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套中人》原文及赏析

　　契诃夫 (汝龙 译)

　　误了时辰的猎人们在米罗诺西茨克村边上村长普罗科菲的堆房里住下来过夜了。他们一共只有两个人: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和中学教员布尔金。伊凡·伊凡内奇姓一个相当古怪的双姓:契木沙—希马拉雅斯基,这个姓跟他完全不相称,全省的人就简单地称呼他的本名和父名。他在城郊一个养马场上住着,现在出来打猎是为了透一透新鲜空气。然而中学教员布尔金每年夏天都在∏伯爵家里做客,对这个地区早已熟透了。

　　他们没睡觉。伊凡·伊凡内奇是个高而且瘦的老人,留着很长的唇髭,这时候在门口坐着,脸朝外,吸着烟斗,月光照着他。布尔金在房里干草上躺着,在黑暗里看不见他。

　　他们讲起各式各样的事。顺便他们还谈到村长的妻子玛芙拉是一个健康而不愚蠢的女人,可是她一辈子从没走出过她家乡的村子,从没见到过城市或者铁路,近十年来一直守着炉灶,只有夜间才到街上去走一走。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布尔金说。“那种性情孤僻、象寄居蟹或者蜗牛那样极力缩进自己的外壳里去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少的。也许这是隔代遗传的现象,这是退到从前人类的祖先还不是群居的动物而是孤零零地住在各自洞穴里的时代的现象,不过,也许这只不过是人类性格的一种类型吧,谁知道呢?我不是博物学家,探讨这类问题不是我的事。我只想说象玛芙拉这样的人并不是稀有的现象。喏,不必往远处去找,两个月前我们城里就有一个姓别里科夫的人死掉了,他是希腊语教员,我的同事。当然,这个人您听说过。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论什么时候出门上街,哪怕天气很好,也总是套着雨靴,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的雨伞总是装在套子里,怀表也总是装在灰色麂皮的套子里,等到他取出小折刀来削铅笔,他那把小折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小的套子里的。就连他的脸也好象装在套子里,因为他随时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绒衣,耳朵里塞棉花,一坐上出租马车,就吩咐车夫把车蓬支起来。一句话,在这个人身上可以观察到一种经常的和难忍难熬的心意,总想给自己包上一层外壳,给自己做一个所谓的套子,以便同人世隔绝,不致受到外界影响。现实生活刺激他,惊吓他,促使他经常心神不安。也许为了给自己的胆怯,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辩论吧,他老是称赞过去,称赞从来没有过的事物。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实际上对他来说也无异于他的套靴和雨伞,使他借以逃避现实生活。

　　“‘啊,希腊语多么响亮,多么美!’他说,露出甜滋滋的表情。仿佛为了证明他的话似的,他眯细眼睛,举起一根手指头,念道:‘Anthropos①!’

　　“别里科夫把他的思想也极力装在套子里。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的文章,其中写明禁止什么事情,他才觉得清清楚楚。告示上禁止学生傍晚九点钟以后上街,或者某一篇文章要求禁止性爱,他就觉得清楚明确:这是禁止的,那就够了。至于批准和允许的事,他却觉得含有可疑的成分,含有什么模糊而没说透的东西。城里批准成立了戏剧小组,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他就摇头,轻声说道:

　　“‘当然,行是行的,可就是千万别出什么乱子啊。’

