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六国论》原文|赏析|鉴赏

【导语】:

  苏轼《六国论》原文|赏析|鉴赏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何可

  苏轼《六国论》原文|赏析|鉴赏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何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豪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此皆奸民蠹国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犹鸟兽之有猛鸷,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以不察也。

  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能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抑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处之,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此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之密,然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世主不问也。岂惩秦之祸,以为爵禄不能尽縻天下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邪!

  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呜呼! 此其秦、汉之所及也哉!

  战国时代,诸侯攻伐、列国兼并,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动荡的时期,也是社会制度发生大变革的非常时期。秦国以关中一隅之地,对内厉行变法、奖励耕战,对外远交近攻、将六国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终于一统天下,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王朝。这一段历史,斗争激烈,有声有色,充满传奇色彩,充满戏剧性,一直吸引着后世的思想家、政治家与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从中引出历史的经验教训,总结出理论,策略,文学家从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写出洋洋洒洒的文章。从贾谊的《过秦论》、三苏的三篇《六国论》,一直到明清人的有关论文,可以看到这一段历史在思想界、文学界所唤起的持久而浓厚的兴趣。

  有趣的是,苏氏父子三人以《六国论》这同一个题目,写了三篇观点、角度、风格均不同的好文章。充分体现了苏门父传子继的创新精神。苏洵的《六国论》,抓住“赂秦”这一角度,分析六国破灭的原因,写得犀利老辣,笔力雄健,势如破竹。苏辙的《六国论》,着眼于“天下之势”,提出“夫秦之所以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而在韩、魏的观点。苏轼的这篇文章,虽不如父兄的文章那么气势恢宏、但也汪洋自如、独抒已见、自成一家。苏轼的《六国论》,围绕“养士”问题,分析“六国之所以久存,与秦之所以速亡”的原因。苏氏父子的三篇《六国论》虽然观点不同,风格互异,但都能道前人所未道,发前人所未发; 都是针对北宋王朝对内因循守旧,对外屈膝求和的形势,有所感而作。

  苏轼的这篇《六国论》带有鲜明的翻案色彩。历来的观点都是称赞战国时代的养士之风,信陵、春申、平原、孟尝四公子大蓄宾客,礼贤下士的种种故事,为历代的文人学子所津津乐道。我们打开中国文学史的巨大画卷,便会发现,著名的作家大多不能得志于当时。浏览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学作品,我们便会不时地听到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低沉喟叹。这就难怪后世的人们要对战国的养士之风大加赞美,对信陵君等人的礼贤下士称颂备至了。可是,苏轼却在文中提出,这些宾客都是误国害民的蛀虫,是国家不堪忍受的沉重负担。苏轼的《六国论》正是从此出发,去分析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朝之所以速亡的原因。

  全文有五个自然段,恰好组成议论的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用铺陈的手法,渲染战国时代养士风气之盛况。从谋夫说客到鸡鸣狗盗之徒,无不罗致。这是从人才的广泛而加以概括。接着又从地区来加以分别的罗述。说明各国都在大兴养士之风,都在加紧网罗各色人才。最后,又从时间上加以说明,指出这股养士之风,一直延续到秦、汉。以上大谈战国时的养士风气之盛,往下则从养士之多,列出养士之滥,引出“此皆奸民蠹国者”的结论。苏轼的这一结论虽然不无偏激之处,可是,也不是毫无根据的。王安石就曾经指出,孟尝君连鸡鸣狗盗之徒也要网罗,这就是真正的人才之所以不能招来的原因。从“此皆奸民蠹国者”这一前提出发,作者首先阐明两种可供选择的策略,一种是“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一种是“锄而尽去之”。显然前者才是可取的策略。这一段的结尾,提出“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乃在于养士与否的中心论点。从养士之风,到养士之滥,从养士之滥,到否定所养之士,最后提出秦国迅速败亡的原因在对养士的否定,这就是文章第一个层次的思维论证轨迹。

  文章的第二个层次与第一个层次的思路相反。不是从历史中引出议论,而是先发议论,再证以历史,边叙边议。夹叙夹记。作者首先把人才分成智、勇、辩、力四种类型,并进一步提出,安排好人才,给以优厚的待遇,使之安于其位,是统治能否巩固的关键。在这里,苏轼一反传统的角度,提出了一个人才的安排与政治安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传统的角度是从积极的方面看人才问题,讲人才难得,强调发现人才,合理使用、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可是,苏轼从消极方面看人才问题,讲统治的不安定也是因为人才。接着,作者历举自古以来笼络人才的各种制度,从“三代以上出于学”一直到隋唐以后的科举。最后,以六国为例,说明六国虽“虐用其民”,但是,他们把人才都养起来了,所以百姓要造反也没有领头的才智之士,这就是六国之所以久存的原因。用今天的眼光去看,苏轼的观点是很成问题的。秦朝的暴亡是因为农民起义,是秦朝的残暴统治引起的。苏轼心目中的人才,拘于统治者的狭隘的目光,陈胜、吴广不也是人才吗?时代的暴风雨必然会从千百万平民中,也就是从苏轼所说的“椎鲁无能为者”中推选出具有聪明才智的领袖人物来。苏轼是从封建士大夫的立场上,替统治者的长治久安设想。可是,人才问题虽不是国家兴亡的根本问题,但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苏轼提出的观点有一定道理。第二个层次,已经将养士与六国之所以久存之间的关系阐述清楚。中心论点的正面部分已经得到论证。于是,文章又转入反面的论证。

  第三个层次以秦朝的迅速灭亡为例,说明国家的安定与养士的关系。作者首先指出,秦始皇任法不任人,人才散归田亩。接着,又用一个生动的比喻,说明人才散落民间的严重后果:犹如“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第二、第三两个层次一正一反,有力地论证了国家的安定与否和养士之间关系。第三个层次仍然是从消极方面看人才问题,视人才为虎狼。秦始皇一味迷信刑法,无异于将人才都送到民间,这些人才后来成了反秦起义的骨干和领袖。

  第四个层次是前面正反论证的补充。以汉代的养士之风为例,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即便是在汉代文、景、武三代那样的盛世,“法令之密”,而人主依然允许诸侯与大臣大蓄宾客,原因就是为了安抚、羁縻天下的人才。

  以上四个层次,都是讲统治的权术,颇有法家、道家的气息。而正统的意识形态却是讲仁政、讲论理的孔孟之道。于是,第五个层次“曲终奏雅”,回到儒家的传统观点:“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即是说,讲权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必须从伦理教化入手,要用儒家学说去教育人,使君子学了就去实行仁政,百姓学了就服服贴贴、不会造反了。这种观点现在看来是很陈旧了,但就文章的写法来说,却将全文的境界又提高了一步。

  苏轼的《六国论》多援古例,旁征博引,才情丰赡,论议英发,放得开、收得拢,笔意纵横,较好地体现了苏轼史论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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