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曹雪芹二十岁之前开始写的？-经典文学作品网

　　从周汝昌《曹雪芹生平简表》的谬误看《红楼梦》考证的荒唐

　　红学研究

　　最近一段时间，红楼梦学会(下称红学会)的权威们对刘心武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红楼梦》揭秘”的“秦学”讲座群起而攻之，他们纷纷指责刘心武先生的“秦学”是信口乱说，给中国的学术氛围、学术环境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然而在笔者看来，若是纵观自胡适引发的80多年的《红楼梦》考证历程，纵观考证派红学家几十年的曹雪芹生平家世考证，红学会权威所津津乐道的“曹学”似乎比刘心武的“秦学”还要荒唐得多。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笔者试从周汝昌先生编写的《曹雪芹生平简表》及红学家们的相关说法入手，谈谈红学会的权威们在曹雪芹生平家世考证方面的种种荒唐现象。

　　一、周汝昌先生推测而成的《曹雪芹生平简表》，是几十年来考证派进行《红楼梦》考证的重要依据

　　早在1948年，周汝昌先生就编出了一份《曹雪芹生平年表》(1)(周老在新著《红楼夺目红》中，将其称为《曹雪芹生平简表》)。虽然胡适先生当年对这一年表不以为然，但随着周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在1953年的发表，随着周汝昌先生在新中国红学权威的逐步确立，周老所编的《曹雪芹生平简表》，基本成为了考证派对曹雪芹进行生平家世考证的依据。几十年来，考证派几乎都是沿用周老在这一年表中提出的曹雪芹卒于癸未1763年之说。在此期间，虽然还有关于曹雪芹卒年的不同版本，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版本并没有从根本上对周汝昌先生的这一说法造成冲击。比如胡适于1927年得到的脂评本中，上有一句批语“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数语，胡适先生据此推测“曹雪芹死在乾隆壬午除夕(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三日)”。(2)一些考证派的大师们通过考证，认为脂批“壬午除夕”为“癸未除夕”之笔误，并于1962年对此进行了反复的大规模论争，以期取得一个“科学”的结论。令人莫名其妙的是，通过这场论争，反而更加增强了周汝昌关于癸未之说的优势地位。对这场关于曹雪芹究竟卒于哪一年的大规模论争，刘梦溪先生在他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有过一段客观介绍：

　　曹雪芹卒年问题，是考证派红学的必争之地。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始而提出卒于乾隆乙酉(1765年)，在《跋红楼梦考证》里改为甲申(1764年)。后来甲戍本出现，根据“壬午除夕”的脂批，复主壬午(1762年)。1947年，周汝昌提出卒于癸未(1763年)，从此壬午、癸未两说长期争论不休，前后发表的文章达数十篇之多。

　　1962年曹雪芹二百周年忌日前夕，卒年论战达到高潮，仅《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在三个多月时间里，就发表各种不同观点互相驳难的文章十三篇，盛况实属空前。……虽未形成(曹雪芹卒年的)定论，讨论得相当深入，是一次充分反映红学学术水平的论争，社会各界为之刮目相看。这之前，由于胡适、俞平伯的力主，壬午说略占上风;经过1962年的会战，癸未说明显得势。但后来甲申说复出，对“壬午除夕”的脂批重新加以句读，确认“壬午除夕”是批语署年，不是雪芹逝去时间。壬午和癸未两说便都处于守势。通过这场大规模的论争，特别是通过1963年开展的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的活动，便形成了数十年来一直沿用的说法，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逝世于1763年“癸未除夕”云云。虽然红学会名誉会长冯其庸先生和红学会副会长蔡义江先生对此有不同看法，冯其庸先生一直坚持胡适所认定的“壬午”的说法，认为曹雪芹逝世于1762年，不是1763年。(3)蔡义江先生认为这两个说法都不一定对，曹雪芹应该卒于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年2月2日正月初一日)，与癸未说的公元纪年相同。(4)由于1762、1763、1764.上下之间仅仅一年之差，红学界的权威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就没有形成很尖锐的冲突。周汝昌先生关于曹雪芹卒于1763年癸未之说，“经过1962年的会战”而“明显得势”，成为了1963年纪念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的依据，这一说法为周老确立在考证派的中坚和集大成者地位，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周老为了全面论证和巩固他的这一学说，以“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自许，为考证曹雪芹的生平家世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为了证明这个曹雪芹的绝对真实，为了强调曹雪芹逝世于1763年，周老还忘不了在自己的新著中宣扬他所编撰的《曹雪芹生平简表》。

