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大国民》主要剧情内容简介及赏析

　　《超级大国民》

　　1995 彩色片 121分钟 中国台湾万仁电影公司摄制 导演：万仁 编剧：万仁 廖庆松 吴念真 摄影：沈瑞源主要演员：林扬(饰许毅生) 苏明明(饰许秀琴) 柯一正(饰陈政一) 邢峰(饰蔡添才) 本片获1996年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最佳音乐奖

       【剧情简介】

　　朦胧的雾气中，缓缓开来一辆卡车，一个穿白衬衫的青年来到临终之地，他被拖下卡车，跪在地上，士兵从背后开了几枪，他应声倒下，雾仍旧弥漫着……这是许毅生挥之不去的噩梦。

　　生在日据时代的许毅生(台语“苦一生”)，当过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伕，幸运地从南洋战火中逃生。他捧回同村好友的骨灰盒，却没躲过50年代的白色恐怖和迫害。他参加了政治读书会，进步组织被宪警捣毁时，他被宪警押回搜家。女儿在教室上课，不时被军警叫出去问话，妻子女儿终日惶惶不安。许毅生在宪警严刑拷打下，不堪身心受残的逼供之苦。许毅生深知好友陈政一已逃走，供出陈政一的名字，以致陈政一被捕。政一承担了一切责任，许毅生在狭窄的牢房从小小框格里，看着陈政一被军警押送走向走廊的终端。陈政一高举着“二”和“一”手指 (根据《惩治叛乱条例》 中第二条： “企图以非法手段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者，处惟一死刑。”政治犯都知道举“二条一”非死不可，政治犯不能交谈，只能用手势)来表达自己的命运。许毅生被判无期徒刑，在台湾东部四面环海的绿岛人间黑狱囚禁16年。

　　因自己追求理想入狱，妻子女儿不辞辛劳到关押政治犯的绿岛来探监，许毅生考虑自己囚禁终生怕影响妻女的前途，提出与妻子离婚。孰知夫妻情深，妻子把毅生提出的离婚协议撕毁，回到家给女儿秀琴最后一次梳头发，而后饮下毒药，弹一首许毅生最爱听的乐曲，自杀身亡。秀琴孤苦伶仃挣扎在世上，她被当做叛乱家庭的子女，在社会上所受的歧视不言而喻。许毅生苟活下来，但仍不失血气和人性的良知。陈政一被拉出监牢，身躯被子弹贯穿情景，在记忆里，在梦中，历历在目，他生活在痛苦和自责中，终生无法治愈。

　　出狱后，许毅生因愧疚而自囚于养老院12年。他对亡妻愧疚深切，一直守着身边妻子的骨灰盒。解除戒严，台湾社会完全把他遗忘。当他走在狮子林百货大楼时，想到此处曾是日据时期东本愿寺，50年代警备总司令部——囚禁政治犯的保安处。他坐车经过忠孝东路，却认知那里的青年公园是当年包括陈政一在内，无数朋友被枪决的马场町刑场。日本陆军仓库成为警总军法处，现在耸立起大饭店。他第一次亲眼看到街上人声沸腾的示威游行，反对建核四电厂的示威，在电视荧屏上看到请愿人群冲撞到“总统府”和“国代”，从台上打到台下肢体冲突的镜头。

　　他年老体衰，心脏病发作，自觉在世来日无多。他决定搬出养老院，寻访政一的坟墓和家属，在陈政一坟墓前，跟他说声“对不起!”以求宽恕。许毅生搬去与女儿同住，已是商界名人的女婿蔡添才给他大哥大、金融卡，让他安度晚年。秀琴的丈夫热衷于政治选举，南下帮人绑椿脚时，认为选举就像做生意一样，钱花下去就好，为的是包点工程来做。秀琴指责他： “你们怎么都不知道，搞政治就是去当别人的替死鬼?”蔡添才因贿选而遭羁押搜查禁见。面对终日默默不言，一心只想要找难友下落的父亲，秀琴在检察院到家里搜查证据之后的下午，喊住身着黑衣黑裤的父亲，情绪终于爆发。她重提父亲因政治被判无期徒刑，逼母亲离婚，导致母亲自杀，自幼悲苦，秀琴责问父亲： “你为什么只想到你自己?早知道自己要为理想而活，你为什么要和妈妈结婚?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许毅生面对女儿责难及对妻子的愧疚，无言以对，向供在窗下的妻子骨灰忏悔。

