱的家里。秋季,七月,齐景公、郑简公为了卫献公的缘故到达晋国,晋平公同时招待他们。晋侯赋《嘉乐》(《诗经·大雅》之篇名,今本作《假乐》)之诗。该诗首章曰:“嘉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晋侯赋《嘉乐》这首诗,表示对齐侯、郑伯的友好。国景子是齐侯的相礼者,赋《蓼萧》(《诗经·小雅》之篇名)该诗第三章曰:“既见君子,孔燕岂弟(岂弟,同恺悌,和乐平易)。宜兄宜弟,令德寿岂(岂,恺也,快乐)。”国景子赋《蓼萧》这首诗,表示晋、卫为兄弟之国,应该友好。子展是郑伯的相礼者,赋《缁衣》(《诗经·郑风》之篇名)。该诗共三章,每章末两句皆为“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餐)兮”。子展赋《缁衣》这首诗,表示希望晋君看在齐侯和郑伯亲自来到晋国的份上,答应他们关于释放卫侯的请求。叔向要晋侯拜谢齐君和郑君,说:“寡君敢拜齐君安定我国先君的宗庙,拜谢郑君对晋国没有二心。”国景子派晏平仲私下对叔向说:“晋君在诸侯中宣扬他的明德,担心他的忧患而补正他的过失,纠正他的违礼而治理他国家的动乱,所以能够成为盟主。现在为了臣下而逮捕卫君,怎么办?”叔向告诉赵文子,赵文子把这话告诉了晋侯。晋侯举出卫侯之罪,派叔向告诉齐君和郑君。国景子赋《辔之柔矣》(此为佚诗),意在表示晋侯应该宽宏大量来安定诸侯,就像用柔辔来驾驭刚烈之马。子展赋《将仲子兮》(《诗经·郑风》之篇名),该诗每章分别以“将仲子兮,无逾我里”、“将仲子兮,无逾我墙”、“将仲子兮,无逾我园”开始,子展赋《将仲子兮》这首诗,表示晋君逮捕卫君,将导致诸侯的议论,人言可畏。于是晋侯允许卫侯回国。

  《诗经》具有典雅性,因此贵族们往往通过“赋诗”和“引诗”来使得自己的语言表达具有一种高雅的风格;《诗经》具有委婉性,因此贵族们往往通过“赋诗”和“引诗”来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某种愿望或者委婉地拒绝他人的某种要求。齐侯和郑伯向晋侯请求释放卫侯,整个交际过程,他们几乎都是通过“赋诗”来委婉地表达各自的意思的,最终达到了释放卫侯的目的。由此可见,《诗经》在当时的流行和普及,以及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巨大作用。

  正因为《诗经》具有如此巨大的社会功效,所以孔子倡导学习《诗经》要做到学以致用。他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16.13)意思是“不学《诗经》,就不会说话”。这是阐释《诗经》对于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和交际效果的作用。既然如此,学习《诗经》,就要善于运用《诗经》来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交际效果。所以孔子强调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熟读《诗经》三百篇,把政事交给他,却办不好;出使外国,却不能独自应对。虽然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处呢?”而对于那些善于“专对”的使者,孔子则大加称赞。例如:“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论语·宪问》14.25)意思是蘧伯玉派使者问候孔子。孔子与他一起坐下然后问道:“蘧伯玉先生在做些什么呢?”使者回答道:“先生想减少自己的过错然而还没有做到。”使者退出之后,孔子说:“好一位使者啊!好一位使者啊!”“使乎!使乎!”就是孔子对使者善于辞令,能够权衡事实作出合适的应答的赞美。

  当今不少大学生,专业知识不可谓不扎实,然而实际运用能力却相当薄弱。我们应该从孔子的“诗教”中获得启迪,注重大学生能力的培养,否则其结果就是:读书四年,授之以事,不会干;走向社会,不会交际;虽然书本知识多,又有何用呢?

