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罗事件》主要剧情内容简介及赏析

　　《莫罗事件》

　　1986 彩色片 90分钟 意大利亚尔诺影片公司摄制 编导：朱塞佩·费拉拉 编剧：朱塞佩·费拉拉 姜·玛丽娅·沃龙台 巴杜奇·卡茨 摄影：托里诺·德·科里 主要演员：姜·玛丽娅·沃龙台 (饰莫罗) 马蒂尔·斯布罗基亚 (饰安娜) 本片获1987年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剧情简介】

　　1978年3月16日。罗马。

　　莫罗像往日一样，早上九点走出家门，乘坐自己的菲亚特汽车去上班。他身旁坐着保镖。车子开到斯特里大街交叉口处，突然出现了一辆旅游车，挡住了路。路边有几个身着民航制服的人似乎在那里等班车。莫罗令司机向右开，绕过那辆车。但那辆车也向右开，将莫罗的车和跟随其后的保镖车堵死。还没等保镖们反应过来，那几个穿民航制服的人突然端着冲锋枪包围了莫罗的车辆。为首的一个青年女子用枪托子砸碎车门玻璃，将莫罗的保镖打死，命令莫罗上了他们事先准备好的一辆警车。警车鸣笛而去，谁也不知它开到什么地方。一切都发生得那么突然，那么有条不紊，好似一组经过多次排练的电影镜头。

　　后来，警察赶到现场，看到的是躺在地上几具血肉横飞的尸首。行人哭诉着目睹的情景，但谁也提不出任何有助于警察破案的线索。

　　这次绑架行动是以安娜为首的红色旅骨干分子干的。红色旅成立于70年代初，是1968年大学生运动后一些具有极端思想的学生和工人成立的恐怖组织。他们的宗旨就是绑架或者暗杀政府要员，以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安娜就是那个手持冲锋枪生擒莫罗的青年女子。

　　那么安娜是谁? 她为什么要绑架莫罗?

　　安娜是红色旅创始人及头目库乔的恋人，也是他的得力助手。他俩合伙成功地制造了多起谋杀案。1975年库乔被捕。安娜与其同伙，屡屡设计营救库乔，但终因监狱森严壁垒，无法下手。最后，安娜便决定从上层领导开刀。她绑架莫罗，想以他作为人质，来交换自己的情人库乔。

　　安娜等人把莫罗关在一间与世隔绝的小屋里。这间小屋是安娜用半年时间精心准备的，就在闹市区，距国家新闻中心大楼300米处的一座地下停车场内。小屋绝对安全可靠，一流的隔音设备。屋子虽小，但设备齐全：浴室，电冰箱，电视。莫罗就待在这间不足四平方米的斗室里，整天看着电视里播送他被绑架的新闻。莫罗心平气和地看着他的看守人——安娜。可以说，她是个美人儿，一头金发，姣好的身材。但他怎么也想像不出，这个外表美貌的姑娘竟会这么冷酷。安娜代表红色旅控诉他的罪行，控诉他的资产阶级政府对人民的迫害，要求他投书外界，制止政府对红色旅的镇压，尤其是要政府放出库乔，否则，他的生命难保。

　　于是，漫长的囚徒生活开始了。莫罗每天给他的执政的天民党写信，但却得不到任何回应。政府坚决拒绝同红色旅对话，即使以牺牲他的领导人也在所不惜。安娜和他的党羽见绑架达不到目的，便于5月9日残酷地将莫罗杀害了。

　　【鉴赏】

　　1978年，意大利著名老资格政治家、前总理、意大利执政党天主教民主党主席莫罗被“红色旅”绑架并遭杀害。八年后，意大利电影工作者将这一事件搬上银幕。1986年底，影片《莫罗事件》在意大利正式上映，当即引起了一场政治风波。政界人士，特别是天民党内的某些人士，对影片感到极为恼火。他们在党报《人民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指责影片为“新虚构主义”;“影片不是打击‘红色旅’，而是影射天民党应对莫罗的死负主要责任”;他们还指责红色旅分子竟参与了该片的“编剧”等等。于是，《莫罗事件》的主创人员巴杜奇·卡茨 (编剧)、费拉拉(编剧兼导演)、沃龙台 (编剧兼主演) 一起出马，在米兰、罗马等城市，频频举行记者招待会，驳斥对方的攻击。他们以大量确凿的事实证明，影片只不过是如实地再现了1978年3月16日——5月9日发生在意大利的一场悲剧而已。

　　影片招来如此巨大的政治纠纷，这在意大利还属罕见。无疑，这是由于影片的内容引起的。影片真实地再现了莫罗的悲剧：1978年3月16日，莫罗在罗马遭“红色旅”绑架后，便被投入他们的“人民监狱”，并要求政府停止对“红色旅”的镇压。在狱中，莫罗受审、受刑; 他从狱中不断投书外界，竭力想同他的党建立联系，但“外界”却对他保持着死一般的沉寂。慢慢地，他清醒了：他已被欺骗，他已陷于完全孤立的绝境中。他平静地等待死神的来临。然而，他对他的党仍抱有一线希望：5月9日，被处决的前夕，他给当时天民党书记扎卡尼尼写了最后一封短信。他在信中写道：“……不能得到亲人的安慰而孤独地结束自己的一生……如果你们再不出面的话，意大利的历史上将写下令人惊愕的一页，党、国家以及你们身上将沾满我的鲜血。请认真考虑一下吧，我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要抛掉宗派主义，你们不要只看到明天，还要看到后天。”

