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新时期的深入与拓展》

　　毛泽东诗词《新时期的深入与拓展》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的航船拨正了方向后，毛泽东诗词研究工作在短时期内迅速排除了“左”的和右的干扰，突破了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禁锢，终于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健康的学术轨道，特别是在70年代末以及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的“毛泽东热”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时期的毛泽东诗词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拨乱反正，走向深入时期(1977—1984);二是平稳发展时期(1985—1988);三是“毛泽东热”时期(1989—1992)。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中，毛泽东诗词研究着重在于拨乱反正，以恢复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学风，很多学者已注意从形象思维、意境、对古典诗词的点化、创作方法等方面研究毛泽东诗词。其中，吴欢章的系列论文《万山红遍——学习毛主席诗词》、《巨大的思想深度——学习毛主席诗词》(《诗刊》1977年11月、1979年9月号)，吴奔星的《毛主席词是运用形象思维的光辉典范》(《语文学习》丛刊)1978年第4期)，以及邢熙环的《“意境”新识——学习毛主席诗词中的艺术辩证法》(《诗刊》1977年12月号)，影响较大。但与“文革”前的论著相比，这些文章深入的程度仍不够，特别是缺乏整体性的研究。

　　1978年9月9日，在毛泽东逝世两周年之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诗词三首》，即《贺新郎<挥手从兹去>》、《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贺新郎·读史》。诗词名家、毛泽东诗词研究专家臧克家、赵朴初、吴奔星、霍松林等，纷纷发表评论文章，指导人们去阅读。然而，由于十年“文革”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研究定势，在评论这三首诗的时候，很多人仍以单纯的阶级斗争观点来理解，如臧克家说，“毛主席的诗教，是阶级斗争，革命斗争”(《诗刊》1978年10月号)。《吊罗荣桓同志》，分明是挽幛之作，却被说成是批判林彪的。实际上毛写这首诗是1963年，正是林彪地位上升的时期，说是批林当然不对。这说明“左”的流毒在毛泽东诗词研究中，仍然没有肃清。多数讲析文章仍有穿凿附会之嫌，未能摆脱过去庸俗社会学倾向的束缚，没能对诗词的审美特征以应有的重视。这里值得提及的是季世昌的《关于正确理解毛主席诗词的几个问题》一文(《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文章说，理解毛主席诗词，应从毛泽东与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得到启示：1.要了解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要了解诗词所写的革命斗争史实，但又不能把毛诗当作简单的政治图解或历史的实录;2.要了解毛主席写作时的亲身经历，但又不要过分去作不必要的考证;3.为了更好地理解诗词，可结合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著作，但又不能把科学论文和诗词等同起来;四，要懂得毛泽东诗词运用的典故和成语;但又不要刻意求深，无止境的索隐。表明了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即从诗的角度，从历史事实出发来探索毛泽东诗词。

　　1978年，湘潭大学中文系发起了“毛主席诗词教学座谈会”，于10月23日至11月8日在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召开，全国50多所高校和其他单位的代表，参加了建国以来首次规模盛大的座谈会。会议就毛泽东诗词的教学、科研广泛交流了经验，充分地讨论，倡议成立全国性的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诗词研究会，并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呈送了书面请示报告。议定编写《毛主席诗词专题课教材》、《毛主席诗词创作活动大事记》、《毛主席诗词研究资料索引》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诗词选注》等四种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这次会议对推动毛泽东诗词研究的深入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随后，四川、辽宁等地也先后召开了全国性的毛泽东和老一辈革命家诗词研究的学术讨论会。特别是1979年5月，由西南师院中文系主持召开了由全国63所高校和有关单位参加的“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诗词座谈会”，对1978年在韶山确定的四种协作的教材、教参的初稿进行了讨论，同时正式成立了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诗词研究会，约请臧克家、周振甫、郭化若为研究会顾问，选举了以内蒙古大学鲁歌教授为会长的理事会，从1979年6月至1980年上半年，研究会编辑出版了六期“研究动态”，发表论文、回忆文章、采访材料、活动简讯等60多篇，极大地推动了高校毛泽东诗词教学与研究的向前发展。

