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原文|赏析|鉴赏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原文|赏析|鉴赏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故申、吕自岳降，傅说为列星，古今所传，不可诬也。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忘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盖尝论天人之辨： 以谓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之于朝廷之上。盖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庙在刺史公堂之后，民以出入为艰。前守欲请诸朝作新庙，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涤来守是邦。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民既悦服，则出令曰：“愿新公庙者，听。”民欢趋之，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庙成。

　　或曰：“公去国万里而谪于潮，不能一岁而归，没而有知，其不眷恋于潮也审矣。”轼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独信之深，思之至，焄蒿凄怆，若或见之。譬如凿井得泉，而曰水专在是，岂理也哉!”

　　元丰七年，诏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韩文公之庙。”潮人请书其事于石，因为作诗以遗之，使歌以祀公。其词曰：

　　公昔骑龙白云乡，

　　手抉云汉分天章。

　　天孙为织云锦裳。

　　飘然乘风来帝旁，

　　下与浊世扫秕糠。

　　西游咸池略扶桑，

　　草木衣被昭回光。

　　追逐李、杜参翱翔，

　　汗流籍、湜走且僵，

　　灭没倒景不可望。

　　作书诋佛讥君王，

　　要观南海窥衡湘，

　　历舜九疑吊英皇。

　　祝融先驱海若藏，

　　约束鲛鳄如驱羊。

　　钧天无人帝悲伤，

　　讴吟下招遣巫阳。

　　犦牲鸡卜羞我觞，

　　于粲荔丹与蕉黄。

　　公不少留我涕滂，

　　翩然被发下大荒。

　　宋哲宗元祐七年 (1092)，潮州 (今广东潮安县) 知州王涤在重新修建潮州韩愈庙后，请苏轼为之撰写庙碑文。不久，苏轼就把手书碑样寄给王涤，这就是著名的《潮州韩文公庙碑》。

　　韩愈是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和散文大师。他和柳宗元一起，共同领导了唐代古文运动。他们在“复古”的旗帜下，继承和发扬先秦散文的优良传统，建立了一种内容充实丰富、语言新颖独创、文气通晓流畅的散体“古文”，一扫六朝骈文的形式主义和浮丽藻饰的文风。唐代古文运动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前驱。但韩柳领导的古文运动，在他们的继承者手里，逐渐偏离了原来正确的方向。宋初，骈文重新占了上风，“西崑派”雕章丽句，统治文坛达三十多年。欧阳修领导了宋代新的古文运动，成为北宋文坛的领袖。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他的散文艺术的成熟及他在散文史上地位的确立，标志着唐代就已经开始的古文运动的胜利完成。从此，散体古文的统治地位牢不可破，其遗风余响一直到清末，白话文起，古文退出历史舞台为止。由此可见，由古文运动的胜利完成者苏轼来评价古文运动的开山始祖韩愈的贡献，其意义非比寻常。

　　在这篇文章中，苏轼首先高度评价了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赞颂了韩愈兴衰继绝、匡正文风的历史功绩。他说：“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寥寥数语概括了韩愈以前七百年间儒学和文学的兴衰存亡，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这种历史局面，虽然历唐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并有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太宗、玄宗时期的贤相的辅治，仍然扭转不了其衰颓之势。这种把韩愈的作用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的做法，显示了作者独到的眼力。有唐一代，政治上海清河晏、经济上国力强盛，但绮靡之风弥漫文坛，正是在这时，天降大任于斯人，韩愈应运而生。他“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韩愈的古文运动理论第一强调文道统一，“文以载道”;第二提出“惟陈言之务去”，主张文学创新;第三认为文章是作家思想对现实生活的反映，“物不平则鸣”。他的创作实践以其磅礴的气势、汪洋恣肆的风格和精湛的写作技巧从根本上动摇了骈文一统天下的地位。所以苏轼认为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他的文章把衰败八代之久的文风加以振作;他的文学理论把天下人从沉论中予以拯救，这难道不是赞助天地化育，关系国家盛衰，浩然而永存的刚正之气吗?把韩愈的功绩说成是“参天地、关盛衰”的高度，在这里，苏轼予以韩愈前所未有的评价，并且以反问的句式加以强调，表达了作者对韩愈的高度敬仰。