　　莫罗是意大利杰出的政治家，为人清廉，颇得民心。他1916年生于米兰，大学毕业时，正值二战结束国家处于混乱贫困时期。他便积极投身于政治运动，参加了天主教民主党，为振兴意大利经济而努力。在他担任司法部长、总理期间，曾实行过有利于意大利经济发展的重大改革。在被绑架前，他正着手同意共等左翼力量进行联合，以便成立一个更加有利于团结各派力量的联合政府，但他的这一政治主张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所以在他被绑架后，在营救他的问题上，天民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以致影片上映后也在某些人中间遭到非议。

　　影片有15分钟的纪录片镜头，还有一个很长的片名：“根据卡茨的《愤怒的日记》改编而成的莫罗事件”。片名指出，改编自卡茨的著作是事出有因的。卡茨是美国历史学家，他在收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写成此书，书写成后，一时在美国和意大利都找不到出版商。直到1982年，才先后在美国和意大利出版。书出两年后，人们就要把此书搬上银幕，但当谣传“红色旅”分子莫洛契将参加剧本编写工作(实际上只是提供情况)时，有关方面进行了干预，影片拍摄工作未能实现。直到“莫洛契风波”平息后，卡茨、沃龙台等人才开始制订详细的摄制计划。他们从各种渠道(司法日报、传播媒介、调查委员会的档案，直接和间接证词以及莫罗的信件、回忆录等)将一切可能收集到的材料都收集起来，然后加以仔细的研究，经过反复讨论后，写成剧本。剧本曾送给莫罗夫人审阅，她对剧本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只是在个别细节上提出了修改意见。比如，有一场戏写莫罗在狱中激怒得变了脸色，她更正说：“我丈夫永远不会有这样的表现，他决不会不冷静，也永远不会提高嗓门讲话的。”

　　为了能够顺利地通过检查机构，影片在完成后，曾请了两位律师(民事律师和刑事律师)一起观看。当然影片中有许多棘手问题，但他们只对其中的一个提出了修改意见，即莫罗对天民党的政治家们所说的：“我感到不能容忍的是，我所失掉的权力，被他们狡猾地继承了下来。”这里，“狡猾地”三个字改成了目前的 “聪敏地”。

　　导演朱塞佩·费拉拉对记者说：“我们想通过这部影片，启迪观众，莫罗事件是一桩阴谋。它向全国提了个大问号。”

　　评论界认为，这正是影片的要害之处，它触痛了一些人的伤口;它唤醒人们对往事重新进行思考，而这些往事是那些人竭力要从自己的记忆中抹去的。虚构“ ‘红色旅’分子参加编剧”只是他们的口实，他们真正害怕的是影片的主题，使他们不安的是莫罗的悲惨结局。

　　朱塞佩·费拉拉是继弗朗切斯科·罗西之后的又一位出色的政治题材影片的导演。他的特点是及时地把意大利社会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搬上银幕。如80年代初，因对黑手党打击有力的达拉基耶萨将军在巴勒莫遭到暗杀。他便根据这一事件，摄制了《巴勒莫的一百天》。该片因其翔实的资料和鲜明的现实性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莫罗事件》之后，他的著名影片有《法尔科内大法官》(1993)。法尔科内是1992年6月在西西里巴勒莫机场乘车返回城里途中遭到黑手党杀害的。他因反黑手党的卓越功绩而被视为反黑手党英雄。该片在当年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好评。1992年意大利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贪污运动，随着运动的深入，问题越揭越深。1994年初，国家情报局受贿的丑闻曝光后，更引起了人民大众的愤慨，要求彻底查清情报局问题的呼声越来越高。费拉拉便以此为题材，摄制了《国家秘密》。同他以往以纪实风格而著称的影片相比，这部影片更富有戏剧性，更突出影片中的主人公英雄形象和个人传奇色彩。

　　莫罗的扮演者沃龙台说：“总之，我们的影片并不是对莫罗事件做结论，而只是深入地剖析莫罗在狱中所经历的痛苦和孤独。我要从‘人’的角度去表现莫罗。”

　　姜·玛丽娅·沃龙台是个有着丰富表演经验的演员，可谓意大利政治电影里的风云人物。他以自己卓越的演技，不凡的气质征服了广大观众。他曾于1970年因主演《对一个不受怀疑的公民的调查》和1983年主演《马里奥·里奇之死》而两次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的称号。这次是沃龙台第二次作家夏夏的政治寓言小说《神秘的旅馆》) 里。但那次的莫罗是个政治人物的象征，是个脸谱化的人物，带有隐喻性。而这次的莫罗却是个悲剧人物，有着激烈的内心冲突，而且整部影片的表演仅仅局限在四平方米的斗室里。他每天见到的人是看守，见到的景是那四块隔音的墙板。这样的情景要求演员必须有高度的精神集中力和对人物的深刻的内心感受。为此，他曾把自己长时间关在屋里，关了足足有一个月的时间。他对着照片悉心探索：不仅想像着人物的形象，还竭力重现人物的心绪。有时，他竟对着照片上的莫罗，进行长时间的内心独白和对话。终于，他达到了同人物的灵犀相通，以至在摄制现场，人们感到他不是演员，而是真的莫罗，“那个逝去的莫罗又出现了!”他同摄制组的成员一起，重新经历那段震撼人心的日子。他把莫罗在狱中所经历的徬徨、痛苦直至绝望的感情变化，有层次地表现了出来。因此，在拍完《莫罗事件》后，沃龙台深有感触地说：“如果不是有35年的演员生涯，我的神经也许早已崩溃了。但这对我来说，毕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自己也经历了一场悲剧，这一切都在我身上留下了痕迹。”然而，艰辛的创作也带来了新的荣誉。沃龙台因成功地扮演了莫罗而摘下了1987年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的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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