　　由于全国性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的成立，各大学纷纷成立相应的毛泽东诗词学习、研究小组，使研究工作日趋活跃、深入，从多角度来研究毛泽东诗词的成果不断涌现。70年代末期，各高校出版的《毛主席诗词注解》、《毛主席诗词讲解》、《毛主席诗词浅释》等教材，有几十种。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毛主席诗词》教研组，还专门编选了46万多字的《毛主席诗词学习参考资料》，由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正式出版。该书意在帮助读者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毛主席诗词博大宏深的思想内容，选录的资料，包括相关的历史背景，重大事件，主要人物、一些作品和诗词写作、发表的经过等等。在此之前，广东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类似的参考资料。这些教材、教参的编写者，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鼓舞下，不再对毛泽东诗词作单纯的政治图解，对过去教材中的毛泽东诗词的讲解、注释，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对错误的说法，坚决摒弃，对诗词的主题思想、写作目的，不再妄下结论，对争议的问题，提倡争鸣。对过去忽略的研究领域，如诗词格律、表现方法、语言艺术等，则有意侧重，把有关的研究，引向深入。同时，人们还注意研究毛泽东的诗词艺术观，以更深入地探讨其诗词剑作。特别是毛泽东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谈到律诗要讲平仄，诗要用形象思维以及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等问题，涉及到了写诗的方方面面，显示出了毛泽东的精辟艺术见解，许多高校因此编印了《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的学习参考资料。进入80年代初期，福建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全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诗词研究会集体编写的《毛泽东诗词研究》、《毛泽东诗词学习资料》、《毛泽东诗词研究资料索引》三书，标志着毛泽东诗词研究的全面发展。由孟庆文主编的《毛泽东诗词研究》在过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毛泽东诗词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从题材、主题、思想、情感、语言、创作方法、艺术构思与风格等八个方面，充分肯定了毛泽东诗歌在思想、艺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誉之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壮丽画卷”，对毛泽东诗词在中国现当代诗歌发展史上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和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它在现代中国诗坛和民族诗歌历史上的崇高地位，作了充分的肯定。而由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编的《毛泽东诗词研究资料索引》，收录了从1957年到1979年间，各地报刊研究毛泽东诗词的重要论文，分为综合研究，分首研究，详录了一百多种毛泽东诗词研究、学习、讲解的专书(大多数为非正式出版)，为研究者查阅以往的研究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特别值得庆贺的是，1983年12月，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鲁歌的专著——《毛泽东诗词论稿》。该书14万字，上半部分综合论述了毛泽东诗词的革命政治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统一，创作方法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以及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语言特色等。下半部分为谈毛泽东诗词札记，对毛诗中描绘的景物、使用的意象、典故以及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作了简明扼要的阐释。汇集鲁歌多年研究心得的这部论稿，是建国后第一部综合研究毛泽东诗词的个人专著，而且在研究方法上，给后来的毛诗研究开辟了新路，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毛诗作比较全面的论述和评价，开阔了学术视野，也推进了研究的深度。这一时期，从审美角度谈毛诗的文章逐步增多。如王鲁湘的《从时、空、人关系看毛泽东诗词的崇高美》(《湘潭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陈望衡的《试谈毛泽东诗词中的自然美》(《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以及石明辉两篇重要论文《虚实相生——毛泽东诗词艺术辩证法之一》、《毛泽东诗词动静制宜的艺术辩证法》等(分别见《湘潭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湘南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各高校学报都能散见毛诗的研究论文。

