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沉重的肉身》读后感（三篇）

　　沉重的肉身读后感(一)

　　夏季才刚刚来临，时断时续的异常高温似乎预示着这个暑假不同往年的酷热。无法摆脱的头痛加上这么热的高温天气，对我这个体质虚弱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一场将会夜夜持续的梦魇。脆弱的神经异常衰弱，光是写一个句子就要考虑好长一段时间。所幸距离天明还早，我可以慢慢磨蹭将这几个小时打发过去。啊!这可真是一段世上最短暂的徒刑!躺在这张火炉般炎热的床上，身体和精神都是不自由的。

　　不记得是谁说的这句话了：人的一生，就是一场精神与肉体之间的肉搏。我甚至认为这简直就是一场上帝判决给人类的无期徒刑，一场人类永远打不完、也永远赢不了的战争。“打不完”从哲学层面来说是因为“人自身的局限性”是永恒存在的，这是人摆脱不了的宿命;而“赢不了”则是说，人的精神追求与肉体欲望是相互冲突的，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统一完满。这是伦理学上最大的悖论，也就是现代人最艰难的生存困境。

　　前不久刚读完了北大哲学系教授刘小枫比较有影响的一部着作《沉重的肉身：现代伦理学叙事纬语》。作者主要是站在伦理学的角度从叙事纬语上讲述两位现代叙事大家——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和米兰·昆德拉的同中有异的伦理观和叙事策略，探讨了现代人艰难的生存处境和心理状态。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蓝白红三部曲》、《十诫》等作品与昆德拉的“理论(或伦理)小说”在伦理学叙事纬语上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不仅表现在叙事策略上，更为主要的还是在两人伦理观具体的信仰上的分歧。基氏主张神义论的现代伦理思想，认为上帝“虽然不存在”，但我们“可以信奉自己心中的上帝”。昆德拉则属于人义论的现代伦理学阐释者，用刘小枫的话说就是“罗伯斯庇尔人民民主伦理的承继者”。他不仅认为上帝不存在，而且还惯于利用宗教教义和学说本身的矛盾用谐谑化的语言驳斥进而攻击宗教的荒谬性。在昆德拉看来，世界上其实只存在三种人：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本小说里他借用苏格拉底向柏拉图讲述的赫拉克勒斯与两个女人(分别代表“丰盈的轻逸”的卡吉娅和代表“美好的沉重”的阿蕾特)的故事将之置于现代社会环境下重新演绎，以此来说明两千年来人类伦理观的转变历程。现代的赫拉克勒斯(即昆德拉小说中的托马斯)同样面临艰难抉择，是选择萨宾娜的“轻逸”还是选择特丽莎的“沉重”，这的确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昆德拉让托马斯最终还是选择了萨宾娜，这是两千多年后的重大改变。用昆德拉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华丽的转变”。的确，这表明现代人已经从旧的审美观和伦理框架中走了出来，体现了一种更为机智和现实的生存态度。这也表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蓝白红三部曲》、《薇罗妮卡的双重生活》中的女主人公明显有着卡吉娅—萨宾娜与阿蕾特—特丽莎的影子，也即分别追求肉体享乐(丰盈的轻逸)和精神自由(美好的沉重)。这几部片子里的女主人公卧室里都有一张大床，“像剧院舞台一样巨大的床”。为什么要有这样一张大床，她们(基氏的女主人公往往都有着很强的性欲和很淡的伦理观)的这张大得出奇的床上深夜会不会有别的异性相伴?这一切似乎都不得而知。昆德拉对此抱有肯定观点，也即他从人义论伦理学得出的纵欲观，认为无论是卡吉娅—萨宾娜还是阿蕾特—特丽莎，为了避免孤独一定会找人相伴。刘小枫讽刺了这种观点，因为昆德拉毕竟不是女人，即便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他也不可能对此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而透过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叙事(尤其是《薇罗妮卡的双重生活》中的桥段)，刘小枫认为，那张大床上还是有其他人的，而那个人就是她们自己，也就是她们自己的影子(或者说另一半生命)。在《双重生活》这部电影里，克拉科夫的薇罗妮卡与巴黎的薇罗妮卡(其实是同一个人)一个是另一个人的影子。她们都喜欢唱歌，用生命歌唱。克拉科夫的薇罗妮卡由于先天性心脏病(局限性)，在舞台上演唱高音部时耗尽了全部的生命，最后倒在了舞台上。在下葬那天，巴黎的薇罗妮卡在与男友做爱时突然有一种生命逝去的感觉，就连性快感也不再那么强烈了。在电影最后将近四分之一部分，克拉科夫的薇罗妮卡已经死去，而巴黎的薇罗妮卡这时遇上了一直暗中跟踪她的玩偶师法布里，法布里利用薇罗妮卡由于影子(或者自身)的死去而正处于情感缺失的破碎链条上的时机，抓住了薇罗妮卡脆弱的情感，趁机“偷走”了她的欲感(肉体欲望)，而这同时也似乎暂时遏止了由于影子(自身)的死去而带来的死感。薇罗妮卡错以为法布里的到来是对她生命缺失的另一种补赎，直到跟他上床之后才发现他并不能抹去她身上的死感。当他进入她身体的时候她的双眼只是在看着克拉科夫广场上她用相机拍到的那个“影子”的照片，这时欲感再次让位给了死感。因而法布里其实只是渴望薇罗妮卡的肉体，并没有觉察到她身上的死感，他“如一个强盗般地盗走了薇罗妮卡的身体”。

