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去兵》原文欣赏

　　去兵

　　七年11月30日，北京大学在中央公园开演说会。余曾拟定《去兵》一题。适是日王抚五先生讲“弭兵!”虽词说不一，而意旨从同。余遂作罢，归来。将所欲言者，写成此文，仍用演说体裁也。(著者)

　　“兵!”“兵!”我们整天心里有这种东西的印象：整天见的是兵，整天听得的是兵的消息。有的人在那里招兵、练兵、用兵，也有的人在那里供给兵、伺候兵，望着兵逃，受兵辱害。兵究竟是件什么东西?它的性质怎样?它的用处怎样?它在现在世界上的位置怎样?

　　我回答这问题道：兵是没用的，兵是代表兽性的，兵是野蛮时代的遗迹(Survival)，兵是现在社会上一切罪恶的根源，兵是文明进化的大障碍物。

　　中国人对于兵的透彻觉悟，本是很早的。在周朝的末年，已经有一般政治家，用“弭兵”政策;更有一般哲学家，讲“非攻”主义。谁知道到了后来，中国人的灵魂掉了。过了两千多年的日子，受了无量数兵争的痛苦，虽然出产了许多《兵车行》……终没人发去兵的议论。这真是件最可伤心最可羞耻的事。西洋自古来就有去兵的学说，所有大哲学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这样主张。到了近年，更是厉害;再加上这次大战的反响，这“去兵”的一种主义，已经完全离了哲学家的梦想，变成了政治家的政策。可惜我们可怜的中国人，竟是大半不曾听得这种学说。我就用今天演说的机会，同诸位商量这大概罢了。

　　诸君知道人的所由来吗?人的祖先，本是禽兽。从禽兽变成人，从野蛮变成有文化。虽然是人，却不免带点禽兽的性质;虽然是有文化，却也不免带点野蛮时代的遗传。世界上长久不息的战争，是过去的黑暗和未来的光明打仗;我们做人的唯一职务，是帮这未来的光明，和过去的黑暗打仗。这道理古时候的祆教已经说过。我们的最大先知托尔斯泰，也有句极简捷的话，说：“现在的大战……不是用铁、用枪、用弹的战争，是个永远不息的精神战争;两方的敌人，一方是人类的、光明的透彻觉悟，要在那里发展;一方是遗传的黑暗和拘束，正在那里围绕着压制着我们。”然则请问什么是过去的黑暗，什么是未来的光明?我敢答道，过去的黑暗，是武力主义(Militarism)，即是禽兽的遗传，即是野蛮的遗传;未来的光明，就是一切政治上、社会上、伦理上，全本这“Democracy”一个主义而行，这主义昨天李守常先生说过的，我不细讲了。昨天罗家伦先生讲什么世界的新潮流，这就是世界的新潮流。罗君曾说，凡是潮流，不能抵抗。这Democracy一个主义，正在那里“摇天撼地”，“一泻千里”，可见难得抵抗。偏偏兵一件东西，本着它的历史，用着它的性质，处处和这主义抵抗。要是容许兵的存留，就是限制这主义的发展;要是帮助这主义的发展，就要预先不许兵的存留。我们既然明白晓得Democracy是光明的代表，是我们未来一切的希望和幸福所托命，就要竭力除去这黑暗的代表，这社会上无穷罪恶和苦恼所托命!

　　我说到这里，诸位定要问我，何以把兵看得这样不好?我说这有许多条道理，等我一条一条说来。

　　第一是兵和政治的新潮流冲突。

　　政治的新潮流，就是上文说的Democracy。经过几十年的试验，再加上这次大战的教训，这主义总算完全胜利。各国的政治家和人民，都有几条透彻的觉悟：第一，觉得“人上人”(Race overrace)一种事情，没法延长下去;第二，觉得政治不是依靠兵力而行。觉得这个，当然觉得兵是没用的。“凡是一种政策，若果除了兵力，没法实行，必不是永久的政策。”必是个贻误后人、损人不利己的政策用兵力违背民意，用兵力压制不独立的人民，用兵力谋经济的发展——一句话说来，用兵抵抗Democracy——在现在真不“时髦”了。既然政治上一切设施，必须靠着民意的向背，没法不尊重民权的发展，还向哪里用武力去?何苦留着这武力，作为民意民权的妨害物?所以我们可以决然断定道：在现在政治的潮流底下不许有兵。有了兵，便是古来的政治。

