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话录》主要内容简介及鉴赏

　　《因话录》简介|鉴赏

　　轶事小说集。唐赵璘撰。全书六卷，分为宫、商、角、徵、羽五个部分。第一卷为宫部，记叙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宪宗、文宗、武宗、宣宗诸帝王及后妃的一些生活琐事。第二、三卷为商部，记叙王公官宦之琐事。第四卷为角部，记叙没有入仕的平民众庶。第五卷为徵部，多记典故，并附有谐戏。第六卷为羽部，记见闻杂事。作者分类虽不甚严密，各部之间内容互有重复，但却大致有序。作者赵璘出身世代官宦之家，中外均为朝庭显贵，自己又做过皇帝的近侍。由于这些有利的社会条件，故能多识朝廷典故，娴于官宦旧事，他在本书中记载了较为丰富的唐人故事，是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社会政治、风俗人情、文学艺术的重要参考资料。据作品记载的内容推断，此书于宣宗大中七年之后不久撰成。《新唐书》、《宋史》均著录为六卷， 《崇文总目》作二卷。今六卷本有稗海本，笔记小说大观本，丛书集成初编本，一九五八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又重辑百川学海本、说郛本等为一卷。

　　《因话录》多记见闻实事，所以能与史传相参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刘禹锡徙播州刺史一条，称柳宗元请以柳易播，上不许。宰相裴度为言之，始改连州。司马光《通鉴考异》以为宗元墓志，乃将拜疏而未上，非已上而不许。又禹锡除播州时，裴度未尝入相，所记皆失事实。”我们以为，裴度当时虽未入相，但也系德宗信任的朝廷重臣，进言之事，并非没有可能。而且《实录》及《谏诤集》也记载了裴度进言之事，所以《因话录》这一记载大体真实可信，它丰富完善了“以柳易播”这一广为流传的文坛佳话。

　　本书记录见闻杂事，一事一录，故多叙述而少描写，加之文字简约，从文学的角度看，缺乏完整的艺术形象。但作者采用了白描的手法，或记一人一事，或记一言一行，常常是三言两语，也就能起到画龙点睛，写貌传神的特殊功效。下举一例：

　　郭暧尝与昇平公主琴瑟不调，暖骂公主： “倚乃父为天子耶?我父嫌天子不作。”公主恚啼，奔车奏之。上曰： “汝不知，他父实嫌天子不作，使不嫌，社稷岂汝家有也。”因泣下，但命公主还。尚父拘暖，自诣朝堂待罪。上召而慰之曰： “谚云;‘不痴不聋，不做阿家阿翁。’小儿女闺帏之言，大臣安用听?”锡赉以遣之。尚父杖暖数十而已。夫妻吵架，本是寻常之事，

　　可是发生在公主与驸马之间，就不寻常了。作者用短短百十字，就把这件颇为特殊的闺帏小事写得波澜起伏，惟妙惟肖，十分传神地描摹出四人的外貌特征与心理状态。如写郭暖，只记叙了他骂公主的那句话，可见他脾气一来，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充分展现了他那贵介公子，赳赳武夫的骄横个性;写昇平公主，只用了“恚啼，奔车奏之”六个字，却可使读者想见金枝玉叶受委屈时的娇态与想借父皇的威势教训驸马的报复心理。“恚啼”二字足见其娇，受不得半点委屈。一个“奔”字，活画出公主气急败坏、急不可待的神情;随着公主的进宫，我们满以为代宗皇帝见到又哭又闹受了委屈的女儿后会勃然大怒，要狠狠惩治郭暖一家，但矛盾却向意想不到的方问转化，代宗对女儿讲的那一席伤心话，流露出懦弱天子对于权臣无可奈何的沮丧心情;而后者对郭子仪的一番话，又表现出代宗善于自嘲自解的幽默与大度。在这段展现人物个性的描写中，写得最成功的人物要算郭子仪(他德宗时才封为“尚父”，此处误)。他先是“拘暖”，并“自诣朝堂待罪”。我们可以想见这位忠义老臣伏地请罪时那种诚惶诚恐之状。郭子仪的这一行动，与其子郭暖的举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父亲的忠义和老成更反衬出儿子的骄横与无知，作者用了反衬的手法，使父子两人的性格更加鲜明。后当代宗开释并“锡赉以遣之”，郭子仪仅仅“杖暖数十而已”。 “而已”二字，又将老父爱子之私情暴露无遗。《因话录》的这个故事，后世演绎成传统剧目《打金枝》，可见影响之深远。

　　《因话录》所记故事，或取场面，或记片断，文虽简扼，但有时却能引人思索，予人启迪。角部记载了著名诗人韦应物与皎然交往的一则轶闻：皎然工于律诗。有一天，他想去拜访著名诗人韦应物，皎然以为韦应物擅长古体诗就一定会偏爱古体诗，担心自己的律诗不被赏识。于是就作了十几首古体诗进送给韦应物，韦氏看完后，全不赞赏，皎然十分失望，扫兴而归。第二天，皎然干脆拿着原来的律诗再次去见韦应物，殊不知韦十分欣赏，拿在手上，再三吟咏。最后他对皎然说： “师几失声名，何不但以所工见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韦应物这番话，虽是论诗，但却充满了生活的哲理，给人以无穷的回味。

　　在本书中，作者对那些醉心于功名而又没有真才实学的读书人给予了无情的嘲讽。角部中记载了这样一则笑话：德宗年间，德宗为了网罗人才，下令搜访征求有治国之才而又不愿出来做官的隐士。有一天，应昭县赶来了一个读书人，他匆匆忙忙来到衙门前，别人问他来干什么?他说： “将应不求闻达科。”作者抓住了这些人名实不符的特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揭露并批判了这种虚伪的世风。更为可贵的是，身为士大夫的作者，有时竟将批判的锋芒直指上流社会的统治阶级。徵部中记叙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官员退朝后去拜访他的一个朋友。看见客厅里坐着一个衣服破旧的道人，他的朋友十分高兴地和道人谈论着。这位官员看见他竟与这样一个下贱肮脏的道人谈得这么投机，便很不高兴地告辞了。过了两天，官员又遇上了他的朋友，便对他说道：“公好衣毳褐之夫，何也?吾不知其贤愚，且觉其臭。”他的朋友听了这番话，反唇相讥道：“毳褐之臭，外也，岂甚铜乳?铜乳之臭，并肩而立，接迹而趋。公处其间，曾不嫌耻，反讥余与山野有道之士游。……吾视毳褐，愈于今之朱紫远矣!”作者先将毳褐与铜臭作了比较，得出铜臭远胜毳褐之臭，进而又把“并肩而立，接迹而趋”的朱紫之士斥为满身铜臭的逐利之人。如果我们联系晚唐自上而下的腐化情况来考查，赵璘的这一番义愤之言正是对当时腐朽政治的有力针砭。正因为《因话录》所载之事不乏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它“在唐人说部之中，犹为善本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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