  13.6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译文

  孔子说:“在上位者行为端正,即使不下命令,老百姓也会照着做;他自身行为不端正,即使下命令,老百姓也不会听从。”

  感悟

  请参见《论语·为政》2.1章感悟。

  13.7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1)。”

  译文

  孔子说:“鲁国和卫国的政治情况犹如兄弟,大致相同。”

  注释

  (1)鲁国是周公之后,卫国是周公之弟康叔之后,春秋时两国皆比较衰弱混乱。当时卫国父子争夺君位,鲁国则由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三家卿大夫控制朝政。所以孔子说:“鲁国和卫国的政治情况犹如兄弟”,意思是大致相同,差不多。

  13.8 子谓卫公子荆(1),“善居室(2)。始有(3),曰:‘苟合(4)矣。’少(5)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译文

  孔子谈论卫国的公子荆时说:“善于治家。刚有一点家产,就说:‘差不多够了。’稍微增加一点家产,就说:‘差不多齐全了。’有许多家产,就说:‘差不多十全十美了。’”

  注释

  (1)公子荆:卫国的公子,名荆,字子楚。(2)善居室:善于治家。皇侃《论语义疏》:“居其家能治,不为奢侈,故曰善也。”(3)有:这里指有财物;家产。(4)苟合:差不多够了。苟:苟且;差不多。合:足够。(5)少:稍微。

  感悟

  卫国的公子荆善于治家。刚有一点家产,就说:“差不多够了。”稍微增加一点家产,就说:“差不多齐全了。”有许多家产,就说:“差不多十全十美了。”由此可见,公子荆的治家之道在于家产够用则可,不求奢侈,始终保持一颗恬淡与平常之心。大凡善于勤俭治家的士大夫,在执政时也往往具有廉洁奉公的美德。据《左传·昭公三年》载:当初,齐景公要为晏子更换住宅,说:“您的住房靠近市场,低湿狭小,喧闹多尘,不能居住。请允许我给您换个明亮而干燥的住所。”晏子辞谢说:“您的先臣(意思是我的先人)住在这里,以我的才德是不能够继承祖业的,我住在里面已经过分了。”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载:“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曰:‘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晏子、萧何等皆贵为相国,居处却如此简陋。由此可见,他们廉洁奉公的美德与其不求奢侈的治家之道密切相关;他们所秉持的俭以养德、俭以传家的理念,乃古代有识之士的治家良方。

  如果治家贪求奢侈,而自己的欲望永远不能满足,那么就可能像《老子》所指出的那样:“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老子》9章)“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老子》44章)这是为什么呢?《老子》对此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46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58章)因此,“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44章)。“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46章)

  当今社会,物欲横流,人们大多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享受。这种对物质的过度追求,往往容易使人从政则导致贪污受贿,经商则导致不择手段。当然,我们并非苦行僧,更何况人人都有追求美好而幸福生活的权利和欲望,只不过我们在希望自己过上美好而幸福的生活时,也希望自己在物质追求方面保持一颗恬淡与平常之心。这样或许可以不至于迷失自我。

  13.9 子适卫,冉有仆(1)。子曰:“庶(2)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译文

  孔子到卫国去,冉有驾车。孔子说:“人口真稠密啊!”冉有说:“已经人口众多了,又该做些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说:“已经富裕起来了,又该做些什么呢?”孔子说:“教育他们。”

  注释

  (1)仆:驾车。(2)庶:众多。

  感悟

  孔子所倡导的仁道,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人民的重视。“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20.1)重视人民,就要使得人口得以繁衍。因此当他看到卫国的人口众多时,就情不自禁地感叹道:“庶矣哉!”冉有说:“已经人口众多了,又该做些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富裕起来的先决条件是要解决温饱问题,所以孔子重视粮食问题。“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12.7)当子贡问怎样治理政事时,孔子毫不犹豫地答道:“使粮食充足,使军备充足,使老百姓信任政府。”民富之后还得教育民众,这是孔子“先富后教”的治国主张。

  《管子·治国》也有类似的主张,管子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孟子·梁惠王上》对孔子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说道:“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汉书·食货志》云:“民三年耕则余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荣辱,廉让生而争讼息,故三载考绩。”

  20世纪70年代,中国虽然人口众多,但仍然非常贫穷落后。这时面临着“既庶矣,又何加焉”的抉择。邓小平同志于70年代末开始领导实行改革开放,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63~64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71~172页)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也相应提高了,然而却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诸如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也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已成为社会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这时又面临着“既富矣,又何加焉”的抉择。1996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由此可见,孔子“先富后教”的治国主张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13.10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1)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译文

  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治理政事,一年就可以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

  注释

  (1)期(jī)月:这里指一周年。期:周期。朱熹《论语集注》:“期月,谓周一岁之月也。”

  感悟

  孔子的志向很大,一是希望“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曰》20.1)。意思是“谨慎地审定度量衡的标准,整顿已废弃职守的官府工作,全国的政令就会通行了。复兴衰败灭亡的国家,承续已断绝的后代,提拔隐居的人才,天下百姓就会心悦诚服了”。二是要做到“近者说(悦),远者来”(《论语·子路》13.16),“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5.26)。

