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之《枪炮 病菌与钢铁》读后感

　　二、为什么是欧亚大陆?

　　为什么1500年之后，是欧亚大陆的人去美洲、非洲、大洋州扩张和殖民，而不是相反?新月沃地和中国这人类文明的两个重大源头都在欧亚大陆，这不假。但是这个源头出现的文明之泉为什么是向这里而不是那里流淌?新月沃地距离非洲如此之近，它的文明之光为什么没有传播到黑非洲呢?仅仅是撒哈拉沙漠的阻隔吗?

　　《全球通史》中说“与世隔绝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在文化上是所有主要民族中最易受到遏制的民族;其次是新大陆的美洲印第安人;再次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黑人;最后是——最少受遏制，进步最大的——欧洲大陆各民族”，并以此解释各地的文化水平差异。《枪》则更进一步，说出了这种“与世隔绝”除了交通不便利之外的另一个因素：经纬度。

　　从世界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世界各大陆比较起来，欧亚大陆跨越的经度首屈一指。美洲、非洲、大洋州均望尘莫及。所以可以说欧亚大陆是一块东西轴向的大陆。而非洲、美洲跨越的纬度要远远超过其跨越的经度。它们可以说是南北轴向的大陆。大洋州情况特殊，暂时按下不表。

　　同一个纬度下的环境和气候通常比较接近。而同一个经度则更可能大不相同。因此一般来说，原始人类迁徙的方向更倾向于在同纬度上进行跨经度的横向迁徙。东西轴向的欧亚大陆的原始居民是幸运的。他们可以东西横向迁徙很远而遭遇的气候变化可能不大。欧亚大陆给他们提供了长途旅行的便利。但是对于非洲和美洲的原住民来说就不行了。因为非洲和美洲跨越的经度窄，这些原始人迁徙的范围就远不如他们在欧亚大陆的同胞。所以说美洲的印第安人其实人数并不算太少，理论上是可以形成较大范围的深入交流和学习的。可惜纵向的美洲大陆给他们的交流产生的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如果在美洲只能进行横向交流的话，交流面就狭窄得多了。

　　如此一来，欧亚大陆的居民不但有条件产生最早的农业、畜牧业，率先做到了人口数量的激增。又随着人口数量的激增，发展出了复杂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然后，又能借助欧亚大陆各地居民的横向交流把各种文化成果推广开去，让整个欧亚大陆的人口都随之增加。而人口的增加和牲畜的驯化加上相对方便的交往，又给欧亚大陆的人类带来一个既是灾难又是福音的因素：病菌。

　　人类历史上遭遇的众多传染病，有极大的一部分来自动物。人类驯化各种动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染上一些原本只有动物身上才有的病菌和病毒。到了后来我们可以发现，人类历史上杀伤力最强的那些传染病几乎全都是来自人类驯化的动物。黑死病、天花、白喉、梅毒等等。这些病菌病毒在欧亚大陆杀死了不计其数的人类成员，留下一批对它们的免疫力很强的幸存者。这是缺乏动物驯化的美洲和大洋洲人类的致命劣势。于是当西班牙人到达美洲时，他们带去了能在短期内大量消灭印第安人的传染病。这些病菌除了在印第安人之间打开杀戒之外，还从心理上粉碎了印第安人的抵抗意志。因为印第安人发现西班牙人不会染上他们染上的病。没有比这更让人沮丧的了。死于来自旧大陆病菌病毒的印第安人要远远超过死于刀剑枪炮者。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基因方面)的生存竞争。在这场生存竞争中，因为环境限制，在美洲浑浑噩噩生活了数千年而难有大发展的印第安人一败涂地。同样的事情也在大洋洲发生了。至此白人殖民者，这些新月沃地的传承者就可以自豪地唱道：再过几千年，我们来相会，光荣属于我们欧亚大陆的新一辈～

　　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旧大陆死于这些病菌的人口显然要远远超过后来几百年中新大陆死于相同原因的人数。但是塞翁失马的旧大陆人类却在付出重大代价后得到了免疫力，从而在最终的生存竞争中一劳永逸地战胜了新大陆的人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明年到谁家……

　　三、为什么是欧洲?

