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路第十三》原文及解读

　　(共三十章)

　　13.1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1)。”请益。曰：“无倦。”

　　译文

　　子路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自己先带头做，然后让老百姓勤劳地工作。”子路请求多说一些。孔子说：“不懈怠。”

　　注释

　　(1)先之劳之：俞樾《群经平议》：“谓先民而任其劳也。天子亲耕，后亲蚕，皆其事矣。……下文子路‘请益’，而告之以‘无倦’，盖先任其劳则易倦，故戒之也。”

　　感悟

　　请参见《论语·颜渊》12.14章感悟。

　　13.2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1)，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译文

　　仲弓担任季氏采邑的总管，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先责成下属各司其职，不计较他们的小过错，提拔贤才。”仲弓说：“怎么了解贤才并提拔他们呢?”孔子说：“提拔你所了解的;你所不了解的，难道别人会埋没他们吗?”

　　注释

　　(1)先有司：邢昺《论语注疏》：“言为政当先委任属吏各有所司，而后责成其事。”有司：属吏;掌管某方面事务的小吏。

　　感悟

　　无论是诸侯之宰还是卿大夫之宰，皆总管一切政务，若事必躬亲，则往往顾此失彼而不胜其劳。善为政者，宜将各种具体事务交付有关部门的官员，让他们各司其职。据《史记·陈丞相世家》载：孝文皇帝既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曰：“不知。”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于是上亦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谓谁?”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孝文帝乃称善。

　　面对皇上关于“全国一年中判决的案件有多少?”“全国一年中钱粮的开支收入有多少?”的提问，右丞相周勃因不知详情而急得汗流浃背，只好谢罪说“不知道”。而左丞相陈平也不知详情却处之泰然，只回答一句“有主管的人”。因为在他看来，“陛下若问判决案件的情况，可询问廷尉;问钱粮收支的情况，可询问治粟内史”。在皇上看来，陈平或许是在狡辩，于是问道：“如果各自有主管的人，那么您所主管的是些什么事呢?”陈平回答：“主管各位大臣。陛下不知我才智低劣，使我勉强担任宰相的职位。所谓宰相，就是对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顺应四时，对下养育万物适时生长，对外镇抚四夷和诸侯，对内爱护团结百姓，使卿大夫各担负其职责。”孝文帝于是称赞他回答得好。这个故事，似乎可以成为孔子所谓“先有司”的注脚。

　　有司各司其职，由于各种原因所致，难免出现一些小过错，在上位者需要有一颗包容之心，允许下属犯点小过错，并且不予计较。如此，则惩罚不滥施而人乐于谋事。如果有过必罚，则将使得人人自危，一切皆将以避过远罚为处世原则，而不再积极谋事与做事。如此，则怎么能够治理好政事呢?

　　有司各司其职，关键是要选拔好人才，让德才兼备的人才充当有司，因为只有贤才才有能力“司其职”。如何选拔人才呢?关键是知人善任。只有先知人，然后才能善任之。把自己了解的贤才提拔上来，其他在上位者也把自己了解的贤才提拔上来，如此，则人才济济矣。人才济济，各司其职，何愁不能治理好政事呢?

　　13.3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1)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2)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3);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4);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5)而已矣。”

　　译文

　　子路说：“如果卫君等待您去治理政事，您将先做什么事?”孔子说：“如果要我治理政事的话，那就先订正名分吧!”子路说：“您竟然迂腐到了这种地步啊!怎么订正?”孔子说：“仲由你真粗野啊!君子对于他所不懂的，采取存疑的态度。名分不正确，言语就不会顺当合理;言语不顺当合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之教就不会通行;礼乐之教不通行，刑罚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老百姓就会手足无措。所以君子给某个事物命名，一定可以说出理由，说出的理由一定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所说的话，是不马虎的。”

　　注释

　　(1)必：如果;果真。必也：单独为一分句，假设的内容往往承前而省略。“必也”承前面的“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而来。正名，订正名分、名称，使名实相符。(2)阙如：缺而不言;存疑。(3)兴：举办;通行。皇侃《论语义疏》：“兴，犹行也。若国事多失，则礼乐之教不通行也。”(4)中：得当;中肯。(5)苟：苟且;马虎。

　　感悟

　　一 必也，正名乎

　　孔子倡导“以礼治国”，各种礼仪制度的设立，皆以序尊卑、明贵贱、别亲疏为准则，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数”即差等。礼仪制度能够使人各安其位，各尽其职。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名与实已不相符，孔子认为，若要以礼治国，就得给各种礼乐制度“正名”。孔子的“正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循其名而责其实，以纠正那种名不副实的现象，二是准确区分不同概念的内涵，以纠正那些混淆概念的错误认识。

　　第一，循其名而责其实，以纠正那种名不副实的现象。觚是酒器，原本为上圆下方，有四条棱角，后来改为圆筒形，没有棱角了，但仍然叫做觚。这就是名不副实了，如果要正名，那么这种圆筒形的酒器就不应该叫做觚。所以孔子感叹道：“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6.25)意思是“觚不像觚了，这不是觚啊!这不是觚啊!”