  公元前501年(鲁定公九年),孔子50岁时,当了鲁国中都宰,一年之后,升为司空(管营造),接着升为司寇(管司法),成为了卿大夫。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55岁,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代理宰相)。

  孔子做了几年的官,政绩显赫。例如:在国内,他出任中都宰只一年,四方的官吏都效法他。孔子做了大司寇之后,鲁国“涂不拾遗”。此可谓誉满鲁国。

  公元前500年,鲁定公与齐侯在夹谷(山东莱芜市)举行友好会晤,齐国想乘机以武力劫持鲁君。孔子时任鲁国司寇,他预料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于是他以盟会司仪的身份参加会见。鲁定公与齐景公互相作揖谦让而登坛。宴饮献酬之礼完毕后,在将要举行奏乐仪式时,“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齐景公曰:‘诺。’”于是齐国早已布置好的那些莱夷乐人打着旌旗,挥舞羽毛、彩缯,手持矛戟剑盾,击鼓呼叫而来,企图劫持鲁君。这时“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下令撤走)!’”过了一会儿,“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于是艺人侏儒就嬉戏而登坛。孔子快步进去,一步一级台阶地往上登,离坛上还有一级台阶时,说:“匹夫而胆敢蛊惑诸侯的,罪该诛杀!请命令有关官员执行!”有关官员只好施加刑法,艺人侏儒都被处以腰斩而手足分离。齐景公恐惧而震动,知道礼义不如鲁国,回国后大为惊恐,对他的群臣说:“鲁国大臣用君子之道来辅佐他们的国君,而你们只是用夷狄之道来教我,使我得罪了鲁君,怎么办?”有关官员上前回答说:“君子有了过错就用实际行动来道歉,小人有了过错就用花言巧语来道歉。如果您真的对此感到恐惧,就用实际行动去道歉。”于是齐景公就归还了所侵占鲁国的郓、汶阳、龟阴之田来道歉。此可谓名震诸侯。

  诸侯国尤其是鲁国的近邻齐国,害怕鲁国任用孔子而成霸业,于是“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论语·微子》18.4)。季桓子把齐国送的礼物收下,沉溺于女乐,怠于政事,于是孔子辞官离开鲁国去了卫国。由此可见,孔子一生求道,倡导君子人格,虽然以治国安邦为己任,但是他认为君子做官取之有道,他拒绝阳货的邀请就是明证;他讲究做官的原则,如果君主或执政者昏庸,他宁肯辞官,他辞去大司寇之职就是明证。这就是孔子的政治操守与人格魅力。

  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辞官之后,“孔子遂适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居顷之,或谮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起初卫灵公想任用孔子,并且按照孔子在鲁国时的俸禄“亦致粟六万”,后来由于听信谗言,卫灵公最终还是没有任用孔子。后来孔子再次适卫,“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以孔子在鲁国执政的政绩观之,孔子此言不虚。可惜孔子生不逢时,不为当世所用。

  13.11 子曰:“‘善人(1)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2)矣。’诚哉是言也!”

  译文

  孔子说:“‘善人治国一百年,也就可以制止残暴免除杀戮了。’这话说得真对啊!”

  注释

  (1)善人:品格完美的人。皇侃《论语义疏》:“善人,谓贤人也。”邢昺《论语注疏》:“善人,即君子也。”朱熹《论语集注》引张子曰:“善人者,志于仁而无恶。”(2)胜残去杀:制止残暴,免除杀戮。何晏《论语集解》引王肃曰:“胜残,胜残暴之人,使不为恶也。去杀,不用刑戮也。”

  感悟

  请参见下章感悟。

  13.12 子曰:“如有王者(1),必世(2)而后仁。”

  译文

  孔子说:“如果有圣人兴起,也一定要三十年之后才能实现仁政。”

  注释

  (1)王者:即圣人,品格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孔子所推崇的理想化人物,如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这样的天子。朱熹《论语集注》:“王者,谓圣人受命而兴也。”(2)世:古代30年为一世。

