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借我一生第四卷4.1那么走吧》原文欣赏

　　1

　　“辞职好，你爸爸的眼睛可以保住了!”妈妈说。

　　“什么?”我听不明白。

　　“你做院长，他就天天看报，怕形势有变，又来运动，打倒当权派。他眼睛你是知道的。”妈妈说。

　　我当然知道，长期的糖尿病损害了爸爸的眼睛，他平反之后，医生要他尽量不读书报，少看电视，只听广播。我一直不知道，自从我担任院长，他居然重新看报了。

　　“你怕我被打倒?”我笑着问爸爸。

　　爸爸也笑了，说：“我是看形势。在‘文革’中养成了习惯，从报纸里辨风向。”

　　“我记得你在‘文革’后期已经什么也不在乎，‘横竖横’了。”我说。

　　“横竖横’，是对他自己，”妈妈解释道，“对你们，就硬气不了啦。”

　　一个浑身伤疤的幸存者，眯着眼睛打量四周，只因身后有儿子，变得最勇敢也最脆弱。他甚至忘了，儿子早已比他强壮。此刻我看着他，还有妈妈，突然觉得自己始终只不过是一个躲在父母背后的儿子而已，连强壮也是他们给的。因此在他们面前也无所谓强壮，有的，只是卑小，只是驯顺。

　　即使还在职位上的时候，每次回家也相当于“辞职”。每星期辞一次，今天是总辞。我想，一个劳于事功的人如果想要解除职位的桎梏放松一下，比度假村更好的去处，是年老父母的膝下。

　　膝下，多么不希望有惊扰。老人们常说：“我们尽量不生病，免得惊扰你们。”其实，我们惊扰他们的更多。做子女的在外面拳打脚踢，总以为父母在安全警戒线之外，而忘了他们一直在与我们贴身而行。

　　我饶有兴趣地问：“爸爸，看了那么多年报，发现过让你担忧的消息没有?”

　　爸爸说：“没有。报纸对你，总是一片好话。”

　　我很惊讶：“报纸匕有关我的消息，并不多啊。”

　　“不少了。”爸爸说，“上海几十所高校，我算过，报纸对你的报道最多。这几天，还一连读到三篇，几家报纸都有，全是表扬你辞职的。”

　　我问：“写什么呢?”

　　爸爸说：“一篇是关于辞职的一般报道，其中写到了文化部和上海市委对你工作的肯定;一篇是对胡志宏书记的专题采访，胡书记对你的上任和辞职都作了高度评价还有一篇是评论，我看水平最高。”

　　“评论我辞职?”我问。

　　“是啊，”爸爸介绍说，“文章的大意是，一个干部如果真要辞

　　职，一定要选在工作势头最好的时期，这样才能顺势交班，如果等到工作走了下坡路再辞职，继任者就不得不为了扭转颓势而大动干戈，会伤了单位的元气。”

　　这话确实说得不错，我点头。

　　“今天上午我打拳时听江苏人民广播电台，说南京的《新华日报》也发表了评论，同样是表扬你在工作状态最佳、个人前途最好的时候辞职。”

　　“这下你该放心了吧，直到我辞职，报纸上都没有半句骂我的话。从现在开始，再也不是当权派了。”我说。

　　爸爸点头。

　　我在给爸爸暗示一种逻辑：不是当权派，别人也就没有骂我的理由了。但是，我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因为时至今日，我的那位学生告诫的“失去权力就失去安全”那句话，已经更有逻辑。我不能拿它来惊扰爸爸。

　　爸爸的人生经历使他领受不到后一种逻辑。他连丝毫预感都没有，只是抬头对妈妈说：“从下个月开始，不订报了。”

　　妈妈说：“这下好了，要不，废旧报纸就堆满了床底下。”

　　原来，这些年他们都睡在报纸上，睡在对儿子的担忧上。

　　我说，什么时候通知废品回收站，全拉走吧。

　　爸爸、妈妈都说好。

　　他们真正地放松了。这天晚饭，为了庆祝我辞职成功，全家都喝了家乡的杨梅酒。我喝得更多，浑身热乎乎地想，这些年要是知道爸爸天天为了我在看报，我就未必敢于工作得如此风风火火了。如此风风火火居然没有惊扰老人，这真该暗自庆祝。更要庆祝的是，从此报刊不进家门，我的人生勇气可以更大了。

　　怕爸爸积习难改，偶尔再去翻翻，我又给他说了一段话：“其实我早已不看报了。真有重要的事，电视新闻总会报道。报上文章，大多还是低层次的宣传说教，加上一些人的舞文弄墨，哪里值得我们陪着去耗?”我转向妈妈说：“妈妈，下个月真的不能再订报了，千万不要犹豫。”