　　从1984年开始，毛泽东诗词研究进入相对沉寂时期，过去那种大规模的集束式的研究状况没有再出现，很多学者的研究转换了方向，不再关注毛泽东诗词，这种沉寂时期持续到1988年。特别是1985年前后，毛泽东诗词的热潮过去了，出现了不正常的低潮冷落时期，许多书店买不到毛泽东诗词。这段时间，各地报刊发表的研究论文极少。尽管1986年12月，《毛泽东诗词选》最新版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也没能形成过去的那种学习与传颂的热潮。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学术研究领域越来越开阔，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1985年前后的“新方法热”，1987年前后的“文化热”，吸引了人们的新视线，冲淡了毛诗的研究。2.是文艺界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暗流起到作用，毛泽东诗词也遭到贬斥，很多“新潮”批评家认为毛泽东文艺的内核是坚执文艺的政治实用功能，是“过时”了，毛泽东诗词“陈旧”，甚至不承认它是艺术品，否定它具有艺术的美学价值。3.在“文革”期间，毛泽东诗词研究出现畸形，毛泽东诗词被严重歪曲，那种不良影响在人们的脑海中并未廓清。在彻底否定“文革”的社会风潮下，要否定的是那种风气，但毛泽东诗词本身也受到了影响。

　　但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仍有一批学者孜孜不倦致力于毛泽东诗词的科学研究，特别注重从审美的角度探讨毛诗的艺术性及美学特征。这类文章多集中在崇高美的探讨上，较有影响的是刘汉民的《毛泽东诗词的崇高美》(《光明日报》1984年2月4日)，陈继会的《美的崇高感——谈毛泽东的诗》(《毛泽东思想研究》1986年第4期)，前者认为，崇高美或阳刚美是毛泽东诗词“最突出最鲜明也是其基本的审美特征，并表现为一种极其巨大的力的美，描绘形象的崇高以及产生的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升华人的志趣情操、给予人以前进的巨大动力的审美效应”。后者则从审美主体的心理感受出发，认为毛泽东的诗是“实践与现实的艰巨斗争”的伟大诗章，每每把人们带入壮美的境界中。这种崇高美是他及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伟大心灵回声——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本人及这一阶级襟怀、情操、气魄、胆识的写照”。“伟大的心灵熔铸出华彩夺目的诗篇，辉煌的诗章映衬出高尚的灵魄。”

　　毛泽东不仅是诗人，更是思想家、哲学家，因而在诗中很善于用辩证的艺术手法，点化前人的诗句，进行创新。研究者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如吴蓉章的《诗中精华、艺苑奇葩——谈毛泽东诗词中相反相成的辩证手法》(《毛泽东思想研究》1985年第2期)，认为他运用的相反相成的辩证手法，主要体现在：抓往事物的内在联系，多侧面地进行艺术开拓，以创造新颖独特的艺术境界;善于吸取传统艺术理论营养，以简练的笔法从一对矛盾的相反方面来烘托艺术氛围，增强艺术效果，从主客观的不协调中，写出本质的统一与协调，开拓新的艺术天地;通过对立面的相互对比、映衬的手法，使艺术形象更为鲜明、主题思想更加突出;借鉴历史文化时往往反其意而用之，从“陈”中推出新形象、新境界来。而肖永义的《运化无痕，推陈出新——毛泽东诗词点化艺术初探》(《毛泽东思想研究》1987年第2期)，专门论述了毛泽东诗词对前人诗文的点化，认为在已发表的50首诗词中，约有五六十处，可分为五种类型：1.引用前人成句，包括仅换掉其中的一两个字，2.用前人句中的疑语，3.熔裁改造前人句，4.借鉴前人作品中的意境或表现手法，5.仿用前人作品的某些字面和形式结构。

　　值得称道的是，孟庆文的《试谈毛泽东诗词的艺术成就》一文(《辽宁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不仅正面论述了毛泽东诗词在创作方法、古为今用、语言运用等方面的典范，而且也明确指出，由于主客观原因和历史局限，使毛泽东诗词在题材方面，反映时代和人民的生产生活方面，仍显得不够十分全面和宽广。一些在战争年代于马背上哼成的小令，内容虽好，艺术表现却不够摇曳多姿;有些反帝反霸的篇章，战斗性虽强，但在格律方面略有欠合，虽有所突破，可看做是创新，但大家之作，既以格律为准则，如能严守则更为上乘。

