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鹰《燕台何处》原文及赏析

　　自从迁居北京东郊金台西路，脑际常常浮起一个疑问：这金台路和金台西路的名字因何而起?难道这一带果真是两千多年前燕台的遗址吗?一位同住在此处的同志写文章，每每在稿末注上“×年×月于京郊黄金台”字样。我曾问他是否考证过，他笑而不答。恐怕他亦未必掌握确凿证据，“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大约也是寄托一点向往之意吧。

　　想那“黄金台”两千余年前初起时，至多不过是一座黄土垒成的土丘，上面有点砖木结构的简单亭台而已。燕昭王置千金于台上，接待当时的一位高级知识分子郭隗，这件事连同郭隗以讽喻形式讲的那个用重金收买骏马尸骨的传说，流传了两千余年。黄金台的政治价值远远超过了它的实际使用价值。在漫长的旧时代，它曾使多少读书人艳羡过，咏叹过，做过无数回美梦;也曾使多少不得志的文人墨客感慨过，哀伤过，发泄满腹牢骚。唐初陈子昂登幽州古台，是否就是这座燕台呢?诗人没有留下说明，不得而知。但那首“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千古名句，确是表达了多少苍凉沉郁的情怀。以“燕台”或“黄金台”为题入诗，从唐宋直到明清，连篇累牍，不可胜计，大都反映了怀有骏马之才而不遇、渴望有燕昭王式的明君而不得的心境。如元代贡师泰愤愤地写道：“黄金买卖满长安，惆怅英雄布衣老。”明代袁中郎在诗中质问：“十载筑台亲礼士，如何止得一人传?”张明弼更是愁苦地低吟：“于今更贱纵横士，莫倚荒台发浩歌。”因为，说来说去，数来数去，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茫茫青史上，筑黄金台以延国士、置重金以收骏骨的事例，似乎的确“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怀念燕台，怀念黄金台的故事，期望在盛明之世常能出现招揽人才的黄金台，自然成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愿望。“人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有没有千金，是在其次的。

　　然而在北京的古代史上，毕竟出现过这么一桩表现出礼贤下士、重视英才的轶事。虽然从古至今，谁也不曾确切地指明它的位置。《史记》、《资治通鉴》上都只说燕昭王“置宫”，未言“筑台”，后汉孔融才开始提出“筑台以延郭隗”。到南朝任昉的《述异记》，说燕台在易县东南。任昉身居南方，他的“述异”，可能也是沿袭别人的记载。易县的燕台，在古籍上倒也有过记载。抗日战争后期，在晋察冀边区办报的邓拓同志作诗悼念在滦水附近牺牲的记者司马军城，就有“肠断燕台作吊台”之句，这个燕台，当指易水附近的燕台。而《水经注》却又有“固安县有黄金台遗址”一说。不过从元代以后，许多志书都认定燕台在北京郊区。元末熊自得所著《析津志》，是目前发现的最早记述北京地区历史的专门志书。熊自得曾经当过大都路儒学提举和崇文监丞，在北京作过实地考察，他的记载自然可靠得多。可惜此书在明末前即已亡佚，不复得见全貌。根据近人辑佚所载，在“燕台”这一条目下，记着：“在南城奉先坊元福寺内。十五年前木庵英长老有‘於期已死不复返，空有层台壮古燕’之句”。这里所说“於期已死”云云，是根据燕太子丹用秦降将樊於期的首级取信于秦王以乘机行刺的故事，似乎同易水送别事有关，又接近燕台在易水之说。他指明“在南城奉先坊元福寺内”，却不知何据。但他接着又说此台乃后人设置，“以惑于时者，不过慕名而已。”明代刘侗、于奕正编著的《帝京景物略》，跟他的看法相同，虽然对黄金台的地点记得比较详细，说“今易州、易水边二黄金台，都城朝阳门外东南又一黄金台，三黄金台，岿然皆土阜”，但也以为“黄金台，后人拟名也;其地，后人拟地也”。

　　这样，就有了三处燕台。本来，史书上只简略地记载燕昭王筑台(或筑宫)置金，当时既未留下设计图纸，也未有任何有关档案资料，后人无从详加考证，慕名附会，以讹传讹，也是在情理之中。诗人文士们托物起兴，抒发点感慨，都当不得真的。到明代以后，北京城规模日渐恢宏，“京师八景”中才有了“金台夕照”这一景，乾隆皇帝还题了碑的。据说解放初期，朝阳门外日坛北面某工厂施工时，曾经挖到这块碑石，似乎可以坐实了黄金台的下落。然而，各地的“八景”、“十景”之中，大抵总有“××夕照”、“××落日”之类的名目充数。而且京东自来是迤逦平原，一马平川，并无崇山峻岭，登上一座土丘看落日，未必就比其他地方更美，恐怕还不及另一景“蓟门烟树”来得有诗意。想当日土阜之上，无非也是供人吊古感今、借酒浇愁罢了。

　　有些名胜古迹，是无须去认真寻根究底的。让它伴随着美好的传说，长留在人们的想像和向往中，岂不更好?比如杭州的“雷峰夕照”，至今仍列名于旧“西湖十景”之中。人们路过净慈寺，看到南屏山下林树翳翳，古塔杳然，可以引起对善良的白娘子无端被邪恶迫害的同情和遐想，也可以重温一下鲁迅先生的《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深邃的思想。那么，我们今天又何必去寻查燕台究竟在何处呢?在北京朝阳门外也好，在南城某一座废寺也好，在固安县也好，在易水东南十八里也好，都无关宏旨。反正历史上曾经有那么一位比较开明的君主，为了招聘能够安邦治国的良才，特为修筑那么一座土台，上置重金，以接待天下士，这就很足以发人遐思了。