　　然而，我们如果对周老于1948年编出的基本定形的《曹雪芹生平简表》细加分析，就会发现其中许多谬误和乃至荒诞不经的地方!为了说明这个《曹雪芹生平简表》的荒诞不经，为了说明考证派红学大师追捧考证了数十年的“曹学”荒唐至极，笔者将周老新著《红楼夺目红》中的《曹雪芹生平简表》(下称曹表)，全部转录于下：

　　曹雪芹生平简表

　　雍正二年(甲辰1724)闰四月二十六日生。

　　雍正三年(乙巳1725)四月二十六日芒种周岁，遂以芒种为生辰之标志。

　　雍正六年(戊申1728)父曹罨褡锍掖剩铱诨鼐∷馐锌凇?

　　乾隆元年(丙辰1736)赦免各顶“罪款”，家复小康。十三岁(书中元宵节省亲至除夕。宝玉亦十三岁)。是年四月二十六日又巧逢芒种节(书中饯花会)。

　　乾隆二年(丁巳1737)正月，康熙之熙嫔薨。嫔陈氏，为慎郡王胤禧之生母(书中“老太妃”薨逝)。

　　乾隆五年(庚申1740)康熙太子胤礽之长子弘皙谋立朝廷，暗刺乾隆，事败。雪芹家复被牵累，再次抄没，家遂破败。雪芹贫困流落。曾任内务府笔帖式。

　　乾隆十九年(甲戍1754)《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初有清抄定本(未完)。

　　乾隆二十年(乙亥1755)续作《石头记》。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脂批于第七十五回前记云：“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是为当时书稿进度情况。脂砚实为之助撰。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友人敦诚有《寄怀曹雪芹》诗。回顾右翼宗学夜话，相劝勿作富家食客，“不如著书黄叶村”。此时雪芹当已到西山，离开敦惠伯富良家(西城石虎胡同)。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1758)友人敦敏自是夏存诗至癸未年者，多咏及雪芹。

　　乾隆二十四年(乙卯1759)今存“乙卯本”《石头记》抄本，始有“脂砚”批语纪年。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今存“庚辰本”《石头记》，皆“脂砚斋四阅评过”。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重到金陵后返京，友人诗每言“秦淮旧梦人犹在”，“废官颓楼梦旧家”，皆隐指《红楼梦》写作。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敦敏有《佩刀质酒歌》，纪雪芹秋末来访共饮情况。脂批“壬午重阳”有“索书甚迫”之语。重阳后亦不复见批语。当有故事。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春二月末。敦敏诗邀雪芹三月初相聚(为敦诚生辰)。未至。秋日，受子痘殇，感伤成疾。脂批：“……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嘗哭芹，泪亦待尽……”记之是“壬午除夕”逝世，经考，知为“癸未除夕”笔之误。卒年四十岁。

　　乾隆二十九(甲申1764)敦诚开年挽诗：“晓风昨日拂铭旌”，“四十年华太瘦生”，皆为史证。(周老引用的这两句诗有误，原句应为：“四十年萧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笔者注)