　　诸侯的礼服是朱色即大红色的，朱是正色，紫是杂色。孔子之时，有的诸侯却用紫色做礼服。《韶》、《武》、《雅》、《颂》皆为正乐，“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3.25)意思是孔子评论《韶》乐说：“音乐美极了，并且内容好极了。”评论《武》乐说：“音乐美极了，内容没有达到完美。”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9.15)意思是“我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才把《诗经》的音律校正好，使《雅》、《颂》各归各类”。孔子之时，郑国流行淫靡之音，所以孔子“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阳货》17.18)。意思是“我憎恶紫色替代了大红色，憎恶郑国的音乐扰乱了典雅的正乐”。

　　君当行君之道，臣当尽臣之职，如果君而失其君之道，则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职，则为虚位。这也是名不副实，或者说是名存实亡。春秋时期，子弑父，臣弑君，权臣僭越，国君无道，诸侯争战，天下大乱。孔子认为，这一切皆源于礼崩乐坏，因此要重整礼乐次序，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正名”。正名不仅可以使事物名实相副，还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如果名与实错乱，则势必导致国家的动乱;如果正名，就可以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各守其道。例如：“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12.11)所谓君君，就是君要像君，意思是君的所作所为要合于君道。所谓“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其所作所为皆应合于臣之道、父之道、子之道。齐景公奢侈无度，穷兵黩武，实行严刑峻法，已经不像君了，或者说他已经背离了君之道。所以孔子提醒齐景公要注重为君之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以说是孔子倡导正名的核心内容。

　　第二，准确区分不同概念的内涵，以纠正那些混淆概念的错误认识。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论语·子路》12.20)“闻”与“达”有相似之处，即都具有一定的名声，所以子张把“达”理解成“在邦必闻，在家必闻”。意思是“在朝廷做官一定有名声，在卿大夫采邑做官一定有名声”。孔子以定义的方式来给二者正名，其步骤是：第一步明确指出子张的“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只是“闻”而非“达”;第二步阐述“达”的内涵，达应该是“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意思是“所谓通达，是品质正直而崇尚道义，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论并观察别人的脸色，一心想着对人谦让”。强调正直、好义、察言观色、下人。朱熹《论语集注》云：这些都是“内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审于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于内，不求人知之事”。第三步阐述“达”与“闻”在结果方面的区别：“达”的结果是“在邦必达，在家必达”。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在卿大夫采邑做官，都遇事行得通。这正如朱熹所说：“德修于己而人信之，则所行自无窒碍矣。”“闻”的结果是“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表面上装作仁德而行动上违反，以仁人自居而不怀疑。这样的人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在卿大夫采邑做官，都一定会骗取名声。朱熹《论语集注》云：这是“善其颜色以取于仁，而行实背之，又自以为是而无所忌惮。此不务实而专务求名者，故虚誉虽隆而实德则病矣”。由此可见，“达”与“闻”虽一字之差，却相隔千里。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论语·子路》13.14)冉有为季康子的宰臣，从季氏的私朝回来。孔子问他说：“为什么回得这么晚呢?”在冉有看来，季氏为鲁国执政上卿，国君之事与季氏之事皆为政事，所以他回答说：“有政事。”意思是政事太忙，所以回得这么晚。然而在孔子看来，国君之事与季氏之事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国君之事才可以叫做政事，至于季氏之事，那只能叫做私事、家事。你所说的“有政”，只不过季氏的私事、家事罢了。由此可见，冉有错误地把“事”当成“政”，混淆了二者之间的界限;孔子则加以纠正，国政为政，家事为事，从而以正“政”与“事”之名。

　　二 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请参见《论语·为政》2.18章感悟。

　　13.4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1)。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2)。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3)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译文

　　樊迟请求学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请求学种蔬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退出去了。孔子说：“樊迟真是个小人啊!统治者好礼仪，老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恭敬;统治者好道义，老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服从;统治者好诚信，老百姓就没有谁敢不说真话。如果做到这些，四方之民就会背负着幼儿来归附了，哪里用得着自己种庄稼呢?”

　　注释

　　(1)为圃：种菜。圃：菜园子。(2)用情：说真话;说出实情。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情，情实也。言民化于上，各以实应。”(3)襁：背小孩用的宽带子。

　　感悟

　　此章长期为人所诟病，甚至被看成孔子鄙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铁证”。余以为不能这么简单地去理解孔子的意旨。孔子并不鄙视劳动，他自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9.6)。意思是“我小时候贫贱，所以学会了很多卑贱的事”。“吾不试，故艺。”(《论语·子罕》9.7)意思是“我没有被任用，所以学了一些技艺”。虽然这些“鄙事”和“艺”为乘田、委吏以及其他一些小技艺等，并不是种庄稼、种菜之类的劳动，但已经不是“君子”所为了，因此孔子说：“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论语·子罕》9.6)意思是“在上位的人有这么多技艺吗?当然是不多的”。那么孔子为什么因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而说樊迟是小人呢?我们认为：孔子是以一个教育家的身份来看待樊迟的请教的。

　　作为教育家，“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7.25)。意思是“孔子以四项内容教育学生：古代文献、社会实践、忠于职守、诚实守信”。这“四教”实际上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学习古代文献，即“文”，如《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二是社会实践，学习各种技能，即“行”，如礼、乐、射、御、书、数等;三是学习做人与品德修养，即“忠信”，又例如：“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1.7)意思是“尊敬贤人不重美色;侍奉父母，能竭尽自己的能力;侍奉君主，能献出自己的身躯;与朋友交往，言而有信。(这种人)虽然没有学习过，我一定说他学习过了”。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才。什么是人才?第一，必须具备和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第二，光有书本知识还不够，还得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把书本知识“文”转化为实践技能;第三，必须培养和具备良好的品德。孔子所行“四教”就是为了培养既具有文化知识，又具有实践技能和良好品德的人才。这样的人才是“修身、齐家和治国平天下”的贤才。孔子辛辛苦苦把学生教育出来，把他们培养成人，本希望他们去求仕治国而造福百姓，譬如子路;或去推行其学说，譬如曾参;或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譬如颜渊。若要治国，学生学成之后，当然就必须就业。孔子时代，所谓就业，主要是指士在诸侯那里谋得一官半职，或在卿大夫那里做家臣。只有这样才能把平时所学发挥出来，从而实现其治国安邦的理想，造福于民。