　　“各种对于规章的破坏、规避、偏离的行为,虽然看来似乎同他毫不相干,却使得他垂头丧气。如果做祈祷的时候有个同事来迟了,或者学生顽皮捣乱的事传到他的耳朵里来,或者有人看见女校的女学监傍晚同一个军官在一起,他就激动得很,老是说千万别出什么乱子啊。在教务会议上他简直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因为他那么慎重,那么多疑,而且发表纯粹套子式的论调,说什么如今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里的青年人都品行恶劣,又说什么教室里太乱,‘哎呀,千万别传到上司的耳朵里去,哎呀,千万别出什么乱子啊,’还说什么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罗夫和四年级的叶果罗夫开除,那才好得很。后来怎么样呢?他唉声叹气,满腹牢骚,苍白的小脸上架着一副黑眼镜(您要知道,那张脸很小,跟黄鼠狼一样),把我们都压垮了,我们就让步,扣彼得罗夫和叶果罗夫的品行分数,把他们关进禁闭室里,最后到底把彼得罗夫和叶果罗夫统统开除了事。他有一种奇怪的习惯,常常到我们的住处来访问。他来到一个教员家里,就坐下,一言不发,仿佛在考察什么东西似的。他坐上那么一两个钟头,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他把这叫做‘和同事们保持良好关系’。显而易见,到我们家里来闷坐,在他是不好受的,他所以到我们家里来,也无非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他作为同事所应尽的责任而已。我们这些教员都怕他。甚至校长也怕他。您看怪不怪,我们这些教员都是有思想的人,极其正派,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教育,然而这个永远穿着套靴和带着雨伞的人,却把整个中学都抓在他的手心里,足足有十五年之久!其实何止是中学?全城都抓在他的手心里!我们这儿的太太们每到星期六不搞家庭演出,因为怕他知道。教士们当着他的面不敢吃荤,不敢打牌。在别里科夫这样的人的影响下,在最近这十年到十五年间,我们全城的人变得什么都怕。他们不敢大声说话,寄信,交朋友,读书,不敢赒济穷人,教人识字。……”

　　伊凡·伊凡内奇想开口说话,咳嗽了一声,可是先点燃烟斗,看了看月亮,然后才从容不迫地说:

　　“是啊。有思想的人,正派人,既读屠格涅夫,又读谢德林,还读保克耳①之类,可是遇事就屈服,容让。……问题就在这儿了。”

　　“别里科夫跟我同住在一所房子里,”布尔金继续说,“而且同住在一层楼上,房门对房门。我们常常见面,我知道他的家庭生活。他在家里也还是那一套: 睡衣啦,睡帽啦,护窗板啦,门闩啦,一整套的清规戒律,还有‘哎呀,千万别出什么乱子啊!’吃素对健康有害,可是又不能吃荤,因为也许人家会说别里科夫到了斋期却不持斋。他就吃用奶油煎出来的鲈鱼,这固然不能说是素食,然而也不能说是荤菜。女仆他是不用的,因为担心别人会对他有坏想法。他就雇了厨师阿法纳西,是个六十岁上下的老人,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从前做过勤务兵,好歹会做一点菜。这个阿法纳西经常在门旁站着,把胳膊交叉在胸前,老是深深地叹一口气,嘟哝说:

　　“‘如今他们这种人多得不行啊!’

　　“别里科夫的卧室小得象箱子一样,床上挂着帐子。他躺下睡觉,总是连头也蒙上。房间里又热又闷,外面的风推动房门,火炉里嗡嗡地响,厨房里响起叹息声,不祥的叹息声。……

　　“他在被子里心惊肉跳。他深怕会出什么乱子,深怕阿法纳西来杀他,深怕盗贼溜进来,后来通宵做惊慌不安的梦。早晨我们一块儿到中学去,他心情烦闷,面色苍白。看得出来,他所去的人数众多的中学惹得他全身心地害怕和厌恶。对他这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跟我一块儿走路,也是一件苦事。

　　“‘我们的教室里闹得太乱了,’他说,仿佛极力为他的沉重心情寻找解释似的。‘简直不象话。’

　　“后来这个希腊语教员,这个套中人,您猜怎么着,差点结了婚。”

　　伊凡·伊凡内奇很快地回过头去往堆房里看一眼,说:

　　“您开玩笑了!”

　　“真的,不管多么奇怪,他却差点结了婚。有一个新的史地教员派到我们学校里来了,姓柯瓦连科,叫米哈依尔·萨维奇,是小俄罗斯人①。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而是带着姐姐瓦连卡。他年纪轻,高身量,肤色发黑,两只手极大,凭他的脸相可以看出来他的说话声是男低音,果然他的嗓音好比是从大桶里发出来的:彭,彭,彭。……她呢,年纪已经不轻,大约有三十岁了,可是身材也高,而且苗条,黑眉毛,红脸膛,一句话,她简直不能说是姑娘,而是蜜饯水果,活泼极了,谈笑风生,老是唱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扬声大笑。她动不动就发出一连串响亮的笑声:哈哈哈!我们初次认识柯瓦连科姐弟,我记得,是在校长家里的命名日宴会上。在那些死板板的、烦闷得要命的、把赴命名日宴会也看做应公差的教师中间,我们突然看见一个新的阿佛洛狄忒①从浪花里钻出来了:她走来走去,双手叉着腰,扬声大笑,引吭高歌,翩翩起舞。……她带着感情歌唱《风在吹》,后来又唱一支抒情歌曲,随后再唱一支,把我们大家都迷住了,甚至别里科夫也包括在内。他挨着她坐下,甜滋滋地微笑着说:

