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醒时少, 陶潜醉日多。 百年何足度, 乘兴且长歌。 王绩(585—644),字无功,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人。在隋代任秘书省正字,出任六合县丞。入唐为太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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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醒时少, 陶潜醉日多。 百年何足度, 乘兴且长歌。 王绩(585—644),字无功,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人。在隋代任秘书省正字,出任六合县丞。入唐为太乐
阮籍醒时少, 陶潜醉日多。
百年何足度, 乘兴且长歌。
王绩(585—644),字无功,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人。在隋代任秘书省正字,出任六合县丞。入唐为太乐丞。政治上长期失意,写了一些抨时讥世、愤世嫉俗的诗篇。
这首诗,诗人以阮籍、陶潜自况,对统治者不能任用贤才表示愤慨。同时也反映了他想以酒解脱精神上的苦闷、消极避世的一面。
这首诗,开篇致慨,遥想先贤,直用其事。阮籍处于魏晋嬗代之际,他的《咏怀诗》寓时代悲剧于个人的哀怨之中,颇多感慨之词。天崩地坼的汉末动乱,造就了曹氏父子和阮籍父辈“建安七子”那样的一代雄杰,他们慷慨仗气,驰骋疆场。但正始时代风云突变,在司马氏集团打击下,曹魏势力急剧衰落。阮籍早年的“济世志”在“天下多故”的风潮冲激下,一朝破碎,内心充满痛苦。他进退维谷,既不甘随波逐流,又不能振翼高飞,只好服膺庄老,饮酒昏酣,遗落世事,心境沉重,悲怨情绪油然而生。由于他对当时的黑暗政治非常不满,被司马氏集团视为危险人物,为了免祸,他常常喝得酩酊大醉。“阮籍醒时少”就是这个意思。晋代大诗人陶潜蔑视功名富贵,不肯趋炎附势,长期过着隐居躬耕生活,他也嗜酒如命。他在《归去来兮辞并序》中说:“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由此看来,他任彭泽令,“足以为酒”便是原因之一。王绩开首连用两则典故,紧扣诗题中的“醉”。这两句是借阮籍和陶渊明的酒杯,浇自己官场失意和不得志的块垒。
俗话说,酒醉吐真言。“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这便是诗人“醉后”倾吐的真情。“百年”指人的一生。“何足度”即哪里度过。这两句的意思说:即使有百年长寿,也很快地就会过去,乘着兴奋之际暂且痛饮高歌吧!人穷则反本。诗人由自己的怀才不遇、官场生怨,终于发出了天道变化、人事兴亡和生命不永的悲叹感慨。确实,个人政治命运的悲剧也有可以通过饮酒避祸,也可能以口不臧否人物来逃脱,然而天步悠长、人道居短的人生悲剧却是无法躲避的。于是诗人只好乘短暂的有生之年,沉醉于浊酒之中,放歌酒醒之后,以此了结自己的一生,这实在是诗人在政治上处于穷途末路后的一种激愤之言、怨愤之辞。
诗人处于隋灭唐兴之时,历仕二朝。唐初, 由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和提倡,当时的诗坛上,大都依然“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而王绩却能自拔于颓靡绮丽风气,借典明志,直抒胸臆,给人一种立意清新、语言质朴、诗风自然的感觉,实是难能可贵。这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无疑是一种可贵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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