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柳原在细雨迷蒙的码头上迎接她。他说她的绿色玻璃雨衣像一只瓶，又注了一句：“药瓶。”她以为他在那里讽嘲她的孱弱，然而他又附耳加了一句：“你是医我的药。”
精神恋爱的结果永远是结婚，而肉体之爱往往就停顿在某一阶段，很少结婚的希望。精神恋爱只有一个毛病：在恋爱过程中，女人往往听不懂男人的话。
你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这里，青春是不希罕的。
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该完了。炸死了我，你的故事还长着呢!
你要我在旁人面前做一个好女人，在你面前做一个坏女人。你最高的理想是一个冰清玉洁而又富于挑逗性的女人。
我们最怕的不是身处的环境怎样，遇见的人多么可耻，而是久而久之，我们已经无法将自己与他们界定开了
一般的男人，喜欢把女人教坏了，又喜欢去感化坏女人，使她变为好女人
结婚若是为了维持生计，那婚姻就是长期卖淫。
一个女人，倘若得不到异性的爱，就也得不到同性的尊重，女人就是这点贱。
有些傻话，不但是要背着人说，还得背着自己。让自己听见了也怪难为情的。譬如说，我爱你，我一辈子都爱你。
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个人主义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柳原道：“有的人善于说话，有的人善于管家，你是善于低头的。”流苏道：“我什么都不会。我是顶无用的人。”柳原笑道：“无用的女人是最厉害的女人，”
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1995年9月1日左右)，原名张煐，笔名梁京，祖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中国现代女作家。7岁开始写小说，12岁开始在校刊和杂志上发表作品。1943至1944年，创作和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具魅力的作家，她一生的创作涉及小说、散文、剧本评论，其中以小说成就最高。张爱玲小说超越了她所处的时代。她的小说无论是选材、立意，还是人物塑造、叙事结构和语言技巧无不显现出个人的特色，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她的小说无论是超越雅俗，还是对边缘化小人物的深入描写，都是20世纪40年代的其他任何作家无法比拟的。因此她的小说不能归于任何一个小说流派，而是个独特的存在，为中国小说史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张爱玲贡献了一批文学精品，创造了写实小说的新高，在中国小说史具有坐标的价值。
张爱玲是人物刻画的巧匠，她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变态人物形象和各色人物，尤其是对两性心理刻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她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由此反映出人物心理的进展，体现了作者对人物丰富复杂内心的深切理解，揭示出某种社会根源，使小说具有一定的社会深度。
张爱玲信奉经典作家的“文学是人学”的创作理念，并不断实践。当对人的本性和命运的关注被很多人忽略的时候，张爱玲的小说却充分展现了日常生活中人的欲望和生存困境。也许正因如此，张爱玲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
《倾城之恋》是一个动听而又近人情的故事。《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白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她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最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之一。是一篇探讨爱情、婚姻和人性在战乱及其前后，怎样生存和挣扎的作品。
故事发生在香港，上海来的白家小姐白流苏，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身无分文，在亲戚间备受冷嘲热讽，看尽世态炎凉。偶然认识了多金潇洒的单身汉范柳原，便拿自己当做赌注，远赴香港，博取范柳原的爱情，要争取一个合法的婚姻地位。两个情场高手斗法的场地在浅水湾饭店，原本白流苏似是服输了，但在范柳原即将离开香港时，日军开始轰炸浅水湾，范柳原折回保护白流苏。狂轰滥炸，生死交关，牵绊了范柳原，流苏欣喜中不无悲哀，够了，如此患难，足以做十年夫妻。
白流苏
她有倾国倾城的美貌，“那娇脆的轮廓，眉与眼，美得不尽情理，美得渺茫。但最让范柳原动心的不是她的美貌，而是流苏有着东方女性那一低头的温柔。在白流苏身上，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她对范柳原的经济依附关系：她第一次到香港，就是为求得婚姻的位置，谨慎的不与范柳原发生关系，因为一旦发生关系，”除了做他的情妇之外没有第二条路。然而如果迁就了他，不但前功尽弃，以后更是万劫不复了。“所以她明知要承受家人的白眼和嘲讽，还是豁出去了，又回到上海，目的仍是为了“带了较优的议和条件”。
回到娘家的流苏与家庭已是恩断义绝，受尽了气，但却不愿意寻找职业，为的是怕“失去了淑女的身份”。流苏第二次回到香港，已是她为谋生而谋爱的失败，所以她只有屈从，做了范柳原的情妇，但仍在思量怎样吊住范的心。流苏的再嫁，结果也无非是从一个男人走向另一个男人，从一个家庭走向另一个家庭。这与她第一次的婚姻没有实质的不同。
范柳原
范柳原是张爱玲作品中著名的风流浪子，然而在纵情声色的外表之下，他又是一个孤独地寻找真爱的人，有着更为宽广的思想深度，表面看似无情，实际上对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古典爱情故事心向往之，他的游戏人生的态度只不过是他面对荒唐、庸俗、市侩以及虚无人世的一种反抗和挑战。
作为社会的叛逆者，他不为世俗所拘，仿佛是贾宝玉的借尸还魂，穿越了时光的隧道从晚清到达民国，然而却遭遇了更为无情的世情，他的滥情带有对世情和女性的讽刺和调侃，更像是故意为之的“恶作剧”。范柳原的浪子形象在“放浪”之外，另外增加了“流浪”的含义，从他出场开始，就不停地辗转于上海、香港、英国、新加坡、锡兰、马来亚等地，然而天下之大，却没有一个是他真正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