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迷帚》简介|鉴赏 启蒙小说,二十四回。壮者著。载《绣像小说》第四十三至五十二期,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一月至五月出版,每回绣像一幅。 光绪三十三年(1907)商务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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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4
《扫迷帚》简介|鉴赏 启蒙小说,二十四回。壮者著。载《绣像小说》第四十三至五十二期,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一月至五月出版,每回绣像一幅。 光绪三十三年(1907)商务印
《扫迷帚》简介|鉴赏
启蒙小说,二十四回。壮者著。载《绣像小说》第四十三至五十二期,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一月至五月出版,每回绣像一幅。 光绪三十三年(1907)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小说主旨在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提倡科学精神。第一回“挈纲提领全书大旨,开宗明义箴世名言”,对这一主旨作了总的说明。小说开头就说:“看官!须知阻碍中国进化的大害,莫若迷信。”本来“黄种智慧不下白种”,但至今却“相形见绌”了,这是“因数千年人心风俗习惯而成”,特别是历代帝王假借神权以“检束民智”,陷官民于迷信愚昧的结果。作者将中国和西方作了这样的对比:“中国之民智闭塞,人心腐败,一事不能做,寸步不能行。荆天棘地,生气索然,几不能存立于天演物竞之新世界。视西人之脚踏实地,凭实验不凭虚境,举一切神鬼狐妖之见,摧陷廓清,天可测,海可航, 山可凿,道可通,万物可格,百事可为,卒能强种保国者,殆判霄壤。”作者由此得出结论:“故欲救中国,必自改革习俗入手。”而改革习俗,首先就是反对封建迷信。作者号召中国“合四万万同胞,人人鼓勇直前,从实理阐起,实事作起”,高举扫除迷信之大帚,“举层层关键,一拳打破,重重藩篱,同时冲决。”
为此,作者虚构了体现这一思想的主人公卞资生。资生是江苏吴江县的布衣,“学兼新旧,其胸襟磊落,思想高尚,真有空前绝后之慨。生平专讲实践,最恨鬼神、仙怪、星相、 卜筮诸说,谓此实陷害人群进化的蟊贼。”他和“把这因果祈禳之说,看作圣经贤传,身心性命之事”的表弟杨心斋同游各地,所见所闻种种迷信事实,逐件加以剖析,从反复的验证与论辩中,充分揭露了迷信的虚伪和危害,从而教育了这个“八股之外,绝无事业”,“顽固不通,充数儿的秀才”, 以致后来他又以从表兄这儿获的“所得”,去“熏陶”从前与己“宗旨性情”相同的旧友,“渐渐移步换形”,取得了“合同而化”的效果。
“这部小说最好的部分,不是各地迷信事件的报告,而是苏州迷信风俗的叙述。”“这是可以称作‘苏州迷信风俗志’”的(阿英《晚清小说史》)。
例如,小说写“盂兰盆会”:每逢七月下澣,“日则扎就灯彩鬼像,沿街跳舞,夜则延请僧道,拜忏唪经”。这在中国民俗中大同小异,而苏州则表现出满街鬼气,出会时,“前导有金鼓、有灯牌、有十景旗伞、有茶担、玉器担、香亭、锣鼓、十番棚等项。次则扮出各种鬼像,如大头鬼、小头鬼、摸壁鬼、无常鬼、两面鬼、独脚鬼、长子鬼、矮子鬼、胖子鬼、瘦子鬼、胀死鬼、饿死鬼,以及刻薄鬼、势利鬼、强横鬼、懦弱鬼、说谎鬼、骄傲鬼、色鬼、酒鬼、胁肩谄笑鬼、招摇撞骗鬼,末后有焦面大王鬼,摆来踱去,全是官样,是鬼是官,令人莫辨。又有小孩数十,身穿号衣,手持各样军器,装作鬼兵。另有一童,翎顶翘然,骑马按辔,装作鬼将,押解鬼饷,冥镪纸帛,高积如山。更有一巨鬼,匍匐求乞,演出借债鬼的模样。以上诸鬼,却都兴高采烈,鬼混鬼闹,鬼笑鬼跳,一路人看鬼,鬼看人,应接不暇”(第四回),真是一个群鬼乱舞的混沌世界。其他如写苏州的“社戏”、“赛会”以及杭州的“香市”,都很详细,颇具特色,堪称明晰生动的工笔风俗画。
小说描写民情习俗,不在渲染人物活动所处的文化氛围,而在揭露迷信、愚昧的实质。书中列举了许多借迷信活动以售奸骗钱的事:有的瞎子算命妄断祸福,咬定别人尚还康健的父母“决已不在”(第四回);有的和尚以拜佛修仙为名,引诱妇女入寺做出“种种暖昧之事”(第五回);有的“斋男斋女,赤体对坐”,“甚至脐腹相摩相荡”, 以“无事”而升“大罗仙班”(第十二回);有的仅是十六七岁少女,却自称“仙姑”,以符咒为人治病, 骗取钱财无数(第十三回);有的道士以粪汁代药,致令贫户“立时气绝”(第十四回); 至于溺鬼讨替、妖言惑众、念经打醮、求签请丹、病危冲喜、接眚净宅、风水求吉、立庙修寺、 卜筮祷神等等,几乎涉及到了封建迷信的各个方面,小说都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小说还对表现蒙昧无知的俚谚及一般民间习俗进行了辨析和否定,如指出“二八勿打灶”并非说二月八月不能打灶,而是说不能靠近篱笆打灶,“二八”乃“篱笆”之误;指出“母家过一冬,夫家死一公”是重男轻女观念的表现;其他如说“耳朵热”、“眼睛跳”、“鼻打嚏”等是某种吉凶祸福的征兆,都只是一种呓语而已。
作者最后借资生的口说:“小弟愚见,原思双管齐下,一边将迷信关头重重勘破,一边大兴学堂,归重德育,使人格日益高贵。”这反映了作者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政治主张,具有明显的启蒙作用。大声疾呼扫除迷信愚昧,是当时西方科学思想输入中国的一种反映,小说正充分体现了这样的时代特点。
小说不在人物的绘形写神方面下功夫,故人物包括主人公,几乎都成了演绎作者观念的符号, 乃至有些人物仅以“甲”、“乙”、“丙”的代号名之。小说也不精心结撰故事情节,不讲究故事的起承转合及其内在的因果关系,而是以表兄弟间的辩论和几个同道交流见闻观感来贯穿全书,他们一桩桩地摆出充斥于社会的迷信习俗,又一件件地加以剥示、评论和否定,故全书思辨性有余而形象性不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阿英说:《扫迷帚》是以朴质清丽的笔姿,缜密的理论,不可变易的事实,扫荡着一切的迷信风俗,可说是晚清的一部最优秀最有着影响的启蒙运动的书,但不能说是一部优秀的小说。”(《晚清小说史》)
小说中,迷信与科学,中国与西方,愚顽之民与通达之士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而职业迷信者们侜张弄鬼,却常常败露出丑,也构成一种对比,如以粪汁灌病人的道士,念经时被人提溺壶直灌头顶(第十四回); 自称祈禳可以除狼患的女巫,后“竟为狼所食”(第十六回); 因“六十六,阎王请吃肉”的寿忌,闹出拒邀赴宴,不得已赴一次宴就“大有生去死归之惧”的笑话(第十七回);“行同诳骗,其计甚狡”的张天师,最后技穷而狼狈逃走(第二十二回)。这是动机与效果,现象与本质的对比,它不仅显示了迷信的荒诞与祸害,也构成了强烈的讽刺。《扫迷帚》成了当时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启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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