　　道义和良心使他的心灵得不到宁静，终于有一日他身裹黑西装外套，头戴一顶黑色呢帽，拎着一个装满衣裤，做好随时可以长期外宿准备的手提箱，迈着沉重的步伐寻访曾是同狱的难友，但人事皆非。随着许毅生寻找老友的脚步，他看到一位蜗居林森南路违建区，当年专为婚丧喜庆吹萨克斯风的老兵吹起日本军歌“东亚共荣”进行曲。另一同狱难友吴教授也是因参加读书会被捕，出狱后，终日戴着耳机听反共歌曲，他以为当局在他脑子里装了一种窃听器，只要一想到有关政治事情，就会被查出来，只有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他才跑到电线杆附近解闷，因为高压电可以扰乱电波，他所想所思不为人知。许毅生摘下他的随身听，里面正播着“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许毅生走访50年代曾穷凶极恶地抓捕包括他在内的许多爱国知识分子的警总少校，如今退役的警总少校正和妻子在黑暗的街道上摆面摊，卖面维生。许毅生没有那种剑拔弩张的气势和对迫害者的指责，那退伍老警总少校讲：“我们只负责抓人，抓错了，或抓漏了人，就找个人头顶替他们。”许毅生听后茫然。

　　经过锲而不舍的查访，许毅生寻知陈政一的父母已过世，陈的妻女不知去向。他寻到陈政一被枪决的地方，又在台北市一处竹林茂密的乱坟岗里，在简陋的墓碑中看见陈政一的名字。许毅生怀着深挚的歉意，在陈政一和其他受难友坟前，点亮两百多支白蜡烛。摇曳的烛光，闪闪烁烁照亮山野，许毅生带着罪恶、悲愤、自责跪地烧冥纸，面对难友坟墓痛哭失声，30余年积压的悲苦、愤怒、罪恶、思念等情绪在一声哽咽中宣泄而出。他向陈政一亡魂跪拜、忏悔，表示“失礼”(致歉)。

　　许毅生祭了陈政一的亡灵，返回家中已心力交瘁。秀琴扶老父人房上床，无意中翻看桌上父亲的日记，才体会父亲多年来对老友妻女的愧歉，不禁悲从心中来，她对父亲有了进一步的谅解和尊重。秀琴望着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老父，眼泪不禁掉落下来。片尾，貌美的妻子、纯稚的女儿，在高远的山野间，以慢镜头的欢跃缓缓步向观众……

　　【鉴赏】

　　万仁是台湾80年代随着台湾新浪潮崛起的留美电影学人，为人宽厚仁和，其电影如其人。他的作品叙事客观、冷静、居高临下，视野开阔，在给人一种美感之外，还有许多的怀旧、省思，没有悲哀和愁苦，看到的是阳光灿烂的前途，给人一种人生的启示。

　　万仁，本名万仍，原籍福建晋江人，生于1950年，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外文系，是美国加州哥伦比亚影艺学院电影硕士。其执导的《晨梦》获第2届台湾金穗奖16mm最佳短片;《迷惘》获第4届金穗奖16mm优等长片奖。1983年台湾电影新浪潮兴起，万仁参与执导新电影代表作《儿子的大玩偶》第3段《苹果的滋味》，他以驻台美军军车压断台湾工人的腿，隐喻台湾政治经济依赖美国，给台湾的自主和尊严带来的伤害。影片的内蕴和纪实性颇具震撼力，为台湾电影检查部门所杯葛，在传媒界掀起大波，经力争，才得以参加海外影展。

　　万仁导演了“超级三部曲”：《超级市民》、《超级大国民》及《超级公民》，“超级”用意系“在我们日常所见的社会表象之下，有一群正因历史、政治的错误，默默挣扎于一般的所难以想像的苦难和痛楚之中”。叙述的对象属于获得身份证的台湾公民，依法固然有选举权和工作权，人格上享有平等和尊重。可是作为影片中主角的“市民”、“大国民”和“公民”，他们或为流落都市的无业游民，或为受政治迫害囚禁的释放犯，无法摆脱白色恐怖阴影，他们或在台湾大社会中属于弱势边缘族群，或在丰富物质的台湾现代工商社会里沦落为低人一等的公民，受到歧视。观众从这些影片中大致可以感受到导演对一群遭受碾压和漠视的边缘族群深沉的关怀和同情。