　　《论语》里两次记载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答曰：“爱人。”又问什么是知(智)，孔子答曰：“知人。”樊迟不理解什么是“知人”，孔子又告诉他“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12.22)。“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13.19)樊迟所问“仁”与“知”，实乃为政之学问，能够治国安邦，造福于民，是大学问，故孔子耐心为之解答，可谓诲人不倦。

　　然而樊迟在受过孔子的“高等教育”之后，居然要去学习种庄稼和种菜，孔子怎能不生气?这在孔子看来，其不妥有四：第一，此非我所传授的内容，因此你得去问“老农”和“老圃”。正如本人是教古汉语的，若有学生问我如何擦皮鞋，此非我所传授的内容，我会以“你去问擦鞋匠吧”答之。第二，孔子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15.32)意思是“君子谋求学问不谋求衣食。耕种，难免挨饿;学习，俸禄就在其中。君子担忧学问不担忧贫困”。由此可见，耕种不如学习。耕种只能解决一时的温饱，甚至还难免挨饿;学习则能掌握治国安邦的才能，所以子夏云：“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19.13)意思是“学习而有余力就可去做官”。做官就会有俸禄，有俸禄则可衣食无忧。耕种与学习，孰轻孰重?不言自明。第三，作为教育家，孔子希望学生能够胸怀大志，造福更多的人。事有大小，有使统治者“好礼”、“好义”、“好信”之事，也有“稼穑”、“为圃”之事，孔子把前者看成君子之事，把后者看成小人之事，虽然有失偏颇，然而二者之间实在价值悬殊：前者能够治国安邦，能够使老百姓归附。这与儒家所倡导的以天下、国家、王道、历史为己任的价值取向和积极用世的进取精神是相符的。后者只能养家糊口，最大的贡献也只不过多缴点租税而已。樊迟为何要舍大就小呢?第四，樊迟向孔子“问仁”、“问知”之后，最终放弃此为政之学，而欲去从事简单劳动，岂不叫人感到悲哀?试想一想：如果现在一个本科生，在大学读了四年，所学专业是导弹技术，毕业之后他居然向老师请教怎么种庄稼，怎么种菜，或者怎么卖茶叶蛋，你不觉得有点让人哭笑不得吗?你不觉得是教育的失败吗?或许有人会端出大道理：大学生种庄稼怎么啦?种菜怎么啦?卖茶叶蛋又怎么啦?革命工作无高低贵贱之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也是转变就业观念，提高学校的就业率。然而，必定会有三种人为此而感到悲哀：大学老师为此感到悲哀，既然你要去种庄稼、种菜或卖茶叶蛋，为何还到我这里学习四年导弹技术啊?父母感到悲哀：我们含辛茹苦供你四年，指望你学有所成，成就一番大事业，没想到还是跟我们一样种庄稼、种菜和卖茶叶蛋!邻里乡亲感到悲哀：看看他吧，读了四年大学学习导弹技术，还是回家种庄稼、种菜和卖茶叶蛋!这大学还真没必要读啊!孔子当时的心境，或许跟此三种人类似。如果孔子在天有灵，他面对后人对他的责难，或许会这样感叹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鄙视劳动!

　　13.5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1);使于四方，不能专对(2)。虽多，亦奚以为?”

　　译文

　　孔子说：“熟读《诗经》三百篇，把政事交给他，却办不好;出使外国，却不能独自应对。虽然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处呢?”

　　注释

　　(1)达：通达。这里指把政事办好。(2)专对：随机应变而独自应对。

　　感悟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编成于春秋时代，所收集的是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公元前11～前5世纪)的民歌和朝庙乐章，共305篇，“三百”是取其整数而言之。从内容来看，《诗经》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有祭祀颂歌、周族史诗，有反映农事、战争、徭役、讽谏、宴飨、爱情等方面的诗歌。《毛诗大序》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正因为《诗经》具有如此巨大的社会功效，所以《诗经》几乎成了当时士大夫的必读书，成了人际交往和国与国之间交往的重要工具。

