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人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的审美态度》

　　毛泽东诗词《“人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的审美态度》

　　一种真正有价值的美学思想必然植根于特定的生活实践经验之中。这不仅是指生活的客观内容，尤其是指对生活的审美态度与审美的实践方式。传统的美学理论中，往往把审美态度描述为一种脱离现实利害关系的超然物外态度。而作为一个革命家和党的领导人，毛泽东一生都从事着与人民生死利害密切相关的革命实践活动，当然同超然物外的审美态度无缘了。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一名单纯务实的一般实干家。1929年10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攻克上杭，在闽西开展土地革命运动时写了一首咏重阳节的词《采桑子·重阳》。这首词以“人生易老天难老”这样富于哲理意味的警句起首，而以“寥廓江天万里霜”这样大气磅礴的景象描写作结，使全词具有一种吞吐宇宙的深远辽阔气象。这种气象来自作者恢宏廓大的襟怀，决不是单纯埋头务实的人所能企及的。词中有“战地黄花分外香”之句，点明了当时正是戎马倥偬的战争时期，并且还表明作者并没有回避或暂时忘却了正在从事的血与火的现实斗争。但词中对此仅点到即止，而将主要的兴趣放在整个宇宙人生的高度，放在万里霜色的自然中。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对特定、有限的现实的超越。这种超越当然不是脱离现实利害的超然物外的态度，而是从新的高度涵盖和俯瞰现实的态度。一个单纯的实干家只能应对和操作现实，而只有超越于具体现实时才可能观照和认识现实。毛泽东词作中所表现出的正是对现实的审美观照与认识。

　　文学创作本身作为一种审美活动而具有超越性，这是文艺活动自身的属性之一。仅仅这样，还不足于解释毛泽东的美学思想。但如果纵览毛泽东的整个生活历程，我们将发现那种审美的超越态度贯穿在生活实践之中，成为毛泽东心灵生活的一个特征。1925年，毛泽东为反对当时共产党内存在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与张国焘左倾机会主义两种倾向而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这是一篇完全针对现实问题进行科学分析论证的理论文章，但在文章中不时穿插着一些形象生动的文学性描写。如在描述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三个部分时有这样一些描写：

　　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有余剩。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他们觉得现在如果只使用和以前相等的劳动，就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增加劳动时间，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方能维持生活。他们有点骂人了，骂洋人叫“洋鬼子”，骂军阀叫“抢钱司令”，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得仅仅可以保住，渐渐变得生活下降了。他们每逢年终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

　　上面这些叙述的内容既不是实证的论据，也不是逻辑推理，而是形象的直观。这种形象描写的话语在理论文章中的作用如何，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显示出毛泽东革命活动的一种个人特点：他不仅是在行动，而且是在观照。对于毛泽东来说，小资产阶级的状况不是既成的简单事实，而是生动的过程。要能够把握住这种生动的过程，就需要一种超越于个别现实之上对事物本质特征的直观。在这里，毛泽东对现实生活的态度具有了审美的意义。毛泽东的美学思想的心灵起点就在于对现实的审美超越态度，而在他一生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这种不脱离现实然而又超越于现实的人生态度。

　　毛泽东一生经历并参与、影响了中国现代史的基本进程，他的人格精神的发展也同这个历史进程相统一。

　　从毛泽东所接受的传统与他早年的生活环境来看，他是一个普通的农民的儿子的审美实践者。他一生革命活动的背景、基础和目标都同中国农民的命运密切相关。然而他却在自己的发展中超越了传统和环境所加给他的限制，创造了独具风格的审美经验。据斯诺所记，毛泽东谈自己少年时代时，说到自己读了许多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忽然想到，这些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表面看来，一位农民的儿子注意到书中没有写农民，这是很自然的。实际上并非如此。农民的生产活动是中国封建文化的物质基础，但这是通过剥削而形成的。因此在封建文化的等级秩序中，生产活动受到贬抑。对于传统的农民来说，这是个既成的事实，所以他们并未自觉出这种问题。农民自己也只是把生产作为维持生存的活动而不是观照、欣赏的对象。当毛泽东提出这样的问题时，实际上已超越了农民的视野，把整个社会关系纳入自己关注、思考的范围。在他看来，农民和农民的生活不仅仅是消极的物质存在，而是应当被观照、表现的对象。这种超越普通农民限制的社会历史意识是他走向革命生涯的起点，也是他的审美视野转向社会历史的起点。