　　粗略总结一下这部作品的内涵，其实也就是开头的那句话：人的一生，就是一场精神与肉体之间的肉搏。在古代社会，肉体这个牢笼困住了精神的超脱，人们摒弃易朽的肉体赞颂精神的永恒;而在现代，肉体寻求解放，却因为精神的被困而反受限制，这时的人们才意识到了肉身的沉重感。

　　沉重的肉身读后感(二)

　　在厌倦了撰写学术作品后，刘小枫被友人鼓励撰写一些散文，来减少文章中的书卷气。于是就有了我们看到的《我们这一代的怕与爱》和《沉重的肉身》。几乎大多数人都是从这两本书开始的刘小枫式的启蒙，人们不一定会去看他的《诗化哲学》《拯救与逍遥》，但是却一定会去读《沉重的肉身》。那么，这本《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真的就这么好读?

　　其实不要说正文，就是开篇引言《伦理与叙事》就很难说容易明白。刘小枫先讲了一个文革的故事，其中讲故事的大男孩其实就是刘小枫本人，还有谁能够这么浪漫到在革命时期给人们讲故事呢?他就是有这个能力，用故事弭平青年人革命意气。人们不再斗争，而是被他的故事吸引，在寒冷的夜晚聆听着一个接一个传奇。这只是说了叙事可以代替革命论理的例子，后面他又叙述了一个小猫生存伦理的故事。借助Yukine之口，上帝爱世人的伦理呼之欲出。刘小枫借助故事告诉我们，故事中的伦理情景要远远比道德命令来的更为动人。

　　叙事与伦理究竟哪个是刘小枫想要讲述的主题呢?在读完整本书后，我到是觉得两者都不是他想要讲述的目的，反而是书中不断出现的爱欲，才是刘小枫试图说明白的关键所在。他撰述了色诺芬的“十字路口赫拉克勒斯”的故事，赫拉克勒斯遇到了卡吉亚和阿蕾特两位美女，前者代表肉体的爱欲，后者则代表美德。刘小枫通过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古典时代人们追求的是美德，而现代人们则追求卡吉亚，这位后现代美人。

　　这让我想起了古龙的《萧十一郎》中的沈璧君和风四娘，前者不就是中国版的阿蕾特，一心一意要做良家妇女;而风四娘则是卖弄风情的江湖女子，萧十一郎会选择谁作为伴侣?这样的赫拉克勒斯之问，与其说千古之问，不如说是人生的困境，王静安就曾说道，可爱而不可信和可信而不可爱，两者岂不也是古典伦理与现代伦理的纠结?

