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勒·旺贝》主要剧情内容简介及赏析

　　《库勒·旺贝》

　　1932 黑白片 85分钟 德国柏林普罗米修斯制片有限公司/柏林普莱森斯制片有限公司联合摄制 导演：斯拉坦·杜多夫 编剧：贝托特·布莱希特 恩斯特·奥特瓦尔德 摄影： 龚特·克拉姆普夫 主要演员： 恩斯特·布什(饰弗利茨) 莉莉·舍恩鲍恩 (饰母亲) 马克斯·萨布罗斯基(饰贝尼克) 玛尔塔·梯勒(饰安妮) 玛尔塔·沃尔特(饰盖尔达) 阿道尔夫·菲舍尔(饰库尔特) 格哈德·比内特(饰蓄胡须的人)

　　【剧情简介】

　　影片故事发生在1931年，经济危机阴影笼罩之下的德国首都柏林。

　　老工人贝尼克与他的儿子弗利茨不幸相继沦为柏林31万5千失业大军中的成员，他们被工厂解雇，抛上街头已经有些时日了。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魏玛共和国政府又发布紧急法令，断然取消了原先为青年失业工人发放的救济金，此举对于本来便已生活无着的青年失业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庭来说，不啻雪上加霜。

　　这天，弗利茨一早便走出家门，跨上自行车，四处寻找工作，希冀今天能有所突破。但是令他失望的是，跑了整整一天，结果依然四处碰壁，直到夜幕降临之后才不得不疲惫不堪、怏怏不乐地回到家中。当备受贫困生活煎熬的父母得知儿子奔波了一天，竟然一无所获、空手而归时，原本充满期待的目光一下子黯淡了下来。母亲不禁数落道，弗利茨兴许到什么地方玩了一天，根本就没有把找工作的事情放在心上; 失业的父亲心里更是窝着火，他抱怨儿子太笨，太不争气;只有妹妹安妮出于对哥哥的理解和同情，替他辩解了几句。对于家里的反应，弗利茨心理上虽然有所准备，但是父母的话还是深深地刺伤了他。晚饭过后，老父亲去酒馆散心去了，妈妈仍在厨房里劳作，安妮与他的男友也出去了，屋里只剩下弗利茨一个人兀自闷闷不乐地坐着。他想到眼下家里生活这么困难，可他一个大小伙子却整天待业在家，算怎么回事，想想以后，这样的日子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他越想越觉得没有活路，便产生了绝世之念。于是，他趁屋里无人之机，走到窗前，将紧闭的楼窗打开，又从手腕上取下那只戴了多年，心爱的手表，轻轻地放在桌上，给妹妹安妮留下，然后毅然决然地跨上窗户，纵身跳了出去，过早地结束了自己年青的生命。弗利茨跳楼自杀后，一位邻居哀叹道：“唉，这个世上如今又少了一个失业者。”

　　弗利茨的死使贝尼克一家陷入了更大的困境。然而，当他们全家还没有从弗利茨自杀的悲哀中摆脱出来，这时又由于长期付不起房租，而被房主起诉至法院。法院根据被告的实际经济状况，最后作出勒令贝尼克一家迁出所住楼房的判决。安妮虽然此前极力向房主与法院求情，但最终仍然没能挽救被驱赶的命运。走投无路的贝尼克一家最后听从安妮男友的建议，迁往位于柏林郊外穆格尔湖畔的一个名为“库勒·旺贝”的帐篷区。那里本来是柏林有钱人欢度周末的地方，现在却成了日益增多的破产的、无家可归的无产者赖以栖身的新“家园”。

　　等到临时的栖身之所安顿停当，安妮便随她的男友走了。临别时，她的父亲不放心地告诫说：“你可得小心点，如果出了什么事，我就打死你!”没想到老父亲的话竟然不幸言中，安妮与她热恋的男友由于终日厮守在一间狭小的帐篷里，不久真的怀了孕。然而小生命的孕育并没有给这对自身难保的恋人带来什么愉快，面对残酷的生活现实，安妮的男友建议把孩子打掉。可是安妮的父亲却认为这事没那么简单，迫于当时社会道德观念的压力，老贝尼克把安妮的男友找了来，郑重其事地与他摊了牌，让他承担起责任来。结果双方达成协议：安妮立即与她的男友正式定婚。然而随后在“库勒·旺贝”举行的定婚仪式上，安妮的男友表示，眼下结婚对他在职业上来说，全然是一种负担，要不是考虑到安妮已经有了身孕，他是绝不会在这个时候举行定婚典礼的。安妮听到这番话，十分生气。她一气之下，当众宣布解除婚约，随后离开了“库勒·旺贝”，搬到城里她的女友盖尔达家里去了，并且自己找了个医生，做了打胎的手术。