　　“‘小俄罗斯的语言那么柔和清脆,使人联想到古希腊语言。’

　　“这话她听着很受用,就带着感情对他恳切地讲起在加佳奇县里她有个田庄,妈妈住在田庄上,那儿有那么好的梨,那么好的甜瓜,那么好的卡巴克②!小俄罗斯人把南瓜叫做卡巴克,而把酒馆叫做希诺克,他们用番茄和茄子烧出来的浓汤‘可好吃了,可好吃了,简直好吃得要命!”

　　“我们听啊听的,忽然我们大家灵机一动,生出了同一种想法。

　　“‘要能撮合他们结婚才好,’校长太太轻声对我说。

　　“不知什么缘故我们大家这才想起来,原来我们的别里科夫还没有成家。这时候我们才暗暗感到奇怪:不知怎的,他生活里的这样一件大事,我们以前竟一直没有理会,完全忽略了。总的来说,他对女人采取什么态度呢?这个要紧的问题他是怎样替他自己解决的?以前这件事根本没有引起过我们的关心,也许我们甚至不承认这样的想法:一个不问什么天气总是穿着套靴而且睡觉总要放下帐子的人,居然能够爱上一个什么人。

　　“‘他早就过了四十岁,而她也三十了,……’校长太太解释她的想法说。‘我觉得她肯嫁给他的。’

　　“在我们内地,由于闲得慌,什么不必要的蠢事没有做出来过啊! 而这是因为必要的事却根本没有人去做。是啊,比方说,别里科夫这个人既然根本不能设想会结婚,那我们又何必突然给他撮合婚事呢?校长太太啦,主任太太啦,我们中学里所有的太太啦,都活跃起来,甚至显得少俊了,倒好象忽然发现了生活目标似的。校长太太在剧院里定了一个包厢,我们一看,原来她的包厢里坐着瓦连卡,手里拿着那么一把扇子,眉开眼笑,幸福得很。别里科夫坐在她的身旁,身材矮小,拱起背脊,仿佛有谁用钳子硬把他从家里夹到这儿来了似的。我在家里办小晚会,太太们就要求我务必要把别里科夫和瓦连卡请去。一句话,机器开动起来了。却原来瓦连卡并不反对出嫁。她在弟弟那儿住得不大快活,他们老是成天价吵架和相骂。比方有这样一个场面:柯瓦连科在街上走着,这个大汉高身量,结实,穿着绣花的衬衫,帽子里有一绺头发钻出来,耷拉在他的额头上,一只手里拿着一捆书,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根有节疤的粗手杖。姐姐跟在他的身后,也拿着书。

　　“‘这本书你一定没看过,米哈依尔里克①!’她大声争吵道。‘我跟你说,我赌咒,你根本没看过这本书!’

　　“‘我跟你说,我看过!’柯瓦连科嚷道,把手杖在人行道上顿得咚咚地响。

　　“‘哎呀,我的上帝,米哈依尔里克!你发脾气干什么!要知道我们谈的是原则问题。’

　　“‘我跟你说,我看过嘛!’柯瓦连科嚷得越发响了。

　　“在家里,要是有外人在座,那就吵得不可开交。这样的生活大概惹得她厌烦,她巴望有自己的小窝了,再者年纪也应该顾到,这时候已经没有选择对象的余地,好歹嫁出去就行,即使嫁给希腊语教员也将就了。况且话说回来,我们的小姐们大多数都不问嫁给谁,只要能嫁出去就算。不管怎样,瓦连卡开始对我们的别里科夫表示明显的好感了。

　　“那么别里科夫呢?他也常到柯瓦连科家里去,就跟常到我们家里来一样。他到了他家里,就坐着,一言不发。他沉默着,可是瓦连卡给他唱《风在吹》,或者用她的黑眼睛沉思地瞧着他,或者忽然发出一连串笑声:

　　“‘哈哈哈!’