　　韩愈虽然居功至伟，但其一生历经宦海沉浮，屡遭磨难。韩愈到潮州，正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例证。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宪宗李纯派人迎“佛骨”入宫，长安一时轰动，引起宗教狂潮，韩愈上《论佛骨表》极谏，引起宪宗大怒，命几不保，幸得朝臣挽救，免死，官贬潮州(今广东潮安县)。赴潮州途中写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苍凉悲愤之诗。苏轼对韩愈的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并且肯定了韩愈不屈节从人的高尚节操。苏轼认为天道、人事有所不同，韩愈坎坷的经历说明他能够顺应天道，为民除害，而不会应付人事，趋炎附势。韩愈的精诚能够感天动地，让弥漫在衡山的阴云散开，能够驯服鳄鱼，使其不危害百姓; 但是，他却不能使宪宗不受佛教的蛊惑，也不能让自己免受皇甫镈、李逢吉之流群小的谗害。“开衡山之云”指韩愈贞元十九年 (803) 上书反映关中旱情，被贬为阳山 (今广东连阳县) 县令。宪宗李纯即位，大赦天下，韩愈改官江陵府 (今湖北江陵县) 法曹参军，北归途中游衡山时，正逢秋雨连绵，阴云密布。他默祷一番之后，忽然云开日出，得以纵目群山。韩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诗：“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能驯鳄鱼之暴”指韩愈到潮州，潮州百姓受害于鳄鱼，韩愈写《祭鳄鱼文》令鳄鱼迁走，据说文章写成的当晚，鳄鱼即在雷电中离去。韩愈在潮州不足一年，却能取信于南海未开化之民。“庙食百世”，但不能使自己在朝廷上安身立命，人道、天事竟是如此不同! 苏轼不禁盛叹道：“盖公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这种强烈的对比写照，既反映了韩愈感天动地的精诚之心，又鞭挞了宪宗的昏庸与群小的卑劣。褒贬之意寓于文中，感情色彩非常强烈。

　　文章的后半部分，介绍了韩愈在潮州创建文化教育事业的政绩和长远影响，以及当地百姓对他深切的怀念。虽然官贬潮州，但韩愈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潮州人民造福。当初，潮州人不懂得学习，韩愈派赵德去给他们当教师。从此，不仅学者们注重品德文化修养，而且这种文风普及到百姓。当地人民对韩愈的怀念之情也是非常深切的，文章选写了几件事：一是“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潮州百姓对韩愈的信仰奉若神明。二是朝散郎王涤到这里做太守，“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结果“民既悦服”，王涤提议重修韩愈庙，“民欢趋之……期年而庙成。”写出了潮州百姓以韩愈为标准来评价官吏的贤愚，以及重修韩愈庙深得人心。三是通过对话反映出虽然韩愈离潮已久，而潮州百姓对他的思念未尝稍减：“思之至，焄蒿凄怆，若或见之。”通过以上三个事例，说明韩愈虽然在潮州时间短暂，但却深受潮州百姓的爱戴和敬仰。

　　文章最后说，潮州人请我把韩愈的事迹写成碑文，勒石铭文，我又作了一首诗送给他们，让他们歌唱着祭祀韩文公。苏轼此时把他所要说的已经说了，但仍然感到意犹未尽，于是作歌曰：“公昔乘龙白云乡，手抉云汉分天章……”最后两句“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发下大荒。”潮州百姓对韩愈的缅怀之情已经化作苏轼对韩愈的无限景慕与追思了。