　　“这有什么好犹豫的?不订了。”妈妈说。

　　2

　　但是，谁能想到，才过一个月，事情发生了。

　　这天回家，爸爸气色不好，妈妈看我的眼神也有点慌张。我忙问怎么回事，妈妈说：“他在广播里听到了。”“听到什么?”我问。“批判你啊。”妈妈说。“批判我什么?”爸爸这才看着我谠“你别瞒我们了，关于那台戏的事，电台已经播了三次，都在骂你。”原来是这件事。事情确实有点不可思议。在我辞职前，曾应邀策划了一个传统戏曲的改革实验，获得巨大成功，不仅场场爆满，而且获得了几乎所有的全国性戏剧大奖。剧作虽然经过几度重大修改，但在署名时我和大导演马科先生考虑到年龄关系，让前期参与过其中一个稿本起草的一位年老的戏曲编剧单独署了名，稿酬、奖状、奖金也全部给了他，一时传为美谈，皆大欢喜。但是，等到我辞职之后不到半个月，就有人向那位老人挑唆，说不管总策划和总导演名声多大，也不能修改他的剧本。老人其实是个好人，但他完全不知道在

　　现代演出中制作人、策划人的地位和功能，也不清楚戏曲危机之深重、改革步履之艰难，因此经不起旁人撺掇，也产生疑问，酿成了事端。

　　我当时确实有点生气，心想老人是看过全部修改稿的，如果有异议，为什么不在上演前提出?所有的稿酬、奖状、奖金都是发给修改稿的，既然他都已一一收下了，又反过来否定修改，这让大家怎么办?老人懵懂，可以原谅，但那些撺掇者们为什么没有一点起码的良知?

　　挑起事端的是上海的一家戏剧杂志。这家杂志发行量很小，处境艰难，曾通过各种关系转达请求，希望我们学院能拉他们一把，最后，这种请求一直捅到了荣广润副院长那里。荣广润副院长有一天顺便向我提起，我们两人商量说，每年报考我们学院的考生人山人海，这家杂志可以对学院的低年级课程作一些社会性辅导，这一定能打开发行量，我们也可以给它长年资助。那天我们还商定了资助的数目，并批准立即给予。从此那家杂志的负责人每次在公共场合见到我总是抢上前来对我一遍遍不嫌重复地表示感谢。

　　哪里想得到，我刚辞职才几天，这家杂志就请出一个与那台戏曲毫无关系的人来，以爆炸性新闻的方式发表诬陷我的万言长文，事前事后没有对我和其他主要当事人作过一丝一毫的采访，其他当事人寄去说明真相的文章，也拒绝刊登。明摆着就是要给我一点颜色看看。

　　事端本身已让我瞠目结舌，更让我惊奇的是这家杂志在我辞职前后的变脸绝技，简直是“天翻地覆慨而慷”。

　　短短几天时间，充分感受到了“失去权力就失去安全”的残酷性。你看，这么一家小杂志，只要它执意不发表我的意见我就毫无办法;其他报刊只觉得事情既琐碎又缠绕，更不想得罪同是“国家杂志”的小同行，谁也不想染指;而广大读者总是粗心的，一听到一个无名的老编剧向一个名人发难，都以为是名人仗势欺人，把自己的名字署到老编剧的剧本上去了。

　　那位老人在那些人的怂恿下还糊里糊涂地打起了官司，于是又是一片喧闹。

　　爸爸在广播上陆陆续续听到有关报道，习惯地联想到了“文革”灾难，忧虑重重。

　　但是，毕竟已经不是“文革”，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出现了。

　　香港评论家罗孚先生从访港的一个上海人口中听到了有关这一事件的“想当然”说法，便在《明报》上发表了批评我的文章。我知道后提出异议，罗孚先生立即打电话向上海的几个朋友核实我究竟有没有在那个剧本上署名，知道没有，他干脆利落，立即在《明报》上连续发表道歉。

　　那位老人打官司，聘请了上海的著名律师王国忠先生代理。王国忠律师调查案情后立即明白了真相，不仅促成老人与我的和解，而且现在成了我的常年法律代理人。

　　我能遇到罗孚先生这样的君子，还能遇到王国忠先生这样的律师，这与爸爸在“文革”中的遭灾相比，简直是一种奢侈。

　　但是，这件事也表明，在有些方面，我的处境比当年爸爸的还要凶险。当年批判他，只是大字报和油印材料，影响集中在单位;今天批判我，是公开发行的报章杂志，影响遍及海内外。爸爸蒙受诬陷，需要打熬漫长的时间;我蒙受诬陷，需要面对辽阔的空间。