　　历史事件透过政治才能有所沉淀。1945年台湾光复后，台湾知识分子和民众，对腐败的国民党法西斯政权深感失望，退守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如惊弓之鸟，1950年颁布了“动员戡乱时期匪谍检肃条例”，大肆逮捕左倾知识分子和民众。在50年代长达10年的白色恐怖中，因政治理想被罗列罪名无辜被捕者高达数万人，被枪毙者多达数千人。《超级大国民》正是这种消逝的千万故事中一个片段，其中有着万仁导演的一段经历：万仁七岁，母亲常带着他探监，坐牢的是母亲的中学同学冯守娥，她是政治犯陈明忠的妻子。冯的哥哥只不过看了几本禁书，被判为卖国贼枪毙。家属将尸体领回来，不见十指，守娥受株连被关了10年。万仁母亲若不是早搬到台北，也必遭监禁。这件事给万仁强烈震撼，终身难忘。万仁研究过台湾政治历史，看了一百多本书，其中不乏当年坊间流传的禁书。“戒严法”造成台湾不少悲剧，导演本来想拍一个政治犯出狱后，欲找当年迫害他的人复仇。可是他在对政治受难者家属做了相当多的访谈，了解那些政治受难者家属心情后，产生了很大的震动。50年代，思想左倾，法律上是有罪的，不仅当事者判刑，也危及家属。90年代李登辉“独台”和民进党的“台独”逐渐合流，虚荣表象掩盖了台湾人共同的记忆。刻意遗忘历史，带来社会意识的扭曲与分歧。现代年轻人对祖国的概念和中国情结，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模糊了。年轻人毫无历史记忆可言，只听说过白色恐怖，但对于白色恐怖是怎么回事并不知道。万仁想让青年了解台湾历史和社会政治的本质。影片不再用横切面或典型化呈现台湾的各阶层概貌，而是尝试采用纵剖面呈现台湾政治历史的变化，重塑人们历史的记忆，将一个被淹灭的理想，一个严峻时代，一群被践踏的人们，重现在观众面前。

　　影片以国民党白色恐怖到90年代台湾进入政党政治作为社会背景，借一个50年代追求爱国理想的台湾知识分子家庭所遭受的迫害，展现台湾人数十年来受难者和受难家属的恐惧、担忧和所受的伤害，与现实台湾政党政治、政治竞选、在野党与执政党的权力争夺和政治较量交织在一起，细腻地刻画一个受害人在白色恐怖下供出好友愧疚的心理和压抑的心情，这种历史创伤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台湾人民的共同经验。

　　在许毅生探访几位政治受难者的情节里，人们发现政治受难者依然活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默默挣扎于一般人所难以想像的苦难和痛楚中。不能谈什么，不能做什么，提心吊胆怕随时再被迫害，他们都表现为自我压抑，不愿回忆往事。既是同学也是难友的葬仪社吹号手游仔，吹奏亚梭米日本“东亚共荣”进行曲，时空错杂地回到为天皇效命出征南洋的记忆，填塞自身落寞空虚，隐喻日本殖民奴化教育，一部分台湾人的亲日情结。长期牢狱的折磨使得吴教授濒临精神分裂，摆脱不了白色恐怖梦魇，仍然认为警备总部的人在侦测他的言行，在他的脑子里安装某种侦测器，因此他根本不敢想政治，每日只带耳机，听令人哑然失笑的所谓《反攻大陆去》“爱国”歌曲，以确保政治思想“正确”，并表示他对当局的“忠贞”。而一首《反攻大陆去》的军歌使许毅生陷入回忆之中：画面转换为蒋介石阅兵的纪录片，以及读书会同志被捕的一幕。借军歌为背景，音乐和时空转换的情节，间接地批驳反攻大陆的荒谬和政治神话，是对当年台湾思想控制的反讽。

　　影片嘲讽台湾当局标榜的“自由民主”。许毅生以“主观”视觉来看台湾今昔政治差异。老一辈知识分子不过开了一个读书会，读一些有关马列主义的书，遭囚禁，家破人亡。民众对政治噤若寒蝉，但那些受难者还有一种纯洁、崇高的理想，并且用血和泪来灌溉思想。台湾发布“戒严法”后泛政治化，好像几十年不让一个人说话，一旦让他开口，便喋喋不休。李登辉时代黑金政治，官商勾结，民进党介寿路、中山南路抗争，反核四厂建筑声浪，电视里“国代”从台上打到台下，村里长选举的激烈，天天喊政治，为赚钱堂而皇之肆无忌惮。许毅生目睹白色恐怖年代和现代台湾的社会运动，诸如50年代蒋介石在“总统府”前的阅兵，同时出动宪警抓捕爱国知识分子;台湾当今政治的狂热却丧失理想，民众在“总统府”前的游行示威，以及电视中揭露贿选，选举花样百出。商场名人的女婿，将民主选举当成股票买卖似的，作商业投机交易，一旦押宝的候选人上台，官商勾结能给工程承包利益输送，结果因贿选遭检察局人员搜家。如今政治沦为政客沽名钓誉，牟取私利的战场，女婿金钱、政治挂钩，与岳父那一代单纯为理想献身成为强烈对比。相较于往昔那种为政治理想动辄遭迫害的年代，当今的政治时空对许毅生而言毋宁是一个浑然陌生的社会，在“政治可以畅所欲言”时代，许毅生置身在漫天旗海的抗争人潮中，民主步伐与改革激情，只似超现实的幻影，与他擦身而过，有一份不知如何的莫名和无奈。

