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东外史》主要内容简介及鉴赏

　　《留东外史》简介|鉴赏

　　社会小说， 十集一百六十章。向逵著。1916年5月上海民权出版部初版。

　　本书主要描写袁世凯纂政期间，流亡日本的官僚政客、辛亥革命的投机分子、以及一些留日学生在日本醉生梦死、荒淫无耻的生活，从一侧面反映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民初社会政治的黑暗。

　　明治维新以后， 日本无论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各方面的发展，都走在了亚洲各国的前头，成了中国学习、了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科技文化、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窗口。清朝末年，清政府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曾多次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形成历史上留学日本的一个高潮。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曾经把日本作为一个海外活动的据点，孙中山本人就多次去日本活动。这些留日学生和革命党人，大多将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思想和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带回了中国，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变革，起过重要的影响。然而，无庸讳言，其中也有一部分人，或借出洋以镀金，或借革命以谋私，他们品质恶劣，心术不正，在海外过着腐化堕落的寄生虫生活，引起有识之士的反感。辛亥革命胜利后，袁世凯窃取了政权， 1915年，更悍然宣布恢复帝制，公开与革命为敌。国内各地掀起倒袁运动，又遭镇压，一批反袁的民党成员为躲避追捕，纷纷流亡日本。一些在辛亥革命中捞得了好处的官僚政客，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也纷纷卷巨款、携姨太太而东渡，暂避风头。到日本后，他们或装模作样，侈谈革命，或结党营私，卖身投靠，甚至挟妓饮酒，争风吃醋，一个个丑态百出，做起荒淫无耻的海外寓公来。作者向逵曾留学日本多年，目睹那些流亡政客、学生败类的种种丑行，深痛极恶，遂用冷嘲热骂的笔法，写下这部《留东外史》，对那些“丑事、恶声”作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以示“与恶德党宣战”(第一章)之心。

　　《留东外史》对那些在辛亥革命中投机钻营、谋取私利，得势时大捞一把，作威作福，失意时投敌卖身、背叛革命的反动政客，作了尖锐的揭露和热辣的嘲讽。袁世凯篡政后，为了削弱反对势力，巩固政权，对革命党人采取了招降纳叛的政策：

　　“袁世凯因国民党人物亡命到日本的不少，恐怕留下这种祸根，将来乘时窃发，为害不胜防止，便想了个釜底抽薪之计。他知道亡命客的内容，腰缠富足的，恐怕人家需索，都杜门不出，穷苦的亡命客，莫想见得着他人的影子。穷苦的无奈，一个个怨天恨地，翻悔不该跟着他们闹，闹得于今衣食无着，有家难归。袁世凯便利用这当儿，打发了一个三等走狗，携带巨款，到东京来，收买这些穷苦亡命客。”(第六十七章)

　　“当了一辈子革命党，同戊戌六君子共事”的章四爷，流亡到日本，混了一阵，渐渐无味起来，早存了个改换门庭的主意。见袁世凯派人专程来日本招降，正中下怀。不过他因为是个“大人物”，降管降，身价还是要搭足，声称只降海子舆(袁世凯政府的驻日大使)， 不降蒋四立(袁世凯的招降特使)， 以示与众不同。装模作样地表演了一番，很快便拍板成交，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封为“将军府将军”，“月薪三千块”，一时“得意极了” (第一百零七章)。他为虎作伥， 自己失节不说，还拖人下水，游说“民党元老”林巨章降袁。他说：

　　“……只是于今的民党，说起来真寒心。我总算是个民党中的老前辈，象他们那种干法，没得跟在里面呕气。人家动辄骂人卖党卖国，我说中国的国不算国，中国的党不算党，都够不上卖。我要卖，只能卖身。我这身子， 几十年卖在民党里，于今民党没有了，又拿来卖给老袁， 同是一样的卖，看那处身价高点，便卖给那处。我问你，也是卖在国民党里，几十年了，到底得了多少身价?只怕也得换一个售主，才值得一点。”第一百零八章

　　如此厚颜无耻的卖身“宣言”，真让人瞠目结舌。可是林巨章听了却正中下怀。

　　这“民党元老”林巨章，是老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当过“几个月的旅长”，后来带了姨太太陆凤娇、秘书周克珂、参谋张修令逃到日本长崎，以避风头。他有钱可挥霍，有姨太太可作乐，有秘书、参谋可使唤，非那班“三等亡命客”可比。但是寄寓海外，身份地位大不如昔，渐渐地便有遭人冷落之感，看到章四爷投袁得了好处，重又可以回国作威作福，不免心动眼热起来。不过，他一方面想改换门庭，一方面又碍着一块“民党元老”的招牌，既想做婊子，又要立牌坊，于是乎装模作样，故作姿态，半推半就，作了一番令人恶心的丑表演。刘艺舟看穿了林巨章的内心，借着别人的话，当面作了一番热辣辣的嘲骂：