　　3

　　渐渐，我发现了几起变脸事件的一些共同规律。一般是，以前对我越谦恭的，变脸越快。

　　同样一张没有什么发行量的报纸，主编一个月前对我还是超常敬重，现在我却收到了他的一页回信“谁说报纸发表一个人的言论必须向本人核对?对这件事我可以在报纸上辟出版面与你公开辩论。”这句话的关键在于，他有权“辟出版面”。那口气，就像笑眯眯地招呼一个流浪者到他家院子里打一架，他有院子。

　　我原来以为，对于一个因主动辞职而失去了权力的人，势利者们最多也就是投以冷眼罢了，哪里会紧迫而来，非侮辱一番不可呢!现在我似乎懂得，这是他们对过去谦恭的一种补偿。他们在谦恭中“憋”坏了，一旦失去必要，当然会在第一时间急不可待地报复。

　　这是屠格涅夫写过的。一个庄园主特地雇佣以前自己最艳羡、而现在却落魄了的领主来拉小提琴，那琴声，比什么都让他满足。

　　他们等待着从我这里听到小提琴声。

　　除了这种心理报复外，还有一些报复更实际。例如，我多年来一直担任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委员、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还担任过上海市中文学科教授评审组组长，兼上海市艺术学科教授评审组组长，各所高校送到我们这里来的名单，至少有一半过不了关，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有一次，我还吃惊地看到了金牙齿的申报材料，他想凭着一本与人合写的充斥极左观念的小册子，申请一所非重点高校图书馆的“副研究馆员”职称。我以他为例，论述了上海高校守住高级职称评审标准的必要性。在我辞职之后的三个半月，就有消息传来，他又要重新对我“动手”了。

　　像他这样的人，当然不仅仅要听我的/J、提琴声。

　　由此可见，担当有些职务需要预支极大的社会勇气。别看这些职务当时被一个行政架构支撑着，但当报复终于来到的时候，承受者只有你一个人，架构已与你无关。

　　4

　　做官时的一些朋友，最先敏感到了我辞职后的不安全。

　　我不知道能不能把他们称作“昨日同僚”。他们与我在同一座城市一起升任差不多级别的官职，常在一起开会讨论，各自负责着相关单位，彼此非常客气。那年月大家都年轻气盛，鄙弃官僚作风，喜欢爽朗互助，因此关系都很友好。他们后来都理所当然地往上升迁了，低一点的也担任了市级领导，看到我辞职后遇到的一连串麻烦，都想为我找一副盔甲。

　　他们为我找的盔甲，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圈子”。一个人如果离开了“位子”还有“圈子”，尚无大虞;如果连“圈子”也没有了，那就真的成了寒江孤舟，无可救援。他们都想为我找一个半官方的文化社团性的职位，以便需要时仍有资源可以动用。

　　一个担任了市委领导的“昨日同僚”金先生动员我担任上海作家协会负责人。我摇头，说：“记不得以前是不是填写过参加作家协会的表格，但肯定没有参加过它的任何活动，也不觉得它有什么意思，饶了我吧。”他宽厚地笑了。

　　另一个也担任了市委领导的“昨日同僚”王先生安排我出任上海市文史馆馆长。他说，别以为“馆长”小，这是最高等级的文

　　化荣誉机构，连每一个馆员都是文坛耆宿，上海文史馆的首任馆长张元济先生，还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提名的。我听后想了想，还是摇头。

　　还有一位担任了市委领导的“昨日同僚”龚先生很讲义气，反复劝说我，彻底辞光会吃亏，要我自己随便想一个头衔出来，都可以批准。当然，我没有想。

　　我理解这些老朋友们的好意，但我都不能接受。不仅不能接受，而且还必须中断与这些老朋友们的交往，甚至连私下交往也彻底中断，使一切对我变脸的人，感受不到来自权力方面的压力。如果那些人因为顾忌我的“昨日同僚”而重新对我谦恭起来，我的辞职就失去了全部意义。

　　那些人在不断地吓唬我，我却万不可以吓着他们。我知道，他们都声音大胆子小，是连一个科长、一个老板也不敢得罪的。从那时到今天，这么多年的事实至少可以证明，他们在报刊上以上千篇诽谤文章、几百万字的辱骂文字反反复复折腾我的时候，从来没有被任何声音吓着过。我没有向任何权力部门或友情系统投出过一丝求助的眼神。只要知道当今中国出版、传媒系统管理体制的人都不难明白，我要投出这样的日卧申会很有效，也很容易，而在那么多年的狂风恶浪中从来没有投过，却极不容易。

　　这样，我也就始终保持着既不沾“位子”又不沾“圈子”的状态。寒江孤舟，无可救援。

　　对于这些老朋友，那么多年我一直在心中默默地向他们念叨：我刻意地避开了一切有可能接触你们的机会，有时甚至做得非常过分，这倒不是怕那些人说三道四，而是想以“矫枉必须过正”的方式阻断权力与文化的粘连。我目前身处的危难，正是一种实验结果的呈现。与你们一联系，实验就会中断，因此请你们谅解。