　　此外，石明辉的长篇论文《论毛泽东诗词的形象思维》在本时期也较有影响(《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1、3期)。文章认为，毛泽东诗词直接地概括了革命的原理和原则，整个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但这种鲜明决不是在诗中写革命的标语口号，其强烈也不是在诗中喊革命的豪言壮语。相反，诗人注重运用诗的形象和诗的语言，注重把革命的诗教体现在相应的艺术形象之中。因而其诗词所体现的革命宇宙观、人生观、历史观、思想和理想，就不是靠直接的判断和推理，而是采用形象思维的手段，借助于具体形象来体现的。从形象思维的角度来研究毛泽东诗词，回到了诗的本体，得出的结论也就令人信服。

　　这时期，有关毛泽东诗词的注释，比过去更科学、更准确了。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选》，该书编选了自1918年至1965年间毛泽东的诗词50首，是历年出版收入诗词最多的选本。该书是在胡乔木的主持下编选的，注释者皆是诗词名家，如周振甫等。不仅对每首诗词所涉及的历史事实、人名地名、典故出处、难词难句，作了必要的介绍和解释，而且采录了相当数量的毛泽东本人对自己诗词所作的注释与解释，从而大大提高了该书解释的权威性，为人们深入理解、研究毛泽东诗词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同时，对某些词句的解释别开生面，新颖独到，为以往注释所未道，并纠正了过去选本中一些不恰当的注释。该书出版后，一些报刊发表了有关的评论文章，如刘白羽的《一代风骚——读〈毛泽东诗词选〉》(《红旗》1986年第10期)，吴正裕的《一本有特色的毛泽东诗词注选本》(《文献和研究》1987年第2期)，以及武陵子的《新编〈毛泽东诗词选〉注释的几个特色》(《中国图书评论》1987年第3期)等等。这些文章或是颂扬毛泽东诗词的史诗气魄与地位，或是针对一些具体的注释问题，提出商榷意见，表现出科学、理性、求实的精神。像过去毛泽东诗词出版时产生的轰动效应，没有再出现，这也是文学、文艺研究多元化发展的结果。尔后，文艺界那股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毛泽东诗词跟着受累，有关的研究文章很难发表出来。从1987年下半年起至1988年，在各地的报刊上很难看到有关毛泽东诗词研究的文章，即是最好的证明。

　　从1989年起，随着“毛泽东热”的兴起，有关毛泽东的日常工作、学习、生活、情趣方面的书格外畅销。为了满足人们领略毛泽东诗词的魅力，从中反映毛泽东本人的方方面面的超人之处，各出版社相继出版、重印了毛泽东诗词的注释、鉴赏方面的书。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多次重印《毛泽东诗词选》、中国青年出版社8次重印臧克家讲解、周振甫注释的《毛泽东诗词讲解》。1989年7月，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易孟醇的《毛泽东诗词笺析》、1990年7日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版了石森的《毛泽东诗词注释》，安微文艺出版社也重版了张涤华在文革前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小笺》，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萧永义的《毛泽东诗词对联辑注》。同时，随着“鉴赏辞典热”的兴起，有关毛泽东诗词鉴赏的书也涌现出来了。现在可以看到的有三本：臧克家主编的《毛泽东诗词鉴赏》(河北人民出版社)、王臻中、钟振振主编的《毛泽东诗词鉴赏》(江苏古籍出版社)、张晶等编选的《毛泽东诗词鉴赏》(大连出版社)。专门研究毛泽东诗词的著作则有路则逢等编著的《毛泽东的诗词艺术》(山东大学出版社，该书系“毛泽东的艺术世界”丛书之一)。李子健的《毛泽东诗词探索》(河海大学出版社)、刘汉民的《毛泽东诗词十美》(长江文艺出版社)等。同时，毛泽东诗词作为辞条进入一些大型工具书。而报刊上发表的各种毛泽东诗词研究的文章，也比过去大有深度。