　　“……此时(在日本)的革命党，不大问事了，回国的回国去了，投诚的不再出头了，只剩下几个腰缠富足的，拥着娇妻美妾，过他的快活日子。就是间常发出些革命的议论，也是能说不能行的。甚至还有种革命伟人，想受招安，只虑政府不见重他，故意轰轰烈烈的开几回大会，编几回大演说，俨然就要回国去实行革命的样子。这谓之做身价。招安他的条件，必能优待得很!”第一百零八章

　　在这里，作者借作品中人物之口，对那些变节投敌的革命党败类作了无情的鞭挞。

　　然而林巨章已经是不顾一切了，你骂归骂，他投照样投。他怕错过机会，急不可耐地找章四爷商量：

　　“……依你说，将怎么个卖法?”章四爷笑道：“我等肯卖身，还愁不容易吗?你打定了主意，我明日就去见海子舆，不消三五日，便成交了。”林巨章停了步，回身向章四爷拱了拱手道：“明日请老哥去探探口气，但求不过于菲薄。老哥是知道我的，决不崖岸自高。”(第一百零八章)

　　作者对这些反动政客丑恶灵魂的描写，真可谓酣畅淋漓，入木三分。

　　在《留东外史》中，作者也塑造了几个正直的革命党人，其中着墨较多的是吴大銮。他为人正直，满腔热血，积极参加辛亥革命，参加过湖北学生军，打过仗。袁世凯篡政后，他自费留学来到日本，与拒绝袁世凯的贿赂、不肯当袁政府议员而避难日本的前国民议员许先生等人往来密切，积极参加反袁斗争。吴大銮对袁世凯派往日本的招降特使蒋四立的活动深痛极恶，暗中买了一枝手枪，决定单枪匹马暗杀蒋四立。行刺那天晚上，吴大銮向许先生、黎五谋两位民党前辈告别，慷慨陈词：

　　“我是决计不在东京住了。以后尽我的能力，能将袁世凯手下的一般狐群狗党，斩除一个，中国即少了一个制造恶人的模型。若自己没有能力，不中用，死在敌人手里，也就罢了……”

　　许、黎二人慨然为吴大銮饯行：

　　“你今夜想干的事，我二人已猜着八九成了。这事我二人早就应该干的，只因为许先生是个羸弱的文人，我更老无缚鸡之力，才一任那东西在这里肆无忌惮。你能立此意志，我二人心中不但欢喜，而且很感激你能替我们亡命客争脸，使国内国外的人士听了，也知道我们民党中还有人。”(第六十八章)

　　蒋四立后来被吴大銮打伤，虽未毙命，却也在日本的“亡命客”中引起了震动。正直者拍手称快，附逆者心虚胆寒，人心向背， 自不可逆转。

　　不过，象吴大銮这样的正面人物，在《留东外史》中实在是太少了，堪称是凤毛麟角。作者在这部一百多万字的长篇巨著中，笔端所向，主要是对反动政客、骗子、流氓、嫖客、无赖这些“恶德党”的揭露和批判。这些人既不讲忠孝节义的封建道德，又歪曲平等自由的民主思想，一切从私欲出发，是一些典型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可以骂爹娘、倡淫乱、设骗局、谋财物，可以投敌附逆，卖国卖身，他们少廉寡耻，无恶不作，实际上是寄生在逐渐死亡腐烂了的封建社会尸体上的虫蛆。这些人的存在，反映了中国历史上二十世纪初新旧社会交替时的特定的社会现象，暴露了民初政治社会的黑暗，对读者了解当时的社会，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的。

　　《留东外史》写了大大小小不下几十个骗子，其中有政客，有留学生，有袁世凯的外交官，也有国民党的“元老”。他们有的骗钱，有的骗女人，有的骗官做，有的骗名誉，光怪陆离，无奇不有。

