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党发财记》主要内容简介及鉴赏

　　《新党发财记》简介|鉴赏

　　一名《官场维新记》。政治小说，十六回。佚名著。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作新社出版， 全称《新党升官发财记》。

　　《新党发财记》写一个名叫袁伯珍的乡绅，由举人的底子，借维新的口号， 以偶得之款觅官，以既有之职渔利，如此几经周折反复，渐渐发迹起来，直至“成为身兼数职的一等红官僚”(阿英《晚清小说史》)，践了其日夜图之的升官发财的梦想。袁伯珍原是个久居乡里，眼界狭窄，头脑迂阔的人。因闻维新事，始悟夤缘腾达之捷径，乃以侵吞的积谷款五千作资本，出门寻差谋缺。先上条陈，献报效，以劝学投制台之好;继得赏识，购机器，于沪地见世道之风。才荐教习，新识勿克司，虽洋相百出，却异常热络;又谋保举，难顾刎颈交，即暗中使刀，便出卖朋友。为堵舆论，陈言报例;查办矿案，思利擅权。话筹款集股，终虎头蛇尾;设熬脑公司，乃倚势跋扈。订学章，请大安，趋走在制台王爷门庭之间，左右逢源;说赔款，谈交易，斡旋于洋人官府龃龉之中，两边讨好。办警察学堂，增设隐捐，人心惶惶;营习艺会所，搜缉匪徒，借机讹诈。催屯田旧欠，拼命要价;调署理学务，无利不取。弄资本勾通内外;任会办瞒天过海。于是乎，假维新之助，竟功成名就，所谓新政至要的学务，财政，练兵三处美差同时降临。福星高照，鸿运齐来。袁伯珍则踌躇满志，将平步青云。

　　《新党发财记》是一部倾向性较为明显的小说。作品是主张维新的，并期待着维新能为家国带来“新机”。但其反对、揭露乃至攻击的是那些投机趋时，滥竽充数，假维新之名，行利己之实的新官僚，即所谓“新党”。这一旨意可从其卷末的结束词中见出：“舞台开处，看维新两字招牌高揭。换个排场图富贵，也算识时英物。假面欺人，虚言捣鬼，径路终南捷。诸公莫笑，个中半是凉血。听说上野园中，武良街上，铜像于今屹。天悯支那憔悴甚，应有救时豪杰。变过内容，拓开新步，努力追先哲。焚香私祷，新机此日萌蘖。”

　　作品首先试图从一般规律出发来说明“新党”得以产生与存在的原因。其认为，世间之万事万物，“有个真的，必定有个假的，不期然而然，与那真的拼做一对”，尤其于沧海横流，时势大变之际，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因而“新党”的出现是不足为怪的。这实际上已包含着一种对于对立统一关系的初步的认识。但是，“以伪乱真”，“那假的还要胜过真的一筹”，往往教人扑朔难辨，则又有着莫大的危害，所以，要给予反对与揭露。这就为作品的叙述提供了一个思想基础。接着，对“新党”的存在及其影响，作品有进一步的见解。在维新潮流中，那真正“发于热诚，出于血性，实事求是”去做事业的人，百里难寻一二，众多的便是这些“改头换面”，重新出笼的“新党”。然虽则如此，若没有这些人去“起个根基”，老大帝国，乃万古难变，所以那“新党”倒又是“断乎不可少的”。就其语意看去，这种认识固有一定局限，但由其语气读来，则又不无曲折的讽喻之意。

　　《新党发财记》写袁伯珍的发迹史，虽袁伯珍乃“原不真”的谐音，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作品的叙述依然能注意从切实处落笔，把一个从仅知鸦片、洋钱的乡绅，假维新做个升官发财的捷径，到官运亨通，私囊中饱，成为名符其实的“新党”的过程，勾勒得简洁，明晰。且其事件安排，情节布置，皆绵延勾连，前后联系，或有殊途，终为同归，水到渠成式的结局，较好地体现了作品的旨意。确可称文字劲练，笔法老到。尤为精彩的是作品终卷前袁伯珍醉酒之后的一段自白：

　　目下虽然万口一词，说维新维新，却不可把维新两字看得认真。只可求形式上的维新，不可求精神上的维新。要晓得精神上的维新，乃是招灾惹祸的根苗。若换作形式上的维新，便是升官发财的捷径。(第十六回)

　　这是现身说法的一个“经验”总结;这是“新党”升官发财的全部秘诀所在;这是一篇言简意赅的自供状。作品借人物之口道出，其辛辣讽刺的用意是不言自明的，其悉心擘划的谋虑亦是相当深远的。

　　《新党发财记》以对于“新党”发迹过程的揭露与“新党”之能产生及存在的原因的探求，为人们展示了维新变法这一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的一个重要侧面。作品所提供的形象及其所寄予的思考分析，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因而，作为政治小说，作为“维新官场现形记”，诚如阿英所评价的，《新党发财记》是同类作品中“写得较好的一部”(《晚清小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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