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教战守》原文|赏析|鉴赏

　　苏轼《教战守》原文|赏析|鉴赏

　　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 在于知安而不知

　　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习武，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消耗钝眊，痿蹶而不复振。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

　　盖尝试论之：天下之势，比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此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是故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

　　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 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 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然议事者必以无故而动民，又挠以军法，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而驱之战。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恐，然孰与夫一旦危哉?

　　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者，何故，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则固以破其奸谋，而折骄气。利害之际，岂不亦甚明欤?

　　《教战守》是苏轼应宋仁宗制科考试时写的一篇文章，被收录在苏文“策别”类目中，苏轼共写《进策》二十五篇，《教战守》是其中的第五篇章。“教战守”即指教民能进攻能防守，具有战斗力，以应不时之患。苏轼此文是有感北宋时政而发，针对性很强。先天不足的北宋政权，一味奉行“守内虚外”的政策，对内统治者竭尽全力镇压人民，对外则妥协退让边塞空虚，将骄士惰，国势日危。面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苏轼忧心如焚，乃借制科考试之机，直言相告最高统治者，指出“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这是《教战守》一文的议论中心，为阐述这些安内攘外的主张，作者分四层加以论证。

　　首先，以古今相对比。先王居安思危，身处太平之日，仍不放松武备，目的唯在解一旦之危。外寇入侵，民因习于战阵，断不会惊奔窜。“后世”与先王背道而驰，天下太平即一味追求享乐而松驰战备，一旦国家临危，兵民惊骇万分，“不战而走”。苏轼笔下的“后世”，其实就是指宋仁宗当政之时。赞扬先王，本意在于阐明正确的措施，与“后世”不思危难，唯图享乐相比，哪个于国于民更有利，判然分明，从根本上否定了宋仁宗时期的错误政策。苏轼是识大体而又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对于那种“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的迂儒之见，表示坚决反对。作者举“安史之乱”为例，言词恳切地告诫当政者，勿重蹈惨痛的历史覆辙，不行战备，享乐无度将是极为危险的自我麻醉。文章起始的两段，苏轼谈古论今，强调的主旨，就是切勿“知安而不知危”。

　　第三段，通过王公贵人与农夫小民的对比，说明太平时期讲武的必要性。苏轼指出，农夫小民身处劣境，终岁勤苦，身体反而结实;生活优裕，保养周到的王公贵人，却身心日益微，体力日益衰，两相比较，发人深思。事实上，人生天地之间，无人能逃避疾病的侵袭。农夫小民迫于生活，常要“盛夏力作”和“穷冬暴露”，其“筋骨”日日与大自然相“冲犯”，其“肌肤”要天天与风雨相“浸渍”，环境艰苦使农夫小民练就了一副钢筋铁骨，因而“轻霜露而狎风雨”，具有防止疾病入侵的抵抗力。与农夫小民相对照，那些养尊处优的达官贵人“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结果“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正是这种无休止的沉缅于逸乐和安适的生活，致使他们丧失抵御疾病入侵的能力。苏轼这个形象生动的例子，正是仁宗统治时期北宋社会现状的写照，涵意深刻耐人寻味。它意在说明，承平日久，天下人易滋生懒惰、麻木和苟且偷安的思想和行动，一旦强敌入侵，人们定会惊慌溃乱，使国家陷入危难。士大夫们今不言兵，“以为生事扰民之风，渐不可长”，必将引致大祸临头而又无力为救。苏轼以忧国忧民之心，一针见血的言明了“能逸而不能劳”的危险性，言之切切，焦虑万分，忠悃之情溢于纸端。

　　第四段，苏轼进一步推出“变故无自而有”与“战者，必然之势”的对比。从北宋当时强敌压境的形势入手，说明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因此教民讲武刻不容缓。苏轼以无所畏惧的精神，对当政者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责朝廷“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同时告诫当政者“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断言战争必起，只不过有迟速不同罢了。从当时情况看，宋朝每年要向辽和西夏进贡大量的银、绢和茶叶，这无疑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然而，外敌欲壑难填，用卑躬屈节换来的和平，终归长久不了。苏轼以后几十年，终于暴发“靖康之变”。历史证明，苏轼当年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这一段，作者紧扣“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堪称有识之论。