　　二、考证派沿袭了数十年的曹雪芹生平之谈，是没有半点科学性的信口开河

　　据这个《曹表》所称，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1724年)，1728年曹罨褡锘鼐涫辈苎┣勰杲鏊乃辏毡碇型扑阄逍樗辍2桃褰壬疲笔薄把┣坌樗杲鑫乃辏底隳炅渥疃嘀挥腥辏喟牖共坏饺辍!保?)表中又称，到了乾隆十九年(1754年)，已经有了《甲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样算来，曹雪芹其时仅仅三十岁。那么，《红楼梦》就应该是这个曹雪芹在二十岁之前开始写的。道理很简单，既然是《甲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那就应该有《某某年初评石头记》才说得通。象这么一部两百多年来多少红学泰斗都理不清读不懂的百科全书，谁也说不清脂砚斋要经过几年的阅读理解后才能点评，要花几年时间才能一笔一画地誊抄、初评出来。冯其庸先生是当今最具代表的红学权威，他老人家对《红楼梦》进行“潜心研究”就达二十多年，然后才推出他的心血之作《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而在这二十多年的“潜心研究”之前，冯老早在解放初期就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红楼梦》进行过“反复研读”，还在文革初期用毛笔抄写过影印本《庚辰本石头记》。(6)笔者仅用毛笔抄一部《三家评〈红楼梦〉》小楷就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更遑谈对其进行解析和评论。若以此类推，脂砚斋对《石头记》历时五年或十年一评也不为过。

　　由于不能确定脂砚斋具体用了几年来初评《石头记》，又不能把脂砚斋评批《石头记》的时间设想得太多，我们权且以最短的三年时间推定脂砚斋连评带抄进行初评，那么这部《石头记》最迟在1751年前就必须完成。这说明曹雪芹完成这部《石头记》，脂砚斋开始点评这部书时，曹雪芹最多二十七岁。在《甲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有一首开场诗的结尾称：“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这“十年辛苦不寻常”与《红楼梦》开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钗》”的说法是一致的，都是“十年”的时间概念。既然都是十年的时间概念，也就说明该书已经全部完成。以这个《曹表》结合“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红楼梦》书中陈述来看，曹雪芹开始写这部书的时间不能晚于十七岁。作为一个年仅十七岁的人，为什么要写出一部无数人解析一辈子都解不出“其中味”的“伟大著作”?他写这部书，又是出于什么目的?他写这部书，要不要进行前期的构思和部署?如果他再花去一两年的时间去构思，一个十五六岁的毛头小伙子，能有“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的胆识吗?能写出这么一部值得当今红学会名誉会长冯其庸先生都认为“对这部博大精深的《红楼梦》来说，我的学养远不足以胜任研究这部巨著”(7)的伟大著作吗?一个年仅四岁就遭受家庭变故，曾经显赫非常的家族被朝廷抄家问罪，其父母都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曹雪芹，既不可能有“锦衣纨袴”“饫甘餍肥”的生活经历，更谈不上得到满室书香的家庭薰陶，后来还落魄到“举家食粥酒常赊”(8)的地步。这样的一个曹雪芹，能具备无比丰富的社会阅历，无比渊博的学识水平吗?他能对皇宫中的各种礼仪各种陈设了如指掌信手拈来吗?他能胸藏大观园中那样恢宏的景观结构吗?他能对当时皇室官场的黑暗内幕如此了解并恨之入骨吗?他能对只有成年人才具有的心理特征处世方法，进行入木三分出神入化的刻画吗?如此年轻幼稚的年龄定位，是令人无法想像的，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可是，蔡义江先生竟认为这样的事情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是不应该值得令人怀疑的。

　　蔡义江先生指出：

　　有人表示怀疑，说(曹雪芹)从十八九岁写到二十八九岁，这么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伟大的小说能写出来吗?其实是应该相信的。比如前苏联有一个作家，叫肖洛霍夫，他写了《静静的顿河》，译过来厚厚的四本。你如果看由小说改编成的电影的话，可能一个晚上还看不完。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写出来的?《静静的顿河》出版的时候怀疑他写不出来，是剽窃人家的成果什么什么的。还打了许多笔墨官司。到后来，肖洛霍夫的手稿找到了，这才证实就是他二十二岁之前自己写的东西。曹雪芹就不行?从二十岁之前开始写，就写不出来?所以说我觉得根本不成其为理由的。(9)