　　在柏拉图的《会饮》中，苏格拉底也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欲的故事，贫乏女神爱恋着丰盈，在趁后者醉倒后，与之想好生出了爱欲，他这个人间精灵永远不会满足，永远在追求满足。人的灵魂中，就存在这样的爱欲，只是这个爱欲可以去追求阿蕾特也会去追求卡吉亚。在苏格拉底的老师第俄提玛告诫说，要追求前者而不要追求后者，因为后者代表着堕落。这种告诫似乎只对古人有效，对于现代人已经失灵了。比如，在丹东眼里，革命的目标不就是可以随意跟卡吉亚好吗?罗伯斯庇尔干嘛这么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革命成功了，不要再端着架子了。罗伯斯庇尔当然知道革命就是了追求卡吉亚，但是他还是道学地说，阿蕾特才是人们应该追求的目标，人们要不去追求阿蕾特，就要送他们去断头台。所以，丹东为了追求卡吉亚送掉了性命。

　　但是，既然是革命了，卡吉亚就被解放了，人们应该放弃美德，而去追求身体的解放。因此，刘小枫有讲述了《牛虻》的故事，牛虻放弃了亚瑟的身份，放弃了神父的教导，放弃了琼玛的爱情，追求推翻那个曾经迫害过他的旧世界。是革命的激情促使他仇恨这个旧世界，他真的放弃了琼玛?那他为什么每天晚上都跟丽莲滚床单，却宣称不爱她?看样子牛虻也遇到了阿特雷和卡吉亚的困境。

　　刘小枫整个一本书都在讲这样一个伦理选择，难道他真是在读小说，还是在谈他自己的故事。为什么在看卡夫卡的婚姻的故事时，我为什么感觉到刘小枫在夫子自道?难道他不是借着卡夫卡之口，在讲述自己对于婚姻的看法?据说，刘小枫在写完这部叙事伦理纬语后，就选择疲惫的婚姻。

　　我突然明白了，刘小枫这本书为何比那些理论性的着作更加会引起人们的共鸣，只有将自己的生活加以叙事，才能获得比伦理更大的影响力。他在故事中描述了真实生活，真实的生活感受融入了故事的叙事中，迫使他进一步追问古今伦理中的困境，寻求哲人的解答。从此后他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于卡吉亚的厌恶，对于现代肉体伦理的否定。这难道不是神学研究的后遗症，对于现实的批判变成了对于肉体伦理的贬低，对于现代性伦理的蔑视。

　　在另一部讨论《现代性理论绪论》中，他则选择了理论梳理的方式，来讲述另外一个现代性批判的故事。我想如果不懂社会理论，估计这部现代性的叙事纬语恐怕也很难读得懂。当然，他也知道人们更多看重的是叙事，而不是背后的伦理选择。

　　沉重的肉身读后感(三)

　　读完刘小枫所作的《沉重的肉身》一文，本人感慨良多，在此我将分述一下我对其引子部分以及其所述故事：丹东与妓女、牛虻和他的父亲情人和她的情人、沉重的肉身、性感死感歌声这四个故事中的第二个故事牛虻的相关故事的感想。

　　此书引子部分首先讲到：叙事。人类开始讲第一个故事据说是因为原始穴居人在黑夜间感到时间的支离破碎和空间的若有似无，一天，一个年长的穴居人开始讲故事，听了故事之后，穴居人心里变得暖和了起来，有了面对明天的勇气。

　　可以说，这种叙事改变人的存在时间和空间的感觉，当人感到生命无常时，叙事让人重新找回生命的感觉，筑造想象的空间，甚至重拾迷失的自我。人的叙事，讲述的不止是曾经发生过的故事，也有未经历的可能生活。“一种叙事，也是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一种实践性的伦理构想”(作者原文)。

　　随后，又讲到伦理学。伦理其常规含义就是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处理这些关系的规则，而用作者的话说就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而伦理学，则是关于生命感觉的知识，考究的是生命感觉的真实意义。

　　其中伦理学分两种：理性伦理学和叙事伦理学。

　　理性伦理学探究的是人的一般生命感觉的法则和基本道德观念，进而制造出一些道理准则，通过教育，让人的心性符合这些道理准则。其中代表者有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等人。其所关心的是道德的普遍状况，其质料是思辨的理则，具有普遍性和概括性、规范性。

　　叙事伦理学则是讲述个人的生命故事，由此提出生命的感觉问题，营造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其关心的是道德的特殊状况，讲述的独特的个人命运，由此再去探索生命感觉的意义。通过讲述一个故事，使一个人进入到某种叙事的时空之中，不经意地就塑造或改变可一个人的生命感觉，甚至使他的现实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叙事伦理学的叙事具有独特性和现实性。荷马。但丁、莎士比亚等人就是叙事伦理学的古典大师。