　　5

　　对我的辞职起关键作用的黄佐临先生，此时已是一个卧病在床的八十七岁老人。我不愿向一切老朋友求助，却很想把自己辞职之后的遭遇和决心告诉他，而且只想告诉他一个人，也不想得到他的指示，只让他知道就行。但再一想，这对老人是一种骚扰，太不人道了。

　　暮春时节的一天，我从外地回到上海，先不打任何电话，只到龙华公园独自走了一圈。桃花已谢，草木茂盛，人迹繁密。从公园出来到宿舍，门房老大爷还是叫我“院长”，递给我一封信。

　　信封字迹颤抖，发信地是华东医院。我已有一种预感，i至忙拆开。果然，是黄佐I临先生的亲笔信。

　　这是他在生命晚期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因此我后来一直把它看作是他给我的遗书。秋雨：

　　去年有一天，作曲家沈利群教授兴致勃勃地跑到我家，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有精品出现了!她刚从合肥回来，放下行李便跑来通报这个喜讯。她说最后一场戏，马兰哭得唱不下去了，乐队演奏不下去了，在观众席看彩排的省委领导人哭得也看不下去了，而这场戏则是你老兄开了个通宵赶写出来的。

　　我听了高兴得不得了。兴奋之余，我与沈利群教授

　　的话题便转到了我国今后歌剧的发展上。沈说，京、昆音乐结构太严谨，给作曲家许多束缚，而黄梅戏的音乐本身就很优美而且又给予新作曲家许多发挥余地。今后我国新歌剧，应从这个剧种攻克。

　　对种种“风波”时有所闻，也十分注意。倒不是担心你老兄??树大必招风，风过树还在;我发愁的乃是当前中国文化界的风气。好不容易出现一二部绝顶好作品，为什么总是跟着“风波”?真是令人痛心不已。

　　对于你老兄，我只有三句话相赠。这三句话来自我的老师萧伯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三天我去他公寓辞别，亲眼看到他在壁炉上镌刻着的三句话：

　　他们骂啦，

　　骂些什么?

　　让他们骂去!

　　你能说他真的不在乎骂吗?不见得，否则为什么还要镌刻在壁炉上头呢?我认为，这只说明这个隆老头子有足够的自信力罢了。

　　所以我希望你老兄不要一当然也不至于??受种种“风波”的干扰。集中精力从事文化考察和写作，那才是真实的文化。祝你考察和写作顺利。

　　佐临

　　华东医院东楼十五楼16床

　　1993.5.21

　　看完信，我立即打电话给他的女儿黄蜀芹导演，说：“这封信使我明白，有时年龄能成为一种神圣的力量。”

　　黄蜀芹导演要我复印一份给她，作为家属的资料留存。“一直听他在病床上念叨着要给你写信，没想到已经写好寄出了。大概是小妹给他寄的。”她说。

　　6

　　黄佐临先生来信中对我触动最深的，倒不是萧伯纳的三句话，而是他自己不经意间所说的五个字：真实的文化。

　　我觉得，只有到了现在，我才能理解它。

　　真的，离开“位子”和“圈子”的最大收获，不是身心突然变得自由，而是目光突然变得真实。或者说，变得更敏感于真实和虚假。

　　至少有一年时间，我被真伪的界限深深吸引住了。心想这么一条天下最重要的界限，以前虽然也曾注意，但为什么直到今天，才能对黄佐临先生来信中所说的“真实的文化”这几个最普通的字产生一种惊悸性的感受?

　　变脸和报复事件使我突然发觉自己以前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虚假环境之中，这当然是一个主要触因。但是，这个触因却按到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穴位，牵动了我们早已见怪不怪的感知系统。闭眼一想，我生平见到的所有灾难，都来自于虚假。大家总是把灾难的起因解释为邪恶，其实，以虚假为基座，邪恶才有了粉登场的舞台。爸爸的十年冤案，起自于虚假;叔叔的自杀冤案，起自于虚假;岳父的右派冤案，起自于虚假……

　　说大一点，全中国为什么有几十万、几百万人的“平反昭雪”?全是因为这片土地上极其轻易地营造过几十万、几百万桩的虚假。这种虚假每每导致家破人亡，因此总会引起受害者的泣血上诉、拼死剖白，却全然无用，虚假笑吟吟地一次次大获全胜。虚假，太强大了。固然，中国历史素来有平反、昭雪、申冤、翻案的传统，但中国文化不具备日常意义上的实证、辨伪、纠错、排毒机制。当虚假积聚得实在不太像话了，大家只能期待政治手段。这是文化的失职。

