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再谈几件教育问题》原文欣赏

　　再谈几件教育问题

　　几个星期前，我在《独立评论》上谈了几件关于教育的事。这几段文字都是发稿前一晚赶着写的，急急忙忙，都没有把话说完，而引起好些辩论和骂来。虽骂的文章多数不值得反复辩论，却也有几事有再谈一谈之必要。不幸中间小病，隔时之后，冲动既歇，好些当时要说的话忘了。现在且把不曾忘地写下几件，零零碎碎，各段自是一事，合来不成一篇文章。

　　一、三件关涉教育学的意见，续答邱椿先生。在本刊第九号我那篇文字中，提出三件事来。第一，大学不是适用教育学的场所;第二，教育学家必于文理各科中有一专门;第三，中小学的课程要门类少，而内容充实。现在再依次解说之。

　　(一)所谓教育方法者，大致说来，当有下列几层作用：①适应学习者之心理。教者与学者年龄知识皆不同，强以自己所晓谕者加之于人是不行的。②所教科目之逻辑的、扼要的、明显的处置。小学及中学学生既是些幼年人，而教的人又非一种学问的专家，故若干人共同研究出的教育法是必要的，且只有在这样的场所中，教育法能有纲领而不失于零零碎碎，不切本题。至于在大学中，做教师者，应假定其对于所教之一科有一种专门的训练，而非为教书之贩卖;应假定其对于所教之一科有一个会通的观点，则教出来自然应有提纲挈要的布置，如果他不是自己先不懂得的话。此外还要假定他有常识。这几个假定诚然不能实现于今之多数大学教员，然而大学教员本该如此。且大学中之学生，年龄上、知识上都用不着教员之耳提面命，除非低能到不该入学的。所有教员自己能懂得的，自然有法子使学生懂得，不待那些繁文缛节的教育方案。然则大学教员，在教书上之作用，皆在其对于自己学科之了解与造诣，而以常识、学识、讲说风度及人格，为其教育学，不学这一科，或学而无底者，焉得能为他想出教育法来?学一科，学而有底，自然能够自出教育法。即以我个人读书的经验论，在中学，在大学，在外国，所受益最多的教员，是学问最有根底的教员，绝不是注重教育法的教员。有的几位简直是老学究。诚然，学问既好，又了解教育法，固然是锦上添花的事，然而这事在大学中无关宏旨，没有并不足为害，而徒怯所谓教育法，忽略学问之自身，乃全无是处。我举一个实例，赫胥黎当年是以说话太快、思想太速为初学人所诟病的。照欧洲及英国的习惯，最好的教员教最低年级的学生，因此赫先生教普通动物学等，教得有些人怨他说话赶不上，然而赫胥黎以其学问引出多少第一流生物学家呢?若请一位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教育专家兼习生物者来教，能得这样效果万分之一否?一种学问精通之后，自然生出一种教育法，这话虽不可以施之于一切大学教员，然大多数是如此的。况且大学科目以其专门性质更难有普遍应用之教育法，除非常识上事，本是人人应有的以外，至于大学中教学以外的事，尤其与教育学没有什么关系。大学行政在欧洲真是简单到极度，而学问自然发达，今日中国弄得愈复杂愈不相干了。总而言之，在一个大学里，如上了轨道，行政正是九牛之一毛，不是什么高谈教育学之场所，在一学科中只要教者有学识及常识，自然能教人，能引人，不待搽粉抹胭脂的事作。

　　(二)教育家必于文理各科之中先有一种专门，然后他的教育学有所寄托，不至流为不相干的空话。这话恐怕是学教育者平心静气时要承认的吧?以我所见，英、德大学之习教育都必须先习一种文理专科，然后加以教师的训练，然后再谈教育学。所以教育不是有志做教员之副科，便是一个毕业后级的研究。诚然，也有一两个例外，如汉堡，如法兰克福。然这两个大学都是创办不久，并无多大学术上之权威。汉堡是个买卖城，其文化如中国之有上海，其大学中包有很多其他大学不屑的东西，不止教育一件而已。法兰克福是出名的犹太城，其大学尤不占学术上之位置。若引此为例徒使稍知德国大学者为之小怪而已。