　　本时期的毛泽东诗词研究可具体归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毛诗的单篇鉴赏与分析，注重审美内涵的发掘以及从文本的角度作艺术分析

　　这一时期出版的多种鉴赏辞典皆是这样做的。如江苏古籍版的鉴赏文字大多从“抒情主人公”的角度，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毛泽东的情感世界方面，探索毛诗的内涵，从而道出了前人未说出的多层意蕴。而大连版的鉴赏文字，着重鉴赏毛诗的艺术美的审美特色，较为细致的这些鉴赏，摆脱了过去的讲解大多为政治图解，单纯强调思想内容、政治意义的偏向。

　　(二)有关的注释更为科学、准确

　　毛泽东所作的是旧体诗词，大量的字、词、句必须进行注释，才能避免阅读、理解的偏差。这项工作尽管人们从一开始就花大力气去做，但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大多数的人们并未把毛泽东的诗词当作“诗”来理解，因而常常误解误读毛诗。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毛泽东诗词选》虽然注释详细、全面，具有权威性，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后来的几本便作了纠正和商榷。易孟醇的《毛泽东诗词笺析》，王臻中等的《毛泽东诗词鉴赏》的注释，都比《毛泽东诗词选》中的注释更为详尽，并纠正了其中失之准确、模棱两可的注释，特别是后者，对51首毛泽东诗词的注释有10万多字，不仅对每首诗词的创作背景、缘由、要旨、初次发表时间作了准确的叙述，而且对字、词、句的来源、在古诗词的用法，都作了溯源求本，从注释中，让人们看到毛诗是如何从古典诗词中吸取营养，进行艺术点化的，显示了札实的注释之功力。

　　比如，对于《毛泽东诗词选》中所收的《吊罗荣桓同志》之句“红军队里每相违”的注释，编注者将“每相违”释为“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即同林彪闹矛盾”。很多人提出商榷意见。漓江本、大连本、江苏本，都释为“每每难以见面”。为什么呢?一是因为这首诗是吊诗，而不是叙事诗或诛文，悲意甚浓，绝无数罪林彪之意;二是诗中贯穿的背景是“反修”，与林彪风马牛不相及，当时林彪正受毛的厚爱。而在红军时期，毛泽东和罗荣桓确实曾有两次因为党内军内发生意见分歧或路线斗争而暂时离别。从这点即可看出，新出的几种毛泽东诗词注释本是非常注重准确性、科学性的。

　　(三)毛泽东诗词的综合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不仅出版了《毛泽东的诗词艺术》、《毛泽东诗词十美》等专门性著作，而且还发表了相当多质量高的论文，研究领域有了新的开拓，研究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这些研究成果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注重对毛泽东诗词作整体、系统、艺术的考察。对其题材、主题、诗情、风格、创作方法等各层面皆作研究。如山东本的《毛泽东的诗词艺术》在吸引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生动的语言和事例剖析了毛泽东诗词的艺术意蕴，而且把和前人同题材的诗作比较，以显毛诗的独创之处。同时分析也较为细腻，对毛诗的历史地位、创新精神、创造的意境以及多种艺术手法，都作了表述。但叙述性的比重太大，论述性的内容不够。而刘汉民的《毛泽东诗词十美》，则是他多年对毛泽东诗词审美研究成果的系统化。该书把毛诗的美景特征归为崇高美、史诗美、人格美、神韵美、绘画美、含蓄美、典雅美、晓畅美、章法美、音乐美。拓展和深化了毛诗的研究。