　　第二是兵和社会的新潮流冲突。

　　社会的新潮流，也是受上文说的Democracy的支配。改造的趋向，大概分两个道路：第一，破除社会里各种阶级;第二，大家对于社会，总要效劳。效劳的平等，受社会的报酬也平等。就第一条说，兵，是专门制造阶级的;就第二条说，兵，对于社会，根本是不效劳的，却要索最大的报酬。照这看来，兵只会“助纣为虐”。在现在社会的潮流底下，不许有兵;有了兵，便是古时的社会。

　　第三是兵和教育的新潮流冲突。

　　新教育的趋向，教人“因人设教”。兵的训练，却只有一条法子。新教育的趋向，教人注意“发展”，兵的训练，却专心“收敛”，新教育是自动的，兵的训练是强制的。昨天一位朋友问我：“兵的训练是怎样?”我答道：“是造就无机体，造就放炮的机器。”一个好好的人，弄到营里，受兵式的教练，先要剥去思想，再来剥去兴致，再来剥去手足的自动舞蹈。“满身上都是胆”，就是满身上都是恐惧，满身上都是木偶气。战争明明是极可怕的事，却弄得它丧失了知觉，无意识地上阵地。到了那里，一切举动，像个机器。它那炮弹“应声而发”，它脑袋好比机器似的。这样的训练，真是把活人变成死人，我们想想当年的科举训练，何等离奇，何等可怕。这兵式训练，却比它更离奇更可怕。

　　照这样看来，兵和一切新潮流反背，断断无疑了。我对于兵的判断，可以约为以下几条。

　　(1)兵是破坏的。毛奇(Moltke)说：“兵是破坏，兵是仅仅破坏。”这真是句诚实话。我们须要晓得战后的一切建设，全靠着平和的精神和战争精神根本相左。战争的精神，定然不能用来建设：就可明白战争的效用，仅仅到了破坏，破坏以外，没有关联了。

　　(2)兵是不生产的。这道理原不消说。因为兵不生产，所以和社会是仇敌了。

　　(3)兵是不负责任的。既然造就成了机器，还对于谁负责任?

　　(4)兵是无权利，因而无义务可言的。这道理也不消说。

　　(5)兵是幼稚的。兵的生活，兵的思想，兵的性情，兵被公家的待遇，兵的没事干，兵的仰衣食于别人，兵和兵的交际，没一样不像小孩子。

　　(6)兵是以不道德为道德的。罪恶莫大过杀人，杀人却算兵的道德。那种兵式训练，专门消灭人性。其实人性哪能消灭干净，不过把那些向上心，理性心消灭了，那肉欲依然存在，或者更强。一旦爆发，便要奸淫掳掠了。我们只能说奸淫掳掠是兵的天职，不能说是兵的不道德。我们山东向来是多土匪的，但是自从去年解散的“辫子兵”，都投土匪，土匪愈不如从前了。本来的土匪，原略有点自治性质、责任心，不像兵的全不管。从此可知兵的不道德，是性质如此了。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这专发展人的能力，向自然界开辟人类的殖民地，兵却在那里用破坏的手段，替自然界夺回人类的殖民地;我们正在这里努力生产，兵却在那里消费生产;我们最欢喜的是有自由，是有责任，兵最怕的是有自由、是有责任;我们希望人道精神，渐渐发展，兵刻刻发挥着兽性。现在政治上、社会上、思想上一切恶迹，一切妨碍物，请学问家考究起来，可以说没有一条不是古时武力时代的遗传，没有一条不和武力主义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从此可知兵是旧政治、旧社会、恶政治、恶社会的结晶核，当然要除去哪!

