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哪儿?”
“我杨庄。”
“噢。你等等啊,占线。
……
“喂?”
“你哪儿?”
“我杨庄。”
“谁?”
“刘文。”
“噢。等等,占线。”
……
“喂?”
“你哪儿?”
“我杨………”
“占线!”
“喂?”
“你……”
“这会儿还占线吗?”
“占!”
“什么时候不占啊?”
“我能知道?”
这难道可能? 打了三次电话，前后相隔近两个小时,竟是这样一个结果,我简直有点忿忿然了。怎个占线法,我倒要弄个明白,索性拿起话筒,等着!
也许怨这位话务员粗心,忘记了拔我这根插线销,我听到声音啦。
“喂?”
“你哪儿?”
“我张村。”
“噢。你等等啊,占线。
嘿,敢情她对谁都这样。再听听。
“喂?”
“你哪儿?”
“我张村。”
“谁?”
“我是你爹!”
“我是你妈!”
好家伙,要不是相隔两地,这俩非打起来不可。哎,怎么没声音啦?初听这位“爹爹”火气实在不小,现在怎么不做声了? 倒是“妈妈”还不完——
“哪儿的一个流氓,在你奶奶跟前来这一套? 也不看看奶奶是谁!”
“真不像话! 这种服务态度不改怎么得了?”
“我是尹东满!”
“啊! 原来是——爹啊。爹,您怎么到张村啦? 我不知道是您啊。”
“原来你、你、你真是这样! 从明天起,你给我仍然回家做饭来!”
尹东满。认识吗? 他就是我们县的新任县长。嘿!我简直快要跳起来了。电话我不打了(明天吧)。这位县长的厉害,我早有所闻。没曾想到他对自己的女儿也这样严厉。我相信这位县长,也相信明天!
选自《山西文学》1983年第2期
作品开头三小节是“我”与接线员的对话,这些对话基本上相同。但我们应该清楚,这不是单纯的重复,没有一个作者会在自己的作品中作无谓的重复。单纯的重复是毫无价值可言的,因此作者安排这三次相似的对话是有其深刻的用意的。第一次,接线员的回话是:“噢。你等等啊,占线。”语言比较委婉、客气,令人相信她很忙,去杨庄的线也确实是被占了。第二次她问了“谁”? 可当她听到的是一个陌生人的名字时,回的话是:“噢,等等,占线。”少了一个客气的“你……啊”,语气一下子变得急促,略略显出不耐烦。因此我们有理由肯定,去杨庄的线没被占,如果接线员听到是熟悉的名字就会接通的。第三次,还没等“我”的话说完,话筒里就传来了硬梆梆的两字“占线”,接着便气恼地将电话挂断了。又是莫名其妙的占线。从这对话的重复和重复中微妙的变化,我们能看到话筒那面的接线员是何等样的人。为所欲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让你通话就通,不让你通话就占线。在这重复的对话中,作者不露声色地为这位女接线员的性格画上了第一笔。
作品进入第二部分,作者继续用对话重复的艺术技巧给女接线员的性格画上了更精彩的第二笔。尽管第二部分重复的对话与第一部分大致相似,但重复的对象不同了。第一部分的三次重复对话是同二人,同一事的重复,都是“我”和接线员打电话的几句对话,第二部分的二次重复是同一事——打电话,但打电话的人已经不是“我”,而是尹东满——女接线员的父亲。这种不同形式的重复,一方面使我们看到女接线员对待任何打电话的人,都只有相同的一句话“占线”,她的工作作风一贯都是如此,而不是难得如此。另一方面,爹打电话给女儿,遭到臭骂,使情节饶有风趣。
当女接线员问打电话的人是“谁”时,话筒里传来了“我是你爹”的回答。一下子,没有任何思考她就回敬了一句:“我是你妈。”女接线员的泼辣、蛮横、无理的性格通过这句话竟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这种带挑衅意味的话把她的爹搞懵掉了。一直到她喋喋不休,恨声恨气地痛骂了一顿之后,尹东满才明白,她女儿的工作态度是何等的恶劣,何等的令人发指。
尹东满挨骂,只怪她不知道他是她的爹。一旦知道他确确实实是她爹打电话给她。她的工作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啊! 原来是——爹啊。”那柔声柔气的“啊”再度出现。这种绝妙的变化,将女接线员的工作态度刻划得入木三分。
女接线员从客气——不耐烦——很不耐烦——骂人——柔声柔气的变化,这一切都是通过与不同的对象通话表现出来的,非常简洁、集中却又很自然、可信。再加上对话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就使得女接线员那种依仗权势,为所欲为,横行蛮理的个性特征得到充分的展现。
当然,作品的主旨是希望通过一个为政清廉的新任县长处置自己不合格的接线员女儿这种事来赞美改革者的勇气和无私,相信这些品德便是我们改革的希望、未来的希望。这无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挖掘。但读完全文,令人最难以忘怀的却是那个“占线”两字常挂嘴边的女接线员,和她那忽客气忽不耐烦的接线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