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衣记》是张爱玲写的一篇散文，关于张爱玲《更衣记》原文及赏析，来了解一下吧！
《小公务员之死》小说原文
《小公务员之死》是很经典的一部短篇小说，关于《小公务员之死》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来了解一下吧。
2024-09-11
当时欧美流行着的双排钮扣的军人式的外套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即合。然而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叉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衣服的主人翁也是这样的奇异的配答，表面上无不激烈地唱高调。骨子里还是唯物主义者。
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那似乎是极其艰难危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免了，改用盘花钮扣来代替，不久连钮扣也被捐弃了，改用嵌钮。总之，这笔账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
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革命前的装束却反之，人属次要，单只注重诗意的线条，于是女人的体格公式化，不脱衣服，不知道她与她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gsSchiaparelli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很难证明，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最近入时的半长不短的袖子，又称“四分之三袖”，上海人便说是香港发起的，而香港人又说是上海传来的，互相推诿，不敢负责。
一双袖子翩翩归来，预兆形式主义的复兴。最新的发展是向传统的一方面走，细节虽不能恢复，轮廓却可尽量引用，用得活泛，一样能够适应现代环境的需要。旗袍的大襟采取围裙式，就是个好例子，很有点“三日入厨下”的风情，耐人寻味。
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只一个极短的时期，民国四年至八九年，男人的衣服也讲究花哨，滚上多道的如意头，而且男女的衣料可以通用，然而生当其时的人都认为那是天下大乱的怪现状之一。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有个西方作家(是萧伯纳么?)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直到十八世纪为止，中外的男子尚有穿红着绿的权利。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现代文明的特征。不论这在心理上有没有不健康的影响，至少这是不必要的压抑。文明社会的集团生活里，必要的压抑有许多种，似乎小节上应当放纵些，作为补偿。有这么一种议论，说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到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份一点，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惜祸国殃民。若说只消将男人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天下就太平了，那当然是笑话。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淆乱朝纲。但是预言家威尔斯的合理化的乌托邦里面的男女公民一律穿着最鲜艳的薄膜质的衣裤，斗篷，这倒也值得做我们参考的资料。
因为习惯上的关系，男子打扮得略略不中程式，的确看着不顺眼，中装上加大衣，就是一个例子，不如另加上一件棉袍或皮袍来得妥当，便臃肿些也不妨。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
张爱玲《更衣记》赏析
《更衣记》，完完全全体现了张爱玲这时的创作心态，笔下勾勒的国民形象生动，贴切。虽说题为更衣，实际上写得则是穿衣变化下中国人的改变，生活，心理。
她在文章中写到，中国的男子虽然生活上比女子悠闲太多，但却在服饰上局限过多。单凭这点，张爱玲就很是庆幸自己是个女子，天生有着穿红戴绿的权利。古中国在满清近三百年的统治之下，女子基本丧失了追求时尚的可能。衣服是统一款型的，颜色也不能过于鲜艳，着装也是有严格规定的，不同的身份地位也就决定了不同的服饰搭配。在那个时候，细眼瞧瞧街上走着的人的打扮就大概能够揣测出对方的身份地位了。
到了康熙乾隆时代直至清朝后期，女子在时装上基本就是一成不变的了，身着长衫长裤，浑身透着一股端庄严肃之气，自身姣好的身线也就随之隐藏在宽长的衣服之中了。上身的袄子领口很低，往往外面还会套一件大袄，在中袄里面还有件小袄，这件小袄便是到了床上也不脱下的，颜色自然是桃红或是水红，暗暗透着一股娇艳和妩媚。
大抵是不敢坏了规矩的，就算压抑不住爱美之心，也只能在没外人看见时候，露出最里面的衣服。这样虽然各件袄子上都有金边刺绣，但是女人本身特殊感就早已不存在了。
古时候女人出门时的裤子大多都是黑色的，红色及相近颜色也只能是在过节或有喜事的时候才能看见。对于女人走起路来裙摆的摇摆程度也有着很严格的规定：有好家教的大家闺秀都是莲步姗姗，百褶裙也只是随着走动微微左右摇摆。
对于喜娘来说，这种规定就是最为严苛的了，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飘带，带端却系着铃铛，走动起来不可发出很大的声响，要是响，也只能是一点点隐约的叮当声，像极了挂在窗前随着微风轻轻摇摆的风铃。
到了清末革命时代，一直持续到国民时期，女子服饰都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变。第一点就是衣服上的点缀品开始减少，其次就是袄子由宽松逐渐转为窄小，到最后已经很贴近身上打底的背心了。说到这个背心可谓是精妙绝伦的设计，外面衣服就算再紧，里面也有个打底的，就不怕太过露肉了，但是同时身体的曲线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展示，不再是过去那种宽大得已经分不出是男是女的格调了。最外面的长袄子长度绵延至膝盖，下面局势两条窄窄的裤管，乍看之下，是能给人心生可怜之意的，这份可怜并不是同情，而是在忽觉可爱之余有了想要保护的欲望，当然这保护自然是指男性了。
衣服的改变背后必然是思想意识的成熟化。到了民国之时，中国人，特别是百姓阶层的国人开始有了理想上的大步提升。抛弃了原有的愚昧和守旧，有了人权，自由，平等的先进思想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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