　　盖尔达与她的男友库尔特都是工人宣传鼓动小组的成员，他们正在参与组织一次规模盛大的柏林无产阶级运动会的活动。

　　数日后，运动会如期举行。成千上万的观众从四面八方，成群结队地涌向运动场。这次运动会开得很成功，数千名来自柏林各个行业的工人运动员聚会一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在各个体育项目上展开了比赛。比赛过后，“红色传声筒”宣传队还进行了表演，号召工人团结一致，与失业、贫困、社会压迫进行斗争。最后，运动会在运动员与观众共同高唱《团结之歌》的嘹亮歌声中胜利结束。

　　在这次运动会上，安妮与她的男友也重新见面，俩人尽释前嫌，和好如初。

　　运动会结束后，在人们返家的途中，在一节高架铁车厢内，一群工人与几位白领阶层的乘客，就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这场辩论是由当天报纸上刊登的一篇报导引起的，据报载，为了保持巴西咖啡的高额售价，资本家竟指令销毁价值高达2400万英磅的咖啡。听到这篇报导，盖尔达、她的男友库尔特以及其他刚刚参加完运动会的工人气忿地谴责资产阶级的这种令人发指的罪恶行径，然而一位白领人士却为此加以辩护，认为做生意理应如此。对此种谬论，库尔特驳斥道，焚毁咖啡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大限度追求利润的一种结果，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改变当今世界的必要性。说完，他用手指着那位白领先生说道：“这位先生肯定是不愿意改变这个世界的，因为他是满意于这个世界现状的。”那位白领先生则不服气地反问道：“那么请问，又有谁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呢?”对此，盖尔达立即答道：“那些对这个世界的现状不满的人!”

　　【鉴赏】

　　《库勒·旺贝》是30年代初诞生的一部德国无产阶级电影的代表作。德国的无产阶级电影是由魏玛共和国后期至1933年希特勒上台这一期间，在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领导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一种进步的电影流派。这一流派的影片以工人或其他无产者为描写对象，通过某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命运，展现无产阶级悲惨的生活状况。由于这种影片常具有 一定的革命鼓动性，鼓动无产阶级为改变其生存现状而斗争，因此又被称作无产阶级—鼓动电影。

　　1929年，美国纽约股票市场行情的暴跌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这场经济危机结束了德国自20年代中期开始的政治、经济稳定时期。它不仅导致了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执政的终结，而且造成工人的大批失业。据统计，德国工人失业率从1929年的15%猛增到1932年的45%，官方失业数字高达700万，几乎每三个人之中便有一个失业者。与此同时，工人的收入从1929年至1932年则下降了近1/3.致使占近45%的工人处于生活贫困线之下。工人失业与生活的日益贫困化导致阶级矛盾与社会对立加剧，工人运动进一步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德国无产阶级电影的发展走向了高潮。1929年，先后涌现出 《生活就是这样》(导演： 卡尔·雍汉斯)、《弟兄们》(导演：维尔纳·胡赫鲍姆)、《街的另 一侧——一部日常生活的悲剧》(导演：雷欧·密特勒)与《母亲克劳泽升天记》(导演：菲尔·尤契)等一批优秀的无产阶级影片。

　　《库勒·旺贝》诞生于1932年，是继上述影片之后出现的又一部优秀的无产阶级电影。所不同的是，前几部尚是无声影片，而这一部已是有声影片。

　　本片是根据德国革命诗人、剧作家贝托特·布莱希特的剧本拍成的。在此之前，他的著名话剧《三分钱歌剧》被搬上银幕(派勃斯特导演)，曾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库勒·旺贝》从结构上分为四个形式上相对完整、而在内容上紧密相连的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描写失业的弗利茨寻找工作未果，跳楼自杀的经过，第二部分描写贝尼克一家因交不起房租而失去住所，被迫迁往市郊一个名叫“库勒·旺贝”的帐篷区，与安妮定婚仪式上的风波。这两部分集中展现受到世界性经济危机打击的柏林工人的生活状况，他们所面临的失业问题与由此而导致的生活进一步贫困化。第三部分内容为工人运动会，最后一部分则以工人与几个白领人士就报纸上的一则报道而发生的一场辩论结束。这两部分展示的是工人团结的力量与变革社会的可能性。由于《库勒·旺贝》系一部早期有声片，在某种程度上还保持着无声影片的特点，因此每个部分前面都仍冠有一行字幕，如：“这世上又少了一个失业者”;“一个年轻人的美好生活”;“团结之歌”;“世界属于谁”等。

　　影片导演斯拉坦·杜多夫是一个来自保加利亚的青年人。他22岁时来到德国首都柏林，曾先后为德国电影大师弗利茨·朗格(参与影片《大都会》的拍摄)与著名的话剧、电影导演耶斯纳·皮斯卡托做过助手，并参加过德国工人宣传鼓动队的活动。1929年，杜多夫赴苏访问，并有幸与苏联电影大师爱森斯坦会晤。1930年，他导演了他的第一部影片—— “无产阶级纪实报道影片”《柏林工人的生活现状》。《库勒·旺贝》是他执导的第二部影片，其时，他年仅28岁。

