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保卫社会》读后感（二篇）

　　保卫社会读后感(一)

　　《保卫社会》这本书是将郑永年近十年来撰写的有关中国社会问题和社会改革的文章收编成册，内容涉及从经济到社会的改革思路转型、房地产领域的社会改革、中产阶级与社会改革、社会冲突、社会暴力、思想与道德危机、收入分配与社会公正以及教育改革八个方面。做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非常赞同郑永年的某些观点，下面谈一些自己肤浅的看法。

　　综观当代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近30年的历程，中小学教育主要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在价值取向上以追求实用功利为主导，从而导致学校教育的功利化、世俗化、行政化，和所谓“科学量化”。二是片面强调与升学就业密切相关的知识技能，忽视与人的全面发展有关的人文知识，导致学生知识面狭窄、知识结构不合理，综合素质差。我们现在的学生中真正爱读书和会读书的少之有少，我们的教师也是如此。教育面临的环境是如此恶劣，个人可以做些什么呢?这是在与很多教师交流时，他们提出的问题，也是我自己一直在寻找答案的问题。

　　许多压力我们都能够理解，因为环境制约着我们，我们也往往顺从环境并使之更加恶化。但是，我们不能在顺从这种恶劣时，还意识不到自己的原罪。一个优秀的教师必须是一个自信的人，是输得起的人，是在许多方面放得下的人，他知道自己不需要在任何地方都强过别人，包括身高、体重、容貌、学历、房子、成绩、论文发表、优质课比赛??他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知道自己可能不得不放弃什么，不得不把某些价值放在次要的位置。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体制，体制在哪里?体制是一个实体吗?如果体制中的每一个人都能觉悟，那么这些不合理的体制自然不复存在。教育的目的本是就要启发人们心中的真、善、美，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不能因为眼前的功利就忘了教育的使命，如果每个老师都能站着教书，中国的未来就有了希望。当然是站着教书还是趴着甚至是跪着教书，最终取决于教师自身。

　　保卫社会读后感(二)

　　《保卫社会》集中了作者多年来对中国社会问题和社会领域(社会保障、教育、住房和收入分配)改革的60多篇评论文章。

　　这些文章的基本背景是中国十年以来的社会变迁(2001—2010)，尤其是最近三四年的各种比较突出、意义重大的社会改革课题。为此作者把文章整理成八个章节，分别关注改革模式、房地产、中产阶层、社会抗议、社会矛盾与暴力、思想道德、收入分配和教育改革等八个方面的问题。

　　社会为什么需要被保护?道理很简单，最弱的社会，一旦失去了生存权，就会暴力化。在人类历史上，暴力永远是社会自我保护的重要手段。在作者看来，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固然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经济主义的国家战略导致了社会的严重分化甚至解体，群体之间关系高度紧张。种种危机如果再不由以“社会均衡”为取向的社会改革加以纠正，社会必将暴力化，国家将难以长治久安，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也会面临极大挑战。为此，作者高声呼吁“保卫社会”，呼吁国家建立公正的社会基本制度，以保护人民的基本社会权利，让社会成员共享改革的成果，并对涉及社会改革的各个重要、紧迫的问题提出了睿智、冷静、独到的建设性思想。

　　当代中国社会问题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一个改革模式的问题。前一个时期，中国政府优先经济建设，着眼国民经济的规模和效率，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历史性持续增长。但过度的、单一的强调经济增长，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不分，往往是以破坏社会基础为代价的。这就导致一系列严重的社会与政治后果，最后反过来拖累经济增长，以致形成一种发展不可持续的局面。可持续发展意味着改革模式的转变，改革目的必须从追求增长转移到制度建设，改革重点必须从经济改革向社会改革转移。

　　谈起中国的总体社会转型，房地产及其相关土地和分配问题无疑是利益最复杂、问题最突出、矛盾最尖锐、民怨最集中的一块。那么房地产改革也就成为社会改革的最大项目。追本溯源，房地产问题的根源在于旧体制的设计只看到其财政和经济意义，而无视其更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意义。所以，下一步的改革核心议程，就是要肯定居民的住房权，建立起与商品房市场平行的公共住房市场。“有恒产者有恒心”，只有人民的居住权确立下来了，中国才能建立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上能持久的住房体制。

　　一个与房地产相关的深层次问题是社会结构的失衡。众所周知，这十几年来中国的社会结构经历了巨变，但变化的方向很难确定。一方面城市化和产业化催生了一大批城市中产阶层，他们无疑将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器。但另一方面，许多重要社会福利、保险和保障体系的缺失，使中国的中产阶层无时不处于一种危险的状态。更严重的，刚刚迈入历史舞台的“80后”和“90后”，已经明显感觉到权力和资本对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垄断，中产阶层的形成渠道在缩小。这最突出地表现在收入分配的极度不均和分配体系的不公。短短十几年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以下蹿升到了0。50左右，位列亚洲收入差距最大经济体之列。经济发展的成就并没有比较普遍和均匀地惠及整个社会。

　　收入分配的恶化和中产阶层的窘境都意味着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正在动摇。与此相伴出现的，还有整个社会层面的信任危机和社会意识的分裂。面对这样一种趋势，中国政治必须做出必要的改革，制止权力和资本对中产阶层和收入分配公平的侵蚀。其中最重要的调整，就是要逐步降低权力对要素和资本市场的垄断，废除权力阶层的某些经济特权，并且放宽对社会成员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组织能力的束缚。换句话说，当社会变成绝对的弱者，权力必须保护社会;而权力自觉保护社会的办法，就是让它重新“嵌入”社会当中，而不是高高在上，靠垄断维持其地位。很简单，如果垄断国企也必须接受市场和法律制约，如果政府的官员和公务员都必须面对社会成员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社会能够组织起来参与利益表达和规则制定，如果中小企业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那么，整个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分配就必然会更加理性，社会结构的失衡局面也自然能够得到缓解。这种改革可能会触动许多既得利益，但它却能触及收入分配的核心问题，即权力和资本的垄断。

