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释文盲》原文欣赏

　　释文盲

　　在非文学书中找到有文章意味的妙句，正像整理旧衣服，忽然在夹袋里发现了用剩的钞票和角子;虽然是份内的东西，确有一种意外的喜悦。譬如三年前的秋天，偶尔翻翻哈德门(NicolaiHartmann)的大作《伦理学》，看见一节奇文，略谓有一种人，不知好坏，不辨善恶，仿佛色盲者的不分青红皂白，可以说是害着价值盲的病(Wertblindheit)。当时就觉得这个比喻的巧妙新鲜，想不到今天会引到它。借系统伟大的哲学家(并且是德国人)，来做小品随笔的开篇，当然有点大材小用，好比用高射炮来打蚊子。不过小题目若不大做，有谁来理会呢?小店、小学校开张，也想法要请当地首长参加典礼，小书出版，也要求大名人题签，正是同样的道理

　　价值盲的一种象征是欠缺美感;对于文艺作品，全无欣赏能力。这种病症，我们依照色盲的例子，无妨唤作文盲。在这一点上，苏东坡完全跟我同意。东坡领贡举而李方叔考试落第，东坡赋诗相送云：“与君相从非一日，笔势翩翩疑可识;平时漫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你看，他早把不识文章比作不别颜色了。说来也奇，偏是把文学当作职业的人，文盲的程度似乎愈加厉害。好多文学研究者，对于诗文的美丑高低，竟毫无欣赏和鉴别。但是，我们只要放大眼界，就知道不值得少见多怪。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确无能力!无错不成话，非冤家不聚头，不如此怎会有人生的笑剧?

　　文盲这个名称太好了，我们该向民众教育家要它过来。因为认识字的人，未必不是文盲。譬如说，世界上还有比语言学家和文字学家识字更多的人么?然而有几位文字语言专家，到看文学作品时，往往不免乌烟瘴气眼前一片灰色。有一位语言学家云：“文学批评全是些废话，只有一个个字的形义音韵，才有确实性。”拜聆之下，不禁想到格利佛(Gulliver)在大人国瞻仰皇后玉胸，只见汗毛孔不见皮肤的故事。假如苍蝇认得字——我想它是识字的，有《晋书.苻坚载记》为证——假如苍蝇认得字，我说，它对文学和那位语言学家相同。眼孔生得小，视界想来不会远大，看诗文只见一个个字，看人物只见一个个汗毛孔。我坦白地承认，苍蝇的宇宙观，极富于诗意：除了勃莱克(Blake)自身以外，“所谓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的胸襟，苍蝇倒是具有的。它能够在一堆肉骨头里发现了金银岛，从一撮垃圾飞到别一撮垃圾时，领略到欧亚长途航空的愉快。只要它不认为肉骨头之外无乐土，垃圾之外无五洲，我们尽管让这个小东西嗡嗡的自鸣得意。训诂音韵是顶有用、顶有趣的学问，就只怕学者们的头脑还是清朝朴学时期的遗物，以为此外更无学问，或者以为研究文学不过是文字或其它的考订。朴学者的霸道是可怕的。圣佩韦(Sainte-Beuve)在《月曜论文新编》(NouveauxLundis)第六册里说，学会了语言，不能欣赏文学，而专做文字学的功夫，好比向小姐求爱不遂，只能找丫头来替。不幸得很，最招惹不得的是丫头，你一抬举她，她就想盖过了千金小姐。有多少丫头不想学花袭人呢?

　　色盲决不学绘画，文盲却有时谈文学，而且谈得还特别起劲。于是产生了印象主义的又唤作自我表现或创造的文学批评。文艺鉴赏当然离不开印象，但是印象何以就是自我表现，我们想不明白。若照常识讲，印象只能说是被鉴赏的作品的表现，不能说是鉴赏者自我的表现，只能算是作品的给予，不能算是鉴赏者的创造。印象创造派谈起文来，那才是真正热闹。大约就因为缺乏美感，所以文章做得特别花花绿绿;此中有无精神分析派所谓补偿心结，我也不敢妄断。他会怒喊，会狂呼，甚至于会一言不发，昏厥过去——这就是领略到了“无言之美”的境界。他没有分析——谁耐烦呢?他没有判断——那太头巾气了。“灵感”呀，“纯粹”呀，“真理”呀，“人生”呀，种种名词，尽他滥用。滥用大名词，好像不惜小钱，都表示出作风的豪爽。“印象”倒也不少，有一大串陈腐到发臭的比喻。假使他做篇文章论雪莱，你在他的文章里找不出多少雪莱;你只看到一大段描写燃烧的火焰，又一大节摹状呼啸的西风，更一大堆刻划飞行自在的云雀，据说这三个不伦不类的东西就是雪莱。何以故?风不会吹熄了火，火不至于烤熟了云雀，只能算是奇迹罢。所以，你每看到句子像“他的生命简直是一首美丽的诗”，你就知道下面准跟着不甚美丽的诗的散文了。这种文艺鉴赏，称为“创造”的或“印象主义”的批评，还欠贴切。我们不妨小试点铁成金的手段，各改一字。“创造的”改为“捏造的”，取“捏”鼻头做梦和向壁虚“造”之意，至于“印象派”呢，我们当然还记得四个瞎子摸白象的故事，改为“摸象派”，你说怎样?这跟文盲更拍合了。

　　捏造派根本否认在文艺欣赏时，有什么价值的鉴别。配他老人家脾胃的就算好的，否则都是糟的。文盲是价值盲的一种，在这里表现得更清楚。有一位时髦贵妇对大画家威斯娄(Whistler)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我只知道我喜欢什么东西。”威斯娄鞠躬敬答：“亲爱的太太，在这一点上太太所见和野兽相同。”真的，文明人类跟野蛮兽类的区别，就在人类有一个超自我(Trans-subjective)的观点。因此，他能够把是非真伪跟一己的利害分开，把善恶好丑跟一己的爱憎分开。他并不和日常生命粘合得难分难解，而尽量企图跳出自己的凡躯俗骨来批判自己。所以，他在实用应付以外，还知道有真理;在教书投稿以外，还知道有学问;在看电影明星照片以外，还知道有崇高的美术;虽然爱惜身命，也明白殉国殉道的可贵。生来是个人，终免不得做几椿傻事错事，吃不该吃的果子，爱不值得爱的东西;但是心上自有权衡，不肯颠倒是非，抹杀好坏来为自己辩护。他了解该做的事未必就是爱做的事。这种自我的分裂、知行的歧出，紧张时产出了悲剧，松散时变成了讽刺。只有禽兽是天生就知行合一的，因为它们不知道有比一己奢欲更高的理想。好容易千辛万苦，从猴子进化到人类，还要把嗜好跟价值浑而为一，变作人面兽心，真有点对不住达尔文。痛恨文学的人，更不必说：眼中有钉，安得不盲。不过，眼睛虽出毛病，鼻子想极敏锐;因为他们常说，厌恶文人的气息。“与以足者去其角，付之翼者夺其齿”;对于造物的公平，我们只有无休息的颂赞。

　　作者简介

　　钱锺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曾在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接受中学教育。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1935年，与杨绛先生完婚，后同赴英伦留学。1938年，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撰写《谈艺录》。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等。

　　抗战结束后，任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国家对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时，调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即今之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1957年被聘为文学所一级研究员。“文革”期间，曾与杨绛先生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1972年回京，当年8月《管锥编》定稿 。

　　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19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 出版。1998年1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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