　　诸位想必有军界的人，听了我这话，切不要发怒。中国的兵，都是最亲爱的同胞，生下来是善人，哪里有什么罪过?都是被那些存心利用的人招了去害了，坑了。弄得无可告诉，弄得“死生系于他人”，弄得专作罪恶。兵对于罪恶不负责任，还要叫那些造就兵的负去。我现在要请大家起个自觉心，脱出这个孽海。诸位想想，诸位岂不是为着没有职业才去当兵吗?这没有职业，岂不是因为兵多了，到处破坏，弄得我们抛家舍业，没法子办，才去当兵吗?难道我们身受的苦痛，还忍送给别人吗?况且我们何尝一定没有职业的?好的没有，坏的总要有的。都是被那招兵的巧言花语捉弄了去。那些用我们的人，忽然用不着我们了，就打发我们走路。到了那时节，我们坐食惯了，兵的性情成了。可真没事可干了。为他一时的利用，误我们终身的职业，这果值得吗?就是不打发走路，打发我们上阵死去，我们更觉着值得吗?他克扣我们的军饷，十万买个小老婆，二十万赌输了一回，却给我们几块刚够吃饭的钱，教我们死去，也不管为着什么死去，我们值得吗?我们究竟为着什么事要死?我们为谁死?俗语说得好，“死也要死个明白”。我们也是个人，我们也是父母生的，就该糊里糊涂死去吗?就该受他这样待遇吗?我告诉诸位罢!世界的将来是劳动主义，是工本主义(Industrialism)。我们想有饭吃，总须做工的，不做工，将来定要天然淘汰，没饭吃的。现在时候到了!起来!起来!起来!把刀化成锄，把枪化成工具，把军衣化成农工衣服，回我们家乡，做生产的人，做有益的人，做有意识生活的人!

　　我还要告诉那些用兵的人，造就兵的人，替兵负罪恶责任的人，说兵是根本没用的。若果兵果然有用，果然能够以力服人，果然可以达到他的政略，袁世凯早做了中国的皇帝，威廉侯罕者兰早做了世界的皇帝了。他俩现在哪里去了?他的政策哪里去了?那不如袁世凯百分之一的人，还在那里做武力成功的梦呢!这些人若真能觉悟出罪过，去掉他的梦，和我们诚意地相待，他以前的罪过，本可饶恕的，他所据的财富，也可不夺的，但是要真至死不悟，要真信得过兵力可以维持他的冰山，那真要倒了。不但未来的希望，没有达到，就是现在的地位，也要上东洋大海里去。兵不仅没有用处，并且有负号的用处。用兵灭人家，到了后来为人灭，用兵得地步，到了后来失地步。古时有个米太国，它的国王要灭邻国波斯，向希腊的神坛求签去。神说，“你可以破坏一个大帝国”。他就从了神命，和波斯一战，败了，登时亡国。他总算破坏了一个大帝国，可惜这大帝国是他自己的。这是兵的用处。这是兵从古以来的负号用处。人民的福利，国内物质的发达，那黩武的人纵然不晓得，他自己的福利，总要想想啊!这负号的用处，可怕不可怕哪?

　　诸位不要误会，我不是主张把兵解散，请他们各自回家——这是没道理的事情——我是主张把兵变成农工，把兵营变成工厂。把破坏的效用变成建设的效用，替没有真职业的人，找得个职业，替精神消耗在无用地方、生活放在无意识地方的人，找个消费精神的正当去处，找个存放生活的正当去处。我们从此变成自由人，变成有公权、有责任的国民，不再当奴隶，不再当炮架子。此后对于个人的希望和幸福，对于公众的希望和幸福，都是无限的。努力做工，对着未来的光明和将死的黑暗宣战，世界的人，没有不对于大家表同情的。

　　我在这里作积极去兵的议论，也有一部分人在那里替兵辩护。辩护的道理，不过是说兵在历史上有多样大的势力，兵对于促进古来的文化有多样的效果，兵是勇敢的化身，兵是刻苦的模样。这话猛然听得，好像也有道理，细想一想，却不值得一驳。拿过往的事迹，作为将来应当继续的保障，是件极傻的事。这种人真忘了进化的道理，是在于推陈出新了。就是我们勉强承认兵的精神也有一二分可取，我们尽可想法把这可取的融化在社会生活里呀!老实说，兵是几千百年前的产物，无论同我们日进的同情相反，就是和现代经济状况，也是丝毫合弄不来。总觉得它不但是个太野蛮的法子，并且是个太笨的法子。用它达我们生活幸福的目的，是个不中用的器具。纵然说它在历史上的效用“天花乱坠”，也不能作为现在应当有兵的理由。现在是现在，过去是过去，除非“哲学家”和傻子，哪里有不承认时间(Time)的?至于兵的勇敢刻苦，却也可以想法替代。托尔斯泰主张去兵，所以他极重劳动主义，更且节俭刻苦得很。詹姆士曾经举出“兵之替代品”(The moral equivalent of war)这代替品究竟是什么，大家意思虽不尽一致，到了现在，却多半说是工本主义。我们的劳动，哪一件不要刻苦的?我们工作的计划，哪一件不要勇敢的?如果说兵的生活，是初民的生活，可以保存天真，免于弱种。劳动者的生活，何尝不是初民的生活，何尝不可保存天真，免于弱种?生活简单，精神刻苦，并不是兵的专利。在工本主义里头，这种美德，必然可以保存，没法使它不保存。照这看来，兵有一二分可取，我们便把它融化在工本主义里，此外兵真是废物了。还有一层。奋斗的精神，是同人类永久不灭的;但是兵的奋斗，是人和人斗。——就是狗和狗斗，狼和狼斗。——未来的奋斗，应当是人和自然界斗，用人的能力战胜自然界，向自然界开拓殖民地、新领土，不向别人身上开拓殖民地、新领土。同是一种奋斗，兵用来是破坏力，工本主义用来便是建设力。用工作替代兵制，可以作为定理了。