  感悟

  在孔子看来,出现天下安定、胜残去杀、人民安居乐业的治世,必须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圣人或善人在位,只有这样的君主才能爱人,才能实施仁政;二是达到天下大治需要假以时日,不可能一蹴而就。《论语》里的“善人”是与“圣人”相对的概念,圣人是品格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指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的贤明天子;“善人”是品格完美的人,指有志于仁而未进入圣人之室的诸侯。圣人治国,以德化民,若假以时日,则能实现仁政而使天下太平。所以孔子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意思是“如果有圣人兴起,也一定要三十年之后才能实现仁政”。善人治国,有志于仁,长此以往,则能制止残暴,免除杀戮。所以孔子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论语·子路》)13.11)意思是“‘善人治国一百年,也就可以制止残暴免除杀戮了。’这话说得真对啊!”但是善人毕竟未能践圣人之迹,即未能遵循文王、武王和周公所制作的礼乐来治理国家,因此他们也就不能实现圣人的仁政而达到天下太平。所以孔子说善人:“不践迹,亦不入于室。”(论语·先进)11.20)意思是“善人不会依循前人,也难以进入圣人的境界”。刘宝楠《论语正义》云:“王者以德化民,制礼作乐,功致太平。若善人为邦百年,仍不能兴礼乐之事,故仅可胜残去杀,若仁道犹未能成。”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我们也可以套用孔子的话来说:“诚哉孔子之言也!”

  孔子希望能够有王者(圣人)与善人在位来治理国家,然而王者与善人在哪里?“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论语·述而》7.26)意思是“圣人,我是不能见到了;能见到君子,就可以了。善人,我是不能见到了;能见到有恒心的人,就可以了”。孔子不但见不到,甚至连做梦也梦不到了,孔子曾这样感叹道:“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7.5)意思是“我衰老得厉害啊!我很久没再梦见周公了啊!”大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叹。既然如此,孔子的仁政主张也就难以实现了,所谓胜残去杀、人民安居乐业的时代也就遥遥无期了。此数章,盖皆为孔子忧国忧民之叹。

  13.13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译文

  孔子说:“如果在上位者端正自己的行为,治理政事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端正自己的行为,怎么能端正别人呢?”

  感悟

  请参见《论语·为政》2.1章感悟。

  13.14 冉子退朝(1)。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2)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3)之。”

  译文

  冉有退朝。孔子说:“为什么回得这么晚呢?”冉有答道:“有政事。”孔子说:“那只是季氏的私事罢了。如果有政事,虽然不用我了,我还是会参与并知情的。”

  注释

  (1)退朝:这里指从季氏的私朝回来。陈

  

 

  《论语古训》:“冉子时事季氏,故造于其私朝,退而忽晏,子遂诘之。”(2)事:私事;家事。孔颖达《礼记正义》引郑玄《论语注》曰:“君之教令为政,臣之教令为事也。”朱熹《论语集注》:“政,国政。事,家事。”(3)与(yù)闻:参与并知情。与:参与。闻:听说;知悉。

  感悟

  冉有为季康子的宰臣,从季氏的私朝回来。孔子问他说:“为什么回得这么晚呢?”在冉有看来,季氏为鲁国执政上卿,国君之事与季氏之事皆为政事,所以他回答说:“有政事。”意思是政事太忙,所以回得这么晚。然而在孔子看来,国君之事与季氏之事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国君之事才可以叫做政事,至于季氏之事,那只能叫做私事、家事。你所说的“有政”,只不过季氏的私事、家事罢了。孔子此言,意在正名。虽然季氏为鲁国执政上卿,但是他与家臣谋于私室,而不与群臣议于朝廷,因此所谋者必定为其私事。此其一也。即使是所谋是朝廷之公事,也只能以私事视之。因为公事应该在朝廷与群臣商议,岂有在家谋公事之理?这岂不是撇开群臣而专权吗?此其二也。更何况,如果是朝廷之公事,我岂有不知晓之理?虽然我早已退位,鲁君也不再任用我了,但是大凡鲁国有政事需要商议,我还是会参与并知情的。既然连我都不知情,其为季氏之私事可知矣。此其三也。

  孔子严格区分朝廷之政事与大夫之家事,虽然意在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但是这对于我们正确区分公务与“私务”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君不见,当今某些人只要成为官员,就把自家的事也当成公务来对待,譬如家人外出,派公车;招待亲友,吃公款;出国旅游,报公款。君不见,当今一些下属和秘书,只要是上级领导的事,在他们眼里都是公事,于是对领导的公事家事事事上心,主动为领导以公谋私。呜呼!当今官场,公私不分也久矣,欲人知其何事为公何事为私也难矣!但愿有朝一日能够把孔子的“有政”与“其事也”之辨引入“公仆”的执政理念之中。

  13.15 定公(1)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2)。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3)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4)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译文

  定公问:“一句话就可以兴国,有这种事吗?”孔子答道:“不可以期望一句话有这样大的效果。有人说:‘为君难,为臣不易。’如果知道当君主的艰难,不就接近一句话就可以兴国吗?”定公问:“一句话就可以亡国,有这种事吗?”孔子答道:“不可以期望一句话有这样大的效果。有人说:‘我并不以当国君为快乐,只是我所说的话没有谁违抗。’如果他所说的话正确而没有谁违抗,不是很好吗?如果他所说的话不正确而没有谁违抗,不就接近于一句话就可以亡国吗?”