　　我在伦敦读书时，伦敦大学的教育学教授如Adams，如Num，都是先有专长再习教育的。有次我亲见一个中国学生跑到那里开头要学教育，碰到了一个无趣。诚然一国有一国的风气，不可扬此抑彼，不过我听说教师学院大体上也是大学毕业后的学生入的，如何能拿他当个模型，在中国大学中创一个教育学院，而使之与文理科同列呢?我实在不了解没有一种文理学科的专长，而空谈教学法，又能谈出什么来呢?我更不了解，离了人文及自然科学之自身而谈教育，要教出什么来呢?

　　我有一位学自然科学的朋友，有一天对我说，我现在明白了某某为什么哕哕唆唆做了那么多的教育研究却是毫无关系的，我看见这几本美国教科书，才知道这些学问的来源。或者教师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之缺陷，正以其很多开头便学教育，不先在国内或国外文理一种中毕业吧?至于在大学以教育为主科，以文理之一科为副科之一种办法，尤其不上不下，不伦不类。其结果只是一碗杂碎菜，任何学科都得不到一个严整的训练。

　　总而言之，做教员一道，有体有用。学问是体，方法是用，不有其体，何处寄用?教员若先对于所教之材料无根底，还有什么方法可说?

　　(三)中小学课程要门类少而内容充实一事，似乎也不是一件可以争论的事。不过门类少而内容深，或门类多而内容浅，究竟哪一种是欧洲的办法、哪一种是美国的办法呢?以我所见，恰与邱先生所说相反。我是教育学的门外汉，当然不敢自信，不讨且举出我亲眼见的。英国的中等及初等学校是不成一个整齐系统的，所以本来难说，不过，除伊顿、哈乐两个公校及其他高贵化的“公校”，弄些“士君子”的臭习惯因而有些不相干的事作以外，各校科目似乎都偏于简单，且牛津、剑桥之地方及高级考试，正是初中、高中等毕业之代替，其所考科目非常简单，而每科所要求者实在比中国现行制深得多了。各地公校之算学，常常有超过中国之算学系者(这话也是以实用之能力论，不以科目论，北京大学固善于谈高等算学科目而动手不得也)。至于德国，其中学之Oberprima Prima Sekunda，对每科目所要求者如何，更不待论。德国中学本有好几种，战后渐渐会通之，会通之结果，科目并不加多，而内容转加深些，至少在算学、理化、近代语言上，说是如此。我所见者如此。中国早年学制是抄日本的，即间接抄德国的。我的高中是北大预科，当时北大预科一如日本高等学校的制度，科目甚少，内容比现在高得多。这十多年来，中国教育制度日趋于美国化，而中国之课程程度日浅，科目日多。其中有些科目我们当年真正做梦也想不到，如所谓文化史者及所谓社会科学者，即其一二也。我很希望治教育学者比较一下子欧洲及美国中小学课程，给我们些不错的知识。

　　依据上列的申说和以前几次的文字，我贸然提议下列几件事：

　　一、大学中不设教育学院，因为这个不能本身独立成一种学问;也不设教育系，因为教育学自身不成一种严整的独立的训练。

　　二、大学中应设教育学讲座及教育研究所，以为有志在中学做教员之文理科学生学习教育之训练，并为文理科已毕业学生有志攻治教育者之训练场所。

　　三、大学文理科学生愿兼习教育者，其学分应如下列之分配——本科对教育科为三与一或四与一之比。若如北大之办法，教育系学生兼习系外功课占四分之一而弱，似仍不能成一种严切的训练，仍不免于杂碎之弊。