　　中国文化，在乎的是忠奸、善恶、曲直、利义、贪廉、朴奢、祸福、凶吉、安危、成败、尊卑、荣辱、兴亡，却极少在意真假。所有的历史血泪、人间悲剧，几乎都在真假的基点上出了毛病，然后，其他堂皇的命题全都成了虚假的帮凶，把受害者层层叠叠地包围起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进一步理解了鲁迅。鲁迅的勇敢，在于强烈抨击了中国文化在骨子里的虚假。他甚至认为，中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瞒”和“骗”的文化。

　　最让鲁迅伤心的是，当虚假成为一种负面遗产，广大国民就会眼睁睁地欣赏着瞒和骗，而深感有趣：

　　即使有人为了谣言，弄得凌迟碎剐，……和自己也并不相干，总不如有趣要紧。这时你如果去辨正，那就是使大家扫兴，结果还是你自己倒楣。

　　《世故三昧》

　　在围观者兴致勃勃的关注中，造假者的动作那么娴熟，那么自鸣得意。这是我们经历过的历史和现实。二十多年前，中国人只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破除了一个虚假的经济谎言，社会就立即有了起色。这个经济谎言是：形势一片大好，而外国，到处水深火热。

　　但是，破除这个谎言的动力，在经济，在政治，而不是文化。

　　我们的经济已在快速转型，但文化还没有。

　　因此可想而知，我们会在文化界遇到什么。

　　本来，中国人有一种心理安慰，把破除谣言、揭穿虚假的任务交给文化，所谓“谣言止于智者”。谁料想，正是文化本身，在营造虚假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因此，我辞职后的首度观察，以虚假文化为目标。

　　7

　　早在辞职之前，我已经多次公开发表文章严厉抨击过那种被各级官员捧持、由巨额资金支撑、充满“假、大、空”气息的排场文化、欢庆文化、滥奖文化，并多次从理论上全面质疑“主旋律”这一概念的真实性;同时，我以更大的愤怒抨击了后来越来越普及的谣诼文化、投污文化、盗版文化，只不过我的这些抨击在文化界很少有人响应。例如直到今天，我还始终被人们称为“中国反盗版第一人”，没有另一个替代人选。这使我产生一种怪异的体验：一反虚假，便陷孤立。

　　辞职之后，我观察虚假文化的重点更多地转到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圈内。首先，是逼视已经取得坐标性地位的“伪精英文化”。

　　我国当代伪精英文化的外部特征，是自筑高台、自喷烟雾，让人无法正面看清，因此成为人们“高山仰之”的对象。举一个最

　　常见的例子，电影虽然也可以拍得非常深刻，在本性上还是一种大众文化吧，但让伪精英文化一解读就完全变成了一门玄奥的学问。我实在忍不住，要抄录一段他们对张艺谋先生的评论让大家看一看：

　　后现代的色块，尘土飞扬地在镜头间旋转出了瑞恰兹和维姆萨特的技术预测，演员本身很难让个性脱颖而出，与观众苟合，那是因为艾略特所说的只活在诗里而不活在经历里的非个人化追求。导演是诗的白金丝，演员是叙事体的氧气和二氧化硫而化合成了硫酸，虽有刺激但价值平平。正如拿破仑点将，博弈者下棋，将和棋都何论“自在”之此岸抵达“自为”之彼岸也哉。writingisasystemofsigns，一点不错，巴尔特消解了索绪尔的符号理论，认为作品是单数，文本是复数，但那文本也是一种元语言(metalanguage)，福科则认为不必复现创造主体的荣耀，宁肯归于薄暮时分的荒凉。那么，又何必细分呢，正如《白虎通义?天地篇》所言：“混浊相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然后剖判，清浊既分，精濯出布，庶物施生。”其实，最困难的不是区分，而是体现，也即是弗赖塔格(Freytag)的本义，将抽象体现为感性，将生活体现为意象，亦即黑格尔老人赫赫之言之当代表述之通俗模式是也。张艺谋的成果和差距全在这里，固不言自明了。

　　在我国现在的文化水准上，这样的伪精英话语确实能把很多人唬得一愣一愣的，甚至引起学生们的崇拜和仿效。

　　但是我们无论如何要提醒学生，这些云遮雾罩的文字间表现出来的学问、逻辑、姿态、腔调，全是假的。

　　在精英的旗号下，一批咬文嚼字的冬烘孑遗也快速地参与进来了，情景更是有趣。我曾在文章中提起过一个事件，十分典型，这里不妨复述一遍。一个戏曲作者写的唱词中有“牛女迢迢”这几个字，导演觉得用“牛女”来简称牛郎、织女，不仅文理欠畅，而且当代观众不懂，于是随手改成了“天河迢迢”。谁知戏曲作者勃然大怒，认为这样一改破坏了原句的平仄，犯了文史常识上的错误。他发表文章批判道：