　　据《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卫侯如晋，晋人执而囚于士弱氏。秋，七月，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兼享之。晋侯赋《嘉乐》。国景子相齐侯，赋《蓼萧》。子展相郑伯，赋《缁衣》。叔向命晋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齐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郑君之不贰也。’国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晋君宣其明德于诸侯，恤其患而补其阙，正其违而治其烦，所以为盟主也。今为臣执君，若之何?’叔向告赵文子，文子以告晋侯。晋侯言卫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国子赋《辔之柔矣》，子展赋《将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意思是卫献公到达晋国，晋国人把他抓起来关在主管刑狱的大夫士弱的家里。秋季，七月，齐景公、郑简公为了卫献公的缘故到达晋国，晋平公同时招待他们。晋侯赋《嘉乐》(《诗经·大雅》之篇名，今本作《假乐》)之诗。该诗首章曰：“嘉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晋侯赋《嘉乐》这首诗，表示对齐侯、郑伯的友好。国景子是齐侯的相礼者，赋《蓼萧》(《诗经·小雅》之篇名)该诗第三章曰：“既见君子，孔燕岂弟(岂弟，同恺悌，和乐平易)。宜兄宜弟，令德寿岂(岂，恺也，快乐)。”国景子赋《蓼萧》这首诗，表示晋、卫为兄弟之国，应该友好。子展是郑伯的相礼者，赋《缁衣》(《诗经·郑风》之篇名)。该诗共三章，每章末两句皆为“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餐)兮”。子展赋《缁衣》这首诗，表示希望晋君看在齐侯和郑伯亲自来到晋国的份上，答应他们关于释放卫侯的请求。叔向要晋侯拜谢齐君和郑君，说：“寡君敢拜齐君安定我国先君的宗庙，拜谢郑君对晋国没有二心。”国景子派晏平仲私下对叔向说：“晋君在诸侯中宣扬他的明德，担心他的忧患而补正他的过失，纠正他的违礼而治理他国家的动乱，所以能够成为盟主。现在为了臣下而逮捕卫君，怎么办?”叔向告诉赵文子，赵文子把这话告诉了晋侯。晋侯举出卫侯之罪，派叔向告诉齐君和郑君。国景子赋《辔之柔矣》(此为佚诗)，意在表示晋侯应该宽宏大量来安定诸侯，就像用柔辔来驾驭刚烈之马。子展赋《将仲子兮》(《诗经·郑风》之篇名)，该诗每章分别以“将仲子兮，无逾我里”、“将仲子兮，无逾我墙”、“将仲子兮，无逾我园”开始，子展赋《将仲子兮》这首诗，表示晋君逮捕卫君，将导致诸侯的议论，人言可畏。于是晋侯允许卫侯回国。

　　《诗经》具有典雅性，因此贵族们往往通过“赋诗”和“引诗”来使得自己的语言表达具有一种高雅的风格;《诗经》具有委婉性，因此贵族们往往通过“赋诗”和“引诗”来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某种愿望或者委婉地拒绝他人的某种要求。齐侯和郑伯向晋侯请求释放卫侯，整个交际过程，他们几乎都是通过“赋诗”来委婉地表达各自的意思的，最终达到了释放卫侯的目的。由此可见，《诗经》在当时的流行和普及，以及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巨大作用。

　　正因为《诗经》具有如此巨大的社会功效，所以孔子倡导学习《诗经》要做到学以致用。他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16.13)意思是“不学《诗经》，就不会说话”。这是阐释《诗经》对于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和交际效果的作用。既然如此，学习《诗经》，就要善于运用《诗经》来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交际效果。所以孔子强调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熟读《诗经》三百篇，把政事交给他，却办不好;出使外国，却不能独自应对。虽然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处呢?”而对于那些善于“专对”的使者，孔子则大加称赞。例如：“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论语·宪问》14.25)意思是蘧伯玉派使者问候孔子。孔子与他一起坐下然后问道：“蘧伯玉先生在做些什么呢?”使者回答道：“先生想减少自己的过错然而还没有做到。”使者退出之后，孔子说：“好一位使者啊!好一位使者啊!”“使乎!使乎!”就是孔子对使者善于辞令，能够权衡事实作出合适的应答的赞美。

　　当今不少大学生，专业知识不可谓不扎实，然而实际运用能力却相当薄弱。我们应该从孔子的“诗教”中获得启迪，注重大学生能力的培养，否则其结果就是：读书四年，授之以事，不会干;走向社会，不会交际;虽然书本知识多，又有何用呢?

　　13.6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译文

　　孔子说：“在上位者行为端正，即使不下命令，老百姓也会照着做;他自身行为不端正，即使下命令，老百姓也不会听从。”

　　感悟

　　请参见《论语·为政》2.1章感悟。

　　13.7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1)。”

　　译文

　　孔子说：“鲁国和卫国的政治情况犹如兄弟，大致相同。”

　　注释

　　(1)鲁国是周公之后，卫国是周公之弟康叔之后，春秋时两国皆比较衰弱混乱。当时卫国父子争夺君位，鲁国则由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三家卿大夫控制朝政。所以孔子说：“鲁国和卫国的政治情况犹如兄弟”，意思是大致相同，差不多。

　　13.8 子谓卫公子荆(1)，“善居室(2)。始有(3)，曰：‘苟合(4)矣。’少(5)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译文

　　孔子谈论卫国的公子荆时说：“善于治家。刚有一点家产，就说：‘差不多够了。’稍微增加一点家产，就说：‘差不多齐全了。’有许多家产，就说：‘差不多十全十美了。’”

　　注释

　　(1)公子荆：卫国的公子，名荆，字子楚。(2)善居室：善于治家。皇侃《论语义疏》：“居其家能治，不为奢侈，故曰善也。”(3)有：这里指有财物;家产。(4)苟合：差不多够了。苟：苟且;差不多。合：足够。(5)少：稍微。