　　蔡义江先生以肖洛霍夫能在二十二岁之前写出《静静的顿河》，来证明曹雪芹也可以从十八九岁到二十八九岁写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小说。他的这一说法也许有一点点可以成立的理由，因为他老人家找来了一个可比的人物作“旁证”。然而，蔡义江先生仅仅对曹雪芹于十八九岁至二十八九岁之间写作《红楼梦》进行了推测，对曹雪芹的旧有《风月宝鉴》的解释，就似乎有点含糊其辞，无法深入下去了。蔡义江先生对脂评本《石头记》中关于“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的评语是这样解释的：

　　在《红楼梦》故事里面讲到《风月宝鉴》，而且在书开头提过“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东鲁是山东。在这个上面有一条眉批，……批语说：“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就是说我看到这个新的稿子写出来，就想到了旧的稿子，所以我仍用了旧书名。从这一个批，把《风月宝鉴》跟《石头记》这两种书稿，一前一后用新旧连起来，《风月宝鉴》做为《红楼梦》的第一稿来算是可能的，写得大概比较幼稚。当然，也还存在另外可能，就是《风月宝鉴》是曹雪芹的另外一部书，这部书没有传下来。总之，我们要说明，他的五次修改书稿，都是在他1754年之前，就是三十岁以前。(10)

　　用蔡义江先生的说法，曹雪芹新有《石头记》，旧有《风月宝鉴》。《石头记》有可能是曹雪芹在“比较幼稚”的《风月宝鉴》基础上的进一步加工，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风月宝鉴》是曹雪芹的另外一部书，这部书没有传下来”。如果以红学大师们“科学的考证”方法对这一重要情节进行考证，那么，曹雪芹的这部没传下来的书又写了几年?完成于进行《红楼梦》创作的多少年以前?据有关词典注解，“旧”是年代久远的意思。这“旧有”二字既可以按三十年五十年算，最短也不该少于十年二十年。若是三年五年之隔，充其量只能称“前有”而不是“旧有”。如果以最短的“旧有”时间概念进行推算，即以十年的“旧有”时间，再加七八年的写作时间类推，这部《风月宝鉴》只能是曹雪芹写作于刚刚出生之际;若以十五年、二十年的“旧有”时间概念推算，这部《风月宝鉴》就只能由曹雪芹写作于出生之前了;而为其《风月宝鉴》作序的已逝的“其弟棠村”，究竟于何岁何年为其哥哥的著作作序，又是逝于何岁何年，就更不可考证了。这样的加减乘除，也许没有读过书的文盲也能算出来。这样看来，蔡义江先生所认为的曹雪芹在旧有《风月宝鉴》的基础上“从十八九写到二十八九岁”写出《红楼梦》的结论，简直就是天方夜谈!

　　为了比较简单明了地阐述这个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事实，笔者试将周汝昌先生编制的《曹雪芹生平简表》，再结合敦诚敦敏兄弟的相对年龄，以逆向的方式排列出来，从而看出红学家们沿袭这个年表所进行的《红楼梦》考证，是何等的荒诞离奇;蔡义江副会长对曹雪芹三十岁之前能写出《红楼梦》的说法，是何等的信口开河，荒唐可笑。

　　曹雪芹生平及其《红楼梦》创作的逆向一览表(据周汝昌《曹雪芹生平简表》编)