　　苏仲武看中了日本少女梅子，请黄文汉帮忙。黄文汉设计了一个大骗局： 自己扮成日本人，在东京借了一间房子伪装成“中村寓所”，又化钱租了一个日本妓女充“临时夫人”，设法结识梅子的母亲春子，取得她的好感，再把她们母女俩请到东京观看“万国博览会”，然后，又殷勤地要帮助梅子在东京人美术学堂， 留下梅子独自住在黄文汉家。春子被黄文汉的殷勤、热情和慷慨骗得晕头转向，对他深信不疑， 丢下女儿回了爱知县老家，苏仲武于是如愿以偿。黄文汉设计骗局如此巧于心计、不惜工本，而仅仅是为了将一个女人骗到手，他们的无聊和无耻，真令人叹为观止了。作者尖锐地嘲骂这班行骗害人的社会渣滓，称黄文汉“曾著《牛皮学讲义》万余言，内载有数十种的吹法。说是若能依法吹得圆熟，象中国这种社会，只须一阵牛皮，就能吹上将坛，吹进内阁。……”(第四章)这种热辣辣的嘲讽，虽然语涉夸张，但也确实是民初黑暗政治的真实写照。

　　疯狂的金钱欲望可以扭曲人的灵魂。在《留东外史》中，为了钱，那班官僚政客、流氓恶棍更是无恶不作。他们当中，有向国内父母骗钱的张孝友，有向日本房东骗钱的王甫察，还有勾结日本奸商，向袁世凯政府骗钱的“大使”海子舆、“参赞”朱湘藩。

　　骗钱是为了享受，为了满足卑贱的私欲。他们在日本嫖女人，玩艺妓，拈花惹草，争风吃醋，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王甫察玩弄了艺妓梅太郎，又去骗梅太郎的妹妹多贺子。林巨章的姨太太陆凤娇和秘书周克珂通奸，被林巨章发觉，陆凤娇反而乘机发作，大闹一场。章筱荣、章器镌叔侄俩搞同性恋，又为了一个寡妇张绣宝闹翻，形同仇人，甚至闹到持枪行凶的地步。……

　　《留东外史》通过对这些官僚政客、流氓骗子在日本的“丑事、恶声”的讽刺性描写，揭露了这些人政治上的投机动摇，品质上的苟污卑贱，生活上的腐化堕落，客观上暴露了民初中国社会政治的黑暗，反映了袁世凯篡政期间“民党”的分化、变质，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这和作者“与恶德党宣战”(第一章)的写作宗旨是吻合的。

　　可是，由于作者的主要目的在于“绌善而崇恶”(第一章)，对那些行骗、淫乱、胡闹、殴斗等丑恶行径，作了过多的渲染和描绘，有流于自然主义的描写之嫌，因此，为向来的文学评论界所诟病。四十年代，就有人在《万象》杂志上指责《留东外史》是“谩骂小说”、“罪恶教科书”，虽失于偏颇，但也确实指出了《留东外史》的缺陷所在。不过，和这部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比较起来，它的毛病毕竟还是次要的。《留东外史》于1916年出版后，就立刻在社会上风行一时，因为“销路优越”，不但一版再版，甚至出版社还邀作者续写了《留东外史补》、《留东新史》，以满足读者需要。李定夷称《留东外史》、《广陵湖》和《新华春梦记》为“民初小说界的巨制，不落恒蹊，各有特长”。李本人为近代小说大家，他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作为一部社会讽刺小说，《留东外史》明显地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晚清谴责小说的影响，采用了类似的松散结构。全书一百多万言，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角人物，也没贯穿始终的故事主线。但作者对故事情节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写来前后呼应，松而不散，承启自然，顺理成章，没有明显跳跃、脱节的毛病。

　　作者对人物性格的刻划也是成功的。同样是投敌卖身的政客，章四爷的明目张胆和林巨章的遮遮掩掩就不一样，同样是流氓骗子，黄文汉和王甫察、李锦鸡等人也各不相同。值得一提的是：黄文汉这个人物性格十分复杂，他既是一个经验老到的嫖棍， 又是一个诡计多端的骗子，但是在侮辱中国的日本人面前，又是一个不畏强暴的爱国主义者，他可以当面批驳日本军官的反华言论，他还可以在比武中略使小计，打败日本武士，甚至在听到吴大銮行刺蒋四立的消息后，他还暗暗为吴大銮喝彩。这些在道德价值观念上大相径庭的思想行为集中在黄文汉一身，使他成了一个既善又恶、既正直又堕落的矛盾人物。从性格多样化这个角度来说，作者塑造的这个人物是成功的。这种玩世不恭的“爱国主义分子”有其生活的原型，是那种畸形年代里产生的畸形怪物。

　　作者对讽刺文学语言的运用也十分纯熟。大段的对话尤其精采。但是和同时代的其他讽刺小说一样，《留东外史》也不免有辞浮气燥的毛病，有些场景、对话的描写过于刻薄，格调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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