　　感悟

　　卫国的公子荆善于治家。刚有一点家产，就说：“差不多够了。”稍微增加一点家产，就说：“差不多齐全了。”有许多家产，就说：“差不多十全十美了。”由此可见，公子荆的治家之道在于家产够用则可，不求奢侈，始终保持一颗恬淡与平常之心。大凡善于勤俭治家的士大夫，在执政时也往往具有廉洁奉公的美德。据《左传·昭公三年》载：当初，齐景公要为晏子更换住宅，说：“您的住房靠近市场，低湿狭小，喧闹多尘，不能居住。请允许我给您换个明亮而干燥的住所。”晏子辞谢说：“您的先臣(意思是我的先人)住在这里，以我的才德是不能够继承祖业的，我住在里面已经过分了。”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载：“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曰：‘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晏子、萧何等皆贵为相国，居处却如此简陋。由此可见，他们廉洁奉公的美德与其不求奢侈的治家之道密切相关;他们所秉持的俭以养德、俭以传家的理念，乃古代有识之士的治家良方。

　　如果治家贪求奢侈，而自己的欲望永远不能满足，那么就可能像《老子》所指出的那样：“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老子》9章)“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老子》44章)这是为什么呢?《老子》对此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46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58章)因此，“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44章)。“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46章)

　　当今社会，物欲横流，人们大多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享受。这种对物质的过度追求，往往容易使人从政则导致贪污受贿，经商则导致不择手段。当然，我们并非苦行僧，更何况人人都有追求美好而幸福生活的权利和欲望，只不过我们在希望自己过上美好而幸福的生活时，也希望自己在物质追求方面保持一颗恬淡与平常之心。这样或许可以不至于迷失自我。

　　13.9 子适卫，冉有仆(1)。子曰：“庶(2)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译文

　　孔子到卫国去，冉有驾车。孔子说：“人口真稠密啊!”冉有说：“已经人口众多了，又该做些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说：“已经富裕起来了，又该做些什么呢?”孔子说：“教育他们。”

　　注释

　　(1)仆：驾车。(2)庶：众多。

　　感悟

　　孔子所倡导的仁道，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人民的重视。“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20.1)重视人民，就要使得人口得以繁衍。因此当他看到卫国的人口众多时，就情不自禁地感叹道：“庶矣哉!”冉有说：“已经人口众多了，又该做些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富裕起来的先决条件是要解决温饱问题，所以孔子重视粮食问题。“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12.7)当子贡问怎样治理政事时，孔子毫不犹豫地答道：“使粮食充足，使军备充足，使老百姓信任政府。”民富之后还得教育民众，这是孔子“先富后教”的治国主张。

　　《管子·治国》也有类似的主张，管子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孟子·梁惠王上》对孔子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说道：“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汉书·食货志》云：“民三年耕则余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荣辱，廉让生而争讼息，故三载考绩。”

　　20世纪70年代，中国虽然人口众多，但仍然非常贫穷落后。这时面临着“既庶矣，又何加焉”的抉择。邓小平同志于70年代末开始领导实行改革开放，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63～64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71～172页)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也相应提高了，然而却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诸如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也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已成为社会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这时又面临着“既富矣，又何加焉”的抉择。1996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由此可见，孔子“先富后教”的治国主张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13.10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1)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译文

　　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治理政事，一年就可以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

　　注释

　　(1)期(jī)月：这里指一周年。期：周期。朱熹《论语集注》：“期月，谓周一岁之月也。”

　　感悟

　　孔子的志向很大，一是希望“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曰》20.1)。意思是“谨慎地审定度量衡的标准，整顿已废弃职守的官府工作，全国的政令就会通行了。复兴衰败灭亡的国家，承续已断绝的后代，提拔隐居的人才，天下百姓就会心悦诚服了”。二是要做到“近者说(悦)，远者来”(《论语·子路》13.16)，“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5.26)。

　　公元前501年(鲁定公九年)，孔子50岁时，当了鲁国中都宰，一年之后，升为司空(管营造)，接着升为司寇(管司法)，成为了卿大夫。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55岁，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代理宰相)。

　　孔子做了几年的官，政绩显赫。例如：在国内，他出任中都宰只一年，四方的官吏都效法他。孔子做了大司寇之后，鲁国“涂不拾遗”。此可谓誉满鲁国。

　　公元前500年，鲁定公与齐侯在夹谷(山东莱芜市)举行友好会晤，齐国想乘机以武力劫持鲁君。孔子时任鲁国司寇，他预料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于是他以盟会司仪的身份参加会见。鲁定公与齐景公互相作揖谦让而登坛。宴饮献酬之礼完毕后，在将要举行奏乐仪式时，“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齐景公曰：‘诺。’”于是齐国早已布置好的那些莱夷乐人打着旌旗，挥舞羽毛、彩缯，手持矛戟剑盾，击鼓呼叫而来，企图劫持鲁君。这时“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下令撤走)!’”过了一会儿，“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于是艺人侏儒就嬉戏而登坛。孔子快步进去，一步一级台阶地往上登，离坛上还有一级台阶时，说：“匹夫而胆敢蛊惑诸侯的，罪该诛杀!请命令有关官员执行!”有关官员只好施加刑法，艺人侏儒都被处以腰斩而手足分离。齐景公恐惧而震动，知道礼义不如鲁国，回国后大为惊恐，对他的群臣说：“鲁国大臣用君子之道来辅佐他们的国君，而你们只是用夷狄之道来教我，使我得罪了鲁君，怎么办?”有关官员上前回答说：“君子有了过错就用实际行动来道歉，小人有了过错就用花言巧语来道歉。如果您真的对此感到恐惧，就用实际行动去道歉。”于是齐景公就归还了所侵占鲁国的郓、汶阳、龟阴之田来道歉。此可谓名震诸侯。

