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泛颍》原文、鉴赏、赏析和解读

　　苏轼《泛颍》原文、鉴赏、赏析和解读

　　【原文】

　　我性喜临水，得颍意甚奇。

　　到官十来日，九日河之湄。

　　吏民喜相语：“使君老而痴。”

　　使君实不痴，流水有令姿。

　　绕郡十余里，不驶亦不迟。

　　上流直而清，下流曲而漪。

　　画船俯明镜，笑问“汝为谁?”

　　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

　　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

　　此岂水薄相，与我相娱嬉?

　　声色与臭味，颠倒炫小儿。

　　等是儿戏物，水中少磷缁。

　　赵陈两欧阳，同参天人师。

　　观妙各有得，共赋《泛颍》诗。

　　【鉴赏】

　　宋之颍州治所在今安徽阜阳。城临颍河。河亦即西湖。《清一统志》：“西湖在阜阳县西北三里，长十里，广二里。颍河合诸水汇流处也。”

　　苏轼于元祐六年(1091)八月来知州事。元祐初，司马光一派上台，尽废王安石新法。苏轼经过多年阅历，看到“新法”实效，认为“不可尽改”，不肯“唯温(司马光封温国公)是随”，因而又为司马光一派所排挤，由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出知颍州。当时便有人说：“内翰(翰林学士承旨的雅称)只消游湖中，便可以了郡事”(《王直方诗话》)。秦观也给苏轼寄诗说：“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将公事湖中了，见说官闲事亦无。”这首题为《泛颍》的诗，也就是写游湖的事。真的官闲无事吗?一方面，政简刑轻(即不去敲扑百姓，不去掠夺民财)，在封建社会中已算循吏;另一方面，当时，王安石变法已经失败，原来两派的政见之争，变成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使苏轼无可作为，但求洁身自好，因而以泛颍自娱。

　　题为“泛颍”，故不仅写“颍”，更着重写“泛”。

　　首两句，十字中包括三层意思：一是性本爱水;二是颍水之“奇”;三则言外之意是对颍自然爱得更甚了。爱到什么程度呢?接着写出“到官十来日，九日河之湄”。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行动，因为从来未见过这样的“使君”。正是通过这一极不寻常的行动，写出了泛颍之勤，从而反映爱颍之深。他像拉家常似的，由颍到泛颍，由爱好到行动，作了初步介绍。至于颍之“奇”处与泛之可乐，留待下文再写。

　　下文怎样写法呢?

　　他妙想天开，用“吏民”的“笑相语”把诗境展开。吏民笑他“老而痴”，好像是贬语，其实却是亲昵的表现。苏轼在另一首诗中，代别人说：“吏民莫作官长看，我是识字耕田夫。”“吏民笑相语”正是没有把他当作官长看待，说他“老而痴”，就不是贬抑而是怜悯。更妙的是他竟否认为痴，这又与那些附庸风雅的文人不同。当然，否认为痴，又是为了转入“流水”“令姿”的描写。从诗的结构说，这四句是承上启下的过渡段。由于他插进“吏民”的笑语与自己的辩解，使得波澜起伏，妙趣横生。

　　水的姿态是很难写的，尤其是旁无山林，中无激湍，就更难写。诗人是怎样写的呢?

　　他抓紧“流”字，先从流速写，“不驶”、“不迟”，恰到好处。再就波澜写，或“直而清”，或“曲而漪”，把颍水上、下流的姿态作了细致刻画。前面说过：他写的是“泛颍”(与梅尧臣的“看水”不同)，所以不是从一点写，而是要写泛颍的全过程(十余里、上流、下流)，写直处、曲处的不同姿态。观察细致，刻画精密。

　　水的姿态还常因风而变化。但如直写“风乍起，吹皱一河河水”，就没有多少意思了。苏轼想得很妙：先写“画船俯明镜，笑问‘汝为谁?’”风平浪静，波平如镜，自己影子倒在水中，自己和自己开起玩笑。“汝”正是东坡自己。忽然，微风乍起，波摇影乱，便“散为百东坡”了;然而风一停，波又静，影子“又在兹”了。他不仅写出真相，还写出变相，不仅是画工之笔，简直是戏剧之笔了。对此，他设想为水之“薄相”(游戏，今沪语尚有之，只是写作“白相”)，觉得是水在和自己开玩笑。方东树说：苏轼“随意吐属，自然高妙……情景涌现，如在目前”(《昭昧詹言》)，用指此等，是很适合的。但还须看到：他之所以这样写，还有更深刻的用意，从下文可以看出。

　　“声色与臭味，颠倒炫小儿”。意谓世人为富贵荣华、声色货利所炫惑，弄得七颠八倒。在苏轼看来，其中得失，只是顷刻间的变化，也是儿戏之 物，与水的玩笑没有二样。但水虽也是“儿戏物”，却“磨而不磷、涅而不缁”(《论语》)，即不会使人丧失廉隅，不会使人同流合污。苏轼在《前赤壁赋》中指出“苟非吾生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与我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水与明月、清风一样，是“不用一钱买”的，是取不伤廉的。他的爱水、泛颍，用以自适，原因在此。这里也就写出了自己磨而不磷、涅而不缁与淡泊明志的个性。

　　最后补出泛颍同游之人，有赵德麟、陈师道及欧阳修的两个儿子，这是例有之笔。妙在用“同参天人师”与“观妙各有得”，对前文作了概括。所谓“天人”，即物我之间、客观与主观之间;而“观妙”则是由客观景物悟出人生哲理。陈师道诗中有：“信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浑”，意在和光同尘;苏轼则侧重“等是儿戏物，水中少磷缁”，确是各有所得的。

　　方东树说：“坡公之诗，每于终篇之外，恒有远景，匪人所测;于篇中又各有不测之境，其一段忽从天外插来，为寻常胸臆中所无有”(《昭昧詹言》)。用以欣赏此诗之结构，也是颇为适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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