　　“在恋爱方面,特别是在婚姻方面,外人的怂恿总要起很大的作用。所有的人,同事们和太太们,都向别里科夫游说:他应该结婚了,他的生活里没有别的缺陷,只差结婚了。我们大家都向他道喜,带着一本正经的脸色说出各式各样的俗套头,例如婚姻是终身大事,等等,再者瓦连卡长得也不坏,招人喜欢,她是五品文官的女儿,有田庄,主要的是,她是头一个对他亲热恳切的女人。于是他头脑花昏,决定真的要结婚了。”

　　“喏,到了这一步,就应该把他的套靴和雨伞拿掉了,”伊凡·伊凡内奇说。

　　“您只要想一想就明白了,这是办不到的。他把瓦连卡的照片放在他的桌子上,他老到我这儿来谈瓦连卡,谈家庭生活,谈婚姻是终身大事,他也常到柯瓦连科家里去,可是他的生活方式丝毫也没改变。甚至刚好相反,结婚的决定对他起了一种象是害病的影响,他瘦了,脸色苍白了,似乎越发深地钻进他的套子里去了。

　　“‘瓦尔瓦拉①·萨维希纳是我喜欢的,’他对我说,淡淡地苦笑一下,‘我知道人人都非结婚不可,然而……这件事,您要知道,发生得有点突然。……应当好好想一想才是。’

　　“‘有什么可想的呢?’我对他说。‘您自管结婚好了。’

　　“‘不成,婚姻是终身大事,应当先估量一下马上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免得以后出了什么乱子。这件事闹得我六神不安,我现在通宵睡不着觉。老实说,我害怕:她和她弟弟的思想方式有点古怪,他们讲起道理来,您知道,有点古怪,她的性格又很活泼。一旦结了婚,以后说不定就会惹出什么麻烦了。’

　　“于是他没求婚,老在拖延,招得校长太太和我们学校里所有的太太大为烦恼。他老在估量马上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同时差不多每天都跟瓦连卡一块儿散步,也许认为这是处在他的地位理应做的吧。他常来找我谈家庭生活。要不是忽然出了一个Kolos-salische Skandal①,多半他最后会求婚,于是造成一件不必要的和愚蠢的婚事,而在我们这儿,由于烦闷无聊,由于无事可作,象那样的婚事已经有过千百起了。必须说明,瓦连卡的弟弟柯瓦连科从认识别里科夫头一天起就痛恨他,受不了他。

　　“‘我不明白,’他耸动着肩膀对我们说,‘我不明白你们怎么能跟这个告密的家伙,这个丑八怪相处。哎,诸位先生,你们怎么能在这儿生活!你们这儿的空气活活把人闷死,恶劣极了。难道你们算是导师,教员?你们是官僚,你们这儿不是科学的殿堂,而是官气十足的衙门,有一股子酸臭气,象在警察亭子里一样。不行,诸位老兄,我跟你们一块儿再生活一阵,就到我的田庄上去,捉虾,教小俄罗斯的孩子读书了。我要走的,你们在这儿跟那个犹大一块儿鬼混吧,叫他遭了瘟才好。’

　　“要不然他就哈哈大笑,笑得时而发出男低音,时而发出尖细的嗓音,摊开两只手,问我说:

　　“‘他为啥跑到我这儿来坐着?他要干啥?一直坐在那儿发呆。’

　　“他甚至给别里科夫起了个外号叫‘蜘蛛’。当然,关于他的姐姐瓦连卡准备嫁给‘蜘蛛’的事,我们对他绝口不谈。有一次校长太太对他暗示说,要是能让他的姐姐嫁给象别里科夫那么一个稳重而且为大家所尊重的人倒很不错,他就皱起眉头,嘟哝说:

　　“‘这不关我的事。她哪怕嫁给一条毒蛇也由她,我不喜欢干涉别人的事。’