　　每天漫步金台西路，想起黄金台，总不免要神思荡漾。我们的历史悠邃而且丰富，有置千金以延国士的黄金台，也有一言丧身、株连九族的文字狱。“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这两种历史现象对我们今天都有借鉴和警戒的好处。想着想着，我真想向北京市园林部门提一条建议：不妨在东郊日坛公园或朝阳公园或团结湖公园或南城宣武公园的假山上，将那块乾隆所题“金台夕照”碑石重竖起来，旁边加个说明牌，介绍一下黄金台的原委。如果再选几首吟咏燕台的诗词，就更能增添韵致。自然，这类区区小事，可能有人讥为复古而嗤之以鼻，或根本不屑一顾。我却以为，为了继承和恢复历史古城的传统，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再增加些文化气息，同时也为了纪念古代燕京文明的开拓者，也许还是值得的，对今人和后人，都会有启迪作用的。人们从古代读书人空怀报国之心的感慨想到今天知识分子们可以大展宏图、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想到他们那比黄金贵重不知多少倍的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丹心，将会感到与旧时代诗人文士们完全迥异的欣喜心情。在燕台碑石下领略着夕阳余晖，也许会想起朱自清先生晚年书以自勉的两句诗：“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于是就会感到悠悠然与前人之心相通了。可能还有些有识之士，从燕台会联想到正确对待知识分子、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想想中国知识分子的贡献、成就、功绩，关怀他们的现状，也想想这方面还有哪些不足和障碍。不过那是需要大手笔去写大文章的大题目，不在这篇小文涉及的范围之内，就此打住吧。

　　————　1983年12月底

　　袁鹰《燕台何处》赏析

　　燕台，一处历尽沧桑而依然引人注目的古迹，几千年历史风云变换赋予它丰富的文化内涵，也构筑起后人可以遐想的广阔空间。袁鹰的作品《燕台何处》正是以此为切入口，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幅有关“燕台”的动人画卷。

　　全文以追寻燕台为线索，分为三个部分：燕台的由来，燕台何处，燕台在今天的价值。每一部分既各自独立，又在开拓燕台文化内涵的深广度上连为一体。

　　燕台，又名黄金台，其名称的由来蕴涵着一则令人怦然心动的传说。当年的燕昭王为了称霸天下，筑高台，置黄金千两于高台之上，招纳天下高士贤才，是为燕台。可以说，燕台某种意义上就成为思贤若渴的明君的象征，成为知识分子可以凭自身才学脱颖而出的晋身之梯。然而，传说毕竟是传说，作者通过两千年来的历史梳理发现，“燕台”与其说是知识分子完美的发迹之地，还不如说是一处可望不可及的海市蜃楼。陈子昂、贡师泰、袁中郎……历朝历代有无数文人墨客吟诵“燕台”，而这些诗词无一例外都在倾诉他们的郁郁不得志。传说中曾经成功招贤纳士的“燕台”不再是文人飞黄腾达的见证，甚至都不能给他们以心灵的慰藉，而更多地成为了他们发泄内心不平的对象。由此，在历史风雨的侵袭下，在文人墨客越积越厚的笔墨中，“燕台”的形象正在逐步变形，它变成了千百万知识分子内心永远无望的憧憬。

　　似乎是为了进一步论证“燕台”存在于传说中，随后作者花了大量的笔墨去考证“燕台”的地理位置。得出的结论却是相当扑朔迷离，或者以为“黄金台，后人拟名也;其地，后人拟地也”，从而断然否定“燕台”存在的实有性;或者出现了多处“燕台”旧址。“燕台”何处依然是一宗历史谜案。煞有介事考证的结果，无非是还传说以本来面目——传说本来就是人们内心美好愿望的一种体现，燕台存在也罢，不存在也罢，如同寄寓着白娘子传说的“雷峰夕照”一样，是在抒发人们内心长久潜藏的一种理想：渴望有慧眼识英才的明君出现，渴望天下所有的人才都能大显身手，各尽其用。只要这样的理想一天不能实现，“燕台”就永远引人遐思。

　　将“燕台”愿望化、理想化，较之第一个层面——那个看似实有化的“燕台”，其内涵、意蕴无疑深沉了许多。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已突破了一时一地一事的束缚，贯通了潺潺流淌的历史以及历朝历代人们普遍的内心世界。“燕台”更多成为了一个普遍化的符号，它联结了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重实现。同时，它又在个人愿望(自我价值的实现)与残酷的现实(伯乐太少)之间达到了一种奇妙的平衡。“燕台”给予人的想像空间无疑是丰富的。

　　特别是联系作者与作品的年代来看，“燕台”给予人的咀嚼滋味就更加浓厚。作者在1983年写作这篇《燕台何处》，显然是别有旨意的。十年浩劫刚刚结束，拨乱反正方兴未艾，文革的梦魇还无比沉重地盘踞在受打击最严重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心头。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作者着眼于尊重知识分子的“燕台”，写作了本文，应该说表达了一种隐晦的呼吁，呼吁尊重知识分子的优秀文化传统能够重新被发掘出来，不至于像真正的“燕台”那样湮没在历史的萋萋荒草之中，不知身在何处;呼吁知识分子能够摆脱那些空怀报国之心的旧知识分子的满腔牢骚与抱怨，积极地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中去。在这里，作者希冀借“燕台”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的企图是相当明显的。这时候作者眼中的“燕台”，似乎已经不是知识分子自怨自艾的对象，也不再是人们心头永远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而成为个人与时代，个人与社会携手合作、共同迈进的乌托邦了。这样的“燕台”与其说是当时现实的折射，还不如说是作者当时天真而单纯的一种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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