　　1910年毛泽东离家外出求学，直到1920年创办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为止，这十年间他同当时许多立志救国的青年一样，度过了一段充满激情、理想与徘徊、探索的时光。从他的整个革命生涯来看，这十年是一个序曲。而从他的心灵发展来看，这十年中形成了他那具有鲜明个性的气质与精神境界。湘乡东山学校的国文教师曾在他的作文后批道：“视此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高瞻远瞩、大气磅礴正是毛泽东精神气质的鲜明特点。他在1918年送罗章龙赴日本时赠七言古体诗一首称：“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大有睥睨一世之概。这种豪迈的精神个性在中国历史上并非仅见，但毛泽东与历史上的豪放之士却不相同。从先秦时代以平治天下舍我其谁自命的孟子到晚清的龚自珍等人，历来的豪放之士虽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气魄与胸襟，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气魄往往缺乏实践性而成为主观的精神，这使得历史上的豪放之士的命运常常具有悲剧性。而毛泽东与历史上的那些人物不同之处在于，他的豪迈气概的基础是在学习、探索与革命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的认识与信念，因而是一种更积极、更富于实践意义的精神。十年的探索使他逐步摆脱了实际生活范围的限制和唯心主义社会历史观的影响。当他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时，意味着他在精神上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文化传统所加给他的限制，而这种超越又是植根于科学与实践基础之上的。这使得他的美学思想从这个阶段开始具有了超越性与实践性的双重品质——他后来所倡导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结合”的审美理想，就来源于他的美学思想的超越性与实践性这双重品质。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的生活道路发生了重大转折：从那时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毛泽东一直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物而工作和生活的。这种状况影响到了他后来的思想感情、精神境界乃至整个人格的发展。

　　从1927年率领红军上井冈山起，毛泽东的生活道路和精神境界都产生了一次深刻的转折。他由一名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革命军队和政权的领导人。这种转变不仅是职业、地位与身份的转变，更重要的是人格精神的转变：在此之前的毛泽东，是作为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个人而生活、而行动的;而此后，他逐渐成为一个统一的军事、政治集团的代表，他的思想和行动则越来越成为一种统一的社会行动的一部分。这是一次新的超越：他超越了个体的限制，把自我融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革命事业之中。所以从这时起，毛泽东作为个人的历史消失了，而代之以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他在超越了个体限制的同时获得了一个从更高层次观照自身行动的优越地位。1936年底，毛泽东写了一本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本书一开头便写道：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连续三层递进的句子提示出了这本军事著作的特点是把红军的战争经验提升到了战争规律的高度进行认识和研究的。全书以严谨系统的体系结构组织起了如数家珍般的红军战例分析，从而成为一本出色的军事教科书。但在我们看来，这本书还显示出作者对待自己经验的一种态度：他所关注的不是个人的、个别的经验，而是作为红军整体的普遍性经验;而且在谈到这些经验时，他都以个人介入和作用的层次去分析和解释这些经验。总而言之，是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军事艺术家态度，这本书因此而具有了艺术创造的特征。作者不仅使军事经验成为可以总结、传授的规律性知识，而且使之成为令人产生兴趣的观照对象，所以毛泽东的这类论著读来都使人感到兴味盎然。

　　从井冈山到北京的二十多年革命生涯中，毛泽东作为一名政治家、军事家、作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权与军队的最高领导者，把自己的整个生活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联系在一起，这使他在更大范围的深广度上超越了个人的限制。然而另一方面，他的精神个性并没有湮没于作为群体行为的革命活动实践之中，反而使他从事的革命活动带上了他的精神个性。他的军事论著所显示出的审美观照态度正是他精神个性的一种体现。可以说，他既超越了个人的限制，也超越了具体实践的限制。

　　1939年，毛泽东对文学艺术工作提出了一个要求：抗日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这个要求可看作是后来文艺理论界争论不休的“两结合”口号的滥觞。当毛泽东要求用革命的观念去指导实践时，不仅意味着实践向理论的上升，而且意味着主体精神从实践层次向理想高度的超越。对于毛泽东来说，革命的浪漫主义既是艺术精神，更是革命精神。

　　从建国以后直到1976年逝世，毛泽东的人格精神发展经历了又一个新的、也是最后的阶段。这个阶段从他从事的活动来看，是逐渐从直接领导和处理事务的国家首脑位置退居到二线的过程。翻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便可发现，从50年代起，他的论著有两个倾向：一是向高于领导活动的理论原则层次上升，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经典论著便具有这种高度的理论性与原则性;二是对低于一般领导层次个别现象的关注，如对于农村中社会主义改造的个案研究，对某个学者个人的注意等。这两个倾向殊途同归，都是他的精神境界又一次超越的表现。他开始更日益注重于超越国界的政治关系研究，超越于现实的历史和未来思考。这种超越对中国社会发展而言的利弊是非此处不必细论。但从人格精神发展来看，这一次超越使他上升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巨人——井冈山以前的毛泽东，可以从一个个人的角度评价他的生活与思想;从井冈山到建国时的毛泽东，就要从现代中国革命史的角度去认识和评价;而对于生命中最后20年的毛泽东，无论是非毁誉，都不能离开当代国际关系、共运史和新中国的未来命运去谈论。“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这里显示出毛泽东最后达到的精神境界——观照世界历史与未来的审美超越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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