　　“现在您听着后来发生的事。有那么一个促狭鬼画了一幅漫画,上面是别里科夫在走路,穿着套靴,卷起裤腿,带着雨伞,臂弯着挽着瓦连卡的胳膊,下面题着‘恋爱中的anthropos’。那神态,您明白,画得妙极了。那画家一定工作了不止一夜,因为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的教员、宗教学校的教员、文官,每人都收到一张。连别里科夫也收到了。这张漫画给他留下了极其难堪的印象。

　　“我们一块儿从房子里走出去,那天恰好是五月一日,星期日,我们大家,教员和学生,商量好在中学校里聚齐,然后一同出发,到城外树林里去郊游。我们一块儿走出去,他脸色发绿,比乌云还要阴沉。

　　“‘有的人多么坏,多么恶毒!’他说,嘴唇发抖。

　　“我甚至怜惜他了。我们走着,忽然,您猜怎么着,柯瓦连科骑着自行车急驰而来,他身后是瓦连卡,也骑着自行车,红着脸,很劳累,然而兴高采烈,欢欢喜喜。

　　“‘我们,’,她叫道,‘先走一步!天气真好,真好,简直好得要命!”

　　“他们两个人不见了。我的别里科夫的脸色从发绿转为发白,楞住了。他站住,瞧着我。……

　　“‘对不起,这是怎么回事?’他问。‘要不然,也许是我的眼睛骗了我,难道中学教员以及女人骑自行车还成体统吗?’

　　“‘这有什么不成体统的?’我说。‘让他们痛痛快快地去骑吧。’

　　“‘可是这怎么行?’他叫道,对我的镇静感到惊讶。‘您在说什么呀?!’

　　“他大为震动,不愿意再往前走,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一直烦躁地搓着手,打冷颤,从他的脸色看得出来他身体不好。他没到下班的时候就走了,这还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他没吃午饭。将近傍晚,虽然外面已经完全是夏天的天气,他却穿上厚衣服,慢腾腾地往柯瓦连科家里走去。瓦连卡不在家,他只碰见了她的弟弟。

　　“‘坐吧,请,’柯瓦连科冷淡地说,皱起眉头:他脸上带着睡意,饭后刚刚打了一个盹儿,心绪极其不佳。

　　“别里科夫沉默地坐了十分钟光景,然后开口说:

　　“‘我来找您,是为了解除我心中的负担。我心里沉重得很,沉重得很。有个不怀好意的家伙把我和另一个同我们俩都很亲密的人画成可笑的样子。……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您保证我跟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我没有为这种嘲笑提供任何理由,刚好相反,我的一举一动素来是合乎正人君子的身分的。’

　　“柯瓦连科坐在那儿生闷气,不说话。别里科夫等了一忽儿,继续用悲哀的声调小声说:

　　“‘另外我还有一件事要跟您谈。我已经工作多年,而您还刚开始工作。我认为我作为年长的同事就有责任忠告您。您骑自行车,而这种娱乐对青年的教育工作者来说是完全不成体统的。’

　　“‘为什么呢?’柯瓦连科用男低音问。

　　“‘可是难道这还要解释吗,米哈依尔·萨维奇?难道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如果教员骑自行车,那么学生还会做出什么好事来?他们只差头朝下,拿大顶走路了! 既然政府的告示里没有写着准许做这种事,那就不能做。我昨天吓了一跳!我一看见您的姐姐,我的眼前就一片漆黑。一个女人或者姑娘骑自行车,这太可怕了!’

　　“‘那么您究竟要怎么样?’

　　“‘我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忠告您,米哈依尔·萨维奇。您是年轻人,有远大的前途,一举一动必须非常慎重,非常慎重,可是您那么马马虎虎。啊,多么马马虎虎!您总是穿着绣花的衬衫,常常拿着些书在街上走,现在又骑什么自行车。关于您和您的姐姐骑自行车的事,校长会听说的,然后就会传到督学官的耳朵里去。……这会有什么好下场吗?’