　　解决了欧亚大陆的问题，接下来最后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是欧洲人到亚洲殖民，而不是反过来?尤其是对于中国等文明古国，为什么在后来会被起步晚的欧洲赶上并超越?在这个问题上，主要可以采用我过去的思考结果(对这个问题我思考得比较多)，以《枪》中的材料和分析为辅。不过《枪》中的观点与我原先的结论有很多相合之处。

　　我认为，近代中国输在以下几点：孤立的地位、统一的帝国政权、早期的辉煌。

　　正如《全球通史》和《枪》中都提到的原因。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促进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地理上的隔绝将造成文化交流的障碍，从而导致文明发展的缓慢与落后。中国和欧洲之间间隔了长长的草原和沙漠带。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只有蒙古帝国在短期内使接连中国与欧洲的陆地通道保持足够畅通。其余时候中国成为东亚一个巨大的孤岛。这对于中国与欧洲交流是有相当阻碍作用的。但是为什么缺乏和中国的交流，欧洲却仍然能赶超中国呢?这就涉及后面几点。

　　统一的帝国政权给中国带来了利弊参半的结果。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生统一政权的国家和民族。一方面统一的政权有利于保持这个民族不轻易被外来势力征服。造成的另一个结果就是难以形成竞争，而且统治中国的集权统治者如果一个举措不当，很可能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和相当长的时间内抑制一个民族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创造力。“除了作出停止海外航行的决定外，中国的朝廷还作出停止其他一些活动的决定：放弃开发一种精巧的水力驱动的纺纱机，在14世纪从一场产业革命的边缘退了回来，在制造机械钟方面领先世界后又把它拆毁或几乎完全破坏了，以及在15世纪晚期以后不再发展机械装置和一般技术。统一的这些潜在的有害影响在现代中国又死灰复燃，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那种狂热，当时一个或几个领导入的决定就把全国的学校系统关闭了5年之久。”而在欧洲就不一样，哥伦布向西探索东方的计划在意大利得不到支持，在葡萄牙被拒绝，在法国被嘲笑，但是他最终可以在西班牙找到了对之感兴趣的人。而如果在中国，一旦皇帝没兴趣的话，无论是谁都找不到别人来支持第八次下西洋了。欧洲的分裂也导致小政权之间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不断竞争，并使得欧洲总体实力在竞争中提升。这又是统一的中国所欠缺的。(顺便说一下，谈到欧洲的竞争时戴蒙德和我在文化自然选择一文中一样引用了日本火器退化的例子，连表述都几乎一模一样，真叫人欣慰。该段文字附后，供参阅。)

　　早期的辉煌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心理负担。中国自公元前3世纪开始实际上就已经雄霸东亚。上千年来，中华帝国在东亚几乎始终处于谁与争锋的地位。只有蒙古高原若干昙花一现的草原帝国偶尔能对它说一句“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即使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那几年中，欧洲观察家仍然发现“世界上找不到一个实际苦难和贫穷少于中国的国家。”([美]墨菲 著，黄磷 译：《亚洲史》，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5年3月版，第12章第2节“繁荣和人口增长”)。曾经的辉煌让人迷恋过去的经验，从而难以适应新的变化。“中国人习惯于领导世界已长达2000年甚至更久，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及如何对外部世界恰如其分做出反应的看法不可能很快改变”(同上书，第15章第1节“衰退中的中国”)。造就曾经辉煌的原因，一部分源于上述原因导致的起步早，一部分则源于刚刚提到的统一的帝国政权。于是又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欧洲的传统是分裂，而中国的传统是统一呢?

　　对这个问题，过去的研究者已经有过很多解释。其中目前在中国比较走俏的解释是治水论。即东方的大河环境常常需要建设大型的水利工程才能避免洪水泛滥并同时保护农业生产。而大型的水利工程建设需要统一的指挥。于是很早就产生了所谓“东方专制”。此说在早些年由马科斯•韦伯、卡尔•马克思开创，近有魏特夫加上黄仁宇弘扬，故在我国甚嚣尘上。但我一直怀疑其中的逻辑。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比较大的，足够进行大型水利工程的政治实体要形成，需要很长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中，显然尚不存在必须的大型水利工程，那这段时间我们的祖先是怎么活过来的?难道他们暴霜露斩荆棘茹毛饮血忍饥挨饿数百年，就为了等待一个大帝国的诞生?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祖先可能不如我们聪明，但是他们应该也不至于笨到那种程度。后来在钱穆先生的书上从观点到史料都说明中国的水患出现得很晚，除去大禹治水的神话以外，最早记载黄河水灾的记录是在进入春秋之后上百年了。而西周的政权架构，以欧洲人的标准来看已经算得上是专制集权(在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已经把商朝都算作专制政权了)。也就是说，钱穆先生证明了中国的水患出现在集权之后。通过时间顺序在事实上的颠倒驳倒了治水论，使我对治水论的怀疑比猜测高了一个档次。