　　现在废兵一个问题，已经离了讨论的时代，到了渐次施行的时代。上回演说会里，胡适之先生讲的“平和大同盟”，并不是理想之谈。所有限制武备，组织国际法庭，以便代替“武力解决”，这次欧战和议之后，总要有几部分实现。古时哲学家的梦想，早已成了预言了。世界废兵的日期近了。

　　诸君定要想到中国对于这问题，总要另当别论，因为就表面情形而论，中国内忧外患极多，好像离不了兵的。其实考究起来，中国去兵，比别国尤其容易。说中国土匪多，但是中国土匪全是兵变的，没兵就没有土匪了。说中国叛乱多，但是这也是兵激的，称叛的人，也是挟兵力的。若是只有保护公众安宁的警察，把兵一律废去，自然只得诉之公道。这面无从激，那面没法叛了。归这样说来，中国兵不特不能除内忧，并且是一切内忧的根源;除了兵就除了内忧的根源了。说到外患，中国尤其用不着兵。难道中国的兵为打外人而设吗?它不曾经打过外人吗?要是中国指望着兵保护，中国地图早变成七色八色了。中国以前的生命，全靠着均势，以后的生命，也要靠着均势。再加上强国对于弱国的同情，经济上的关系，中国不会旦夕就亡的。有兵没兵，兵多兵少，都是一个样。我们又何苦耗费无量的金钱，造就有害的兵来?别国对于去兵，都有互相牵制的形势。英国有兵，法国不得不有;法国有兵，德国不得不有，要去必须大家一齐去。中国却不受这种牵制。就是它们不去，我们却可以独自去掉它。正因为中国兵队和中国的生命，没有丝毫的关系。就中国现在的情形而论，教育实业，哪一样不比兵要紧十万倍?努力办这些，还有点来不及，谁还有闲钱闲工夫去“整军经武”?果然我们昏心，不管别的，专门练兵，练上四五十年，才可和外国一战，到了那时节，世界早已“弭兵”了，也不许我们再有兵了，这真是白费工夫的事。我们既然处在去兵的绝好机会，何不登时起来，为天下先?这样一办，真可得世界上人的同情，拿实业替代军队——就是拿Industrialism替代Militarism——更可使得世界上人觉着中国人有真精神。有这同情，有这敬心，中国的生命，真稳固了。机会!机会!不可失了!我们中国向来不供给世界文明。这回若是独能替世界造个新纪元，为大国作个好榜样。从此中国在历史上占个领袖的地位，这是何等荣誉的事!机会!机会!不可失了!

　　我们既然知道中国废兵的道理是必要的，是容易的，就当努力做去。能做文章的人，多做几篇去兵的文章;不能做文章的人，多向大家谈谈去兵的道理。总要使得“家喻户晓”，成个极有势力的舆论。更要在兵将来的教育和职业上，仔细研究出个有益的办法;全国设警察的手续，仔细研究出个条理。等到有了真国会，真政府;再向他们请愿。一次请愿不听，两次;两次不听，三次;永不听，我们像辛亥年的办法来一下，再向俄国学个乖……这样不愁他不听，不愁去兵不能施行，不愁中国不当世界去兵的领袖，不愁中国不替世界造个国庆日。机会!机会!不可失了!我们预备罢!

　　外国人常说我们中国人人性不大充足，因为明知道一件事应当这样做，却只因循苟且，偏不做去。我们若是知道废兵，却不向废兵做去，又要被人说我们人性不充足了。若径自做去，可以把这羞耻一洗而尽了。从此我们是“中国人”，不是“支那狗”了。

　　(原载1919年1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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