　　“‘讲到我和我的姐姐骑自行车,这不关别人的事!’柯瓦连科说,胀得满脸通红。‘谁来管我的家事和私事,我就叫谁滚他的蛋。’

　　“别里科夫脸色煞白,站起来。

　　“‘如果您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我就不能继续谈下去了,’他说。‘我请求您在我的面前提到上司的时候万万不要说这种话。您对当局应当尊敬才对。’

　　“‘难道我说了当局什么坏话吗?’柯瓦连科问,气愤地瞧着他。‘劳驾,请您躲开我。我是个正直的人,不愿意跟您这样的先生谈话。我不喜欢告密的人。’

　　“别里科夫心神不定,忙忙乱乱,开始很快地穿大衣,脸上露出害怕的神情。要知道他还是生平第一次听见这样粗鲁的话。

　　“‘您要说什么都随您,’他从前堂走到楼梯口上说。‘只是我要预先向您声明一下:说不定已经有人把我们谈的话偷听去了,为了免得我们的谈话被人曲解,免得出什么乱子起见,我得把我们的谈话的内容……大体上报告校长先生。我不能不这样做。’

　　“‘报告?你报告去吧!’

　　“柯瓦连科抓住他后面的衣领,猛的一推,别里科夫就一路滚下楼去,他的套靴发出乒乒乓乓的响声。楼梯高而且陡,不过他滚到楼下却安然无恙,站起来,摸了摸鼻子,看他的眼镜碎了没有。可是偏巧他滚下楼的时候,瓦连卡走进来了,还带来两个女人。她们在楼下站着,呆呆地瞧着,而这对别里科夫来说却比什么都可怕。似乎他宁可摔断脖子,摔断两条腿,也比成为笑柄好:要知道这件事马上全城都会知道,还会传到校长和督学官的耳朵里去,‘哎呀,千万别出什么乱子啊!’人家又要画出一张漫画来,到头来就会弄得他奉命辞职了。……

　　“等到他站起来,瓦连卡才认出是他,瞧着他可笑的脸、揉皱的大衣、套靴,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以为他是自己不小心摔下来的,就忍不住扬声大笑,声音响得整个房子都能听见:

　　“‘哈哈哈!’

　　“这一串嘹亮清脆的哈哈声就此结束了一切:不论是婚事还是别里科夫在人间的生存全都完了。他再也听不见瓦连卡说了些什么,而且什么也没看见。他走回家里,首先从桌子上撤掉那张照片,然后躺下来,从此再也没有起床。

　　“过了三天光景阿法纳西到我家里来,问我要不要派人去请医师,因为据他说,他的主人有点不对头。我就到别里科夫的屋里去。他在帐子里躺着,盖着被子,一句话也不说;不管问他什么话,他光是回答一声是或者不,此外就闷声不响了。他躺在那儿,阿法纳西在他身旁走来走去,脸色阴沉,皱起眉头,深深地叹气,从他那儿散发出酒刺来,就象从酒馆里发出来的一样。

　　“过了一个月别里科夫死了。我们大家,也就是两个中学和宗教学校的人,都去送他下葬。如今他躺在棺材里,他的神情温和、愉快,甚至高兴,仿佛他在庆幸他终于放进一个套子里,从此再也不必出来了似的。是啊,他实现了他的理想!在他下葬的时候,天气似乎也在对他致敬,阴霾而有雨,我们大家都穿着套靴,打着雨伞。瓦连卡也去送丧,等到棺材放进墓穴里,她就哭了。我发现小俄罗斯女人只会哭或者笑,对她们来说中间的心情是没有的。

　　“老实说,埋葬别里科夫这样的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我们从墓园回去的路上,脸色谦虚,闷闷不乐,谁也不愿意露出高兴的心情,而那种心情却象很早很早以前我们小时候,每逢大人出了家门,我们就在花园里跑上一两个钟头,享受充分的自由而经历到的那种心情。啊,自由呀,自由!哪怕有享受自由的一点点影子,哪怕有那么一线希望,就使得人的灵魂生出翅膀来。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从墓园里回来,心绪极好。然而一个星期还没过完,生活就又照先前那样流动,仍然那么严峻,恼人,杂乱无章。这样的生活固然没有经政府的告示禁止,不过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许可呀。局面并没有变得好一点。真的,别里科夫下葬了,可是另外还有多少这类套中人活着,而且将来还会有多少!”