　　在影片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大多是左翼职业演员，而群众演员则由柏林许多无产阶级组织的成员助演。与其它无产阶级电影一样，《库勒·旺贝》也是在极为困难的物质条件下拍成的。为了节约资金，不得不加快影片的拍摄速度，如“运动会”一场戏，其篇幅虽然约占影片的四分之一，但却仅用了两天时间便拍成了。为拍好这场戏，当时德共体育协会精心组织了大约4000名工人运动员，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运动会。尽管如此，由于资金的短缺，特别是原摄制单位——1926年建立的德国第一家无产阶级电影公司柏林普罗米修斯制片公司的中途破产，曾使影片摄制工作一度中断，后来由柏林普莱森斯制片有限公司接手，才使影片拍摄工作得以继续进行。由于这些原因，本片的拍摄工作竟持续了一年多时间。

　　这部当时曾被左翼新闻界称作“一部有觉悟的社会主义倾向影片”，从内容到手法，均与《母亲克劳泽升天记》有着某种相近之处，堪称是前一部影片的姊妹篇。两部影片描写的都是1929年经济危机笼罩之下的柏林工人家庭的困苦生活与失业给他们造成的生活悲剧。在《库勒·旺贝》中，贝尼克的儿子，年青的失业工人弗利茨与影片《升天记》中的母亲克劳泽一样，出于对生活与未来的绝望而走了自杀的道路，他们走的都是一条逃避现实的道路。除此之外，弗利茨、他的父母，亦与《升天记》中的母亲克劳泽一样，看不出导致他们生活贫困的社会原因，因此对命运只能采取一种逆来顺受的态度。但两部影片可贵之处在于，它们都没有满足于消极、宿命地描写工人们悲惨的命运，而是为无产阶级指出了希望的所在与自身解放的出路。在《升天记》的最后，当母亲克劳泽打开煤气，走上自杀之路时，切进了一组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人游行示威的镜头。这组镜头表明，有觉悟的工人选择了一条有别于母亲克劳泽所走的消极道路，他们走的是一条通过斗争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这是一条现实的出路，一条真正能获得幸福的道路。母亲克劳泽的女儿爱尔纳最后也摆脱了道德与精神的重负，加入了游行示威者的行列，与其男友马克斯一起走上了这条正确的道路。这样影片便明确清楚地提出了一个问题：无产者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是煤气开关，还是斗争。同样，《库勒·旺贝》通过工人运动会与车厢内的辩论展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改变世界的意志。与《升天记》中的爱尔纳一样的是，安妮认识到失业与生活贫困之间的关系，最后也加入了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行列，这就指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通过团结一致、有意识的行动为保障其自身利益而斗争。由于这两部影片都明确地提出了变革现实的要求，显示了历史创造者的力量，“在德国电影中第一次塑造了革命的前景”，因而受到进步电影评论的高度评价。他们把这两部影片称作是“德国电影艺术最有意义的作品之一，在这两部影片里，一种大师般的、令人想起普多夫金与爱森斯坦对电影画面语言的掌握能力与情节结合在一起，其情节所表达的内容已经超过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单纯批判，并发出了变革世界的号召”，从而“开创了德国电影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先河”。

　　影片拍摄完成后，未及公映，便于1932年3月首次遭到被禁映的厄运。据柏林电影检查机关对该片审查决议称：“整个影片对我国整个社会与经济制度进行了攻击……对国家的公共秩序、安全与生命攸关的利益构成威胁，并有辱于帝国总统、司法与宗教的形象……”。《库勒·旺贝》被禁映后，引起了德共、各个无产阶级组织与其它左翼艺术家、影评家、新闻工作者的强烈抗议，布莱希特与影片导演杜多夫等曾与审查机构的负责官员就影片的细节展开过激烈的辩论。同年4月，在影片被迫剪掉一些镜头后，仍未能获得上映的许可，审查机构坚持认为，该片“仍未能改变其动摇国家基础的倾向”。尔后，在被迫进一步删除某些“具有攻击倾向性的镜头”之后，才于4月21日勉强获得通过。几次的删剪使影片在内容上受到一定的削弱。5月，该片在莫斯科首映之后，于5月30日在柏林的一家影院公映，受到公众的欢迎。此后，影片又在15家位于柏林工人居住区的影院上映。1933年3月纳粹上台后，影片再度遭禁映，从此被打入“冷宫”多年，直至战后才与观众再度见面。这一连串的禁映命运，使《库勒·旺贝》成为德国电影史上一部有着特殊知名度的影片之一。

　　限于当时的条件，《库勒·旺贝》虽然在艺术与技术上均存有一定的不足，但由于它真实地反映了30年代初期德国社会的现实，成为这一时期出现的一部不寻常的电影纪实作品，并以此而载入德国电影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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