　　其中现代叙事伦理又可以分为：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

　　人民伦理大叙事看起来是讲述历史中的个人命运，实际上民族、国家、历史的目的比个人的命运更为重要。其生命的感觉是某些历史圣哲设立的戒律或某个国家化的道德宪法设定的生存规范构成的，目的是教化规范个人的生命感觉。

　　自由的叙事伦理只讲述个体的道德境况，让从中自行领会并形成自己的伦理观念。“自由的叙事伦理学不说教，只讲故事，它首先是陪伴的伦理：也许我不能释解你的苦楚，不能消除你的不安、无法抱慰你的心碎，但我愿陪伴你，给你讲述一个现代童话或者我自己的伤心事，你的心就会好受得多了。”(作者原话)

　　以上就是我对本书前端主要阐述的伦理的理解，在此之后作者通过复述几个故事，希望提供一个虚拟的时空，让读者感受伦理之意。故事有四个，但因为作者在复述的时候带有太多的主观因素，若然只看作者的复述文段，恐怕对原着的理解会产生一定的偏颇，不能产生自己的真切见解，故我选取其中我较为熟悉的牛虻部分做阐述。

　　作者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大体阐述了《牛虻》的故事，他认为故事的发展主要是牛虻的“私人的痛苦”所驱动的，而《牛虻》的作者丽连讲述牛虻的故事用的是革命故事的讲法，并非多元主题的伦理故事讲法，于是作者用牛虻的五个主要人物牛虻和他的父亲、情人和她的情人以及牛虻的情人的第一人称口吻讲述了其自身的故事。

　　牛虻的情人绮达、琼玛及她的情人玛梯尼三人的自我论述的却能让人从中体会到一中不同于原故事直述时的令一种人物生动感，或许是因为三人叙述大体都是爱情的纠葛问题。而对于牛虻和其父亲蒙太尼里的自述，我则感觉不太妥当。

　　正如作者所说，牛虻的革命因素是他“私人的痛苦”，而这痛苦是他父亲所造成的。在牛虻还是个少年亚瑟的时候，他为琼玛误会他出卖革命同志而打他耳光而感到痛苦，于是他想自杀，但是也紧紧是这样而已。当他知道其实自己是深爱的padre的私生子时，他才深深感觉到那种刻苦铭心的痛苦，他的人生崩塌了，于是他伪装投河自尽，远走他方。

　　十三年后的牛虻变成了一个犀利的革命领导者，一切的纠葛又以父子俩的爱恨为主线缠绕发展着，作者在此只着重牛虻对他父亲的恨，但是我认为更多的是爱。

　　在最后的革命活动中，牛虻本可以全身而退，但蒙太尼里突然出现在战斗中，牛虻的手枪指这他，若果更多的是恨，牛虻定会扳动手枪，他没有，这位主教大人上前一步时，他身体摇晃，拿枪的手垂了下去，被士兵们所捕，这正是故事的一大转折点。

　　在牢狱里牛虻和蒙太尼里对话，牛虻回忆在厄瓜多尔的矿场被疾病作折磨的时候，梦中父亲从门口走过他的身边，却丝毫没有理会他，只顾着祈求上帝。我想这就是他的恨之所在，在蒙太尼里心里，虚幻的上帝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教会职位，蒙太尼里不敢承认亚瑟是他的儿子，一直欺骗亚瑟!上帝占据了牛虻在蒙太尼里心里应占的位置，只要是爱上帝就不能真切地爱他。最后牛虻可以逃走，但是他要求蒙太尼里放弃所爱的上帝和他一起逃走，蒙太尼里不能，他挣不破心灵的束缚，牛虻也不走了，就算走了，也得不到他所要的爱，也砸不碎这泥塑的上帝，也得不到胜利!是的，牛虻一直都是爱他的Padre的，即使是被Padre间接杀死时也一直爱着，如果没有爱就没有那些痛苦的挣扎，他的恨是因为得不到爱啊!

　　以上是本人对于《沉重的肉身》一文的感想，感想有很多，虽然不作阐述，但亦在脑间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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