　　这一时期探寻毛泽东诗词审美奥秘的文章，多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美学观点作指导，并参照东西方的美学理论，从艺术本位的角度来探讨，发掘出了毛诗的真正内涵。如胡为雄的《把诗当作诗看待》(《毛泽东思想论坛》1989年第3期)、刘汉民的《毛泽东诗词的人格美》(《毛泽东思想研究》1990年第3期)，石明辉的《论毛泽东诗词——毛泽东诗词艺术论，引论》(《扬州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1991年第1期)，以及王臻中的《诗卷长留、诗史增辉——重谈毛泽东同志诗词》(《南京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都是这方面的力作。如刘文在对毛泽东50首诗词作了全面考察的基础上，认为毛泽东诗词体现了毛的人格美。具体表现为：1.爱国主义的情操美，2.共产主义的理想美，3.挑战无畏的性格美。而毛诗的抒情主体是：“挑战、无畏”的性格，因而能给人以崇高，壮美的美感。无疑是从审美角度研究毛诗内核的力作。石明辉的长篇论文，则是其书稿《毛泽东诗词艺术论》的引论。文章首先介绍了毛泽东诗词的写作发表情况，接着重点介绍了毛泽东诗词的史诗特色、诗教艺术、诗词形式和美学特征，最后就30多年来毛泽东诗词的研究状况作了回顾。其中谈到毛泽东诗词美学特征时认为，可用“大而化”来概括，它的“大而化”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大”，“大”是美的现象形态，由“大”而表现为崇高的美;一是“化”，“化”指美的表现方法，由“化”而形成辩证的美。毛诗的崇高美，就是通过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描写表现出来的。他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大都着眼于外部感性特征巨大的物象和景象，“这些景物形象就具有了一种由数量和力量的无限性交融而成的，达到动静和谐的崇高美”。作者最后总结说：“由‘大而化’显示的崇高美和辩证美，是毛泽东诗词美学的两个最基本的特征，正是这两个特征构成它特有的美学价值和特殊的美学个性。”至于王臻中的文章，则认为内容浩瀚厚实是毛诗的鲜明特色，并重点谈了他在诗词创作中对艺术辩证法的驾驭，主要表现为实与虚，意与境，新与旧，庄与谐，多与一等的辩证处理，从而进入了“自由王国”的境界。

　　综合研究的文章，第二类则是从毛泽东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角度，来探讨其诗词创作的文化意蕴。众所周知，毛泽东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和扎实的国学根基，再加上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使他的思维能力超群，对社会事理的发现、理解，才具有惊人的敏锐和深邃。他的艺术创造才能，也是以此作为基础的。过去，人们在研究毛泽东诗词时，多注意从诗词的形式、格律、用典等方面审视，看毛诗的创新。而对整体的传统思维方式，儒、道思想的影响探讨不够。本时期的研究者们在这方面作了努力，而且集中在探讨与庄子美学思想方面。如熊国华、刘丽莎的《毛泽东诗词与庄子美学思想》一文(《毛泽东思想论坛》1989年第4期)，认为毛诗从总体风格看，偏重于阳刚之美，而这种阳刚美，在很大程度上受庄子美学思想的影响。在文中，作者把《庄子》中对美的看法罗列起来，与毛诗加以比较，认为从毛泽东早期“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到晚期的“鲲鹏展翅，九万里……”，明显受《逍遥游》的影响。最后指出：“毛诗在思想美、阳刚美、意境美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庄子美学思想的影响。他批判地继承了庄子美学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并加以改造和发展，创造性地运用于自己的诗词创作中。”在探讨毛泽东诗词与传统文化思想方面，该篇文章是相当严谨、深刻的。此外刘高潮的《不拘一格、推陈出新——谈毛泽东诗词的用典艺术》(《毛泽东思想研究》1989年第2期)，杜贤荣的《汪洋浩瀚，意蕴宏深——毛泽东诗词运用〈庄子〉典故意义试析》(《毛泽东思想研究》1990年第1期)，都是从用典方面作为突破口来谈毛泽东诗词是如何继承和革新传统文化精华的。如后者称，在正式发表的50首毛诗中，引用过《庄子》典故的就有7首13处。对《庄子》的运用，贯穿其诗词创作的全过程。毛诗这种用典的专一，是其思想与艺术创作上强调“自由”的结果，这正是浪漫主义的实质。王臻中的《诗卷长留，诗史增辉》一文，也专设“对传统精华创造性的继承革新”一节，从“运用比喻，象征等习惯手法的不落俗套”、“巧妙采集神话传奇，并借以构筑独辟蹊径的艺术图像，从而出神入化地抒写独特情态”以及“用典而不为典所用，遵循格律而不受其束缚，从而别开生面地遣词命意，创造独特意境”等三个方面，谈毛诗对传统文化继承革新的具体表现。全面而深刻。