  注释

  (1)定公:鲁定公,名宋,定是谥号。(2)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不可以期望一句话有这样大的效果。朱熹《论语集注》:“言一言之间,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几:通“冀”,希望;期望。若是其×:谓语前置句式,转换成一般句式则为“其×若是”,只是表强调的语气有所减弱,因此“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转换成一般句式则为“言,其几不可以若是也”。(3)几乎:近乎;差不多。几:近;接近。(4)莫予违:没有谁违抗我。

  感悟

  “一言而可以兴邦”或者“一言而丧邦”,都未免有点夸张,所以孔子说:“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意思是不可以期望一句话有这样大的效果。但是从某个角度来看,如果国君知道“为君难,为臣不易”,就会行事谨慎,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就会善待大臣,因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3.19);就会仁者爱人,为政以德,治国以礼,“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13.4),则“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13.16)。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知道“为君难”这句话的内涵并身体力行,不就接近一句话就可以兴国吗?

  如果国君以“唯其言而莫予违也”为快乐,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敢违抗,那么他就会肆无忌惮,刚愎自用,最终导致众叛亲离、朝政黑暗而亡国。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以“唯其言而莫予违也”这句话为快乐,从而导致出现一系列的错误,不就接近一句话就可以亡国吗?

  “一言而可以兴邦”或者“一言而丧邦”,为君治国是如此,个人修身也是如此。无论是“为君难,为臣不易”,还是“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皆具有行为准则的作用,由此看来,如果一个人选定某句话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或者座右铭,那么这句话就必将对他的所作所为产生深远的影响,甚至将影响他的一生。譬如:有的人信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必将以天下苍生为念而忧国忧民,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终赢得人民的敬仰。有的人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则必将以一己之私为出发点而损人利己,甚至丧尽天良而无恶不作,最终被人民所唾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也可以说:“一言而可以修身,一言而可以亡身”。

  13.16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译文

  叶公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让国内的民众高兴,使外国的民众归附。”

  感悟

  孔子治国的理念之一是希望“近者说(悦),远者来”。怎样才能让“近者说,远者来”?当然是施行仁政,以德治国、以礼治国,“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5.26)。意思是“使老年人安乐,使朋友相互信任,使年轻人受到关怀”。果如此,国内的民众能不高兴吗?国外的民众能不来归附吗?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近者说,远者来”的局面却未见出现,原因何在?当然是统治者不施仁政之故。《孟子·梁惠王上》对此进行了生动而深刻的阐发。

  梁惠王说:“我治理梁国,真是尽心竭力了啊。黄河北岸遭了饥荒,我就把那里的百姓迁移到黄河以东,同时把黄河以东的粮食运到黄河北岸。黄河以东遭了饥荒,也是这样做的。我观察过邻国的政事,没有谁能像我这样尽心的。可是,邻国的百姓并不因此更少,我的百姓并不因此更多,这是什么缘故呢?”孟子答道:“大王喜欢战争,那就请允许我用战争作比喻吧。战鼓咚咚敲响,军队已经交锋,有些士兵扔掉铠甲拖着兵器逃跑。有的人跑了一百步停住脚,有的人跑了五十步停住脚。那些逃跑了五十步的士兵嘲笑逃跑了一百步的士兵胆小。可以吗?”梁惠王说:“不可以。只不过没到一百步罢了,这也是逃跑啊。”

  孟子说:“大王如果懂得这个道理,那就不要希望百姓比邻国多了。如果不耽误农业生产的季节,粮食就会吃不完;如果细密的渔网不到池塘里去捕鱼,鱼鳖就会吃不完;如果按季节拿着斧头进山砍伐树木,木材就会用不完。粮食和鱼鳖吃不完,木材用不完,那么百姓对于供养活着的人和为死者办丧事都没有什么怨恨,这就是王道的开端了。