　　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上升，有时表现为社会抗议，有时表现为暴力行为。这两种社会现象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有很大的不同。总体上看，我觉得社会抗议本身(群体性事件)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必然结果。它的大背景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社会(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的转轨，这方面的冲突我们不必太过担心。人们现在有更多的方式，更大的动力，以更低的成本的组织抗议活动。在全球化时代，任何社会都面临这种情况，是社会自我疏解压力的一种机制。

　　但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增长趋势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其中又以暴力的蔓延为甚。这说明，至少有一部分的抗议，出自于我们体制的一些问题，尤其是这样的抗争需要通过政治转型(包括行政与司法改革)来解决。换句话说，要能够“内化”利益冲突，让不同利益通过更合法通畅的渠道参与政策制定和监督，并且让利益冲突处理步入法制的轨道，从而在源头上消化大部分抗争。

　　当今社会的许多结构型问题又进一步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从大方面来说，中国确实缺少一种全社会认同的主流价值。软力量不足、宗教力量崛起、思想危机以及社会信任问题，都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所以，思想文化领域的改革大问题，是要促成一套新的主流价值体系。人本主义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但其内涵和外延都需要优化充实。

　　同样，我特别在专栏中关注了中国的高等教育问题。高等教育和房地产在我这本书中都具有特殊价值，这是因为它们都是社会经济矛盾最突出、最亟待改革的领域。高教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核心体系，其改革尤其关键。中国高等教育的“高投入、低产出”已经是社会公认的问题。这与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地位极不匹配，而且也无助于中国经济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提高。高等教育的首要问题，还是决策、考核与管理体制的官僚化。这与高校作为一个教育与学术共同体，特别应该强调专业精神这一点完全相悖。应该说，例如合并扩张、创新能力、评价机制等许多方面问题都是这一个问题引发的。所以，高校的“去行政化”和教育自治的确立应该是未来高教改革的方向。

　　一、政府应该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先于经济发展的基本职责，加快职能转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以适当淡化，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再抓经济建设，而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经济环境比较成熟之后，政府就有条件实现转型，发展经济的大部分职能可以由市场承担。而在我国长期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社会建设相对滞后，社会问题突出的形势，倒逼政府必须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社会建设上。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体制无法解决社会问题，只能主要依靠政府解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包括维护公民在生存和发展、就业和创业、收入分配、人才选拔、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公平正义，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公平正义。政府应该向法制型、服务型、公正型政府转变，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职能边界，从“万能政府”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二、政府应该更加重视软实力的提升，实现社会全面的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如果把经济实力视为“硬实力”的话，则可把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建设的水平视为“软实力”。目前，我们在打造软实力方面明显滞后于发展硬实力。在国际上，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的评价，更加注重软实力的水平。当前打造软实力我认为要突出抓好两个方面：一是增强制度竞争力，从“摸着石头过河”转变到“修路搭桥”，不断完善社会制度设计，健全体制机制，为社会建设提供长效保障。二是增强文化竞争力，尤其要促进形成既发扬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又适应时代要求的当代中华民族精神。

　　三、维护社会稳定要创新思路。只有先“维权”，才能后“维稳”，政府把重点回归到维护群众权益上，才可能换来社会长久稳定。要力戒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尤其是对待群体性事件要变“高压”为“减压”，变“堵”为“疏”，变“新闻失声”为“新闻公开”。政府必须学会与群众合理合法上访和平共处，保障群众和社会的诉求渠道畅通，并积极主动促进问题的解决。切实改进信访工作，建议取消信访考核制度，一方面可以保障群众合理合法上访的权益，不然信访部门从利益冲动来说是抵触正常上访的;另一方面可以真正建立有限政府，引导群众和社会主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诉求问题，扭转“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被动局面。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尤其是重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要及时公开，保障人民群众和社会的知情权。

　　四、政府要善于做“小事”，杜绝“假、大、空”。当前，政府的工作容易陷入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轨道，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行官员选拔制度使官员有为上级服务的利益冲动，而缺乏为群众服务的利益冲动，群众还难以影响官员的任免。因此政府容易滋生急功近利搞政绩工程的行为，并且习惯于把一切工作政治化、崇高化。“民生无小事”，唱不出高调或者政绩形象不突出的事情也应该重视解决，政府应“勿以善小而不为”，不仅要办大事，还要善于做小事，才能一点一滴地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

　　五、政府诚信至关重要，自身建设亟待加强。目前群体性事件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发展趋势就是“非直接利益者”的大量卷入，其中不少参与了暴力恶性事件。关键就是政府的诚信出现问题，群众对立情绪强烈，一有风吹草动就寻衅滋事，即使对政府合情合理的做法也要抵触甚至对抗。因此，政府一定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和廉政建设，树立诚信政府的形象，真正执政为民，坐言立行，取信于民。要象温家宝总理说的那样，“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批评和监督政府”，尽量减少政府工作的失误和不廉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新闻立法，保护和规范舆论监督。

　　六、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加强基层自治组织建设。当前我国社会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基层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应该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促进公民发展的作用，加快培育和发展各种社会中介组织，有效弥补政府服务的不足。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组织保障公民基本权益的作用，进一步规范基层自治组织的民主选举和民主管理，探索在村委会和村民小组之外建立农民自治组织，调动公民自我管理的积极性。加快“工、青、妇”的改革，共同构筑政府与社会的缓冲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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