　　此外，一些研究者还从新的角度，运用新的方法尝试毛诗研究，如杨先农的《狂飙为我从天落——毛泽东诗词激进美学因素刍议》(《毛泽东思想研究》1989年第2期)，从毛泽东斗争的性格，论述了毛诗中的激进美学色彩。杨文认为，毛泽东的诗词创作比他的政治军事著作、文件、信件更鲜明地、更形象地体现毛泽东处世哲学和飘然欲仙的浪漫主义态度，包含着扣人心弦的激进美学色彩。为什么呢?在毛泽东看来，美是一种欢乐，而欢乐的内涵就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斗争就是欢乐，就是美。这种“斗争的美”充溢于诗词之中，“一扫中国传统诗坛那种隐忍不发的阴霾，把斗争的狂想激情倾注在每一首作品中，体现出作者桀骜不驯、藐视险恶、随时准备向环境挑战的大无畏气概”。当然，作者所说的毛泽东的“斗争性格”，对其诗词创作影响到什么程度，尚有待于具体的探讨。

　　还要值得提及的是，在90年代初期毛泽东著作大型工具书的出版热潮中，毛泽东诗词己作为辞条进入这些辞典中。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的360万字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著作大辞典》，长春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的1140万字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著作大辞典》(皆为高狄主编)，两本辞典都收入了公开发表的毛泽东50首诗词，每首作为一个辞条，包括原文、写作背景、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的内容，规模在800字左右。而由中国国际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大辞典》(袁竞主编，286万字)，不仅把50首诗词逐个列为辞条，而且还对建国后的毛泽东诗词选本、外文译本和研究成果作了简略的介绍。毛泽东诗词进入大型工具书，从一个侧面表明，毛泽东诗词的普及工作在90年代正走向深入。