　　三、考证派对曹雪芹生平家世的考证，也许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场荒唐闹剧

　　毫无疑问，笔者在上文逆向《曹表》中所反映的事实是根本不能存在的。在古今中外的人类文明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十六七岁的人能写出一部两百多年来无数人都研究不透的书的先例，更不可能有一个刚刚出生或还没有出生的人便写出了一部“比较幼稚”的《风月宝鉴》，并由一个无可考据的“弟弟”为其作序!退一万步来说，就是将雪芹旧有《风月宝鉴》的“旧有”二字理解为“前有”或“已有”，这部《风月宝鉴》也要耗费雪芹好几年的时间进行创作。若照这个《曹表》推算，其时的雪芹也只能是个一身稚气的十岁顽童而已，为其作序的弟弟仍然不可考证。这样的事情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红楼梦》书中开头写到：“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美(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这已清楚写明这部书是一个从锦衣玉食的纨袴子弟，落魄为“一技无成，半生潦倒”的人写的。而自称“半生潦倒”的人，至少是四十岁以上的人。蔡义江先生所说的“从十八九岁写到二十八九岁”的曹雪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称自己已经“半生潦倒”。而且这个书中自称“半生潦倒”的人，是个既有父母又有兄长弟弟的人，与红学会权威们考证崇拜了多少年的曹寅之孙曹雪芹，根本扯不上半点关系。因为在红学家们考证得来的《五庆堂族谱》中，并没有关于曹雪芹的半点记载。即使有些红学家认为这个族谱中的曹天佑，就是《红楼梦》著者曹雪芹，可是族谱上的曹天佑也既无兄长，又无弟弟。因此，无论从这个曹雪芹的年龄推算，族谱记载，还是从《红楼梦》书中、脂评本中所披露的作者的社会关系、社会阅历来看，考证派所认为的曹寅的孙子曹雪芹都与这些相关说法搭不上半点关系。冯其庸先生称，曹雪芹逝世于1762年，终年虚岁48岁。(11)照冯老的意思，曹雪芹写作《风月宝鉴》的年龄应该在周汝昌先生所制的《曹表》的说法上再加上8岁，但这一说法同样存在解释不通的问题，即一个年仅8岁的曹雪芹，不可能写出一部《风月宝鉴》;一个比曹雪芹小近二十岁的敦诚，不可能以长辈的口气去告诫一个早已写好了两部著作的伟大天才，不可能以极其轻蔑的口气，教训一个比他父亲小不了几岁的曹雪芹说“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12)一个死于将近五十岁的曹雪芹，更不可能被其小了近二十岁的小朋友敦诚在其輓诗中写成“四十萧然太瘦生”!(13)冯老关于曹雪芹的这一说法，不仅与《红楼梦》一书开头的“半生潦倒”之说格格不入，而且同样无法证明这个雪芹究竟是曹寅的儿子还是其孙子，无法证明这个曹雪芹究竟生于何年，死于何岁这一最核心的问题。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红学会的权威们对一个分明破绽百出的曹雪芹生平家世的考证，永远也舍不得割爱。冯其庸等先生至今还在高呼着“可以(对《红楼梦》)再研究一千年”(14)，其意思就是要把曹雪芹的生平家世永远考证下去。为了维持这场考证的长盛不衰，考证派的权威们使出了浑身的解数，让《红楼梦》考证始终焕发出特有的魅力。在考证派的权威圈子内，在认为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的前提下，只要与曹雪芹家世有关的“学术论文”，不论是与《红楼梦》研究隔靴搔痒的曹雪芹祖籍考证，还是对脂砚斋各执一词的“大胆假设”，都被其视为对《红楼梦》进行的科学考证。为了制造《红楼梦》考证的轰动效应，考证派的一些大师们甚至对一些早被证明是作伪的曹雪芹假画相、假墓石、假诗，进行轮番炒作。而任何怀疑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的看法和文章，则被其视为唯心主义的“索隐”，视为《红楼梦》研究中的洪水猛兽，遭到红学会权威的兴师问罪。在考证派的红学权威内部，尽管他们对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的观点相同，他们对曹雪芹家世进行永远考证的追求相同，但他们对曹雪芹的祖籍、生年、卒年乃至对脂砚斋的看法都可以各持己见，他们在这些方面的考证成果可以永远不必达成共识，并以各持高见的考证成果成为享誉海内外“德高望重”的红学大师。