　　人们也看到，台湾步入现代工商物质文明，50年代刑囚政治犯的警总保安处，改建成狮子林百货公司，“无数朋友被判生判死的地方”警总军法处，如今是国际观光来来饭店，枪毙政治犯的马场町如今成为青年公园。那些为台湾这块土地流血牺牲的烈士仍躺在荒郊野外，乏人问津，似乎已被历史渐渐遗忘，予人一种莫明的感伤。

　　电影流露导演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恕道精神。一般而言，政治受难者经历几十年蒙难，有的家破人亡，其郁积心理的悲愤是难于填平的，虽然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的蒋介石父子威权时代，已随着他们去世和家族没落而结束。台湾解除戒严后，受害者及其家属由于长久的恐惧、担忧和伤害，莫不对过往的政治迫害深恶痛绝，在要求恢复清白同时，无不对那些刑囚政治犯的行径憎恨万分。拍此片时，控诉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的悲情，逐渐为国、民朝野两党守权和夺权之争所冲淡，编导为了顾及电影影响族群和谐的效果，处理电影人物之间关系，没有激情地控诉，也没有愤懑自怜，更多的是包容和宽恕，包括父女之间两代的宽恕，政治受难者与其家属之间的宽恕，受迫害者对加害者的容忍。

　　过去小说、杂志、传记的政治题材，通常都把家属写成对亲人理想追求的理想和支持。导演通过大量的访谈，发现家属亲友对政治犯有一种怨憎和一种不了解的恨意。片中那女儿从小因父亲是政治犯，受到歧视，在念国小时，还不时被警总从教室叫出来查问、训话，在同学间抬不起头来;现在丈夫又把政治当买卖做，她夹在中间承受心理双重压力。许毅生亏欠自己逝去的妻子和女儿都很多，老人惟一的救赎之道是对亡妻的愧疚和深切忏悔，他一直捧着妻子的骨灰盒，女儿责问：“母亲生前不好好爱她，等她死了以后才捧着她的骨灰到处跑，又有什么用?”当女儿知道父亲隐藏几十年的罪咎自责的心迹，对父亲才有了深一层的理解和宽容。许毅生在狱中因受不住酷刑而供出读书会友，原本已经选择自我放逐，在生命将逝的老年，只为了一句积久了近半生的“对不起!”几经波折找到退休警总少校，没有那种剑拔弩张和对迫害者的指责，只是询问书友被枪决的地方。

　　他用两百支小烛光抚慰着这些被时代埋没的冤灵，跪拜在地，忏悔哭诉。人们看到他心灵悔愧的血液沥沥在流，台湾土地对他包容和接纳，亦表达了对那些忠贞爱国志士的追思和悼念。

　　影片采用追寻的叙事结构，主线是许毅生寻找陈政一坟墓下落的过程，副线是女婿因参与贿选被捕的插曲。影片运用大块的叙事，去除虚饰的戏剧层面，通过歌曲、口号、地理方位等标示、凭证，逐步剥露许毅生一生的悲剧。即便是表现今昔对比下种种荒谬、错愕，比如戒严/解严、肃杀/繁荣，也都保持恰如其分的张弛，画面构图的均衡完美。除了回忆的片段，描绘当今政治现象的情节也是通过许毅生主观视点，间插日据时期拉台湾兵出征南洋及光复初期昏黄胶卷“反攻大陆”宣传片，以及台北街头抗议运动纪录片，和电视上的国民大会肢体冲突。实景拍摄，如台南监狱、嘉义监狱，借军歌为背景，音乐和时空转换的情节，叙事结构和情感发展并行，增强此片的纪实风格，显现一种历史政治的真实与剧情的完美结合。

　　许毅生始终只是站在远处的旁观者。为了凸现许毅生的孤寂，导演在音效和光影上别具一格。一阵阵死刑犯的脚镣滑过地板的铿锵响声，平添几许肃飒凄凉的感觉;光影的运用使回忆的片段仿佛是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一段段残缺难以重拾的记忆。甚多的对比、反差的色彩，象征、比喻的镜头，流畅、自然的剪接，尤其是平实寓意象征的电影语言，以及恰到好处的长镜头运用，多与角色的内心情感的含蓄相连。影片运用一些长镜头来抑制角色的感情，大量使用慢动作和长拍镜头，减缓全片的节奏，形成一股内敛的氛围，剧中人物的疏离痛楚颇能引发观众的共鸣。在当今政治抗争司空见惯，甚至政治庸俗化的台湾政党政治时代，人们似乎更能以客观的视野共同面对台湾的历史与政治。片头如梦如诗的烈士就义的情景，结尾在乱坟岗哀戚的竹林和烛影，许毅生弥留时纯情的爱妻、甜美的小女向他缓缓走来，写下全片的最后一首安魂诗，经导演鲜活而动人的刻画，让被湮灭的历史重燃在后人的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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