　　《枪》中提到了治水论，用同样的理由进行了反驳。它用比钱穆先生更加坚定甚至露出一点轻蔑的口气说：“详尽的考古研究表明，复杂的灌溉系统并不是同权力集中的政府机构一起出现，而是在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到来的。就是说，先是由于某种原因出现了政治集权，然后才有可能建设复杂的灌溉系统。在世界上的这些地区，在政治集权之前发生的至关重要的发展，没有一个是同江河流域或复杂的灌溉系统有任何联系。”

　　关于中国统一早的原因，我在本科的毕业论文中提到过自己的设想。大河环境对于尚须迁徙进行刀耕火种的农业民族来说是个不可多得的天然迁徙场。农业技术不发达时，农民为了始终在具备足够肥力的土地上耕种而不得不进行迁徙。对于居住在大河边上(而且是东西走向的大河，沿河纬度变化不大，气候也就相近一些)的农民来说，为了确保耕作所需的水源，最保险的迁徙方向就是沿河而动。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夏商周时期的对外征伐大部分是沿着黄河进行的。这样一来沿河迁徙的各个农业族群就会有较多的机会进行交流——无论是文的方式还是武的方式。另外，大河还提供了便捷的水运环境，使沿河各地的交流更加便利。这在今天温州瓯江沿岸语言接近程度甚于山区这一现象来看也可以说明。所以一句话，大河环境造造成了沿河原始农业民族频繁的文化交流与武装兼并，这使大河沿岸较早出现大规模人类集体的几率要高于其他环境。而如前所述的原因，大规模人类群体需要更复杂的政治结构进行管理。于是最早的集权国家就容易在那里出现。而如西方的希腊、罗马，因为是人口较少的城邦，尚存在实施民主制的可能。但在通讯条件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一旦人口剧增到一定程度，就也不可避免地要走向专制帝国的道路。

　　说句题外话，《枪》以人口多寡为标准将古代社会的人类集体进行了分类，，从人口少到人口多依次称为：族群、部落、酋长管辖地和国家。“族群有几十个人，部落有几百个人，酋长管辖地有几千人到几万人，而国家一般都要超过5万人”。人口越多则社会管理结构越复杂。当然复杂的并不一定是更好的。复杂的无法适用于人口少的群体，简单的则对付不了人口多的群体。这倒是让我想到为什么汉族能一次又一次把南下的少数民族给“同化”，而不是相反。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汉族人口多，自然要采取比较复杂的管理模式。少数民族本来因为人口少，采用的就是比较简单的管理模式。如今少数民族南下到汉族的人口海洋中来，要想统治那么多的人口，自然不得不改用汉族复杂的管理模式。我想这应该是汉族同化胡人能力强的一个重要原因。

　　言归正传。在中国为什么那么早出现统一国家的问题上，《枪》的观点与我原先的设想基本一致。不过它的看法让我得到了补充。《枪》中做出的解释是欧洲支离破碎的地形地貌天然地将土地划分开来，形成众多能够独立发展文化的岛屿和半岛。这点换成我的说法也就是欧洲的地形不像中国那么适合古人频繁地进行或文或武的交流，但是原因解释得更具体了。《枪》中的这段论述很精彩，附文后，供参阅。

　　总而言之，为什么是欧洲?因为欧洲传统的分裂。而且分裂的同时又在距离和纬度上接近新月沃地，使得虽然交通不甚便利却不至于与世隔绝。欧洲受到了新月沃地文明的影响，又因为分裂而保持了整体的竞争力。所以尽管起步晚却能后来居上。中国起步早，人口多，帝国强，故周边鲜有竞争对手，这造成了中国两千年在东亚的绝对辉煌。绝对的辉煌加上中亚的阻隔，使中国得不到竞争的压力，还让中国留下了傲慢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终于被欧洲赶超，并且在被赶超之后又花了很大代价才低下高贵的头开始犹豫着向西方学习。

　　以上便是我把《枪》的主体观点和自己原先的认识结合起来以后，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基本解释。《枪》的魅力在于把知识连成了串，一下子让我想通了很多问题。此外很多观点又与我原先设想的一致，更增添了它给我的亲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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