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了几篇关于说的文章。其中,或主张言行一致,或强调多做少说,或告诫人们切勿口惠而实不至,我觉得全然在理。由此,想到另一个侧面,我也想说说 。 《墨子闲诂》中有这样一则故事: 子禽
《小公务员之死》小说原文
《小公务员之死》是很经典的一部短篇小说，关于《小公务员之死》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来了解一下吧。
2024-09-11
近日,读了几篇关于“说”的文章。其中,或主张言行一致,或强调多做少说,或告诫人们切勿“口惠而实不至”,我觉得全然在理。由此,想到另一个侧面,我也想说“说” 。
《墨子闲诂》中有这样一则故事:
子禽问曰: “多言有益乎?”墨子曰: “虾蟆蛙蝇,日夜而鸣,舌干擗,然而不听。今鹤鸡时夜而鸣,天下振动。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时也。”
这是关于“说”的一段很精辟的议论。意思是说,话不在说的多少,而在说的当口上,也就是有钢要用在刃上的意思。假话、大话、空话讲得愈多,危害愈烈,自然不可。但事事尊口免开,也未必是好。谁知,现在“少说为佳”竟成了一些人的处世哲学。君不见,有人“文件画圈,开会溜边”,发言只讲“万无一失” 的原则话; 有人“是非面前不开口,遇到矛盾绕开走”; 有人在歪风邪气面前,该说的不说,该顶的不顶,随波逐流,乐当 “和事佬” 。此种现象出于我们共产党内,真真怪哉!
“言为心声” 。言,往往是行动的先导。一事当前,离开必要的说话是不行的。革命者做演说,著文章,用 “说”唤起群众,揭露敌人,开辟世界新天地。可见,“说” 可以明理,可以去非,可以除恶,可以扬善,其作用可谓大矣。说和做应是知和行的统一。对于领导干部和宣传工作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说”就是做。对好人好事不宣扬、不支持、不树正气,就是忘记了自己的职责; 对坏人坏事不批评、不抵制、不刹歪风,就是渎于职守。
“好好先生”奉行的好人主义,是一种腐朽庸俗的作风,其“要义”是“言多必失” 。那么,怕“失” 什么呢?无非是怕说错了丢乌纱帽,搞坏了关系丢选票,伤了和气堵死了方便自己的“渠道” 。借用 “好好先生” 自己的话说:“坚持原则是非多,碰着硬茬麻烦多,平平稳稳好处多”;“不说好,不说坏,谁也不见怪” 。从这些话语中不难看出,好人主义的本质是利己主义。
在某种条件下,“好好先生” 确实能得到一些个人好处; 在某些喜欢息事宁人的人看来,他们也许还算是“好人” 。但是,对于人民,对于革命事业,其好处又在哪里呢! 其实,“好好先生”也并非象金人那样三缄其口。他们说与不说,说多说少,往往是以一己私利为转移。莫看 “好好先生” 对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泰然处之,但一遇到对己不利的事,便四处奔走,多方游说,吵吵闹闹,劲头可谓足矣! 现在,就有那么一股“说情风”,当组织上要对违法乱纪的人进行处理时,便有“好好先生”跑出来“说情”,他们哪里是真正奉行“少说为佳”的原则呢?
在歪风邪气面前,真正的革命者应当敢于站出来讲话。当然,敢说决不等于胡说乱说。孔夫子讲: “敏于事而慎于言。”直言应产生于对事物的敏锐观察和缜密思考。我们主张敢说,同时也强调要讲究有根据的“说”。说话要区分场合,直言要注意方法。要言之在理,合乎实际,顾及客观效果。至于因思虑不周,说错一句半句,也不要紧,错了就改嘛!那种出以公心,敢于仗义执言的人,即使有些缺点,我以为也不可与那种少说为佳、明哲保身的“好好先生”同日而语! 公心和私心之间判若鸿沟,是难以作比的。
讲了这么多,也是一种“说”,目的在于倡导一种敢想、敢说、敢碰硬的革命精神,一种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一种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高尚品德。倘若此“说”对于破除好人主义能起一点作用的话,则此愿足矣!
(1983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赏析 这篇杂文简短数笔勾画出了一幅“好好先生”的形象。杂文长于运用讽刺的笔法,但讽刺的对象不同,运用的方法也便有了区别。“好好先生”是出现于共产党内的现象,因其貌似“与人为善,与世无争”,颇能赢得善良本分人们的青睐,于是大有蔓延之势。对于我们自己队伍内部存在的这些弊端,完全应该批评,也可以讽刺,但决不能象对待敌人那样置之死地,而应该“把投枪变成针灸医生的银针,刺准穴位,又酸又胀又麻,周身通泰”,使患者出一身汗,闻者引以为戒为宜。
首先,作者寥寥数语摆出了“好好先生”的症状: “文件画圈,开会溜边”;发言只讲“万无一失”的原则话; “是非面前不开口,遇到矛盾绕开走”;在歪风邪气面前,该说的不说,该顶的不顶,随波逐流,乐当“和事佬”。对于这些症状,作者没有铺张,因为治病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能找出病根。
接着,作者透过这些症状准确地挖出了“好好先生”的病根。原来“好好先生”是个两面派,一面相信“言多必失”的信条,一面又奉行“多方游说”的政策,多说少说,一切以一己之私利为转移,病根是利己主义在做怪。
穴位摸准之后,作者不遗余力地加以针砭。“言多必失”,怕“失”什么呢?无非是怕说错了丢乌纱帽,搞坏了关系丢选票,伤了和气堵死了方便自己的“渠道”。对“好好先生”的另一面,作者更加不客气,用词也很尖锐。文章写道: “其实,‘好好先生’也并非象金人那样三缄其口。他们说与不说,说多说少,往往是以一己私利为转移,莫看 ‘好好先生’对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泰然处之,但一遇到对己不利的事,便四处奔走,多方游说,吵吵闹闹,劲头可谓足矣!”这些批评的语言,虽带刺,但刺而不伤,痛而不怒,收到了“又酸又胀又麻”的效果。如果只是摆摆现象,说说危害,患者不痛不痒,岂不是白说一通。
总之,《说“说” 》这篇杂文,批评、讽刺的分寸得当,称得上是医生手中的解剖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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