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屈原庙赋》原文|赏析|鉴赏

　　苏轼《屈原庙赋》原文|赏析|鉴赏

　　浮扁舟以适楚兮，过屈原之遗宫。览江上之重山兮，曰惟子之故乡。伊昔放逐兮，渡江涛而南迁。去家千里兮，生无所归而死无以为坟。悲夫人固有一死兮，处死之为难。徘徊江上欲去而未决兮，俯千仞之惊湍。赋《怀沙》 以自伤兮，嗟子独何以为心! 忽终章之惨烈兮，逝将去此而沉吟。

　　吾岂不能高举而远游兮，又不能退默而深居。独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疏。生既不能力争而强谏兮，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苟宗国之颠覆兮，吾亦独何爱于久生。托江神以告冤兮，冯夷教之以上诉。历九关而见帝兮，帝亦悲伤而不能救。怀瑾佩兰而无所归兮，独茕茕乎中浦。峡山高兮崔巍，故居废兮行人哀。子孙散兮安在，况复见兮高台!

　　自子之逝今千载兮，世愈狭而难存。贤者畏讥而改度兮，随俗变化斫方以为圆。黾勉于乱世而不能去兮，又或为之臣佐。变丹青于玉莹兮，彼乃谓子以非智。惟高节之不可以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与。违国去俗死而不顾兮，岂不足以免于后世。

　　呜呼，君子之道岂必全兮，全身远害亦或然兮。嗟子区区独为其难兮，虽不适中要以为贤兮，夫吾何悲子所安兮!

　　宋英宗治平三年 (1066) 四月，苏轼的父亲苏洵卒于京师。英宗赠苏洵光禄寺丞，并敕官府备船载苏洵之柩回四川。苏轼兄弟选择水路，自汴水、入淮河，沿江而上，经江陵人蜀，护丧回家。当他们路经屈原的故乡秭归的时候，瞻仰了香炉坪的屈原庙。屈原庙建成于唐朝元和年间。历代屡有废兴。庙的周围，崇山峻岭，清溪蜿蜒，景色颇为壮观。苏轼面对滚滚东去的大江，遥望远方的重山叠嶂，联想到屈原坎坷的一生，不禁感慨万千，写下了这篇《屈原庙赋》。

　　从文体上看，这是一首骚体赋。所谓骚体，也就是楚辞体。秦汉以后，楚辞作为一种文体，开始向两个方向分化，形成了骚体和散体两大支流。或者叫骚体赋和散体赋两大支流。秦汉以后的骚体赋，形式上与楚辞并无区别，可是，骚体赋逐渐洗去了楚辞的地方色彩，也不再具有战国时期楚文化那种雄奇瑰丽、气象万千的气魄。骚体赋的本质是诗，以抒情为主。与后起的五、七言诗相比，骚体赋较少形式的束傅，是一种轻便灵活的抒情形式。篇幅则多短篇小什，风格则以流畅为宗。自两汉至魏晋南北朝，五、七字诗经过了漫长的孕育成熟过程。骚体赋的地位日趋下降。可是，因为它的自由灵活，所以作为一种抒情形式，仍有其存在的价值，事实上也出现了一批可诵之作。贾谊的《吊屈原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司马相如的《长门赋》、蔡文姬的《悲愤诗》、王粲的《登楼赋》，一直到苏轼的《屈原庙赋》，都是经历了时间考验的佳作。骚体赋发展到宋代，从整体上说，早已衰落。苏轼的《屈原庙赋》，事实上已是骚体赋的回光反照。苏轼的赋，得力于他的诗文，尤其得力于他的散文功底。这和六朝作家的情况正好相反。六朝作家的骈文，得力于他们赋的功底。所以，六朝作家的散文向赋靠拢，成为骈文。而宋人的赋，则向散文靠拢，成为前后《赤壁赋》那样的文赋。《屈原庙赋》虽非文赋，仍属骚体，可是，它那文从字顺、舒缓流畅，意到笔随的风格正是宋代散文的典型风格。

　　从内容上看，《屈原庙赋》并没有比一千多年前贾谊所作的《吊屈原赋》提供更多的东西。贾谊在文中叹息屈原“逢时不祥”，苏轼则在赋中感唱屈原“怀谨佩兰而无所归”。贾谊指责那个时代是“鸾凤伏窜兮，鸱鸮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苏轼则在赋中谴责那个社会是“贤者畏饥而改度兮，随俗变化斫方以为圆”。贾谊认为“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苏轼则以为“君子之道岂必全兮，全身远害亦或然兮”。令人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屈原的作品，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而能引起一代又一代文人学士的强烈共鸣。即是说，屈原的作品中包括了一种超越了那个特定时代的内容。文学史不仅是创作的历史，也是文学作品被人们接受的历史。不同时代的读者，他们根据自己各自的经历、思想和审美体验去理解屈原及其作品，不断地给作品以新的解释、新的补充和发挥。当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候，人们十分自然地强调屈原的爱国。而在封建社会的特定条件下，爱国又和忠君联系在一起。当社会的内部矛盾比较尖锐的时候，人们便十分自然地强调屈原的举贤授能的政治理想。可是，屈原的作品之所以产生了几千年的影响，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因为屈原及其作品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离骚》中反复抒发的，就是一种信而见疑、忠而受谤、欲留不能，欲去不忍的悲剧感情。正是这种悲剧命运，打动了千百年来文人学士的心，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从这首赋的表现方法上看，除了行文的特点外，还有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骚体赋以抒情见长。《屈原庙赋》表现方法上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它的抒情方式上。首先，作者采用我国古典诗歌中常常采用的变换抒情主人公的方法。我们不妨将它和贾谊的《吊屈原赋》作一比较。贾赋完全是作者的口气，抒情主人公始终很明确，就是作者自己。苏赋则不同，时而是作者自己，时而是屈原。过渡并不明显，事实上也没有必要去严格区分。至少在读者那里，不会感到有严格区分的必要。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效果，使读者更加感到，作者的思想感情是和屈原相通的。作者不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去评介屈原，而是和屈原一起，经历那种矛盾痛若的精神折磨，经历那种错综复杂的感情变化。其次，作者充分利用了骚体句式上的灵活性，用参差不齐的结构，使作品同时兼有诗歌的抒情之美和散文的自由流畅之美。这种变化也不是任意变化、不讲章法，而是运用骚体的常见句式，灵活地加以变化，以保持整体风格上的统一。这首赋虽然以抒情为主，但是，它实际上包含了叙事、描写、议论的成分。赋的开始介绍了作赋的缘由，这是叙述。接着是想象屈原放逐南迁的心情与情景，其中既有叙述 (如“伊昔放逐兮，渡江涛而南迁”)，又有议论(“悲夫人固有一死兮，处死之为难”)、描写(“徘徊江上欲去而未决兮，俯千仞之惊湍”)。第二大段，基本上是屈原的内心独白，极写屈原内心的矛盾痛苦，至段末的“峡山高兮崔巍”，又自然地从历史返回现实，由心理描写转向景色的描绘。第三大段，首先点明现实与历史的相似，屈原虽然已经仙逝一千多年，可是世界却是愈来愈狭隘而难以生存。接着突出描写了屈原“违国去俗死而不顾”的决心。最后一段是抒情化的议论，抒发了自己对屈原的同情与感慨。在统一的，而又多变的句式中，作者融叙事、描写、议论、抒情于一炉，而以抒情贯穿全文，将描写、议论、叙事都抒情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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