　　“问题就在这儿了,”伊凡·伊凡内奇说,点上烟斗。

　　“将来还会有多少啊!”布尔金重复了一句。

　　这个中学教员从堆房里走出来。这人身材不高,却结实,头顶完全光秃,他的黑胡子长得几乎齐到腰上。有两条狗跟着他一块儿走出来。

　　“多好的月色,多好的月色!”他抬头看,说道。

　　这时候已经是午夜。往右边瞧,可以看清整个村子。一条长街伸展到远处去,有五俄里光景。一切都沉入了安静而深沉的睡乡,一点活动也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人甚至不相信大自然能这样安静。人在月夜见到广阔的村街,心里就会变得安静。村子在安心休息,包缠着乌黑的夜色,避开了操劳、烦闷、愁苦,显得温和、哀伤、美丽,看上去似乎连天空的繁星也在亲切而动情地瞧着它,似乎人世间已经没有坏人坏事,一切都很好。左边,从村边起,日野铺展开来,人可以看见它一直伸展到远处,伸展到天边,这一大片田野浸沉在月光里,也没有一点活动,没有一点声音。

　　“问题就在这儿了,”伊凡·伊凡内奇又说一遍。“讲到我们住在空气污浊、极其拥挤的城里,写些不必要的公文,老是玩‘文特①’,这岂不也是一种套子?至于我们在懒汉、好打官司的人和愚蠢而闲散的女人当中消磨我们的一生,自己说,也听人家说各式各样的废话,这岂不也是一种套子?喏,要是您乐意听的话,我就来给您讲一个很有教益的故事。”

　　“不,现在是睡觉的时候了,”布尔金说。“留到明天再讲吧。”

　　他们就双双走进堆房里,在干草上躺下。这两个人刚盖好被子,要昏昏睡去,忽然听见轻微的脚步声: 巴搭,巴搭。……有个什么人在离堆房不远的地方走路,走了不多一忽儿就停住了,可是过一分钟又来了: 巴搭,巴搭。……狗汪汪地叫起来。

　　“这是玛芙拉在走路,”布尔金说。

　　脚步声渐渐听不见了。

　　“自己看着别人做假,听着别人说假话,”伊凡·伊凡内奇说,翻一个身,“于是自己由于容忍这种虚伪而被人骂成蠢货; 自己受到委屈和侮辱而隐忍不发,不敢公开声明站在正直自由的人一边,反而自己也弄虚作假,还不住微笑,而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混一口饭吃,为了有一个温暖的小窝,为了做个不值一钱的小官,不行,再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

　　“哦,您这是扯到别的题目上去了,伊凡·伊凡内奇,”教师说。“我们睡觉吧!”

　　大约过了十分钟,布尔金睡着了。可是伊凡·伊凡内奇不住翻身,叹气,后来索性起床,又走出去,在门口坐下,点上了烟斗。

　　“再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契诃夫在小说中借兽医伊凡·伊凡内奇的口道出了当时要求变革的社会情绪。

　　这部作品创作于一八九八年,其时俄国正处在沙皇专制统治的黑暗时期,人们的生活(无论是小市民还是知识分子)相当沉闷、乏味。曾经作过医生的契诃夫拿起了手中的笔,以敏锐的目光解剖了庸碌的生活层面,对于当时的俄国社会作出了精确的心理诊所,写出了这一充满辛辣嘲讽的名篇。

　　以另一种职业的目光去认识生活,契诃夫自有他独到的发现。作为一名医生,他养成了冷静的,常常是冷峻的思维习惯。在本篇里,他采用了从容不迫的,甚至看起来有点漫不经心的节奏,通过中学教员布尔金之口,不动声色地开始了他的叙述,引出了小说的中心人物——别里科夫。

　　别里科夫作为希腊语教员,自有他的“出众”之处,为小城单调无聊的生活增添了逗闷的笑料。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装在套子里的:

　　首先是他那古怪的行为方式。无论什么天气,他出门时总是套着雨靴,带着雨伞,穿着暖和的棉大衣,其次是他那偏执的心理特征,他想给自己安上一个精神外壳,缩回过去,缩回古代,免受现实生活的刺激;他象害怕瘟疫一样害怕一切新事物,害怕一切超出平凡庸俗的生活常规以外的东西。让人觉得别里科夫不止是具有怪僻,简直就是一个神经病患者了。