　　四、中学课程，科目上尽量减少、内容上尽量提高。

　　五、科学发达与研究机关之关系，中国人开始治科学不是很近的事了。我们且把耶稣会士之影响及上海制造局之事业扔开，中国开始派习科学之留学生并请外国教员在中国教科学，也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到了现在，除地质学算颇发达，生物科学看来也像有劲儿以外，理化、医学等最重要科目真正寂寞得很。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说天之生才分配不均吗?我想，这道理很显然，以地质学之发达为例看去，便可了然。一个初在中国大学毕业或外国大学毕业的“科学家”，好的也还是一个初入门的毛雏儿，还需要多年的训练与培植。这个训练与培植包含三件事：①在学问进步的环境中;②有能作典型的前辈做指导;③充实为研究需用之工具及所学事项之熔化。惟其如此，所以若把一个初毕业的大学学生置之人海之中，不上几年，旧学尽荒，从此落伍。中国知办大学而不想如何训练大学毕业生，能派留学生而不想如何安插留学生，因此常常见到在国外读书时很有成绩的青年，回来不久便落伍，此岂是青年人之罪过?有些在美国学科学的，因为回来没有相当的环境，便在美国做起事来了，这真太可惜了!在欧洲及在美国历年的中国留学生学科学者，其中有不少有希望的，只是回国后一着不对把他们埋没了。理化等等日新月异的科学，回国来一教书，一做事，两年便生疏，三四年便落伍了。地质学之比较发达者，因为有个地质调查所，能成一种从事科学进步环境，能建设出相当的权威，能给大学新毕业生一个训练场。即如前几年不幸死于云南土匪的北大地质系毕业生赵亚曾先生，以一个中国大学毕业生，能在几年之内出如许多成绩，岂非难事?也正因为有地质调查所的环境帮助，否则一教书，一做事，便也完了的。物理、化学在中国之不发达者，正以中国没有如地质调查所那样的理化科学机关，故国家出大资本培植的人才中道而废了，这是多么可惜的事!外国人办的协和医学院及上海之李司特研究所尚能为中国安顿几个习自然科学的学人，中国人岂可不自己努力?近几年来，有中央研究院及北平研究院之设置，其中皆有理化的部分，听说很能吸引人才，这诚然是好现象。这样的机关建设得有个样子之后，然后大学的科学教育及留学生之科学教育得到补充，不至半途而废。

　　教育部与教育的改革，我的前几篇论教育的文字，颇给读者一个印象，觉得我以为教育改革之关键在教育部。我当时虽不曾细想到这一点，今天想来，意思却可正如此说。反正中国的事是个循环不解之圈，教育固然，政治亦复如此。社会不好，所以政治不好;政治不好，所以社会不好。教育当局挺不起来，所以教育没办法;教育没办法，所以教育当局挺不起来。如此如此，一个圈子，找不到处理之端。不过凡事总要找到一个地方下手，虽循环的状况中亦只得如此，中国今日虽说社会太不行，故政治不上轨道，然而欲以社会的力量改革政治，更是辽阔的想头。看来看去，还是政治先改革了，其他才有办法，且政治一旦改革，其他必有办法。政治固然，教育亦复如此。果真教育当局振作一下，其效力是很大的。……平心而论，教育至有今日之败坏，还不都是历年来中央及地方上教育当局(校长在内)的责任，这是怨不到学生身上的。果然教育部能建设得像个样子，而对于大学校长、教育厅长之人选慎重将事，中国教育未必即无办法。所谓教育部建设的像个样子者，须得有认识，有方针，有技能。做参事者，须得懂得教育的方针，有见识而有事可参;做司长者，须得能负起他那一司的任务来，不是一个画行的书板;做视学者，真能视学，看出寂要来，而不坐在南京。此外全国之教育统计，应该精完，各地之教育情形，应该熟习，如此则教育部可自成一种权威，不必尽靠政治的力量。欲中国教育好，必须中国的教育部有普鲁士或法兰西教育部的一半好。我希望现在的教育当局在最短期内努力完成它们的责任!

　　(原载1932年10月2日《独立评论》第二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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