　　诸侯国尤其是鲁国的近邻齐国，害怕鲁国任用孔子而成霸业，于是“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论语·微子》18.4)。季桓子把齐国送的礼物收下，沉溺于女乐，怠于政事，于是孔子辞官离开鲁国去了卫国。由此可见，孔子一生求道，倡导君子人格，虽然以治国安邦为己任，但是他认为君子做官取之有道，他拒绝阳货的邀请就是明证;他讲究做官的原则，如果君主或执政者昏庸，他宁肯辞官，他辞去大司寇之职就是明证。这就是孔子的政治操守与人格魅力。

　　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辞官之后，“孔子遂适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居顷之，或谮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起初卫灵公想任用孔子，并且按照孔子在鲁国时的俸禄“亦致粟六万”，后来由于听信谗言，卫灵公最终还是没有任用孔子。后来孔子再次适卫，“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以孔子在鲁国执政的政绩观之，孔子此言不虚。可惜孔子生不逢时，不为当世所用。

　　13.11 子曰：“‘善人(1)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2)矣。’诚哉是言也!”

　　译文

　　孔子说：“‘善人治国一百年，也就可以制止残暴免除杀戮了。’这话说得真对啊!”

　　注释

　　(1)善人：品格完美的人。皇侃《论语义疏》：“善人，谓贤人也。”邢昺《论语注疏》：“善人，即君子也。”朱熹《论语集注》引张子曰：“善人者，志于仁而无恶。”(2)胜残去杀：制止残暴，免除杀戮。何晏《论语集解》引王肃曰：“胜残，胜残暴之人，使不为恶也。去杀，不用刑戮也。”

　　感悟

　　请参见下章感悟。

　　13.12 子曰：“如有王者(1)，必世(2)而后仁。”

　　译文

　　孔子说：“如果有圣人兴起，也一定要三十年之后才能实现仁政。”

　　注释

　　(1)王者：即圣人，品格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孔子所推崇的理想化人物，如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这样的天子。朱熹《论语集注》：“王者，谓圣人受命而兴也。”(2)世：古代30年为一世。

　　感悟

　　在孔子看来，出现天下安定、胜残去杀、人民安居乐业的治世，必须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圣人或善人在位，只有这样的君主才能爱人，才能实施仁政;二是达到天下大治需要假以时日，不可能一蹴而就。《论语》里的“善人”是与“圣人”相对的概念，圣人是品格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指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的贤明天子;“善人”是品格完美的人，指有志于仁而未进入圣人之室的诸侯。圣人治国，以德化民，若假以时日，则能实现仁政而使天下太平。所以孔子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意思是“如果有圣人兴起，也一定要三十年之后才能实现仁政”。善人治国，有志于仁，长此以往，则能制止残暴，免除杀戮。所以孔子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论语·子路》)13.11)意思是“‘善人治国一百年，也就可以制止残暴免除杀戮了。’这话说得真对啊!”但是善人毕竟未能践圣人之迹，即未能遵循文王、武王和周公所制作的礼乐来治理国家，因此他们也就不能实现圣人的仁政而达到天下太平。所以孔子说善人：“不践迹，亦不入于室。”(论语·先进)11.20)意思是“善人不会依循前人，也难以进入圣人的境界”。刘宝楠《论语正义》云：“王者以德化民，制礼作乐，功致太平。若善人为邦百年，仍不能兴礼乐之事，故仅可胜残去杀，若仁道犹未能成。”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我们也可以套用孔子的话来说：“诚哉孔子之言也!”

　　孔子希望能够有王者(圣人)与善人在位来治理国家，然而王者与善人在哪里?“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论语·述而》7.26)意思是“圣人，我是不能见到了;能见到君子，就可以了。善人，我是不能见到了;能见到有恒心的人，就可以了”。孔子不但见不到，甚至连做梦也梦不到了，孔子曾这样感叹道：“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7.5)意思是“我衰老得厉害啊!我很久没再梦见周公了啊!”大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叹。既然如此，孔子的仁政主张也就难以实现了，所谓胜残去杀、人民安居乐业的时代也就遥遥无期了。此数章，盖皆为孔子忧国忧民之叹。

　　13.13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译文

　　孔子说：“如果在上位者端正自己的行为，治理政事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端正自己的行为，怎么能端正别人呢?”

　　感悟

　　请参见《论语·为政》2.1章感悟。

　　13.14 冉子退朝(1)。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2)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3)之。”

　　译文

　　冉有退朝。孔子说：“为什么回得这么晚呢?”冉有答道：“有政事。”孔子说：“那只是季氏的私事罢了。如果有政事，虽然不用我了，我还是会参与并知情的。”

　　注释

　　(1)退朝：这里指从季氏的私朝回来。陈

　　

 

　　《论语古训》：“冉子时事季氏，故造于其私朝，退而忽晏，子遂诘之。”(2)事：私事;家事。孔颖达《礼记正义》引郑玄《论语注》曰：“君之教令为政，臣之教令为事也。”朱熹《论语集注》：“政，国政。事，家事。”(3)与(yù)闻：参与并知情。与：参与。闻：听说;知悉。