　　他的语言的套子似乎是最为“标准”、“规范”的了。那句著名的口头禅“千万别出什么乱子啊”响彻他的一生,成了他的生活态度。这一套子禁锢着他,一直到死也没能脱离。

　　然而就是这个战战兢兢、谨小慎微,最后让全城人都怕他的别里科夫,在外人的怂恿下,居然要跟热情奔放的外省人瓦连卡结婚!

　　长期生活在“套子”里近于霉变的别里科夫是不可能跟现实中的人真正接近的。由于在一次学校组织的郊游中看到瓦连卡骑着车,毫无顾忌的模样,彻底破坏了在他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女人骑自行车不成体统”的观念,别里科夫恼羞成怒地去找瓦连卡的哥哥柯瓦连科辩理,结果被柯瓦连科一把推下楼去,一个月后别里科夫就死去了,结束了他那可悲,可怜,同时又令人憎恶的一生。应该说这是他最好的归宿了,因为死亡实现了他终生的梦想——永远地装在了套子里。

　　别里科夫是死了,但是生活中还有多少象他那样的套中人还活着呢?作者在小说的结尾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可谓意犹未尽,发人深思。

　　对于可怜的人,可怜的生活的善意嘲笑,使得契诃夫的作品具有喜剧性。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也就是契诃夫刚开始创作时,在俄国大量流行的幽默杂志影响了契诃夫,他的作品逐渐形成了一种机智幽默,略含讥刺,平而不淡,浓而不烈的风格。《套中人》这一短篇也不例外。由于人物本身有着滑稽可笑的东西,同时他又遇着了不和谐的环境(也许可以说是“生不逢时”吧),因此他的行为动作,他的思想、心理无一不显得可笑,这便给作品奠定了幽默的基础,增加了喜剧的成份。

　　契诃夫最擅长于在平静的生活中看出事物的本质,因此被称为“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他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取材,把笔触伸向人物内心深处,工笔细描般地刻划人物性格,让人们从人物的行动中看出他的精神状态。契诃夫把目光集中在小人物身上,从他们平凡的琐事中揭示出他们的庸俗习气,他们的不觉悟,唤起人们对浑浑噩噩、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引起疗救的注意。

　　在这篇小说中,契诃夫运用了直缀的构思方式。所谓直缀,就是用细针密线,缀连成篇,简要地展示人物的生活历程或事件的发展过程,用这种方法可以比较完整地展示生活的阶段,概述人物的一生,而不只是浮光掠影般的匆匆一瞥。《套中人》就是这样一串晶莹闪烁的珍珠。

　　这篇小说的叙述方式很有特色,由一个简单的引子过渡,直截了当地进入故事,把很长的事情说得很短,简结明了。叙述人虽然讲述了别里科夫的一生,但并无沉闷、冗长之感,这应该归功于作者巧妙的构思与独特的视角。由于不断地有伏笔出现,使得读者容易产生兴趣,迅速进入作者所规定的艺术情境。

　　“契诃夫用一个词儿就足够创造一个形象”,这句话不免有点夸张,但却说明了契诃夫在语言上的高度的艺术造诣。他对人物形象精雕细刻般的描摹,在作品中随处可见的简约精当、生动传神的叙述语言,甚至难以替换的小说篇名,都证明了他不愧为一位杰出的语言大师,具有优秀的小说家所必备的出色的艺术才能。他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无论是《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还是《带小狗的女人》、《套中人》等,均可被奉为典范的短篇佳作,有着隽永的语言魅力。

　　“在生活里,人们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开枪自杀,悬梁自尽,谈情说爱,都在谈聪明话,人们不过是吃饭而已,仅仅在吃饭时,他们的幸福就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这段话可以看作契诃夫一生实践着的艺术主张。契诃夫关注的是普通人的命运。正是从大量的平凡的生活现象中提炼出一个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典型,契诃夫为世界短篇小说的艺术画廊增添了许多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成为后人崇敬的短篇小说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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