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南行前集》叙》原文|赏析|鉴赏

　　苏轼《《南行前集》叙》原文|赏析|鉴赏

　　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岁，侍行适楚，舟中无事，博奕饮酒，非所以为闺门之欢。而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盖家君之作，与弟辙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谓之《南行集》。将以识一时之事，为他日之所寻绎，且以为得于谈笑之间，而非勉强所为之文也。

　　时十二月八日。江陵驿书。

　　《南行前集》叙，一名《江行唱和集》叙，是苏轼青年时期首次发表的关于诗文创作的概括性见解。“南行”或“江行”，指从四川到江陵这条水上路线。嘉祐四年(1059)，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从家乡四川眉山再次赴京，“自蜀至楚，舟行六十日”，就沿途闻见，创作诗文一百篇，即斯序所道：“盖家君之作，与弟之文皆在……谓之《南行集》。”此集收录苏轼诗作四十首，由于嘉祐四年出蜀前的《咏怪石》、《送宋君用游辇下》两诗，被疑为伪作，因此，《南行集》中的作品当是苏轼现存集子中最早的一批作品。

　　从《12南行前集>叙》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只有24岁的东坡深刻而又成熟的文学思想。

　　“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这是本篇的中心论点。文学作品寓理于情，抽象的理通过具体的、充沛的感情表达出来。如果缺乏一股一发而不能遏止的激情，作品便不可能产生强有力的艺术效果。工，指工巧，引申为出色，这一动人之处，实在是不以作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屈原因忧愁怨思至深乃作《离骚》; 司马迁“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在身心遭受极度痛苦的折磨中而完成辉煌的巨著《史记》。王充《论衡·超奇》有云：“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精诚由中”便是“不能不为之为工”的前提，思深而语壮，情切则辞达，苏轼是深知为情造文的堂奥的。不特前人的成功之作与符合艺术规律的见解给予苏轼巨大的影响，而且家君苏洵对他的教育、启发，使东坡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进一步的总结。《嘉祐集》卷十四《仲兄字文甫说》写道：“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 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此天下之至文也。”又说：“昔者君子之处于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则天下以为贤; 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则天下以为口实。”可以看出苏洵的“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与苏轼的“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的血缘关系。“不得已而功成”，“不得已而言出”正是“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的出处。然而苏洵只是说明了不能为作文而作文的道理，“天下之至文”只是“无意乎相求，不期相遭”的灵感所来。而苏轼的话则更为明确，“已亥之岁，侍行适楚。舟中无事，博奕饮酒，非所以为闺门之欢。而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在这里既强调了为文要有兴会灵感，作者宜避免搜索枯肠、向壁虚造，要到胸中富有积蓄、不吐不快时，才可秉笔; 又指出好文章直接来自现实生活，激情和灵感须从“耳目之所接”的审美感兴中自然地升华出来。只要外界事物“有触于中”，就是“不能不为之为工”，就是“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 只要有真情实感，就不是为文而文。苏轼把文学当作因观实生活而引发的思想感情的表达。与理学家、政治家的文学载道明理说划清了界线，这便导致在艺术风格上对自然、平易文风的追求。

　　“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郁勃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这里苏轼以山川的云雾，草木的花果为例，说明它们在内部充满生机，所以在外部也有相应的反映;想要没有这种反映，是不可能的。比喻作家由客观现实而产生的强烈感受，应该“有所不能自已”地自然流露出来。苏轼一生的文章，确确实实地做到了这一点。他笔力纵横，挥洒自如，轻快流丽，舒卷随心，极少斧凿的痕迹，他称赞谢民师的作品“大略如行云流水”，其实正符合他本人自然平易的文风特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写文章如果脱离生活，生硬造作，那么，即使有一点文字底子、写作技术，也必然写不出富有真情实感的好文章。作家只有“充满郁勃”于内，才有可能“如行云流水”于外，苏轼把追求行文的自然和有激而抒、有感而发的“不能不为之为工”结合起来论述，既强调了真情实感的源泉，又强调了真情实感的结果，这就是四十多年后，他在《答谢民师书》中所总结的“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崇尚自然的文艺思想，最早发轫于老庄。在诗歌领域较为明确提出来的是钟嵘。钟嵘主张“直寻”，主张“自然英旨”，主张“真美”。但是，作为一种普遍的审美理想，在创作中广泛地为诗人们所共同追求，则是盛唐时期的事情。李白激赏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岑参讴歌的“清水一片光照人”的自然美，都为盛唐时期大量的文学作品的实际所证实。遗憾的是钟嵘没有创作成就，李白等人又不是理论家。到了北宋，理学家以文为载道之器，窒息作家的性灵。程颐就说：“圣贤之言，不得已也。盖有是言则是理明，无是言则天下之理有阙焉。”这就把一般的抒情言志之作定为害道之文的论据。就连早于苏轼的文坛盟主欧阳修也重道轻文，认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苏轼则继承了自老庄以来崇尚自然的美学传统，强调文学是抒发生活感受的，它来源于客观现实所引发的激情和灵感。它是从胸臆中不能自已而出的浑然天成的东西，“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值得注意的是，《12南行前集>叙》是苏轼创作生涯刚刚开始时撰就的。自此，东坡先生便以作家兼文论家的身份出现在北宋文坛上。而他揭橥的文学“不能不为之为工”的理论旗帜，指导着他一生的创作实践。这一符合艺术规律的见解，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文章学的角度讲，《〈南行前集〉叙》也是一篇优秀的论说文。文章紧扣“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的主题，层层论证。先以充满勃郁的山川草木形象地说明之;次以家君论文作为旁证;再以侍行适楚的所见所闻，从正面揭示“不能不为之为工”的道理;最后以“得于谈笑之间，而非勉强所为之文也”回扣主旨。论述极有逻辑层次，文字简约、自然，而思理全出，堪称古代序文之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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