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南行前集序》原文、鉴赏、赏析和解读

　　苏轼《南行前集序》原文、鉴赏、赏析和解读

　　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 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岁，侍行适楚，舟中无事，博弈饮酒，非所以为闺门之欢，而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为咏叹。盖家君之作与弟辙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谓之《南行集》。将以识一时之事，为他日之所寻绎，且以为得于谈笑之间，而非勉强所为之文也。时十二月八日，江陵驿书。

　　———《苏轼文集》

　　精妙的艺术作品，总是令人惊羡的：一片美好的风景，一缕婉转的天籁，一段难以名状的情愫，似乎都在刹那间，从艺术家的笔底，梦幻般地显现了———恰如迷蒙的烟波上，突然显现的葱郁缥缈的“海市”!

　　艺术创造的这一奇妙境界，往往引发人们神秘的猜想：艺术家仿佛是凭借于苦思冥索和突然获得的启示，从事创作的———在艺术家的心灵中，难道真的居住着一位不常显形的可爱“缪斯”(艺术女神)?

　　曾经创造了“凌空如天马，游戏如飞仙，风流儒雅，无入不得”的奇妙诗作的苏轼，则以“南行”途中的斐然收获，告诉了人们一个与此完全不同的体验。

　　嘉祐四年(1059)十月，早已考取进士的苏轼兄弟，随同父亲一起赴京受职。由于心境畅悦，又不急于赶路，他们出眉山，经嘉州，江行“适楚”(江陵)，有机会饱览了沿途江山的秀奇清美之景。而且舟行闲暇，“博弈饮酒”，父子唱和，留下了近百篇诗作———这就是苏轼在江陵驿站编成的《南行集》之由来。

　　苏东坡虽然才气横溢，但正如他兄弟苏辙所说：“其居家所与游者，不 过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上枢密韩太尉书》)所以，早年居家虽“为文至多”，实无磊落壮奇之作传世。

　　这一次却不同了———一叶轻舟驰行于三峡奇境之中，两岸有望不尽的“山川之秀美”，沿途更有“贤人君子”的许多“遗迹”可供留连;至于异乡民间的“朴陋”风俗，更激发起这位年轻诗人多少感触和奇思!一篇篇浸染着山水灵气、夹带着峰矗浪奔之势的诗作，由此在苏轼“谈笑之间”挥洒而出。如被后世诗论家赞为“刻意锻炼，语皆警峭”的《入峡》，“波澜壮阔，繁而不沓”的《巫山》(纪昀语)，以及“岩壑高卑，人物错杂，大处浩渺，细处纤微，无所不尽，可敌一幅王维《江干初雪图》”(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的《江上值雪》等等，无不作于这“南行”期间。

　　在总结“南行”收获时，苏轼提出了有关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论断：艺术创造有赖于丰富的生活感受的触发。当这种感受为“耳目之所接”，而“杂然有触于中(心)”的时候，便是艺术家的创造奇气勃郁而兴的重要契机。这时，优秀作品的诞生，便不以艺术家主观的意志为转移了———它正如“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一样，当其“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

　　苏轼的这一见解，虽然并非首创(欧阳修曾经提出过类似的看法)，但毕竟是灿烂的!因为它来自于“南行”途中活泼泼的创作体验，不仅推翻了那种视艺术创作为有某种神灵启示的荒谬猜想，也推翻了那种以为只要呆在书斋斗室苦思冥索，“勉强”为文，就可以产生伟大艺术的天真想法。———不!艺术创作纵然离不开一定的资质和秉赋，纵然不排除坚毅不懈的“为文”技巧的训练，但仅仅具备这些，就“勉强”为之，是不会有多少收获的。因为它缺少了激发艺术创造力勃然“外见”的最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气象缤纷的外部世界及艺术家对它的新鲜活跃的感受。

　　有趣的是，几乎在此同期，苏轼的兄弟苏辙，也得到了同样的认识。当他在赴京途中，“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以及“至京师”“而后知天下之巨丽”之际，终于领悟了孟子、太史公何以能有瑰玮之文惊动天地的道理：“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上枢密韩太尉书》)———这“气”，不正是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感受在艺术家心灵中突然激起的创造意气么?倘若没有丰富的生活感受在胸中磅礴奔突，又何能“溢乎其貌”而“见(现)乎其文”?明白了这一点，人们也便懂得：唐代书法家张旭，何以见公孙大娘剑器之舞，而悟得了奇妙的笔法;而大画家吴道子又何以于“画笔久废”、受请绘画天宫寺“鬼神数壁”之前，偏要请裴将军舞剑以助壮气，终于“援毫图壁，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了。

　　这样看来，苏轼的这次“南行”实在太重要了———诗歌创作的实践，所带来的理论上的豁然贯通，遥遥地指引着他，从此从书斋斗室走向社会、走向生活，而进入了艺术创造的全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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