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第3章 秘史渐近》原文欣赏

　　《第3章 秘史渐近》原文欣赏

　　余家流徙到浙江的流脉，我在这里不做仔细考证了。只说可以排得出辈分的祖辈，在家乡分成了两支。一支在山上种茶，一支在山下养蚕。

　　简单说来，我的祖辈，安安静静地在青山绿水间向外面提供着茶叶和丝绸。

　　粗粗一想，这环境，这活儿，都不错。

　　他们怎么会想到，正是他们提供的茶叶和丝绸，给中国带来了灾祸。

　　原因是，欧美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对茶叶和丝绸的需求大量增加。时间一长，他们发现，为了茶叶和丝绸，他们每年要支付中国一百万两至四百万两白银，也就是产生了巨额贸易逆差。这个情景，与他们现在对“中国制造”的抱怨如出一辙：明明是他们自己的需求，却要惩罚中国。

　　为了取得贸易平衡，英国商团向中国倾销鸦片，美国商人也参与其间。结果，贸易逆差快速扭转。

　　鸦片严重地祸害了中国人，毒瘾笼罩九州，到处烟灯闪闪，大批有为之士再也无力从事一切正常劳作，一个个面黄肌瘦，沦为废物。后来连多数官员也在吸食，最后都一一家破人亡。这是西方留给中国的一页人权记录。

　　奄奄一息的中华民族也曾试图反抗，因此引来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其他许多侵华战争。结果是，中国一次次惨遭失败，一次次割地赔款。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列强势力的进入，带来了上海的畸形繁荣。我家乡离上海只隔了一个海湾，很多走投无路的家乡人都想到上海闯一条生路。

　　有一个统计，十九世纪后期，上海的人口增长，是世界平均增长数的整整十倍。这个庞大人群中的不少首领，与我家乡有一点关系。

　　例如，一个在十四岁就闯荡上海的男孩子叫虞洽卿，就是我们家乡人。他后来出任了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工商协会会长。此外，上海帮会首领黄金荣、张啸林，上海现代娱乐业创始人黄楚九，算起来也都是我们家乡人。

　　我的曾祖父余鹤鸣先生和曾外祖父朱干利先生，没有他们那么出名，却与他们基本同龄。与他们一样，也挤到了奔赴上海的人流之中。

　　余、朱两家只隔半华里，曾祖父和曾外祖父从小就认识。他们是一起坐木帆船渡海湾来上海的，从慈溪的庵东出发，到上海的金山卫上岸。

　　那天两人是结伴步行去庵东的，各自背着一个不小的蓝布包袱。包袱里除了很少几件替换衣服外，还塞了不少茶叶和丝绸，是准备用来换食换钱的。这是当时家乡出门人的习惯。

　　两人互相瞟了一眼就笑了，从包袱的大小可以判断，他们所带的茶叶和丝绸，在数量上差不多。

　　曾祖父稍胖，曾外祖父略瘦，个子一样高。他们走得很快，大概走到胜山头，曾祖父哼起了这里流行的滩簧调。

　　邋遢包袱重九斤，

　　出门就是吴石岭。

　　曾外祖父一笑，含糊地跟了下面两句：

　　千难万难都是难，

　　一步一步要小心。

　　曾祖父和曾外祖父去了上海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发达，终于都成了大老板。

　　他们的发家史，可说是干脆利落。曾祖父余鹤鸣先生与别人一起开了一家不小的烟草公司，曾外祖父朱干利先生则买下了一家很大的染料公司，这已经使他们进入富商的行列。一九一五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染料停运，曾外祖父趁机大大发了一笔意外之财，成了大富商。十年后，一九二五年，上海市民反抗日本、英国暴行的“五卅爱国运动”连带出了“不吸外国香烟”的热潮，给曾祖父的烟草公司带来了巨大商机。

　　余、朱两家，都成了上海十里洋场中真正的“阔佬”。

　　花园洋房、私家汽车、银行账户、大批仆役……一切好像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余、朱两家对此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

　　克服这种不安全感的方法，就是强化对儿子的教育。当时上海的富人，都看不起贵族背景，认为那只是北京、天津的破衫遗老在翻已经发霉的老家谱。他们自己的家谱是新的，正装在儿子的书包里，让儿子一年年去编写。

　　祖父和外公不约而同地考上了当时极难考的启慧学校，成了同学。

　　祖父和外公在走进学校的第一天就互相认出来了，两家父母经常餐聚，他们多次见过。一星期后，他们又结交了一位叫余鸿文的同学，细说起来还是祖父的远房堂弟。半个月后又多了一位一起玩的邻班同学叫吴瑟亚，他父亲是一位洋行买办。

　　外公和余鸿文经常去虹口的一家“复礼书院”，能够见到一些穿着长衫马褂前来演讲的国学名家。祖父和吴瑟亚偏向西学，喜欢去徐家汇的一家“东印度总会”。

　　不久，曾祖父因病去世。一年后，曾外祖父也走了。那年月，多数人的寿命都不长。两个葬礼办得非常隆重。余、朱两家，就此进入了祖父和外公的时代。只可惜，祖父和外公为了当家，都把学业中断了。中断了国学，中断了西学，一头扎进了当时亚洲最繁华的街市，刚起步，便昂首。

　　这两个富家子弟，都风度翩翩，堪称典型的“海派俊彦”。但是当他们接手了企业，仅仅十年，两家几乎同时败落。在上海，这个过程之快，甚至来不及细加描述。

　　像一切败落一样，最后一关是人格灾难。正是在这一点上，祖父首先崩溃。

　　他，抽上了鸦片。

　　鸦片肯定是在东印度总会抽上的。外公和余鸿文先生一直认为，这是那个总会的两个英国经理故意设下的一个圈套，为了报复曾祖父在五卅运动中令他们遭受的亏损。但是，这种说法缺少证据。

　　一切高明的报复都缺少证据，何况，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实在太小。说大了，鸦片是对茶叶的报复;再说大一点，毒品是对快乐的报复。人类的一切灾难都因报复而来，只是人们找不到其间的因果线索。一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置身在密密麻麻的报复图谱中。

　　天地间再小的报复，落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都可能是灭顶之灾。而且，灭顶的，不止是自己。

　　祖父上瘾后，不敢到家里抽。他知道这事对不起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因此一直隐瞒着，不露任何痕迹。

　　祖父不仅把家吸穷了，而且把身体吸坏了，但他已经不能自拔。他变卖和典当了家里的大量财物，而他那时已经有了七个孩子。

　　每天下午，祖父避开家人的耳目偷偷摸摸出门。他去的地方既明确又不明确，因为当时上海的鸦片馆数不胜数，仅法租界就有一万多个。

　　深夜回来，祖母还没有睡，祖父总会从皮包里拿出七八本书交给祖母，说：“收在书柜里，以后孩子们要读。”

　　这事一直让祖母感到奇怪。孩子们不都在学校里读书吗，为什么还要在书柜里存放以后要读的书?

　　原来，祖父已经看到自己的末日。他算来算去，被自己吸剩下来的家产，今后没法让七个孩子都上学了，那就只能让他们去做工，回到家里还有一柜书可读。但是，吸到后来，他已经举债累累，断定自己走后，妻子根本养不活这么多孩子，只能送人。因此，不再买书。

　　“你已经一个多月没买书了。”那天祖母对祖父说。

　　“读书也没用。”祖父说，“大难一来书作坟，乱中添乱是儒生。”

　　祖母疑惑地看着他，不知道他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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