　　我坐在剧场里听到这个不合平仄的句子，立即感到全体观众的嘲讽目光全都从背后对准了我，一时真如芒刺在背，万箭穿心，恨不得在座位底下挖个洞，一头钻下去。

　　我和一位教授在一本戏剧杂志上读到这段话时忍不住都笑了。那位教授说：“这真是小题大做!女是上声，河是下平声，能唱就行，唱词中屡见不鲜。”

　　我说：“这里不存在对错，只存在真假。与他讨论平仄，就上了当。”“真假?”那位教授不解。我说，时至今日，剧场里哪里还会有什么观众如此熟悉古代音律?即便熟悉，又怎么可能因为一两个字的平仄而怒视作者?这个作者，又何以知名到这个地步，居然能使全场观众仅仅从后脑勺就认出他来?全在作假。他连自己的内心也伪造了，如果不是精神失常，怎么可能为了这点小事就“芒刺在背，万箭穿心，恨不得在座位底下挖个洞，一头钻下去”?

　　我还说，他捍卫古典音律的这股劲头，也是伪造出来的。早在明代，汤显祖已经明确反对在唱词中“以律害意”，此人未必读

　　得懂汤显祖，却打扮得比汤显祖还要古典。要不了多久，他还会与司马迁商酌史料、替李商隐修理韵脚、为辛弃疾改正词牌呢。

　　这便是由虚假而失控的中国文人。

　　卖弄自己在文化细节上的叮咬狠劲，会给文化程度不高的民众留下一个有学问的假象，其实恰恰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由虚假而衰败的一个主因。当文化失去了整体大道的控制，被蠢虫所控制，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远的不说，“文革”的造反“精英”中，有很大一部分就以咬文嚼字的冬烘孑遗方式罗织别人罪名的。我爸爸不是文人，却在“语法”上被人咬嚼而戴罪十余年;有的教授因讲授古代《毛诗》而被咬嚼出诸多影射领袖的疑问而锒铛入狱;有一个学者因朗诵过“日出东南隅”的诗句而被咬嚼出是在歌颂台湾，结果更惨。在他们面前，有一大帮“职业咬嚼户”，能轻而易举地从任何一个路名、店名、人名、校名中考证出一大串严重错误来，结果当时中国的绝大多数地名、店名都不得不改了一遍，真可谓咬嚼万里、气吞山河。

　　这些人今天在中国重新走红，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文革”结束后，人们的文化向往被渐渐调动起来，但是理性精神和文化人格已经破碎，文化基础和文化坐标已经失落，有学问的老人也已经一个个去世。在这种情况下，假洋鬼子和假古董商最能行世，并快速地铺展成一个越来越大的行市，甚至还形成了某种帮会。另一个原因是，各家传媒的编辑们年轻而又繁忙，没有时间钻研学问，看人家甩几句文言文就以为遇到了大师，便整版整版地发表那些胡言乱语，当作“精英话语”请读者享用。

　　与此相关，在中国当代文化界，种种“泛精英原则”或“准精英规范”如所谓“潜心研究”、“拒绝传媒”等等旗号所遮盖的虚假，更触目可见。“潜心研究”当然不错，但像样的研究成果为何几十年未曾看到?还要让这片大地“潜心”地等待多久?“拒绝传媒”更是露馅儿，至少他们在批评别人“频频上电视”时，证明自己在“频频看电视”，连一次也没有拒绝……

　　无处不在的小虚假终于积累成了触目惊心的大虚假：二十余年历史大转型，全社会多么需要获得文化的指引，而旗幡飘飘的伪精英们究竟提供过什么?

　　中国急需真正的精英文化，好弥补我们在终极关怀、人文精神、高层思辩、准确论证、专业学理、创新实验等方面的一系列历史性缺损。但是，这些年随处速成、随意自封的伪精英文化，以偏窄替代高度，以生涩冒充深刻，把无聊扮成风雅，把肉麻当作有趣，使中国人离真正的精英文化更远了。

　　8

　　我观察的另一个重点是更加虚假的“大批判文化”。

　　批判??一个多么珍贵的人文命题。中国本应凭着批判精神获得理性重建和历史反思，谁知它却被历次政治运动和整人事件屡屡冒用，更被“文革”大批判全盘败坏，至今尚未修复形象。其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年来的“大批判文化”已经虚假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更遑论让它去改正以往了。

　　这种“大批判文化”构成了一种“虚假之链”，几乎无处不假。，虚假的起点是他们的姿态。装扮出一派“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辞”的英雄身段，但是，他们只敢对着那些有名而无权的人物大声叫阵。叫喊几声，他们还会停一会儿，警觉地四处查看，是不是安全，如果没有让他们担心的动静，便更加大声地喊叫起来。在