　　第五段，在提出教民讲武的一系列措施的同时，作者批驳了所谓“无故动民”的反对意见，认为教民讲武，目的正是为了“安民”。苏轼深知士大夫们畏敌如虎“未尝言兵”的弊病，但偏偏就是这些人掌握着北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他们重文轻武，谈武色变，纵有教民习武的新法，又如何付诸实施呢?因此，苏轼在本段文章中再次强调，“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敦促士大夫们要知安知危、能逸能劳。与此同时，作者又谈到另外一层教民讲武的理由。为防五代以来军人专政，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来，重文轻武的局面逐渐形成，军队腐败，武备松驰，缺乏战斗力。到宋仁宗时，这种状况更趋严重。作为宋朝中央军的禁军，平时训练松懈，每日唯知游手好闲，专事嬉戏、经商。陕西路延边的骑兵，甚至不能披甲上马，地方军队更是一团糟，已完全失去战斗力，只能服些杂役。北宋军队害怕打仗，唯以欺压百姓为能事。苏轼说：“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确实道出了当时军队的积弊所在。这一段，苏轼提出“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确是警策之言。

　　以上数层，环环相扣，说理透辟，令人信服。苏轼此文切中时弊，很有远见，确系济世良言。

　　《教战守》是苏轼的名篇之一，时至今日，仍为人们所传诵，究其原因，首先是这篇论文阐明了一个历百代而不衰的真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居安思危，得荣思辱。大到一个国家的安危，小到个人的得失，概莫能外。“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一心追求和迷恋舒适安逸，总有一天要导致大难临头。无数历史事实证明，这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其次，苏轼这篇议论文，纵论古今，层次分明，巧设比喻，逻辑严密，说理透彻; 语言流畅，读来琅琅上口。遣词造句每有新意; 善用对比，且各具情态。排比句式形象有力，文章上下衔接自然，是一篇文、意具佳的优秀策论。

　　苏轼自幼从父而学，受过良好的教育。其父苏询长于策论，这无疑有助于苏轼对这种文体写作水平的提高，其母程氏知书达理，非常贤惠，更促进了他优秀品质的培养。他自小有志向，重气节，关心国家大事。以第二名中进士后，决心以身许国，因此，他敢于发表独立的见解，自称“言必当世之过”，即便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也一定要“以道对君，不可则止”。凡涉及国家大事，自己又有明确主张的，“皆欲酌古御今，有意乎济世之实用”。他这种“苟利于国，无不可言”的品质，深厚的文学修养，造就了他为文的磅礴气势，正所谓闳其中方能肆其外，苏轼在这方面确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本篇充分体现了苏轼策论的风格，全文一贯始终，充满着江河自上而下宣泄的强大气势，读后令人倍感精神振奋。

　　苏轼此文，自始至终，采用对比的方法展开议论。该文正反相形，破中有立，层层加以剖析，牢固地确立了中心论点，理足气盛，摇撼不动。苏轼抓住时人厚古薄今的特点，大谈先王的所谓惠政，使要论证的观点一下子拔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说服力强，而且也使观点稳固得无可辩驳。本篇中的比喻，以王公贵人与农夫小民设比“天下之势”最为精彩，仅此一举可得三效; 其一，能使读者加深对立论中心的体会理解; 其二，揭示了当时两极分化的社会现状，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论点的说服力; 其三，王公贵人与农夫小民对比写来，会使读者感到形象鲜明和突出，留下更深的心灵印记。

　　议论文章重在说理，但并不排斥抒情。事实表明，好的议论文，经常与抒情密切相关。《教战守》酌古御今，言当世之过，文中的某些句式和词语带有强烈的感情是很自然的事。如“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这一反诘句，内含对“王公贵人”强烈的不满和愤怒。文中根据不同情节，选用极为精确生动的词语。不仅形象地刻划了人和事，而且表达了作者鲜明的爱憎，带有浓郁的感情色彩。如“豢于游戏酒食之间”的“豢”，以及“兽奔鸟窜”，“乞为囚虏”，“轻霜露而狎风雨”，“缩颈而股栗”等，都贴切而又极耐人寻味。再如文中的“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其中的“必至”和“必然”两个词，表达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和态度。文中句式不拘一格，感情充沛处，往往以排比句增加气势和感染力。如“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造句整齐，读起来琅琅上口，同时也加强了读者对文意的理解和对养尊处优者的憎恶。《教战守》句式多变，或长或短，错落不一，但都富于节奏感，反复吟读，体味其中奥妙，确是一种艺术上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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