　　《潮州韩文公庙碑》是苏轼的应命之作，虽属奉命撰文，实为有感而发。苏轼一生很少写碑传之类的应酬文字，如他自己所说：“平生不为行状碑传。”但苏轼对韩愈的道德文章极为推崇;苏轼与韩愈的创作也有相通之处，后世有“韩潮苏海”之称; 苏轼与欧阳修领导的北宋古文运动以韩愈为宗师;当时苏轼因“乌台诗案”官贬黄州，与韩愈坎坷经历彼此仿佛;这一切，使苏轼欣然命笔，写成这篇声情并茂传之后世的碑志体散文。文章中所写的韩愈，是苏轼心目中的韩愈，在一定意义上，写韩愈就是写苏轼自己。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有很强的感染力，是苏轼文章中脍灸人口的优秀作品之一，是历代碑文中别具一格的佳作。它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文章写得气势磅礴，感情充沛。苏轼对韩愈的生平业绩相当熟悉，但如何写好这篇文章，却使他颇感踌躇。相传他“不得一起头，行起数十遍，忽得此两句。”文章起首没有介绍韩愈生平行状，而是不拘一格，用“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这两句精警奇险之句运领全篇，如奇峰突起，出手不凡。然后议论英发，雄辩滔滔，用“申、吕自岳降，傅说为列星”引孟子语录，纵谈天下浩然之气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这浩然之气不借形体而自立，不仗外力而运行，不靠生命而存在，不随死亡而消逝。“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这两组排此，如江河横流，不可遏止。然后才笔锋顿转，从历史的兴衰中引出韩愈。文章的首段议论纵横捭阖，明写先贤的生死踪迹，暗写韩愈是参天地、关盛衰、生有来，死有为的非凡哲圣，可与先贤比肩为伍。文章用语精警新奇，振聋发聩。象“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论人至此，评价之高，堪称响遏行云。如此宏大气势，一是由于韩愈的丰功伟绩，二是得力于苏轼的如椽巨笔，可以说，非韩愈不能当，非苏轼不能为。

　　第二，文章旁征博引，丰富了作品的内涵。“申、吕自岳降，傅说为列星”，申伯是周宣王功臣，吕侯辅辕穆王有德，据传他们降生时有山岳降神的吉兆，预示他们是周王室的屏障;傅说是商王武丁的宰相，传他死后升天，化为列星，这是取自传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引自孔孟语录。“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前指韩愈上《论佛骨表》，认为迎佛骨是“伤风败俗、传笑四方”的举动，并援引史实说信佛的皇帝都要短命，因而触怒宪宗;后指唐穆宗长庆年间王廷凑叛乱，韩愈以兵部侍郎身份去宣慰叛军，面对全副武装的叛军，韩愈引述当朝史实，说明反叛朝廷的人都没有好下场。王廷凑怕部下为韩愈说动，答应结束叛乱。以上，俱有文字材料可证，说明苏轼对韩愈事迹知之甚详，烂熟于胸，故能在写作上起到以一当十的作用。

　　第三，文章格式自然多变，手法生动灵话，不拘旧套。第一至三段全是议论，但又各自不同。第一段骈散相间，第二段以散体为主，第三段几乎全是骈体。第四、五两段是叙述，但一段以直叙写出，一段以对话写出。最后两段，情生于心而发于歌咏。文中有议论、有叙述、有对答、有引文、有诗歌，以第三人称为主，也间有第一人称。文章中比喻形象生动，对韩愈“其不眷恋于潮也审矣”的说法，苏轼以第一人称为之辩：“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譬如凿井得泉，而曰水专在是，岂理也哉”，以水作喻，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第四，文章奇峰迭起，富于浪漫色彩。“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等句，是议论奇。“申、吕自岳降，傅说为列星”古代良臣降生时发生异兆，死后化为星岳，使文章的议论奇气横生。“能开衡山之云”，“能驯鳄鱼之暴”，是叙事奇。韩愈能得天道而不得于人事，苏轼写韩愈的精诚能感天动地，驯服鳄鱼，将此类传说写得似真似神，这些笔墨使文章富有奇气，增添了韩愈的神奇风致。最后是文章结尾的诗歌写得奇，歌词写韩愈飘然乘风来自天帝身旁，下凡为浊世扫除文章批糠，追随李白、杜甫和他们比翼翱翔，张籍、皇甫湜汗流浃背追也追不上。天宫无人辅佑，天帝悲伤。派遣神巫唱着神曲招请他的神灵。诗歌天上人间，神游万里，极富浪漫气息，肯定了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歌颂了韩愈不朽的业绩。

　　有人认为文章有神化韩愈之嫌，其实这是作者故作惊世骇俗之论，不能以此循名责实，苛责于苏轼。文章虽有褒誉过当之处，但文章风格雄浑、姿态万千，十分生动感人。宋洪迈说： 刘梦得、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碑一出，而众说尽废。”(《容斋随笔》卷八) 对苏轼文章给予了很高评价，这是精当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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