　　舆论荒凉的土地上，这种喊叫声会被人误听成“道义的呼喊”、“知识分子的良心”，其实全是假的。在我印象中，二十几年来每当改革力量与极左思潮搏斗的时候，从来没有见到过现在这些大批判干将的身影。偶尔看到，那也一定站在极左思潮那边一次次点名整人。只是等到事态平静，他们便漂染成了别的形象。

　　这种“大批判文化”的本性，是依仗着权力却伪装出向权力挑战。这情景，仍然如“文革”中的造反派，手握生杀大权，却把毫无抵御能力的受害者说成是“权威”和“当权派”。现在报刊上那些天天骂人的大批判干将们显然也是在伪造勇气，最简单的技术性证据是，他们发表文章的报刊，没有一家是民办的，全被称为“政府的喉舌”。他们明明是在动用公权力围剿个体文人，根本不需要半点勇气。

　　我对这种“大批判文化”的虚假性看得很透，除了“文革”中目睹过爸爸和叔叔遭受大批判的经历外，还因为知道现今在传媒上最活跃的几个大批判干将的真相。

　　印象最深的是上海一个年岁不小的文人，曾经说过一句“‘文革’可以被遗忘，但不可以被掩盖”的名言，被很多人反复引用，几乎成了传媒间批判“文革”的经典话语。但我很清楚，在“文革”初期用一封揭发信把我的忘年之交徐扶明教授送入牢狱的，正是他本人。同时，他也揭发了我的朋友张攻非先生。这些，都有受害者平反时的档案作证。

　　那次我辞职前住在医院，他并不是我所在单位的，却到病房里来看我，进门就向我伸出手来。他的手又白、又大、又厚，但我像被雷击中似的突然想到，这手可是沾过别人血泪的，便没有伸手去握，任它尴尬地缩回。当然，这只手也不会放过我的这次失礼。

　　另一位批判者笔触尖利，甚至在台湾、香港的读书界，常被看作是具有叛逆精神的大陆文人。遗憾的是，我不小心碰到了那个夜晚。那是一次演出的休息时间，我坐的沙发高背后面，连着另一张沙发，那里有两个人在低声谈话，被我听见了。一个我熟悉的声音在向一位官员汇报文化界有关人士的“思想情况”，倒是那位官员听得不耐烦，一再在劝阻“现在提倡言论自由，文人发点牢骚很自然，不能当一回事。”但汇报者还在急切而低声地说着，打不断。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站起身来绕了一个圈子从比较远的斜角上看看是不是他。确实是他，我没听错，他也发现了我，向我摆了摆手掌，还把身子稍稍从官员身边挪开一点。

　　内地有一个大批判干将一直保持着义愤填膺的激昂劲头，近几年就编过好几本厚厚的大批判文集。但有一次，北京一位著名作家告诉我：“这就是当年我在新疆受难时的批判者，我还到处打听他的下落呢，原来他躲回自己家乡去了!”

　　正是这些人，使我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疑问：为什么在中国境内，他们不管何时何地，只要向别人发起进攻就取得了批判的资格?他们可是隐瞒自己的全部履历，而被批判者只能乖乖地向他们交代、检讨、忏悔?

　　这是在中国历史上时时可见的“私设公堂”。公堂是假，判官是假，案牍是假，审讯是假，师爷是假，皂隶是假，说词是假，整个儿一片虚假。

　　最终的原因只有一个：大家找不到全社会文化精神层面上的真正的“公堂”。

　　有些大批判干将比较年轻，暂时还没有这么多肮脏履历，却也在极力伪造着整人的资格。例如他们中最糟糕的几个，一般总是

　　中文系出身，有的还写过几篇小说、散文、实在不堪卒读，做文学评论又显然缺少审美素养，于是凭着还算文笔通顺，便悄然改行闹起社会政治批判来了。但他们毫无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的基础知识，只把在文学中学到的那一点夸张、虚构、臆想、渲染、编排、煽情，全都用在批判中了，冒充成了整人资格，转限便颐指气使，鞭笞四方。

　　在中国，要识破这种人的虚假并不容易。当年“文革”中～些歹徒成天高喊“打倒牛鬼蛇神”的口号举着鞭子到处抽打无辜者，逼迫“坦白交代”，一开始被抽打的人还会在鞭影血光中向他们表白自己不是牛鬼蛇神，直到很久才终于醒悟：他们是谁?真正的牛鬼蛇神不就是这些天天打人的歹徒?天下因他们而丑恶，而他们居然还要评判天下!于是夺鞭。

