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洋艘征抚记》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道光洋艘征抚记》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部记述鸦片战争历史的专著。魏源撰。约成书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以述及时事,恐遭时忌,在魏源《圣武记》初刻和重订本中均未予付刊,但民间已广为传抄。目前所存各种抄本,题名有《夷艘入寇记》、《夷舶入寇记》、《英夷入寇记》、《夷艘寇海记》、《英吉利夷艘入寇记》等,内容也间有差异; 刊本有同治八年 (1869) 署名“李德庵原本,李风翎辑录”实系据《英吉利夷艘入寇记》而改称的 《洋务权舆》,光绪元年 (1875) 署名“芍塘居士编”,实系王之春以 《英艘入寇记》改编的《防海纪略》。道光二十六年《圣武记》第三次重订本的第十卷目录中,列有《道光夷艘征抚记》的篇名,下注“补刊”二字,但无正文。光绪四年上海《申报》馆排印的《圣武记》第三次重订本,始将该篇全文辑录,正式刊行。葛士浚编《皇朝经世文续编》,朱克敬编《边事续抄》等均予收录。中华书局编辑《魏源集》也辑入全文。

　　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早年究心于今文经学,主张通经致用,宣传变法革新。道光二年中举人,后入赀为内阁中书。道光六年为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继为两江总督陶澍筹议漕运、水利、票盐等项改革。鸦片战争时期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参与浙东抗英斗争。战后广泛收集中外资料,编纂成《海国图志》,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道光二十四年中进士,历任江苏东台、兴化知县,高邮知州。晚年弃官学佛,不与人事。著述尚有《古微堂集》、《圣武记》、《元史新编》等。

　　全文分上、下两篇,近2万字,简洁、系统、真实地记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的背景、经过和结果。对于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扩张在华商业利益,猖狂从事鸦片走私活动,并蓄意挑起对华战争的侵略行径,以及在战时肆意奸淫掳掠中国人民的种种暴行,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谴责。对于主张妥协投降的琦善、耆英、伊里布、牛鉴等封疆大吏,以及虚骄昏聩的奕山、杨芳、奕经、余步云等前线将帅,给予了无情的鞭挞和贬斥。而于道光帝战前下令停止对各国贸易,战时和战不定,排斥林则徐、邓廷桢等抵抗派,重用琦善、耆英等投降派,也颇有微词。书中对林则徐、邓廷桢主持禁烟和抗击英军入侵的正义斗争,予以充分的肯定,并称颂:“西变以来,惟林公守粤,不调外省一兵一饷,而长城屹然。使江、浙、天津武备亦如闽、粤,则庙堂无南顾之忧,岛寇有坐困之势”。对英勇作战并以身殉职的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等爱国将领,有高度的赞扬。对主张抗战的裕谦,也依据史实,指出其“有攘寇之志,而无制寇之才”。对于广东三元里以及其他沿海沿江地区人民的抗英斗争,魏源也持肯定和支持态度。

　　在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时,魏源归咎于清政府内政的腐败,在战略上则归纳为未能抓住八转机,利用三外助,因而不战于可战之日,而偏战于不可战之日;不守于可守之地,而皆守于不可守之地;不款于可款之时,而专款于必不可款之时。

　　在探索抵抗英国侵略者的方略时,魏源除了重申修缮城池炮台、整顿水师等一般善后措施外,还着重强调要“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主张一方面设法收买外人船械,“其有洋船、洋炮、火箭、火药,愿售者听,不惟以货易货,而且以货易船、易火器,准以艘械火药抵茶叶湖丝之税”;一方面“奏仿钦天监用西洋历官之例,行取弥利坚、佛兰西、葡萄牙三国,各遣头目一、二人,赴粤司造船局,而择内地巧匠精兵以传习之”,以使“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在中国近代史上发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先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源在战时曾亲赴浙东前线,与伊里布、裕谦、林则徐军有过直接接触,有机会阅览到道光帝所下诏令、各省督抚和前线将领所呈奏折,甚至通过直接审讯英国俘虏获得外国情况,对于战时军队的调遣,海防的设施,各战场的战况,和谈的交涉等实际情况,有深刻的了解。作为当时人记当时事的珍贵记录,《道光洋艘征抚记》在史料上具有极高的价值,长期以来被人们用为研究鸦片战争历史,撰写有关著述的基本依据。因时代条件和文献资料的限制,书中对英方情形及某些史实的记述,仍有错误。近人姚薇元曾撰《鸦片战争史实考》,依据丰富的中外史料,对全书逐句加以考核。

　　目前所存该书各种抄本,除广州中山图书馆藏本题有“魏源默深著”以外,都没有署作者姓名。但早在清代,李慈铭 《越缦堂读书记》,汤纪尚 《纪定海兵事》,即认定该书为魏源所作,娄东福桥居士在抄本《夷艘寇海记》所作前记中,也指出该书为“邵阳魏氏所纂”。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史学界就该书作者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师道刚在《关于〈洋务权舆〉一书》中列举四条理由,论证“《洋艘征抚记》是以《洋务权舆》为祖本,加以演变增删而成的,绝不会是魏源的著作”(载《光明日报》1959年9月3日)。冼玉清撰《关于〈夷艘入寇记〉问题》,从校勘学的角度论证《洋务权舆》不是 《道光洋艘征抚记》的祖本,但又依据该书只字未提魏源曾目击的定海兵事; 广泛为广东地方志和广东人的著述所征引; 对林则徐办理禁烟事过于操切,危及乡邦加以苛责等方面,提出该书的作者不是魏源,而是广东人李风翎(载《学术研究》1962年第2期)。姚薇元则将《洋务权舆》、《夷艘入寇记》与《圣武记》卷十所载该书全文加以对照校勘,并对作者的出身、经历以及撰写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加以考察,又运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考据学等方法,对该书各种抄本和刻本的内容和文字详细作出考核,充分肯定该书的作者“确是晚清学者魏源”(见《历史研究》1959年第12期、1981年第4期)。他的这一论断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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