　　感悟

　　冉有为季康子的宰臣，从季氏的私朝回来。孔子问他说：“为什么回得这么晚呢?”在冉有看来，季氏为鲁国执政上卿，国君之事与季氏之事皆为政事，所以他回答说：“有政事。”意思是政事太忙，所以回得这么晚。然而在孔子看来，国君之事与季氏之事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国君之事才可以叫做政事，至于季氏之事，那只能叫做私事、家事。你所说的“有政”，只不过季氏的私事、家事罢了。孔子此言，意在正名。虽然季氏为鲁国执政上卿，但是他与家臣谋于私室，而不与群臣议于朝廷，因此所谋者必定为其私事。此其一也。即使是所谋是朝廷之公事，也只能以私事视之。因为公事应该在朝廷与群臣商议，岂有在家谋公事之理?这岂不是撇开群臣而专权吗?此其二也。更何况，如果是朝廷之公事，我岂有不知晓之理?虽然我早已退位，鲁君也不再任用我了，但是大凡鲁国有政事需要商议，我还是会参与并知情的。既然连我都不知情，其为季氏之私事可知矣。此其三也。

　　孔子严格区分朝廷之政事与大夫之家事，虽然意在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但是这对于我们正确区分公务与“私务”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君不见，当今某些人只要成为官员，就把自家的事也当成公务来对待，譬如家人外出，派公车;招待亲友，吃公款;出国旅游，报公款。君不见，当今一些下属和秘书，只要是上级领导的事，在他们眼里都是公事，于是对领导的公事家事事事上心，主动为领导以公谋私。呜呼!当今官场，公私不分也久矣，欲人知其何事为公何事为私也难矣!但愿有朝一日能够把孔子的“有政”与“其事也”之辨引入“公仆”的执政理念之中。

　　13.15 定公(1)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2)。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3)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4)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译文

　　定公问：“一句话就可以兴国，有这种事吗?”孔子答道：“不可以期望一句话有这样大的效果。有人说：‘为君难，为臣不易。’如果知道当君主的艰难，不就接近一句话就可以兴国吗?”定公问：“一句话就可以亡国，有这种事吗?”孔子答道：“不可以期望一句话有这样大的效果。有人说：‘我并不以当国君为快乐，只是我所说的话没有谁违抗。’如果他所说的话正确而没有谁违抗，不是很好吗?如果他所说的话不正确而没有谁违抗，不就接近于一句话就可以亡国吗?”

　　注释

　　(1)定公：鲁定公，名宋，定是谥号。(2)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不可以期望一句话有这样大的效果。朱熹《论语集注》：“言一言之间，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几：通“冀”，希望;期望。若是其×：谓语前置句式，转换成一般句式则为“其×若是”，只是表强调的语气有所减弱，因此“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转换成一般句式则为“言，其几不可以若是也”。(3)几乎：近乎;差不多。几：近;接近。(4)莫予违：没有谁违抗我。

　　感悟

　　“一言而可以兴邦”或者“一言而丧邦”，都未免有点夸张，所以孔子说：“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意思是不可以期望一句话有这样大的效果。但是从某个角度来看，如果国君知道“为君难，为臣不易”，就会行事谨慎，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就会善待大臣，因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3.19);就会仁者爱人，为政以德，治国以礼，“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13.4)，则“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13.16)。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知道“为君难”这句话的内涵并身体力行，不就接近一句话就可以兴国吗?

　　如果国君以“唯其言而莫予违也”为快乐，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敢违抗，那么他就会肆无忌惮，刚愎自用，最终导致众叛亲离、朝政黑暗而亡国。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以“唯其言而莫予违也”这句话为快乐，从而导致出现一系列的错误，不就接近一句话就可以亡国吗?

　　“一言而可以兴邦”或者“一言而丧邦”，为君治国是如此，个人修身也是如此。无论是“为君难，为臣不易”，还是“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皆具有行为准则的作用，由此看来，如果一个人选定某句话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或者座右铭，那么这句话就必将对他的所作所为产生深远的影响，甚至将影响他的一生。譬如：有的人信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必将以天下苍生为念而忧国忧民，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终赢得人民的敬仰。有的人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则必将以一己之私为出发点而损人利己，甚至丧尽天良而无恶不作，最终被人民所唾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也可以说：“一言而可以修身，一言而可以亡身”。

　　13.16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译文

　　叶公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让国内的民众高兴，使外国的民众归附。”

　　感悟

　　孔子治国的理念之一是希望“近者说(悦)，远者来”。怎样才能让“近者说，远者来”?当然是施行仁政，以德治国、以礼治国，“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5.26)。意思是“使老年人安乐，使朋友相互信任，使年轻人受到关怀”。果如此，国内的民众能不高兴吗?国外的民众能不来归附吗?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近者说，远者来”的局面却未见出现，原因何在?当然是统治者不施仁政之故。《孟子·梁惠王上》对此进行了生动而深刻的阐发。

　　梁惠王说：“我治理梁国，真是尽心竭力了啊。黄河北岸遭了饥荒，我就把那里的百姓迁移到黄河以东，同时把黄河以东的粮食运到黄河北岸。黄河以东遭了饥荒，也是这样做的。我观察过邻国的政事，没有谁能像我这样尽心的。可是，邻国的百姓并不因此更少，我的百姓并不因此更多，这是什么缘故呢?”孟子答道：“大王喜欢战争，那就请允许我用战争作比喻吧。战鼓咚咚敲响，军队已经交锋，有些士兵扔掉铠甲拖着兵器逃跑。有的人跑了一百步停住脚，有的人跑了五十步停住脚。那些逃跑了五十步的士兵嘲笑逃跑了一百步的士兵胆小。可以吗?”梁惠王说：“不可以。只不过没到一百步罢了，这也是逃跑啊。”