　　如在曹雪芹的祖籍方面，红学家们除了一个铁岭之说，还有冯其庸、周汝昌各为代表的辽阳、丰润之说。(15)生卒年方面，冯其庸认为曹雪芹约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公历1763年2月12日;(16)周汝昌认为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甲辰1724年)闰四月二十六，卒于乾隆二十八(癸未1763年)春二月末;(17)李希凡对曹雪芹的生年远远没有周汝昌的以上说法有把握，认为“曹雪芹究竟生于那一年，目前只有一个‘约略’的推算——‘约1715年’”。(18)而蔡义江认为“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年春，只活了四十岁，则其出生当在雍正三年(乙巳1725)。”(19)

　　对脂砚斋和畸笏叟的考证可谓成果多多，仅胡适先生对此就有几种说法，他刚说完“脂砚斋是雪芹同族的亲属”，马上又改口说脂砚斋“也许是曹顒或曹颀的儿子”，过了一段时间，又“相信脂砚斋即是那位爱吃胭脂的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魏同贤先生曾指出，胡适对脂砚斋这种“翻来覆去，模凌两可”的说法“显得苍白无力，甚至陷入荒谬”。(20)周汝昌先生则一口咬定脂砚斋就是史湘云，并称这是他凭“悟”性“悟”出来的平生最为得意的考证成果;(21)蔡义江却以“充分理由”认为，“无论是哪一方面看，畸笏叟都只能是(曹雪芹的父亲)曹睢保唬?2)吴世昌以为是曹宣的第四子曹硕;俞平伯以为大概是雪芹的舅舅;赵冈最初以为是曹畹囊鸥棺樱蟾谋湮羁赡苁茄┣鄣氖迨濉#?3)

　　此外，红学家们对八十回和一百二十回的看法也莫衷一是。比如蔡义江认为“后四十回没有曹雪芹一个字”;(24)并列出后四十回“变了主题，与书名旨义不符”、“过于穿凿，求戏剧性而失真”、“扭曲形象，令前后判若二人”、“语言干枯，全无风趣与幽默”、“缺乏创意，重提或模仿前事”、“装神弄鬼，加重了迷信成分”、“因袭前人，有时还难免出丑”等几大弊端。(25)周汝昌认为后四十回纯粹是被“高鹗作了大量的篡改”，“甚至改得驴唇不对马嘴”。(26)冯其庸的说法就有点含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如他在《论程甲本问世的历史意义》中说到，“我至今认为这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的文字，拿这个后四十回如果与前八十回比，我认为它有三个方面比不上曹雪芹的前八十回。”紧接着又说，“那末，这后四十回的作者是谁，它的来历如何呢?在没有其他可靠的证据之前，我认为仍然应该重视程伟元的话。”似乎肯定一百二十回出自一人之手。冯老还指出，“过去红学界有些研究者对程本系统的百廿回本深恶痛绝，予以全部否定，是极为不公的。”(27)他的说法与周汝昌、蔡义江的说法又相去甚远。在这一方面，林冠夫说得比较客观。他认为，“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程伟元序是在弄虚作假，恰恰相反，倒都证明了他所说的是事实。也就是说，胡适的高鹗作后四十回续书的结论，是很难成立的。因此说，《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的作者，虽然不是曹雪芹，但也不大可能是高鹗，而是另有其人。这个是谁，迄今还是个迷。”(28)