  “分给百姓五亩大的宅园,种植桑树,五十岁以上的人就可以穿丝绸了。鸡狗和猪等家畜,百姓能够适时饲养,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吃肉了。每家有百亩的耕地,官府不去耽误他们的生产季节,几口人的家庭就可以不挨饿了。重视学校教育,用孝悌的道理反复教育百姓,头发花白的老人也就不会自己背负或顶着重物在路上行走了。七十岁以上的人有丝绸穿,有肉吃,普通百姓不遭受饥寒,这样还不能统一天下而称王的,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然而现在的梁国,富贵人家的猪狗吃掉了百姓的粮食,却不约束制止;道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打开粮仓赈救。老百姓死了,竟然说:‘这不是我的罪过,是由于年成不好。’这种说法和拿着刀子杀死了人,却说‘这不是我杀的而是兵器杀的’,又有什么不同呢?大王如果不归罪年成不好而反省自己,天下的老百姓就会投奔到梁国来了。”

  孟子一方面以五十步笑百步来比喻梁惠王的所谓“尽心”措施,与邻国之政并无本质差别,所以才会造成“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的状况;一方面从正面阐述关于治国之道的见解,希望梁惠王施行“仁政”这一治国之道,这样才会“斯天下之民至焉”,也就是孔子所说的“近者说,远者来”。

  13.17 子夏为莒父(1)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译文

  子夏担任莒父的长官,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不要想速成,不要贪小利。想速成,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小利,就做不成大事。”

  注释

  (1)莒(jǔ)父:鲁国邑名。

  感悟

  朱熹《论语集注》云:“欲事之速成,则急遽无序而反不达。”做事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必将不顾客观规律、不顾事情的轻重缓急之序而以主观意志行事,结果必定事与愿违,达不到目的。大到国家发展战略,小到个人发展目标,“欲速则不达”皆为至理名言。譬如:1958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南宁会议上批评“反冒进”,说1956年中央领导人纠正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偏向是右倾,使6亿人民泄了气。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同年3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的指示》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运动已经出现”。要求修改2月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国民经济计划,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6.1%提高到16.2%,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10%提高到33%。至此,经济建设离开了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轨道,一场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被轻率地发动起来了。“大跃进”运动的主要标志是在经济建设各个领域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估计当年粮食产量将从1957年的1850亿公斤增加到3000亿~3500亿公斤。基于这种过高的估计,会议要求各省、自治区党委把工作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并正式决定和公开宣布1958年的钢产量要从1957535万吨增加到1070万吨,全国随即出现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实现钢产量1070万吨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农村不顾秋收大忙,抽调5000万劳动力炼钢;城市的机关、团体、学校以至街道居民都支起炉灶大炼钢铁,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盛行。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觉察到“大跃进”运动中出现“左”倾错误,在着手纠正“共产风”的同时,强调要反对浮夸、冒进,对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作了较大的缩减。但在1959年8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决定开展反右倾斗争后,一度有所收缩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泛滥开来。1960年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才停止。

  “大跃进”运动违背客观规律,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打乱正常生产秩序,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人民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从1961年起,国家不得不用5年时间进行经济调整。“大跃进”以其惨痛的教训,从反面证明了“欲速则不达”的正确,孔子这一思想在今天的国家发展战略中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好贪小利之人,往往鼠目寸光而胸无大志,常常因蝇头小利而放弃对大事业的追求,最终必将一事无成。《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时,与刘备这样讨论袁绍:玄德曰:“河北袁绍,四世三公,门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可为英雄?”操笑曰:“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曹操论袁绍“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可谓一语中的。

  13.18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1)者,其父攘(2)羊,而子证(3)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4),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译文

  叶公告诉孔子说:“我家乡有个正直的人名叫躬,他父亲偷了羊,他却告发。”孔子说:“我家乡正直的人与此人不同。父亲做了违法之事,儿子不说;儿子做了违法之事,父亲不说。正直就在其中了。”

  注释

  (1)直躬:直:正直。躬,或作弓,人名。《淮南子·泛论训》:“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证之。”高诱注:“直躬,楚叶县人也。躬是名,其人必素以直称者,故称直躬。”陆德明《经典释文》:“直躬,郑康成本作‘弓’,云直人名弓。”(2)攘:偷。(3)证:告发;检举。《说文》:“证,告也。”(4)父为子隐:父亲做了违法之事,儿子不说。为:动词,做;干。这里指所做的违法之事。隐:沉默;不说。《礼记·檀弓上》:“事亲有隐而无犯。”郑玄注:“隐,谓不称扬其过失也。”这“不称扬”就是“不说;沉默”。《论语·季氏》16.6章:“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意思是“该他说的时候却不说叫做沉默”。

  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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