　　但是，由于一直找不到全社会文化精神层面上的真正的“公堂”，这条鞭子刚夺下，那条鞭子又来了。其实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以虚假为基础的“大批判文化”，永远是专制的帮凶、人间的暴虐。现在有些大批判干将在海外冒充成“人权斗士”，其实他们在国内留下了多少血泪孽债!我不知道还要花多少时间，才能让海外的有识之士看穿他们的虚假。

　　中国知识分子对之无能为力，有时还跻身其间，因为自己身上也有太多虚假。

　　9

　　有一个时期，我几乎每天都在想中国知识分子与虚假的关系问题。

　　我想，这其实是一个千年难题的延续。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当时笼统地称为“士”吧，似乎都认为自己对社会承担着某种超越性的精神责任，这与西方社会长期由教会来承担这种责任很不相同。然而，在封建极权之下，这种承担就带有很大的虚假。进入近代之后，西方出现了教会之外的“俗世化”(secularization)知识分子群体，试图“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而中国知识分子却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近代定位。

　　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概念不是被政治化了，就是被技术化了。我们从小就听到的有关理想知识分子标准的所谓“又红又专”，正是政治化和技术化这两端的拼接，恰恰抽去了知识分子这个称号的真实本位。

　　改革开放以来二十余年，中国以发展经济为主轴，知识分子的技术性职能被重视，很多人渐渐发现“知识分子”这个称号加在自己头上过于空洞，也就干脆强调自己的专业行当，更愿意被称作科技工作者、医务工作者、经济分析师、桥梁技术员、建筑设计师等等。这样，他们在实际上也就是更换了帽子，洗去了虚假，走向了身份的真实。

　　当他们成批离开之后，“知识分子”的帽子大多滑到了尚未转型的人文学科一边，但那个领域正门庭冷落。人文学科方面真正的重大研究还受到太多的限制，因此就为低层次的狂躁群落让出了言路。这就像，大河不畅，导致乱流横窜、满眼浑浊。如果还把它们当作河看，就虚假了。

　　我所佩服的作家余华在回答意大利《团结报》记者的问题时说到了他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切身感受：

　　在我看来中国的知识阶层是一个庞杂的群体，里边有一些优秀的人，可是更多的知识分子正在变得越来越

　　让人讨厌，他们的乐趣只是浑水摸鱼，他们不是将水弄清，而是将水搞浑了。

　　《我不喜欢中国的知识分子》

　　国外很多观察者常常会拿着“知识分子”这个词语的经典涵义来看待中国那些喋喋不休的大批判文人，结果越看越假。我理解余华对外国记者的这番解释，也理解他为什么说得如此含蓄。

　　10

　　由于实在不能承受这一系列令人窒息的虚假，我决定出走。

　　自己出走并不惹着谁，但在当代中国却会构成对固有文化生态的挑战，因此必将引来强烈反弹。

　　生态挑战，直接触及不少人的谋生方式，因此会反弹得你死我活。

　　我相信我有力量承受，而且义无反顾。

　　任何义无反顾的承受，都来自于对另一方面的不能承受。

　　其实，追根溯源，这种义无反顾的力量，仍然是由很多年前一种微弱而洪大的声音点燃的。发出这种声音的人很多，几乎是我们这代人前辈的大部分，其中也有我爸爸。

　　在“文革”期间，受罪的爸爸只要有机会与我们说话，说得最多的口头语是四个字，似自语，似叹息，似节拍，不断重复。

　　这四个字便是：“全是假的，全是假的……”

　　爸爸不会讲普通话，这四个字的发音有点特别。“全”的上海话发音近似“山”，却是上声;“假”的发音则近似“嘎”。爸爸说“全’’字时用重音，而在说“假”字时，声音枯涩而颤抖，成了一种拖长的呻吟。这种声音，听过一次就很难忘掉，何况这是从自己父亲的喉咙里发出。

　　11

　　那么，走吧。屈原说：”悲时俗之厄兮，愿轻举而远游。”一出门就好了。“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于四海以外”;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李白乘舟，苏东坡走马，陆游则是骑驴：”此身只合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顾炎武坐在牛背上：“常把《汉书》挂牛角。”可见路上还是带书的，但带得不多。有时也用马和骡子。全祖望有记：“亭林先生出游，二马二骡，载书自随。险隘关塞处，请教老兵退卒，问往日战事。若与平日所知不符，则广求书籍核证。”我想，核证的地方应该是沿途小客栈的油灯下。

　　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德谟克里特开始，西方学人走得更多。到了卢梭，甚至断言“我静止不动时几乎不能思索”。

　　路上很累，但与以前熟悉的门庭相比，那是一个比较真实的世界，一个比较正常的世界。天下凡是虚假的一切，都不敢风餐露宿。为什么它们不敢?稍稍一想就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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