　　有关曹雪芹本人的考证成果就更多了。比如，冯其庸考证出曹雪芹是一个“由富贵坠入穷困的作者”，(29)“曹雪芹大概在四十岁前后移居北京西郊傍近西山的荒村”，“曹雪芹在三十岁左右开始《红楼梦》的写作”。(30)蔡义江认为从三岁多被赶上抄家的曹雪芹“没有赶上过好日子”，《红楼梦》是曹雪芹“二十岁之前开始写的，在三十岁之前写完。”曹雪芹死于1764年(仅四十岁)，但从三十岁至四十岁死前的“最后十年，曹雪芹没有再写也没有再改《红楼梦》”。(31)周汝昌言之凿凿地一口咬定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六日未时，并列出本文前面所引用的《曹表》。李希凡则称“曹雪芹离开江宁和扬州年龄不可能太小”，(32)其说法与蔡义江、周汝昌明显不同。此外，冯其庸认为“曹雪芹实际上还是曹宣的嫡孙，而不是曹寅的嫡孙，所以把曹雪芹作为曹畹亩樱蛞磺形侍舛伎梢缘玫胶侠淼慕馐汀!敝皇欠肜系恼庖唤馐陀执痈旧贤品怂先思易约阂还峒岢值摹安苎┣凼遣芤铩钡乃捣ā#?3)蔡义江“思索了很久”以后，“联想曹畹耐饩臣捌溆胙┣鄣母缸庸叵担突砣豢柿恕保衔盎耸遣茴，那就解释的通了”。(34)周汝昌则分明在自己编成的《曹表》中称“(曹雪芹)父曹罨褡锍掖剩铱诨鼐∷馐锌凇保谕槐臼橹校芾嫌痔孤识韵嗝艿刂赋觥安苎┣勖啵两窳盖资撬渤闪诵浮!保?5)林冠夫对此问题似乎也拿不定主意，他说“曹雪芹的父亲，究竟是曹顒还是曹睿窕故歉雒浴保拔蘼鬯凳遣茴劵故遣茴，都只是一种推测”。(36)

　　根据这些考证派大师几十年来的考证成果，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各位大师自以为科学且皆大欢喜的结论。归纳起来就是：这个十八九岁或是二十多岁开始进行《红楼梦》创作的曹雪芹，至少有两个或者是三个祖先发源地;有三个不同的生年;有三个不同的卒年;脂砚斋评本中的脂砚斋和畸笏叟的想象空间太多;关于曹雪芹的说法不能统一，也不能和《红楼梦》书中情节接榫，并且始终找不出这个曹雪芹究竟是曹寅的儿子，还是曹寅或曹宣的孙子，还是曹寅或曹畋救说耐骋淮鸢福凰泄赜诓苎┣塾诤问焙蔚匦醋鳌逗炻ッ巍返乃捣ǎ荒芷厩宕饕濉⒍爻闲值艿氖浠虼沤芯】赡艿穆呒评怼⒋蟮偕韬头岣涣耄也坏桨氲闳吩涞闹ぞ荨T斐烧庖幌窒蟮闹饕蚴恰坝泄夭苎┣鄣闹苯幼柿喜欢啵蚨芯抗ぷ鞔嬖谧畔嗟钡睦选保?7)，并非是考证派红学大师主观上的不努力。正是因为这样，也就有了红学会还要对曹雪芹生平家世永远考证下去的全部理由;正是因为这样，也就有了人类文明史上一场投资最大，版本最多，历时最长，参与学者不可胜数，社会影响无法估量的很难收场的“曹学”闹剧。