　　孟子说：“大王如果懂得这个道理，那就不要希望百姓比邻国多了。如果不耽误农业生产的季节，粮食就会吃不完;如果细密的渔网不到池塘里去捕鱼，鱼鳖就会吃不完;如果按季节拿着斧头进山砍伐树木，木材就会用不完。粮食和鱼鳖吃不完，木材用不完，那么百姓对于供养活着的人和为死者办丧事都没有什么怨恨，这就是王道的开端了。

　　“分给百姓五亩大的宅园，种植桑树，五十岁以上的人就可以穿丝绸了。鸡狗和猪等家畜，百姓能够适时饲养，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吃肉了。每家有百亩的耕地，官府不去耽误他们的生产季节，几口人的家庭就可以不挨饿了。重视学校教育，用孝悌的道理反复教育百姓，头发花白的老人也就不会自己背负或顶着重物在路上行走了。七十岁以上的人有丝绸穿，有肉吃，普通百姓不遭受饥寒，这样还不能统一天下而称王的，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然而现在的梁国，富贵人家的猪狗吃掉了百姓的粮食，却不约束制止;道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打开粮仓赈救。老百姓死了，竟然说：‘这不是我的罪过，是由于年成不好。’这种说法和拿着刀子杀死了人，却说‘这不是我杀的而是兵器杀的’，又有什么不同呢?大王如果不归罪年成不好而反省自己，天下的老百姓就会投奔到梁国来了。”

　　孟子一方面以五十步笑百步来比喻梁惠王的所谓“尽心”措施，与邻国之政并无本质差别，所以才会造成“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的状况;一方面从正面阐述关于治国之道的见解，希望梁惠王施行“仁政”这一治国之道，这样才会“斯天下之民至焉”，也就是孔子所说的“近者说，远者来”。

　　13.17 子夏为莒父(1)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译文

　　子夏担任莒父的长官，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不要想速成，不要贪小利。想速成，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小利，就做不成大事。”

　　注释

　　(1)莒(jǔ)父：鲁国邑名。

　　感悟

　　朱熹《论语集注》云：“欲事之速成，则急遽无序而反不达。”做事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必将不顾客观规律、不顾事情的轻重缓急之序而以主观意志行事，结果必定事与愿违，达不到目的。大到国家发展战略，小到个人发展目标，“欲速则不达”皆为至理名言。譬如：1958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南宁会议上批评“反冒进”，说1956年中央领导人纠正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偏向是右倾，使6亿人民泄了气。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同年3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的指示》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运动已经出现”。要求修改2月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国民经济计划，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6.1%提高到16.2%，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10%提高到33%。至此，经济建设离开了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轨道，一场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被轻率地发动起来了。“大跃进”运动的主要标志是在经济建设各个领域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估计当年粮食产量将从1957年的1850亿公斤增加到3000亿～3500亿公斤。基于这种过高的估计，会议要求各省、自治区党委把工作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并正式决定和公开宣布1958年的钢产量要从1957535万吨增加到1070万吨，全国随即出现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实现钢产量1070万吨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农村不顾秋收大忙，抽调5000万劳动力炼钢;城市的机关、团体、学校以至街道居民都支起炉灶大炼钢铁，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盛行。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觉察到“大跃进”运动中出现“左”倾错误，在着手纠正“共产风”的同时，强调要反对浮夸、冒进，对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作了较大的缩减。但在1959年8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决定开展反右倾斗争后，一度有所收缩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泛滥开来。1960年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才停止。

　　“大跃进”运动违背客观规律，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打乱正常生产秩序，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人民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从1961年起，国家不得不用5年时间进行经济调整。“大跃进”以其惨痛的教训，从反面证明了“欲速则不达”的正确，孔子这一思想在今天的国家发展战略中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好贪小利之人，往往鼠目寸光而胸无大志，常常因蝇头小利而放弃对大事业的追求，最终必将一事无成。《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时，与刘备这样讨论袁绍：玄德曰：“河北袁绍，四世三公，门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可为英雄?”操笑曰：“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曹操论袁绍“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可谓一语中的。

　　13.18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1)者，其父攘(2)羊，而子证(3)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4)，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译文

　　叶公告诉孔子说：“我家乡有个正直的人名叫躬，他父亲偷了羊，他却告发。”孔子说：“我家乡正直的人与此人不同。父亲做了违法之事，儿子不说;儿子做了违法之事，父亲不说。正直就在其中了。”

　　注释

　　(1)直躬：直：正直。躬，或作弓，人名。《淮南子·泛论训》：“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证之。”高诱注：“直躬，楚叶县人也。躬是名，其人必素以直称者，故称直躬。”陆德明《经典释文》：“直躬，郑康成本作‘弓’，云直人名弓。”(2)攘：偷。(3)证：告发;检举。《说文》：“证，告也。”(4)父为子隐：父亲做了违法之事，儿子不说。为：动词，做;干。这里指所做的违法之事。隐：沉默;不说。《礼记·檀弓上》：“事亲有隐而无犯。”郑玄注：“隐，谓不称扬其过失也。”这“不称扬”就是“不说;沉默”。《论语·季氏》16.6章：“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意思是“该他说的时候却不说叫做沉默”。

　　感悟

　　长期以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相关推荐 无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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