　　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关毛泽东佚诗及相关背景材料的发掘，也取得了重大收获。毛泽东作为一个卓越的诗人，生平写下来的诗词决不止于现在公开发表的50首。近年来，一些出版物上陆续披露了一些毛泽东的佚诗。1988年4月10日，《中国青年报》披露了毛泽东1909年写的《咏蛙》一诗：“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该诗系迄今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一首改写他人的诗作。而《虞美人》一词的公开发表，则揭开了一个历史之谜。1957年1月，毛泽东的18首诗词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李淑一读后分外激动，遂想起毛泽东早年与杨开慧恋爱时，曾赠给杨一首《虞美人》词，当时杨开慧极为兴奋，曾拿这首词给李淑一看，说毛泽东非常爱她。可惜，几十年过去了，李淑一只记得开头两句，下面的全忘了。于是，她写信给毛泽东，要求主席将《虞美人》原词抄给她，但毛泽东回信说，“开慧所述的那首不好，不要写了吧”。另赠一首《蝶恋花》。三十多年过后，1989年9月19日的《湖南广播电视报》终于将《虞美人》词公布出来了：“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晓来百念皆灰烬，倦极身无凭。一勾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这首词大有助于人们认识青年毛泽东的情感世界，比《贺新郎》词要早得多。此外，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期作的《悼易昌陶》(五古)，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的《毛泽东早期文稿》作了收录。稍后，易孟醇在1991年1期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上，发表了《毛泽东的早期一首古风简析》一文，对这首五古作了扼要的分析。1990年11月号的《八小时以外》杂志上，刊登了秦晓鹰的《情满天地间——毛泽东秘书林克访谈录》一文，其中谈到了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游览时随口吟的两首诗。一首是《登北高峰有感》：“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热来寻扇子，冷去对美人。一片飘飘下，欢迎有晚莺。”另一首早已流传的《看山》：“翻身跃入七人房(指汽车——笔者注)，回首峰峦入莽苍。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另外，1991年9月21日的《周末》报上，刊登了陈安吉的《毛泽东的一首佚诗——题〈中国妇女〉之出版》一文，认为毛泽东1939年6月1日为延安出版的《中国妇女》杂志的题词：“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到之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竟成。有妇人焉，如旱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应当看成是四言诗。1990年，香港昆仑制作公司出版了刘济昆编的《毛泽东诗词全集》，该书收有毛泽东诗词59首(包括《祭母文》)，其中没有公开发表的是8首：《咏蛙》(1909年作)、《挽易昌陶》(1915年作)、《虞美人·赠杨开慧》(1920年作)、《挽戴安澜将军》(1942年5月作)、《七绝·仿陆放翁》(1958年12月21日作)、《卜算子·悼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1965年12月作)、《无题》(1973年春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1973年8月5日作)。其中有些诗作，在“文革”期间曾广泛传抄，只不过没有收入有关集子罢了。1991年，刘济昆在所编的《中共巨头诗词选》中，又收入了毛泽东在1959年、1961年作的两首佚诗《读报有感》。这样综合起来看，目前已经发掘出来的没有公开发表、尚待考证的毛泽东诗词已有10余首。当然，如何引导人们去正确理解这10余首诗词，是研究者们近期的重要任务之一。

　　在“毛泽东诗词研究”的学科建设方面，研究者们为了加强整体研究，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这几年还把“毛泽东诗词研究之研究”的工作作了重大推进。其中，刘汉民的《毛泽东诗词研究概述》(《社会科学动态》1991年第1期)和毛代胜的《毛泽东诗词研究概述》(《求索》1991年第5期)，是这方面的力作。刘文篇幅不长，但概括性较强，认为从1957年到1990年，毛泽东诗词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文革”前十年，“文革”时期，近十多年。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对各篇诗词作注释与评析;第二个阶段是严重歪曲时期;第三个阶段则是开拓与提高时期，表现为对毛泽东诗词的注释更为丰富、准确，整体性研究和审美探奥的加强。后者篇幅稍长，把国内四十余年来有关毛泽东诗词学习、研究情况，分为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阶段进行具体的描述。对前一阶段，该文着重回顾了《沁园春·雪》产生的影响。对后一阶段，作者又分为三个时期论述：1.建国后17年时期(1950—1966)，这一时期的研究有四个特点：①赏析性的文章占相当大的比重。②出现了一批综合性研究论文。③出版了几种毛泽东诗词研究专著。④关于毛泽东诗词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开始得到重视。2.“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研究工作的突出特点是全国高校毛泽东诗词注释或讲解本雨后春笋般涌现。3.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时期(1976—1991)。这一时期的毛泽东诗词研究，基本上排除了“左”和“右”的干扰，突破了以往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禁锢，又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轨道。这两篇文章，对于从事毛泽东诗词研究的人来说，不仅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有较大的认识价值，即不忘过去的教训，用科学、求实的态度从事毛泽东诗词的研究。

　　综合起来看，这十多年的毛泽东诗词研究，取得的成果是相当喜人的。尽管没有像过去那样热，但绝大多数的研究者们是把毛泽东诗词当作“诗”来看的，不忘艺术的本体特征，运用综合、系统的手法进行研究，因而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深化和拓展，得出的结论也就令人信服。从整个毛泽东诗词研究的历史来察看，这一时期是最值得大书特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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