　　四、风行了80多年的《红楼梦》考证，必将退出历史舞台

　　最近出版的2005年第六期《红楼梦学刊》，发表了《冯其庸、李希凡、张庆善访谈录——关于刘心武“秦学”的谈话》。在这篇《访谈录》中，红学会的权威们针对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信口乱说”“秦学”群起而攻之，红学会会长张庆善严厉指出：“中央电视台和刘心武都是一种很不负责很不严肃的行为。这种所谓的研究解读，不仅仅对《红楼梦》研究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而且对中国的学术氛围、学术环境也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38)作为德高望重的红学权威，为了中国良好的学术氛围，学术环境不受破坏，而对中央电视台提出“忠告”，其出发点是难能可贵的。令人遗憾的是，红学会的权威们只是善于责人以周地批评他人，却不愿律己以严来反省自己，不能以自己在《访谈录》中所标榜的“学问要有学问的品格，学问要有学问的规范，信口乱说怎么能称为学问呢”(39)为标准来要求自己。如果他们能以这一标准来要求自己，以这一标准对《红楼梦》考证进行反思和总结，那么，他们也应该对几十年来的曹雪芹生平家世考证进行正反两方面的总结;应该向广大读者对考证派沿用了几十年的《曹表》提供一个科学的解读方案;应该反省红学权威们各执一词破绽百出的“红学”、“曹学”专著流向社会后，在无数读者中造成了多大的思想混乱;应该反省将并没定论，破绽多多的曹雪芹塞在各种教科书、各种词典字典、各种相关史料中的作法，给“中国的学术氛围、学术环境”造成了多么不可估量的混乱;应该反省考证派几十年来推崇的“曹学”是不是比刘心武的“秦学”更加荒唐。而不是只会用一些重复了几十年的陈旧套话为其荒唐至极的曹雪芹生平家世考证进行辩护，说什么“考证作者家世是应该的，因为留下的历史资料实在太少了，而且作者的家世的确对他写这部作品是有影响的”;(40)甚至还在自欺欺人地鼓吹“研究一部作品要研究作家的身世，要了解作家的处境，了解作家所处的社会，这是我们传统的研究文学的基本规律，叫做‘知人论世’，这些方法都是科学的。”(41)

　　很富戏剧性的是，还是在这篇《访谈录》中，李希凡先生一改自己以前关于“《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是描写阶级斗争的书”(42)的说法，以满不在乎的口气称，“我一直有一个观点，《红楼梦》是一部小说(而已)”。(43)既然如此，这部谁都知道是一部小说而已的书，真的值得那么多红学大师，为两百多年前不过是民间的一个小说作者家世进行无休无止的“科学的考证”吗?这些“科学的考证”真象红学大师们反复强调的那样意义深远吗?即使清代的学者研究《红楼梦》谈及曹雪芹，那也不过是民间学者茶余饭后的“消愁破闷”，那些学者并没有拿当时朝廷半文银子的俸禄。在21世纪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还有必要让纳税人供养几个红学权威，让他们各持己见地进行永远都没有正确答案的曹雪芹家世考证，而对其它不同观点的红学研究进行不遗余力的打压吗?还有必要只允许红学会几个考证派大师“大胆假设”，信口开河的“红学”专著充斥和垄断市场，让广大读者不知所云吗?

　　《红楼梦》书中写到，“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44)尽管红学会的考证派大师对自己的权威地位百般维护，并希望这样的权威地位永远巩固下去，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家世永远考证下去，口口声声称要对《红楼梦》“再研究一千年”，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随着曹雪芹家世考证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破绽和荒唐，随着广大读者对《红楼梦》考证提出越来越尖锐的质疑和挑战，考证派的日子恐怕是越来越难过了;风行了天下八十多年的《红楼梦》考证，这场对“中国的学术氛围，学术环境也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的荒唐闹剧，绝对不可能再风风光光地重演下去了。我们可以预言，随着《红楼梦》考证在历史舞台上的逐步淡化，随之而来的必将是一个真正的百家争鸣的“红学”天地，一个真正的百花齐放的学术春天。

　　红楼人物

　　金陵十二钗正册：林黛玉（判词）、薛宝钗（判词）、贾元春（判词）、贾探春（判词）、史湘云（判词）、妙玉（判词）、贾迎春（判词）、贾惜春（判词）、王熙凤（判词）、巧姐（判词）、李纨（判词）、秦可卿（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